内容提要：现代化作为一项不断颠覆现有行为方式的进程，将不确定性的关系注入到了人类事务当中，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估所面对的一切。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在自我同一性的解构、归属感的匮乏、感性欲望的膨胀当中，深陷于自我认同焦虑的困境。如何建构一种新型的自我观，从而为解决现代人的认同焦虑奠定理论基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自我 认同 现代性 他者 生存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现代社会的发展既是人的主体力量自我确证的过程，也是人之精神世界相对空虚化的过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人们的自由交往程度不断提高。但是，物质水平和交往程度的提高并没有真正使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得到实现，相反，却出现了诸如不断增强的主体性与日益严重的虚弱感的矛盾、物质占有的丰裕与精神失所的矛盾、个体交往的广泛与孤独感不断增强的矛盾等问题。孤独、焦虑、自我怀疑、自我失所等内在焦虑严重影响人们内心的和谐稳定。所有这些集中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困惑和无助。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现代化作为一项不断改革、不断颠覆现有行为方式的进程，将一切不确定性的关系注入到了人类事务当中，人们需要不断重新审视、评估和革新所有的事物。
生活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人，在物质欲望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在都市化的流浪、归属感的淡化中，在权威的不断消逝、身份感的不断模糊中，深陷于“我究竟是谁”的追问。 认同焦虑成为现代人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自我同一性的解构
从词源上讲，“认同”（ident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idem（即相同）。在哲学和逻辑学中，identity就被译成“同一性”，它既表示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也表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洛克就在这一意义上对认同进行了专门论述。他认为：“我们如果把一种事物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存在的情形，同其在另一种时间和地点时的情形加以比较，则我们便会形成同一性（identity）和差异性（diversity）的观念……同一性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我们所认为有同一性的那些观念，在现在同在以前存在时的情况完全一样，没有变化。”
具体到人的同一性，情况就复杂得多。人的同一性问题决不仅仅体现为外在形态在不同时空中的一致性，同时还要表现为人之内在的统一性，即心理、意识、情感、价值等的内在同一性。这是因为，一个人身处不同的空间之中，尽管其外在的状况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由于其内在状况的变化，我们也很难称其与原来完全一致。对内在同一性的追求，反映了人有别于动物的理想性和超越性的一面。因为，尽管人类的肉体和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精神追求却是无限的，有限的个体生命通过精神的提升可以得到升华，人由此获得自身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在这一意义上，人的同一性或认同具有形而上的向度。正是借助这种超越的本性，人不断朝理想的、可能性的生活迈进，力图追求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自我认同恰恰体现在对这种总体性自我的理解和把握当中，亦即体现为意义感的追寻过程之中。
认同不仅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同时还是自我的辨别结果，即自我需要辨识自己究竟是否具有同一性，是一种在什么意义上的同一性。无疑，这就落脚到归属问题。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所谓归属，“是指一个事物经由辨别自己与其他事物的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这种辨识过程就是一种确认过程，个体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既会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也会发现自己与群体之物的相似之点，从而达到对“我是谁？”的确认。因此，“认同”是对于“我是谁？”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的不断诘问过程。
综上所述，自我认同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自我的同一性的建构、自我归属感的获得、自我意义感的追寻。而自我认同焦虑恰好与以上三个方面相对应，即自我同一性的解构、自我归属感的匮乏和自我意义感的丧失。
