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

摘要：1855年至1949年黄河流域发生的重大历史与政治事件，是西方国家与中国本土进行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来源。西方人构建出“中国之患”等国家形象，而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掀起黄帝热，提出“醒狮”“睡狮”说，构建出“海上危船”和“少年中国”等形象，直到20世纪20年代黄河流域开启一系列现代考古发掘工作，重塑中国历史，再造中华文明，方使黄河流域获得“中华民族摇篮”身份，黄河拥有了“母亲河”地位。抗战带来民族主义高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再次成为缔造新中国的摇篮，《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河”形象，改变了晚清以来黄帝作为民族认同符号的历史，创造出“红色中国”雏形。百年黄河叙事以黄河与黄帝文化符号作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想象的核心产物，彰显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最终走向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发展过程，折射出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显现出在近代黄河叙事中观念想象与实体建构相辅相成的事实，从而推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

关键词：近代黄河叙事　民族国家想象　现代性建构

黄河叙事在中国历史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学者张玉林在2022年《黄河叙事·上：关于它的泛滥和治理的历史札记》一文中提出了这个概念。笔者认为近代黄河叙事是指从1855年至1949年近百年间中西方关于黄河自然、人文、社会、历史、文艺等多方面记载与描述，既有历史钩沉，也有通讯报道、研究报告，还有诗歌、小说乃至民歌、民谣、戏曲等文艺叙事。中国“关于黄河的叙事至迟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黄河叙事展现了中国人对黄河的认知与治理。近年来关于黄河文化研究日益增多，然而上述近代黄河文化研究多集中在黄河水患、策论等方面，鲜有较深入的人文精神讨论。鉴于此，本文拟以近代黄河叙事与民族国家想象关系为研究对象，探寻近代百年中华民族的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历程，以求实现对黄河深层精神文化的探究。

一、铜瓦厢决口事件建构的“中国之患”形象

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由此开启了现代黄河的历史。铜瓦厢又名铜牙城，位于今天河南省兰考县西北约12.5千米的黄河北岸。嘉靖《兰阳县志》上记载“天子出，建大牙。又有牙旗、牙门、牙城之称”，它清时是兰阳（清时名称）第一险工，因堤坝贴着黄色琉璃瓦，远远望去金光闪闪，而被称为“铜瓦厢”。这里是黄河极易决口之处，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海，清廷因捻军、太平天国起义无暇顾及河工，一时难以复道兴筑，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受灾严重，尤以山东为甚。新河道从铜瓦厢口门至山东阳谷张秋镇间漫延，洪水淹没封丘、祥符、兰阳、仪封、考城及直隶长垣等县，“菏泽县首当其冲”，当时一首民谣描述了现场的凄惨景象：“中流社木如藻萍，树头饿殍犹望人，遗黎面鹄衣结鹑，穴沮洳地栖厥身，沿堤乞食日逡巡，聊复忍死延数旬，恨不同时葬涟沦。”灾情如此严重，清廷却在挽河回徐淮故道，或听其在山东入海问题上争论不休，从而导致黄河中下游长期处于洪涝、干旱、饥荒状态。

铜瓦厢决口结束了黄河南流入海700余年历史，形成了今天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九省的现代黄河。此时清政府再也无力承担治理黄河职责，1866年清廷宣布废除河道总督，1904年漕运体系解体，沟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贸易中断。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西方国家高度注意，19世纪50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纳入民族国家世界体系，“民族国家”成为近代中国史上一个重要想象和话语形态，也由此产生了中西学人关于中国两类不同的国家形象建构。

