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理论界》2025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常林亚，男，1996年生，河北邢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政治。
摘要：现代技术已深刻改变人的生存境况。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批判紧紧围绕劳动、制作与行动这三种基本人类活动而展开。她尤其关注现代技术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在她的思想中，过程概念被提升至很高的位置，认为现代科学的标志性概念就是过程概念。这一过程概念意指一种新的时空观，它消除了对“终极目的”的预设，没有开端和终结，并意味着一种不稳定的流变结构。在这一过程视角下，现代技术整体上强化了现代社会的劳动过程，并对制作过程进行了功利性解构。最终政治遭到反噬，行动空间受到了挤压。阿伦特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始终围绕人的生存境况而展开，并以政治为旨归。不论技术如何发展，她对现代技术的警惕为我们反思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境况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现代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存的境况。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现代科学，无论它的起源和它最原始的目标是什么，它已经改变和重构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1〕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是众多思想家反思现代性的核心议题之一。阿伦特延续存在论的思考路径，对现代技术与人的生存境况进行了系统思考。不同于这一议题在现代性反思中普遍的核心地位，其在阿伦特的研究中往往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边缘主题。但从根本上来说，她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性思考从属于她的政治哲学思想。〔2〕她对现代技术的关注既源于她对20世纪现代性危机的切身体验，也是对当时西方世界的技术化发展隐忧的现实省思。现代技术在现代科学的孕育中诞生。在阿伦特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中，“过程”是理解现代科学的标志性概念，过程逻辑是理解现代技术改变人类生存境况的关键线索。阿伦特现代性批判思想中对“过程”的剖析，为人们洞悉现代技术如何重塑劳动、制作和行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的过程性
在阿伦特的分析中，现代科学主要涉及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她对现代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分析寓于她对现代世界的历史哲学分析之中，揭示了现代科学的历史逻辑和过程概念。在《历史概念》一文中，阿伦特揭示了与古代历史观念截然不同的现代历史观念。在古希腊的诗歌和史学中，终有一死的人们为了能与自然不朽之物比邻而居，企图通过将人的伟大言行或事件注入历史记忆中，借助记忆以抵消人的易朽性，于是连接自然与历史的是不朽。但步入现代之后，自然与历史抛却了不朽，转而共同分享着过程概念。〔3〕在阿伦特看来，由于现代人抛却了荷马式的中立性条件（胜利与失败同等重要）和修昔底德的客观性条件（于世界中充分交换各自意见以达致客观），进而强调人生命本身的神圣性与自我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基于知觉层面的自身经验的重要性，现代历史观念因此面临着主观化问题。她认为，现代的历史概念与自然科学同时出现于16和17世纪。从那时起，世界的首要特征就是人的世界异化，对世界异化最基本的表述是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在她看来，不论是霍布斯所言的理性，还是笛卡尔关于邪恶精灵的恐惧，甚或是英国经验主义用常识赋予感觉以意义，都是对人类感官揭示真理的能力的深刻怀疑。于是，信仰和理性不再稳固，现代人充满着不安。人们对感官不信任的后果是自然科学的崛起，并从纯粹观察转向了实验科学。与怀疑主义同时产生的是积极的主观主义：“尽管人似乎不能认识不由他自己制造的这个被给予的世界，但是他至少能够认识那些他自己所制造的东西。”〔4〕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因此，人只能认识历史。当人们关注“如何”制造的时候，现代科学便从中诞生出来。当人们知道了一个东西是“如何”制造的时候，也就认识了这个东西。于是，人们的“研究重点从对事物的兴趣转向了对过程的兴趣”。〔5〕在阿伦特看来，古代人不知事物本身的创造过程便能很好地理解宇宙；而在现代，“自17世纪以来，所有科学探索，无论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的，都主要关心过程”。〔6〕过程概念已成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关键术语。因此，现代科学最标志性概念就是过程概念。