作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主体身上的具体展开，自我同一性即自我认同问题一直受到早期现代哲学的重视。早期现代哲学的自我，是一个同质的、理性的主体。这种统一的自我与人的心灵或理性密切相关。具体说来，从存在论意义上看，自我是一个永恒的实体。从认识论意义上来看，自我是思维、思想的核心，是人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存在物的特定能力。自我同一性的建构过程，就是借助人所具有的特定理性能力而保持其实体性的过程。具体说来，非理性的情感、意志等被视为差异性的、身体性的东西而被排斥掉，而心灵的或精神的一面被突显出来，进而彰显自我的“本真性”。这样，在自我同一性的建构过程中，非理性的情感、意志等被当作了异己的“他者”。
在此我们需要考察一下作为异己的他者的命运。他者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者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存在，一方面，他者是与自我不同的存在，另一方面，自我除非对他者有所了解，否则自己不会成为自己，不会获得自我意识和同一感。尽管他者作为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自我而言，他者的作用也只能在否定性的意义上被加以接受。如果他者的作用被提升到与自我等量齐观的地位，自我也就会发生蜕变，不具有其同一性，进而走向他者。传统哲学一直力图将他者排除在自我范围之外。柏拉图最早将他者引入哲学中，也是他最早在哲学中试图将他者整合为同一。在《蒂迈欧篇》中他就描述了这一点：
神取来三种元素，同一、他者、存在，把它们混合起来，做成一个模型。在这一过程中，他使用强力将他者之抵抗性和不相黏合的本性压缩进同一。在混合了同一和他者，接着是存在而得到一个整体之后，他又将此整体尽其所宜分成许多份，每一份都是同一、他者和存在的混合体。
可见，在柏拉图那里，他者最初处于同一之外，并与同一相对立，而后被强行纳入同一当中，被禁闭于同一之中。在早期现代哲学中，他者也有着相似的命运。早期现代哲学以理性的姿态自居，由于其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对非理性的排斥，导致了大写的“我”（我思）对他者的否定。笛卡尔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普遍的理性主体否定他者，以自我否定异己的他性。在他看来，人类的天赋理性或良知是真假是非的标准，而这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人与人从本性上说没有差异，也因此没有“我”与“他”的区分。存在着的只有“我”或“我们”，即同等地具有理性或良知的“大我”。理性成为用以解释一切现象的神话，它所表达的无非是理性对非理性的绝对主宰地位。在理性的法庭中绝不允许任何反常的、异己的力量存在。要么服从理性，要么放弃存在的权利。对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的显见等级关系，德里达认为：
在古典哲学的二元对立当中，我们所处理的仅仅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而不是两个项之间的和平共处。其中一个单项（在价值论、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居于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二元对立，首先就是要在某个特定时刻颠覆这种等级差别。
可见，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中，支配者以在场的、显在的方式为我们所见，从而居于认同的核心地位；相反，被压制和被排除的被支配者或者消失掉，或者不为我们所见，从而处于不在场的地位。
揭示权力向度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前提性工作，突破自我与他者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从而彻底放弃自我同一性的追求，这才是解构哲学的最终目的。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尼采就突出了自我构成中原先被压抑的权力轴。尼采的权力意志观表明，自我是多种力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尼采将身体的意志、情感、本能、欲望和激情的一面突显出来，认为自我其实就是这些被传统哲学视为外在他者的东西与理性之间所具有的相互张力。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力相互间的竞争，使人得以成为人。他明确指出，“与动物不同，人自身内部培育了大量相反的冲动和动力，由于这种力的综合，人成为了地球的主宰……的确，凡是在‘人类’显示其最大力量的地方，你总能发现支配性的本能，它们彼此激烈斗争……然而又受到很好的控制。”
差异权力的伸张对传统的自我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各种权力轴之间的博弈，使得原先处于统摄地位的权力让位给处于“他者”地位的权力，由此而使原先看似同质的、统合的、理性的、自主的、稳定的自我成为多元的、流动的自我。由此，差异权力的伸张造就了自我分裂的困境。
二、自我归属感的匮乏
思想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被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自我的同一性不断遭受消解，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基本现实。当代社会条件下个体所具有的多元分裂式的角色和身份，使得自我的同一性失去了稳固的基础。自我不再是与稳固的传统社会结构相一致的稳定的东西。在前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既定的。固定的社会地位规定了个人行为的具体细节，人们随之便有了对个人角色以及所从事活动的认知。处于稳定秩序中的个体，通过其在秩序中所处的环节而获得自己的认同感。在这样一种稳固的结构中，由于每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属的群体以及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无需为“我是谁？”的辨识而费心劳神。但是，在当代社会，人们摆脱了既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而存在着多种认同（身份）的可能性选择，并且这些不同的认同领域和认同范畴相互交叉、相互冲突，甚至是相互矛盾。由此，人们面临着多样性的认同万花筒。当代认同“已经变得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它已经从过去被认为是在限制它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中脱离出来；我们现在更有能力去选择各种不同的我们想变成‘我’的那些‘被提供出来的你们’”。当人们被无穷无尽的选择以及身份感所决定时，人们的认同感就开始失去了焦点。