1.清后期中西方建构的迥异中国形象

从1858年始，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高度关注黄河决堤改道的现象。1863年英军科考船在距离黄河新入海口60英里处考察后确认“黄河经由大清河流入了北直隶湾”，186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感慨中国人对黄河已无计可施，唯有等将来西方工程技术来征服它。河流是现代铁路出现前极其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黄河决堤后产生的新河道被西方人视为新的商贸要道，将是未来华北重要的出海口。因此，1868年亚洲文会理事会募集到565.81两白银，援助爱莲斯的黄河科考。经黄河科考后，爱莲斯提交了科考报告，其中涉及1855年黄河改道时间、地点、决堤、改道原因、黄河新河道的航运能力、黄河改道对运河的影响，以及关于决口处的处理方案等内容。

“中国之患”形象，可以追溯到汉学期刊《中国评论》上的“China^，s Sorrow”（中国之患）标题的出现。1880年谢立山在绘制中国地图时感慨“黄河，其主要长度都显示不可航行，真是‘中国之患’”。1887年《北华捷报》指出“该条大河被名副其实的冠以‘中国之患’”。1908年夏之时的《中国坤舆详志》里也使用“中国之患”一词。显然1855年黄河决堤改道是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更有甚者，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发表了耸人听闻的“黄祸”论。德皇令画师画了一张他想象中的图画：画中代表德、英、法、意、澳、俄等国家的7个天使手拿盾牌和长矛站在悬崖边，悬崖另一边是一个佛陀骑在中国恶龙上。这幅画从欧洲传到美国及其他地区，是西方人为吞噬其他民族制造的舆论。1900年由鲁西北平原地区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印证了西方“黄祸”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在于，日积月累沉积下来的黄河泥沙抬高了河床，造成了鲁西北水灾频发、盗匪横行的现象。西方传教士、记者、外交使节、探险家和商人描述或拍摄黄河流域的灾害照片，夸大了这些灾害。这些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源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也源于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仇视与排斥态度。自18世纪以来西方人就以自傲态度俯视中国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大国，“中国之患”形象的建构意味着中国被剥夺了一个现代文明应有的品质，而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一个西方他者站在面前。在现代列强面前，梁启超于1902年率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他认为欲救中国，需先建设一个“适于天演”的民族国家，而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则积极谋求现代国家建构，并将国家战略重心从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的黄河治理与大运河水利工程，开始转向交通与通信基础设施投资，还把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中国最早现代化地域和对外防御地区。晚清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描述了晚清孱弱的国家形象：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有三四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丈许长的，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没有一处无伤痕。

刘鹗以“海上危船”隐喻风雨飘摇中的晚清中国。二十三四丈代表1911年辛亥革命前中国有二十三四个行省，“约有三丈长的破漏”意味着当时的满洲正受“日俄窥伺”，东边的伤痕指英、俄虎视的山东。19世纪中叶以来，长期的丧权辱国以及执政者的懦弱无能，都使中国士人无时无刻不感时忧国。刘鹗除了是一名小说家，还是一位有名的治黄专家，他曾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后提出《治河五说》，光绪十四年（1888）提出“筑堤束水，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后测绘河南、山东、直隶三省黄河图，著有《豫直鲁三省黄河图》《历代黄河变迁图考》。丰富的治河策论与经验使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能够熟练地借用人物之口讲述治理黄河之事，而来自欧洲和北美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西方工程师们早已将黄河视为现代中国实践的场域。1880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议上，卢瑟福提出欧洲的科学和工程可以治理黄河，20世纪初叶曾经两次勘查黄河的费礼门写下《中国的洪涝问题》一书。然而，20世纪初叶西方现代治黄方略对生态环境已经严重恶化的黄河也是无能为力。