阿伦特认为，抵抗有死性的欲望始终在人们心中盘旋，现代人企图在世俗的过程中寻求永恒。现代人拒绝通过纯粹的沉思来寻找真理，于是开始尝试运用行动能力。有别于人类的其他能力，行动具有开启新过程的功能。于是，过程性成为“人类行动不可避免的结果”。〔7〕过去，人们以行动进入历史，如今，人们以行动进入自然。虽然人不能像上帝那样在创世意义上制造自然，但利用现代技术，人们能够发动新的自然过程，以“制造自然”，〔8〕人们被各种人造物环绕着。此外，人们还可以“制造历史”。于是，历史不再由伟大的言说和事件来构成，自然也不再是不受人类干预的自然，历史与自然都变成了一个过程。与基督教历史观不同，现代历史观念建立了一种潜在的永恒的世俗不朽的观念。正是在世俗领域的过程中，人类（而非个体）潜在的不朽或永久性得以确立。
由此可见，过程性在现代性问题中的重要性得以显现。由于现代人将具有不可预见性的行动引入历史与自然之中，并使两者在技术这一场所中相遇，从而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犹如脱缰野马的过程洪流。卡诺凡对此评论道：“现代人想成为命运的主人，但是相反，他们似乎发现自己处于他们所引起的过程的无情控制之下。”〔9〕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任何个人和单个事件都被淹没在自然与历史的过程洪流之中。其中，人本身也被纳入自然与历史之中，“把人当成一种彻底的自然存在来对待，像处理其他所有过程一样来处理人的生命过程”。〔10〕
在阿伦特看来，过程概念意味着单个事件与普遍意义之间丧失了联系，过程垄断了普遍性和意义。在现代历史观念中，过程在自身世俗性中讲述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并且无法重复发生。〔11〕基于阿伦特的分析，现代科学的过程概念是一种新的时空观。在时间维度上，它体现为现代历史观，与基督教历史观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消除了对“终极目的”的预设，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可以延伸至无限的过去与未来；在空间维度上，它是一种流变的而非稳定的结构，其中的风险无处不在。20世纪，现代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相遇在技术场域，并且现代科学的过程概念深深地烙印在现代技术中。现代技术之所以会改变人的境况，其在内含行动的特性及其风险的同时，关键在于现代技术所内含的过程逻辑具有强大的磁吸效应，深刻地改变了劳动和制作本身内在的过程逻辑。
二、现代技术对劳动过程的整体性强化
阿伦特将积极生活概述为三种根本性人类活动：劳动、工作/制作及行动。这三种根本性人类活动内含不同的过程逻辑，并分别满足人的不同需要，各自具有独特意义，互相不可被替代。〔12〕需要注意的是，与现代科学的过程概念不同，劳动、制作和行动所内含的过程性质只是一般意义上体现人类活动过程的性质，并无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性质差别。但现代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这三种根本性人类活动及其在现代的等级序列。在她看来，这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阿伦特对劳动古今演变的剖析揭示了劳动的过程逻辑及其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关联。
劳动受生物必然性支配，提供着生命本身得以维持的生存必需品。在古代，从事一切辛苦活动的劳动者只是劳动动物，而非城邦公民，劳动及劳动者受到自由民的轻蔑。在现代，劳动的地位却得到了提升。阿伦特对劳动与工作作了区分，并在此之下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进行了探讨。〔13〕这一区分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那里得到明确阐述，他们把非生产性劳动贬为寄生性活动。阿伦特认为，“一切劳动的特点正是留不下任何东西，它辛苦劳动的产物几乎在劳动的同时就被迅即消耗掉了”，〔14〕即：劳动始终受生物必然性所驱动，为生命的持续提供生存的必需品。劳动的“生产性”与循环往复的生命过程同步。生命不息，劳动不止。于是，劳动并不能将人从循环往复的生命过程中拯救出来，任何劳动的产品都会立刻被人类的生命过程消耗掉。