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现象，市场经济表现为对小型亲密社区的破坏过程。社会化大生产将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因素从各个层面聚集起来。在这种集中化的过程中，那种使人们具有亲密的面对面的关系，并且能够解决大部分生活问题的结构，大都被摧毁或削弱了，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受制于大型工厂、民族国家等抽象化、非人格化的群体。随着小型亲密社区的解体，这种外加式的认定不再是个人形成自我认同的可行方式。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导致了个体与共同体的相互分离，现代自我也不易形成共同体所必需的献身精神和成员之间的亲密联系，这就容易引发个体归属感的匮乏。
现代性将自我视为一种“无负担性的自我”（an unencumbered self），它消除了种族的、宗教的、历史的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结社在自我认同中的重要性。现代自我观认为，“自我身份的确立独立于我所拥有的东西，亦即独立于我的利益、目的以及同其他人的联系。”个人的属性不为其所属的共同体所决定，相反，个人的自由选择最终决定共同体的形态。将自我看作一个能够进行自发选择的自我，排除了历史和传统在自我构成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的认同是由我们的社会文化所赋予的，是经由我们所发现的一种归属。认同问题的提出源于个体对自身生存状况及生命意义的深层追问，因而这种追问需要立足于一定的框架之上，否则就会产生一种虚无和飘渺感。对此，当代社群主义代表查尔斯·泰勒认为，“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野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当赞同或反对什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实践或习俗对于实现我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认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与此同时，共同体对个体所具有的温情脉脉的庇护功能成为永久的过去。面对共同善的消失，面对个体权利的无限伸张，共同体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丧失了。作为一种工具手段，社会不再像共同体那样是个体的精神家园，现代社会的自我很难像前现代的人们那样，从共同体中获得归属感。现代国家的兴起摧毁了“人在共同体的紧密结合中彼此承认的伙伴身份，以及透过集体目标来认同自己的深刻满足。在这一过程中，人逐渐被推向一个既冷酷又充满敌意的世界”。
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使得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着急剧变化。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深陷于一个多样性的环境里，借助同时限制也促进我们经验的方式来界定我们是谁，影响我们的感觉、信仰、理解和做法”。面对这一困境，很多学者要求回到古典共和主义当中。古典共和主义的认同观就强调政治共同体的共同目的，公民所重视的基本价值是共同体成员的团结、承诺和归属。因此，公民拥有积极参与政治的责任，私人利益需要有系统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社群主义代表人物麦金太尔就认为，应当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当中去，回到一个注重人生目的、讲究德性的环境中去。在他看来，社群要具有所有成员共同分享的目的，成员之间要有真情厚意，并且这种情谊并不仅仅局限于私人间的交往情感，而是应当扩大到公共领域当中，成为公共领域当中的重要德性。成员之间不仅对于共同的善有一种共同的理解，而且他们之间还要在共同善的引导下，互相激励最终求得共同善的实现。也正因如此，在社群当中，应当有一种贯穿其始终的道德计划，以唤起成员的爱国心和归属感。
表面看来，借助古典共和主义的认同观念，似乎是解决现代社会认同焦虑的一个良好途径，但是，这种古希腊城邦意义上的社群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已经很难有其生存的立足点。共同体式的德性践行的社会结构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在古希腊时代，个人与城邦密切相关，个人的福祉与城邦的命运紧密相联，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需要通过与城邦的联系得以辨识，个人的存在湮没于共同体的巨大阴影之中。但如今，个人高度自主以及个性化的状况与启蒙之前的状况大为相同。当人类从以人的依赖关系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那种希冀通过将个体的德性与整个共同体的命运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努力，其现实基础无论如何是不够坚固的。