2.“饥荒之地”生发的民族复兴想象

清代黄河决溢、迁徙总数达480次，“清后期自1855—1911年这57年间，黄河有40年决溢”。1876年至1879年持续4年之久的“丁戊奇荒”，灾情波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且抵达苏北、皖北等地，造成陕西关中地区赤地千里、山西灾情惨不忍睹的景象。因此，西方人所构建的基本上是贫困、混乱、残暴、危险的中国形象，这就意味着中国已沦为“饥荒之地”。饥荒意味着饥饿、贫困与死亡，“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壮大的过程中，它的政治意义变得更为深远。灾害发生的‘自然’原因日益被直接的政治原因所替代，同时也揭示出更深层的经济与社会根源”。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相信，中华文明的绵延依赖于培育一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梁启超从域外思想中提取了“少年”意象及其蕴含的政治文化内涵，创造出一个“少年中国”形象，代表着世界民族国家兴起时的一种时尚潮流。从1875至1915年约有百名小说家以“少年”为名创作或翻译作品，“少年”被赋予未来国民的重要地位，被寄予民族复兴的期待，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从1902年到1908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时期，试图通过自我改造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设想。

3.“醒狮说”孕育的民族意识觉醒

1887年中国著名外交家，曾国藩长子曾惠敏在《亚洲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的英文文章，是醒狮、睡狮说的最早来源。1894年梁启超在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上演讲时讲：“英人乌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国陆军统帅）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乌理西是英国人吴士礼，曾主张援助清朝镇压太平军。“佛兰金仙之怪物”一词来自英国女作家玛丽创作的科幻小说，曾译作弗兰肯斯坦。在梁启超看来，佛兰金仙就是睡狮，并将吴士礼的“佛兰金仙怪物”和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睡狮”词语。这是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士人普遍使用的一个自我比拟的词语。1905年陈天华在其《狮子吼》里描绘了一个混沌国，主人公逃入深山听得一只沉睡多年的狮子醒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从传统的家国天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小说彰显出新“国家想象”衍生出不同的解决危机方案、国家建设话语和社会实践。在与西方列强相遇的过程中，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是在逐步被纳入新的世界图景中而出现的。

二、民初黄河考古重塑的中国历史与现代中国

20世纪前2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复杂的时期。辛亥革命打破了中国社会价值系统与政制系统的高度整合，加剧了政治权威的丧失，同时造成文化相对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意识迅速觉醒，并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意味着中华民族意识从个体觉醒走向了整体觉醒，而帝国主义入侵、国内军阀混战，又让人感到时代的风雨飘摇，然而黄河流域一系列考古发掘让民族精神为之振奋。

1.黄河怀古里的民初国家缔造

1918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应孙中山要求返回陕西领导陕西靖国军革命。是年，于右任渡茅津渡，过运城、蒲州，沿黄河北上，至禹门渡过黄河进入陕西，最终抵达靖国军司令部所在地陕西三原。所经之地皆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于右任写下大量关于黄河的怀古诗。“河声岳色天惊句，写出秦人血战功。”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标志着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然而1917年段祺瑞执掌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为维护刚刚建立的临时约法，反对反动统治，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陕西靖国军是护法战争时期陕西一支地方武装，从1917年12月组建到1922年溃散，于右任奔走在河南、山西、陕西一带的黄河流域，面对突变的革命风云，其诗中显示出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在1926年也返回故乡陕西，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地吟咏诗句：“九曲溯源星宿海，千区襟带帝王乡。文明祖国由来远，赐我族民名字芳。”吴宓指出黄河从中华民族最久远的精神河床上流淌出来，赐予“中华民族”这个伟大名字。民初诗人歌咏黄河壮美、历史文化悠久和族群记忆深刻，以此来表达民族认同，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从传统的中央之国即地理意义上的中原脱胎而出的思想。