阿伦特认为，财产与财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拥有财产的人就意味着在公共世界中有了栖息之地，以抵抗劳动过程对世界造成的无情冲击。故而，劳动的过程性质受财产获取的制约。〔15〕但自现代以来，人们关心的不再是对财产的占有，而是财富的增长和积累过程。在她看来，这一过程与种群的生命过程一样是无限的，原先作为个体的生命被湮没，取而代之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命这一巨型主体。如阿伦特所言：“一种‘社会化的人类’的集体生命过程才能沿着它自身的‘必然性’前进，即在生命繁殖和生命所需物品的极大丰富这双重意义上，沿着自动化的过程前进。”〔16〕总之，劳动的过程性质与生物必然性支配下的生命过程相一致，并从循环往复的个体生命过程扩展为持续进步和增长的人类种群发展过程。
在阿伦特看来，生命对于人来说是最沉重的负担，只因其被作为生物的必然性而强加于人，而非源于某种所谓的崇高欲望。〔17〕因此，想要摆脱必然性的束缚，需要以牺牲一些人的生活为代价，如古代城邦中的奴隶。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技术的发展已使劳动工具得到巨大改进，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减轻了辛劳与痛苦。阿伦特认为，即便如此，现代技术尤其自动化也只是让劳动变得更加隐密，甚至混同了劳动与工作，为人们所不察，“但它并没有改变必需性本身，仅仅让我们不再那么明显地感受到必需性的压迫”。〔18〕也就是说，劳动并未失去其强制的性质。〔19〕在现代劳动分工的条件下，集体劳动力代替个体劳动力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体。并且，集体劳动力从人类物种繁殖绵延不绝中获得了不竭的源泉。现代技术所充当的角色则是迫使人类进入要比自然进程更加快速的永无休止的劳动循环过程之中。如阿伦特所言：“未来自动化的危险与其说是自然生命令人哀叹的机械化和人工化，不如说是所有人类生产力都被吸收到一个极大地被强化了的生命过程中（尽管是以人工的方式），自动地、无痛苦地重复它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20〕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分工与自动化进程彻底改变了传统劳动的个体性特征，从而强化了劳动集体性的循环过程。
现代技术对劳动的强化还体现在消费方面。劳动和消费是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必经的两个阶段。阿伦特认为，劳动者社会的崛起势必带来一个消费者社会。现代技术迸发出巨大生产力的可能性，貌似预示着人们可以摆脱生物必然性的束缚，不再受劳动的辛苦劳作，乃至只剩下消费所带来的烦恼。但在她看来，消费者社会却更让人恐惧。现代人所追求的目标是物质的富饶、财富的增长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这只不过是穷苦人的古老梦想罢了。看似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闲暇，实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人们只会把闲暇浪费在消费上，消费愈加精细化，欲壑难填，乃至“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21〕在生命循环过程中，劳动就是为了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首先就要被消费掉。自动化则加速了“劳动—消费”过程，使劳动和消费成为自动化过程的一种纯粹机能。于是，在维持生命的必需性支配下，消费的无休止保证了劳动的无休止。消费越快，生产越快，劳动产品也就越失去其作为使用物在世界中所具有的相对持久性。
总之，现代技术在整体上强化了人类生命循环往复的劳动过程，并且就促进生命对世界的消耗而言，现代技术更是致命性的。在一个劳动者与消费者社会中，“我们不再真正居于一个世界之内，只不过是被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推动着，在这个循环当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失，此起彼落，但都不会长久地围绕着置身于它们中间的生命过程”。〔22〕在阿伦特看来，人们沉浸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之中，不仅无法感受到自身生活的主体性，甚至都不能认清自身的空虚。结果，现代社会到处漂浮着无意义感和虚无主义。
三、现代技术对制作过程的功利性解构
现代技术对劳动过程的强化以及现代社会的无意义感，在现代的制作过程及其功利主义经验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阿伦特对劳动和制作的区分与她对自然和世界的关键区分紧密相连。劳动因受生命本身的必需性支配，而具有前人类的特征；〔23〕制作则是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所展现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通过双手的工作，技艺人制作出环绕人周围的各种人造物，比如技术、建筑和绘画。与通过身体的劳动所创造出的产品旋即被消费掉不同，人造物具有相对的持存性，很难被自然所侵蚀，并构成了一个客观的人造世界，为人们在地球上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家园。