在现代化的洪流冲击之下，古希腊德性社群的遗风仅仅在有限的领域内存在。我们似乎在教堂、家庭以及农村邻里当中还可以看到它的一点影子。但是，无论如何，古希腊城邦式的共同体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尽管麦金太尔本人对德性社群抱有浓厚的怀念之情，尽管他力图在“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建立地方性的社群，使其中的文明与德性生活能够延续下去，但是面对现代性对传统的强大变革力量，他也不无遗憾地坦言：“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活动不再有什么作用……目前还能发挥作用的政治活动都是小规模的，地方性社群的建立和巩固，似乎只能停留在家庭的层次上，存在于社区之中、工作场所、教区、学校、医疗中心当中。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无助的需求才会有人倾听”。
三、自我意义感的丧失
如果说，归属感的匮乏展现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对自我认同的冲击，那么，现代人感性欲望的无限膨胀所引发的意义感的丧失，则是个体内在变化对自我认同的冲击。尼采、德里达、福柯的自我观，解除了先验自我的幻像，将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展现了出来，这对于恢复人之自我的本来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非理性主义观点的强化，这种差异权力轴的过分张扬，所引发的是理性的超越性向度的丧失。个体非理性一面的极端渲染所造成的最终结果，是自我沦为纯粹感官享乐的动物。
当人类将上帝驱逐出世俗的领域，确立起自身理性的权威以后，感性欲望的个体依靠理性力量的引导，开始了人类辉煌时代。具有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近代人，在理性主义目标的引导下，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这种显见的进步的背后，却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理性在将工具性一面发挥到极致的同时，却将其价值规约的一面抛弃在一旁。
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性在发轫之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推动、相互支持的亲和力。新教的禁欲伦理精神，促使新教徒在世俗世界采取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通过自己在现实中的辛勤劳作来回应上帝的感召力。这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现代社会赖以建立的社会经济组织、科学技术、科层制度、法律系统等等，都植根于这种理性化的精神气质。但是，现代性的进展在突出“经济冲动力”一面的同时，却将“宗教冲动力”忽视了，社会发展中的两个具有相互制约性的因素失去了内在的平衡。现代社会将一切都纳入理性的计算过程中，工具理性日益远离了价值理性，手段压制了目的，财富的追求剥夺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只剩下赤裸裸的与世俗情欲的关联。
当工具理性丧失价值理性的规约时，人们欲望的无限满足而非真正的需要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欲求超出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成为了无限的要求。伴随着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自然开始了“祛魅化”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人们始终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体系，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包含着‘世界’作为一个‘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构想，要求这个宇宙必须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安排得‘有意义的’的整体，它的各种现象都要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和评价”。但是，当自然成为展现在人类面前任意宰制的对象时，自然的神秘性消失了。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个体丧失了一切禁忌，外在的一切成为人们竞相批判和否定的对象。曾经被认为神秘的自然和传统本身，在伸张自我个性的现代人看来，不过是任意宰制和批判的东西。
由此，破坏的运动感和变化感确立了人们赖以判断自我感受的崭新形式。对变化的感受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引起了一场更为深刻的危机，即对空虚的恐惧。宗教的衰败，灵魂不朽信念的丧失，使人们丧失了人神不可互通的千年传统。当批判的对象丧失殆尽，而理想又不复存在时，必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虚无主义倾向。个体由此丧失了自我存在的内在根基，沦落为无根基的精神流浪者。
四、新型自我观的建构与认同焦虑的消除
面对现代社会条件下自我认同焦虑这一严峻现实，我们应当在一种新的自我观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之道。在这其中，先验自我观念的摈弃、共享化的人际关系的建构、生存意义感的培育，应当是优先加以考虑的问题。