2.黄河考古中的中华文明再发现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的考古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随后安特生沿着黄河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开展田野调查，为补全中国史前史提供了现代考古学支撑，此时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对晋南西阴村史前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安阳殷墟考古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殷墟甲骨文的发掘证明早期王朝存在的事实。青铜铭文、竹简、木牍和纸质文物有力地反驳了中国文化“西来说”。1929年周口店“北京猿人”考古发现建构起中国各民族共同祖先的理论。熊十力认为“北京猿人”的发现证实中国所有民族生活在55万年前到100万年前的黄河流域，其后裔向四周繁衍生息，遍及中国甚至世界各地。20世纪20—30年代对黄河流域考古发现的解说与当时的国人寻求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结合在一起，中国学术界的上古研究，最终通过现代人文科学重塑了中国的原型。不言而喻，中国应该怎样自我定位、怎样安顿自身，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时代命题，“现代学术在资料、方法、工具和观念上，如何重新诠释了古代中国，并影响到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集体历史记忆地，20世纪20年代黄河流域现代考古发掘的重心之一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寻，发掘工作的起点和重点在黄河流域。按照史学家的说法，在龙山时代后期的三皇五帝时期，各个部落之间相互竞争，在随后的大洪水中，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消失，四方文明汇聚到中原，开始从“满天星斗”向“中原中心”，从方国、古国向王国的转变。炎黄部落以及其后裔的夏商周三代都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活动舞台。因此，20世纪20年代黄河流域现代考古活动从考古学角度，证实了古老的中国和“中华民族摇篮”的存在。中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厘清了中华民族文明嬗变轨迹，从古代中国中汲取现代民族国家资源，认为“民族既存在于历史之中，又在其终结之处”。这是从历史上华夏族群赖以繁衍生息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找到民族自信力，进而产生强烈民族意识，重塑中华文明新格局。

3.治水故事里的国民革命叙事

1921年郭沫若在其《洪水时代》诗中重构了大禹治水的神话：“远远有三人的英雄，乘在只独木船上，他们是椎髻、裸身，在和激涨的潮流接仗。伯益在舟前撑篙，后稷在船后摇艄，夏禹手执斧斤，立在舟之中腰。”山河是中华民族世代居住繁衍生息的生存空间，承载着丰厚深邃的文化遗存和上古时期历史记忆。洪水泛滥几乎遍及黄淮海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尤以河、济之间最为严重。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大禹治水叙事奠定了治水故事的基本框架和内容。“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治水英雄大禹创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形态，奠定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其忘我无私的精神数千年来深植在中华大地上，彰显华夏民族与自然斗争及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大禹治水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洪水时代。第二次洪水时代是“近代的劳工”创建的赤色世界时期。郭沫若在追寻大禹治水的远古文明时，沉浸着对古代文明的现代思考：“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这显示了左翼作家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人民意识，而“人民”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内容。

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黎明前黑暗的中国，“从1920到1925年大约发生上百次地区性内战。这些不同军事—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内战造成了中国政治生活的高度无序化，加剧了整个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危机”。1924年郭沫若在诗歌《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中描写了军阀混战的情景，诗中的“毒菌”和“菌队”象征着督军和军队，黄河与长江分别代表着中国的北方与南方，“一身的血”是战争留下的创伤。为了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对传统价值和体制进行改造，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将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融合在一起，民族主义借助革命迅速扩散，并渗透到社会下层，革命也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进行斗争，于是，在这饥荒之国、灾害之地到处是觉醒的人们澎湃的歌声，“那歌声沿着黄河扬子江而上，又顺流而下；更沿着黄河扬子江的一切支流而上，又顺流而下；就这样，那澎湃的歌声传遍了中国。”

三、抗战黄河文艺形塑的民族精神及其主体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民族危机空前高涨，也由此促进了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传播，中华民族复兴理论和话语兴起，直接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抗战建国纲领》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学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重建其所理解的民族国家内涵。1935年傅斯年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强调中华民族整体性，彰显全民族团结的时代愿望和精神祈望。1939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人士希望将我国西南地区视为“复兴民族最有力之根据地”，将西北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地区，呼吁对西北地区的加紧开发与建设。20世纪30—40年代的黄河上游地区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之地，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族入侵的广阔战场，也是灾害频发场域，承受着苦难也孕育着新文明。全面抗战爆发致使“中华民族”概念再次成为时代热点，并成为所有中国人集体身份认同的标识。

1.黄河灾害叙事里的流民图与民族脊梁

民国时期的河患较清末更为频繁。自1912至1948年的37年间黄河有30年决溢，1933年是黄河决溢口门最多的一年，水灾引起下游漫溢31处，决口73次，灾害波及66个县，这也是鲁迅写作《理水》的时代背景。从1922年到1935年，鲁迅先后写下《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铸剑》《奔月》《起死》《采薇》《出关》《非攻》《理水》，最终编定小说集《故事新编》。国民政府对于1933年惨烈的黄河灾情熟视无睹，这使鲁迅以大禹治水故事影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在鲁迅看来，“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1938年蒋介石为抵挡日军进军下令炸毁花园口，造成了20世纪黄河流域最大的灾难，在西起平汉线、东至津浦线，北起陇海线、南至淮河的广大地区形成一个约有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黄河改道8年零9个月，河水淹没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导致89万人死亡，1250万难民流离失所，据“战后调查估计，豫东受灾的20个县中，32%的耕地被淹，被淹耕地总面积达到733800亩”。黄河改道使原来就资源稀缺的华北农业生态系统更加恶化，从1941到1944年河南70多个未被日军占领的县，税粮和征购粮食总计约为11927200石，粮食压力空前高涨，最后导致1942至1943年河南的饥荒爆发。《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以《豫灾实录》一文揭开灾区百姓以树皮与野草维持生命的内幕，展示出一幅灾民扶老携幼、父推子拉、妇拉夫推的流民图。残山剩水与颠沛流离的流民勾画出“国破山河在”的图景，“而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深浊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祥”。面对日本铁蹄践踏，中国人打败强敌的顽强信念油然而生。

2.黄帝祭祀活动与民族精神凝聚

在亡国灭种危机下，19世纪中期以来，黄帝是用来唤醒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传统资源之一。孙中山、黄兴、邹容、陈天华、刘师培、章太炎等人以著书与演讲等形式，以黄帝为符号，启迪国民思想。鲁迅在日本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组织五省代表于重阳节祭扫黄帝陵，发出“驱除鞑虏，光复旧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的呼声。1911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派人赴黄帝陵祭祖，到抗战时民族主义达到高潮。从1935年始国民党将轩辕黄帝称为“中华民族始祖”，并定期派专员赴陕西黄帝陵举行祭祖活动，以期增强全民族凝聚力与国人的“中华民族”观念。是年清明节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与陕西省政府同祭黄帝陵，并将清明节定为“民族扫墓节”。1936年国民政府派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元冲祭祀于桥陵，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代表共赴陕西桥山共祭黄帝陵，张继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读祭文，孙蔚如代表国民政府宣读祭文，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宣读祭文。“赫赫始祖，吾华肇始，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撰写的祭文呼吁各党各界求同存异、共御外辱。1938年4月5日国共两党第二次同祭黄帝陵，1939年4月6日第三次同祭黄帝陵。1948年3月10日黄陵县解放，陕甘宁边区政府于清明节祭祀黄帝陵，祭文用现代白话文写成。作为民族象征的黄帝从19世纪后期以来，就主宰着20世纪前数十年民族主义话语，直到20世纪40年代乃至以后都被尊为始祖和民族奠基人，发挥着凝聚民族精神的作用。