首先，摈弃先验自我观，建构一种关系性的自我观念。
早期近代哲学的自我是一种唯我论的自我。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假定了一个实体性的自我。这一自我被界定为其存在只依赖自身而不需要他物的存在者。实体是自满自足、自我说明、自我完善的系统，它既独立于人的肉体，也独立于外部世界其他有形的物体。这样，自我就是一个保持自身同一性的思想实体，它自由地存在，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这种唯我论阻塞了自我与他者之间交流的可能，从而使自我成为原子主义的自我。唯我论的封闭化原子主义，在看待世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往往将自身所认为的确定性的观点片面化为极致，从而漠视或压制差异性的他者伸张权利的自由。早期现代哲学之所以将自我进行了片面化的处理，是因为它遗忘了人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人的实践活动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展开的，人不仅要现实地处理与自然、自身的关系，更要现实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基于这种理解，自我、自然以及他人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合作化的关系，而非强制性的关系。
其次，摆脱原子化的自我观，建构一种共享式的新型人际关系。
现代化是一个集中化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不应当以人际之间亲密关系的消除为代价。现代性虽然以其强大的力量摧毁了氏族、村庄、部落等原有的社区机构，但是，现代性的维系和发展，同样也需要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无疑，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像麦金太尔所言的那样回归到亚里士多德传统，而是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宪政框架之内建构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是建立在公民彼此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基础上的，通过对话使原有独白状态下仅对每个分别的个人而言的善，转变为对我们大家而言共享的善。对此，查尔斯·泰勒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泰勒看来，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对话的关系，而不应当是一种独白的状态。他认为，即使是“天气真好”这种琐碎的小事当中，对话和独白状态也有着显见的不同。当一个人与其邻居谈论“天气真好”时，他（她）是在与邻居分享一种美好的天气。而在每个人自己意识到“天气好”而不加以交流时，这只是一种彼此关心的总和，是分别“对我和你”是好天气，而不是“对我们”是好天气。正是在彼此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作为异己的对方形成了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在自我与对方的相互形塑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共享式的关系。
最后，超越纯粹感性物质享受，提升自我的生存境界。
摈弃先验自我观念、建构一种对话式的新型人际关系，所有这些都会使我们很容易意识到，人的存在，不是一种纯粹的享受式、权利化的存在，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责任主体。不容否认，人的生存和发展以自身利益需要的满足为基石，但是人的需要并不仅仅体现为一种为我的向度，同时还具有一种非我性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利益需要的满足就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索取过程，但是任何索取都必须以对对象世界的给予为补偿，索取与给予应当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化的过程。我们并不主张人弃绝物质享受，彻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也并不主张人应当摆脱利己的观念和行为，成为一个彻底的利他主义者。但是，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使得现代人需要认识到，人的价值和自我满足的实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人的存在并不只是受到物质需要的满足的驱动，人除了拥有接受性的价值之外，还应当具有成就的价值或自我实现的价值。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人需要在多种价值的满足中寻求生活的意义感。粗俗化的、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只能使人丧失更高层次的需要和追求，将人的高尚追求拉至片面化的感性享受之中，任凭非理性的盲目冲动使自我碎片化。
索取与给予是相统一的，权利与责任也是相互统一的。现代人应当在享受自身权利，在受到接受性价值驱动的同时，也应当受到自我实现价值和奉献价值的驱使，在责、权、利的统一中，凸显自我存在的价值，提高自己的生存境界。只有确立这样的生存观，现代人才能摆脱无根基的生存状态，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不断消除自我认同焦虑。
吴玉军，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