3.黄河岸边诞生的“红色中国”及民族主体

抗战烽火点燃了每一位抵抗外族侵略的中国人的爱国之情与获得民族独立的决心。1938年诗人艾青与东北作家端木蕻良、萧红、聂绀弩等从武汉奔赴潼关，准备渡过黄河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职。在黄河岸边艾青创作了《风陵渡》《北方》《手推车》等诗歌，表达黄河流域老百姓的苦痛和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端木蕻良的小说《风陵渡》讲述“黄河艄公”与占领风陵渡的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故事，萧红的小说《黄河》反映了奔赴同浦前线的士兵与民众奋起抵抗外来侵略者的豪情。战争将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黄河成为中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袍，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20世纪40年代由谢冰莹主编的《黄河》杂志在西安问世，创刊号代发刊词中写道：“这是黄河在抗敌反攻的时候了！千千万万的战士在黄河两岸冒雪冲锋；千千万万的同胞在黄河流域引吭高歌！”逆流而上，在距离潼关、西安不远的陕北延安，黄河岸边正在孕育着一个声势浩大的“民族大合唱”。

1938年诗人光未然率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陕西宜川东渡黄河，进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两次渡黄河的经历使其深切感受到壶口瀑布的雄壮气势，激动之余，写下了诗歌《黄河吟》，这就是后来《黄河大合唱》的歌词。音乐家冼星海为其谱曲，诗与乐完美结合创造出震撼世界的抗战名曲。《黄河大合唱》由《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八部分组成，表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中华民族亟须一个集中表达的核心，一种不可抑制的民族抗争精神崛起，《黄河大合唱》“代表着民族的呼声，翻动着它的波涛，从祖国的北方吼了起来”。

黄河中游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有天下象征、国家隐喻，因此乐曲中的黄河虽居于中国北方，却胸怀天下。故此，当“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最响亮的口号喊出来时，便昭示着来自黄河流域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就是中华古文明的传承者，表明中国人民不再是黄帝等人格神的子孙，而是黄河儿女，是新文明的开创者；表明“中国共产党扩展了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华北平原的文化象征符号，将中华民族、农民大众和革命的价值观镌刻在黄河流域和华北平原上”；表明中华民族以新的姿态和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华夏古文明外衣的包裹下，中国共产党赋予“黄河”这一传统文化符号现代思想内涵。这气质来自黄河边的延安新政权和战斗的人民大众，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将为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带来全新的愿景。

1936年斯诺前往陕北苏区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实地考察，创作了《红星照耀中国》。在斯诺看来，“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是在中国这条容易闹灾的河流的这个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同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谓历史的巧合”。斯诺笔下黄河边的延安是一个乐观、自由、平等、朝气蓬勃的“红色中国”，实行民族主义政策，实行独立自强政策。红色意味着革命，象征着苏维埃，代表着当时中国的未来。此后，20世纪30—40年代络绎不绝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继斯诺之后，相继来到延安，来到晋察冀等革命根据地，从西方人视角观察中国革命，描绘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红色中国”雏形。

四、百年民族国家想象：从种族认同到民族共同体建构

从1855年到1949年近百年黄河叙事出现了多个历史转折点，这些转折点呈现出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想象的嬗变过程，在此期间先后爆发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军阀混战、抗战建国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存在着从清朝后期风雨飘摇的中国，到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再到抗战时期战时民族国家的几种具体国家样态。至此，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发现：中国不再是享有四周朝贡的天下之国，而是在外强入侵之下不断败退的大国。这是一次深为震惊的自我发现，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产生“改变中国”和重建“新中国”想象的深层原因，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从清朝最后50年中生根发芽，到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才真正开花结果，这其间走了近百年。

1.黄河与黄帝：百年民族国家想象中的两种文化符号

“到20世纪初年，一个大体相当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已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生根。这个话语的循环推理涉及种族、民族、历史三项要素。”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主张，他们希望重建汉人政权，因此，这种以黄帝为符号的民族国家想象带有极强的种族主义色彩，也因此伤害了少数民族情感。到抗战时期，黄帝敬仰与祭祀再次成为国共两党凝聚民族精神、统一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体现出共同抵御外辱的决心，然而，他们借用同一套祭祀黄陵的仪式，却表达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这种以种族凝聚人心的文化符号，找到了黄河作为民族国家新形象的标识。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知识分子试图建立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理论体系。他们反对以族群界限为依据，主张向外开疆辟土、宣扬国家声威。为此，梁启超率先倡导“新小说”和“政治小说”，提出“欲新一国之民，必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其《新中国未来记》，还有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蔡元培的《新年梦》等晚清小说，均采取未来叙事方式想象“新中国”。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儒家道德文化者呼吁建立儒教民族主义，他们打出孔子旗号，要求实行孔子纪年，但无疑是开历史倒车。

黄河作为中国以及中国文化象征符号的出现，是由现代科学和爱国主义热情催生的。19世纪中叶以来黄河流域不断出现的灾难，是西方建构“中国之患”国家形象的根源，也是西方设想进行现代黄河治理的理由。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感情，刘鹗将晚清中国想象为“海上危船”，梁启超则将中国想象为“少年中国”。20世纪20年代黄河流域的现代考古发掘工作，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田野考察，从而获得一系列卓越学术成果，也因此促使黄河获得“中华民族摇篮”的身份，拥有“母亲河”地位。从“海上危船”到“中华民族摇篮”，其间隐含着巨大的思想文化变迁。前者隐含着中国的危机来自海上强敌入侵，也暗示着中国现代化兴起于沿海地区。“中华民族摇篮”意味着黄河流域“这里保存着中国境内最为重要，最具中国历史文化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文化’遗产，黄河流域中游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4200年之国家都邑、都城所在地，也就是国家政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所在地”。沿着黄河，走过夏、商、周、秦、汉、唐等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由此清晰地确定了中华民族最为底色的轴心文明。“中华民族摇篮”与“母亲河”形象以历史记忆重塑中华民族自信心，扭转了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中国之患”“饥荒之地”等负面想象，从而重塑民族精神、国家新形象。

20世纪20年代的左翼作家借助大禹治水神话，渴望创立一个新世纪。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旗手鲁迅也借助大禹治水神话隐喻时局，此时身处黄河流域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革命与文化创造赋予中华民族新形象。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儿女，是人民大众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承诺要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从而保证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至此，黄河意象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等级秩序被超越了，历史的主体从民族换成了‘人民’，人民是一个阶级概念，既不是西方现代世界秩序中低劣的、黄种的华族，又不是中国传统的愚昧驯服的百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2.现代性：百年民族国家想象的驱动力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想象三个阶段。民族国家想象最终将转化为建构民族国家的创造性行动，即中国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性建构。中国现代性与现代化崛起于近代西方国家入侵之际，外部资本主义冲击与清朝自身发展由盛转衰的态势，形成强大的力量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由此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航向。“沿海沿江有外国租界所在的中心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据点，但也是传播现代技术和西方文化的中心。”然而晚清政府虽然放弃治黄、漕运事务，转向举办军事、铁路、邮电等现代洋务，但黄河并没有退出社会视野，还引起了世界各国重视，这些国家的工程师们表现出强烈的要挑战中国黄河治理难题的兴趣。1889年，荷兰工程师海外促进会派遣技术代表团访华，上书李鸿章建议水利专家与荷兰工程师联手将黄河变害为利，清政府没有聘用荷兰人实施他们的治黄计划。1917年，美国人费礼门受雇于北洋政府，参与大运河复兴计划。1934年国际联盟派英、法、荷、意四国水利部专家赴华研究黄河水利问题，专家们提供了《视察黄河报告》。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将黄河治理视为一大重要水利治理问题。美国的费礼门、罗德民、雷巴德、葛罗同和萨凡奇都亲赴黄河考察调研。德国的恩格斯利用河工模型实验研究黄河，所写的《制驭黄河论》后经郑肇经翻译为中文。1933年国民政府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这是自晚清政府设立河道管理机构以来，首次由中央政府在国家层面设立的河道管理机构，标志着中央行政权力向黄河流域治理的回归。而日本为了能够在战后顺利接管中国，1939年日本东亚研究所组建调查黄河委员会，完成了《黄河治理规划的综合调查报告书》，第一次全面反映综合性的河流管理目标。无疑，黄河属于“五岳四渎”的山川祭祀之一，黄河流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场域，抗战时期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红色中国，是革命创建的新型现代中国雏形，“华北与黄河不仅成为中国追求现代化的重要地理场域，而且在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话语叙述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说明，民族国家的产生既是一个想象过程，也是一个创造过程，因此，观念想象与实体建构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民族国家形成。

3.民族精神：百年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化主体性内核

民族国家的生存根基，不仅在于物质文明是否发达，更在于民族精神与思想是否拥有文化主体性。近代中国最紧迫的历史任务与时代使命是实现国家现代化，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认同，而“中国探索现代发展道路的斗争呈现异常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民族精神经历了涣散、觉醒到昂扬的过程”。民族精神是一种集体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与积淀中形成的，包含民族意识、文化、习俗、性格、信仰、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特质的思想体系，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代百年间黄河流域屡屡发生的灾难背后隐含着从清后期中国人精神的麻木、散漫，到民国初年个人与民族意识觉醒，再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与民族精神崛起与高昂发展的过程。百折不挠的九曲黄河与顽强拼搏的中华民族抗争精神终于在抗战时期融合在一起，澎湃起民族的吼声。

以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唤醒民众。1895年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以唤醒民众为直接目的。孙中山认为“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鲁迅声称中国是一间铁屋子，首先一批觉悟者先行醒来，继而唤醒民众。到20世纪20年代，被唤醒的自我逐渐与被唤醒的国家相连。“一部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曾经被不断地讲述为从帝国的幻觉和昏睡状态到现代中国的‘觉醒’。”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向传统社会点燃了一把火，促使民族觉醒。抗战将这种民族觉醒完全点燃，并转变为民族抗争。《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船夫”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形象隐喻，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黄河精神是抗战时期唤醒民族觉醒和抗战的有力武器。以黄河为主题的抗战时期黄河文艺或将黄河直接比喻为中华民族，歌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或从黄河流域灾害、民族苦难角度展现国土沦丧、老百姓流离失所的苦痛，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叙述民族苦难，振奋全民族保家卫国的精神。因为黄河的苦难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几千年来中国人与黄河抗争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是抗战时期唤醒民族的最大力量。

《汉书》记载：“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形成异乎寻常的向心力，促使我们围绕着黄河叙事去探寻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轨迹。从1855年到1949年的近百年时间里，黄河叙事分为三个时期：1855年至1911年清后期及清廷覆灭时期；1911年至1929年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战时期。每个时期黄河叙事都存在多种民族国家想象形态，但核心意象是在黄河与黄帝之间徘徊，在“饥荒之地”与“中华民族摇篮”之间摇摆。“中华民族摇篮”形象里蕴含着黄河中游一带是中华古文明发祥地的寓意，昭示着在20世纪30年代黄河中游孕育出一个基于古文明而创建的红色中国雏形，并且这一“民族国家新摇篮”形象最终置换了“中国之患”形象。

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之河，更是一条文化之河、文明之河。它不仅为两岸百姓提供生产和生活必需的水源和物质，还提供了水利灌溉、漕运通道等便利条件。黄河叙事是大河文明叙事，更是民族国家叙事。所谓善治国者，必先治水。黄河与黄土、黄种人（不论是人文始祖黄帝、还是治水英雄大禹）一起构建了黄河叙事的核心内容。因为“共享一条大河的利益，要进行大范围的灌溉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要防止和抗御大河不可避免的水旱灾害，要建设和维护大型水利工程，都需要氏族、部落、小群体之间的协调和联合，也需要日常的组织和运作，催生出统一国家和集权政权”。1855年至1949年的黄河叙事反映了历史转型中的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且以国家形象塑造、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精神崛起，展现了现代中国近百年民族国家想象历程。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