“制作，即技艺人的工作，是一个物化（reification）的过程。”〔24〕物化是技艺人从自然中获取材料从而制造出某种人造物。在制作的过程中，技艺人是自然的破坏者，因而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侵夺和暴力因素。像制作一张椅子，就需要砍掉树木，打断原本的自然进程。与受生物生命循环过程支配的重复劳动不同，制作方面的复制是为了增加那些持久的人造物的数量，并不会轻易削减其持存性。
在现代社会，制作活动在构建世界方面表现为现代技术的发展。阿伦特认为，现代技术的实际内涵只有在自动化来临时才会彻底暴露出来。在此，她对现代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了简要阐述。第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时代蒸汽机的发明，这一阶段的特征仍然是对自然过程的模仿以及对自然力量有目的的使用。第二个阶段是电力的使用，这一阶段则开启了创造过程，即通过现代技术将自然之力导入世界，开启了人类自身的自然过程。自动化就是这个阶段的最新发展，并且是机械化的最终表现形式，“曾经一直作为‘一连串独立步骤’的制作，变成了‘一个连续的过程’”。〔25〕第三个阶段是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技术发展的特征就是自然力的释放，〔26〕原子弹有可能毁灭掉地球上的所有有机生命，这种对宇宙之力及其能量的操作对人造世界和人生存的自然家园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技术和机器的似乎无法抵制的增长绝非仅仅威胁到某些失业的阶层，而且威胁到所有国家、所有人类的生存”。〔27〕在这一发展历程中，阿伦特对自动化表示出格外担忧。在她的定义中，制作是一个明确有始有终的过程，而自动化是自行运行、不受人的意图和目的干扰的过程。在自动化生产方式中，操作和产品的区别，即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划分也变得无意义。原本以技艺人心态制作出来的机器，却随自动化抛弃了技艺人的“手段—目的”范畴，由技艺人创造的人造物世界也不再适用。
现代技术对制作过程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其造成了目的与手段的倒置。阿伦特认为制作的过程完全是由“手段—目的”范畴来决定的。区分手段与目的是技艺人的典型特征，技艺人使用工具制作物品，工具是手段，受技艺人最终想要制作的物品这一目的支配。物品一旦制作完成，目的就达到了。工具受技艺人的制作意志来支配。一方面，技艺人发明的器具一旦被劳动所用，便会丧失其工具性特征，手段与目的关系便发生了颠倒。另一方面，在制作意义上，根据机器的运行标准来设计产品，而非根据产品来设计机器，也是对手段与目的范畴的完全颠倒。再者，与受技艺人支配的工具不同，机器已经成为人类存在无法摆脱的客观处境，具有相对独立的客观性。“人在设计机器的同时也就让自己‘适应’了一个机器环境”，〔28〕机器获得了与人相对应的主体地位。到底是人主导机器，还是机器控制人，阿伦特对此作了精妙的评论：“即使最精巧的工具也始终是人手的奴仆，不能指挥或代替人手；即使最原始的机器也指挥着身体的劳动，并最终取而代之。”〔29〕
进言之，现代技术对制作的功利性解构，源于其对效用性标准的过度强调。在制作过程的效用性标准上，功利主义哲学存在着“手段—目的”链条，其中的目的又成了另一活动的手段，所有目的都只是暂时的。由于技艺人是一个制造者，他自身的活动经验是工具性的，他无法理解由人造物所构建的世界的意义，因此意义对他来说是一种悖论性的“目的自身”。〔30〕这种功利主义逻辑混同了效用性与意义，无法为“手段—目的”范畴寻求正当性原则，因此，导致了无意义性。在阿伦特看来，这正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内在困境。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家试图把人作为终极目的，这看似终止了“手段—目的”的无穷链条，并避免了将这一范畴运用至政治领域，但实际上这种技艺人的“人类中心主义式功利主义”〔31〕所造成的价值虚无更加严重，因为自然和世界都将臣服于人这一最高目的，并被贬低为纯粹的手段，世界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在希腊人世界中，对劳动动物和技艺人的贬低实际上就是对所有严格功利主义的轻蔑。在柏拉图对普罗泰戈拉及其名言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人成了万物的尺度，那么人也就“不再是与世界相关的言谈者、行动者和思想者”。〔32〕于是，在柏拉图晚年所作的《法律篇》中，神代替了人成为所有使用物的尺度。即便如此，阿伦特认为柏拉图的回答“也不过是一种空洞的道德姿态，因为现代假定了，在有用性的伪装下，工具性无条件地统治着制成品的世界”。〔33〕效用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并在现代技术中达到极致。
概言之，现代技术对制作过程的解构内在地表现为功利主义逻辑蔓延至制作全过程之中，最终遮蔽了制作原本的世界性特征。技艺人制作的功利主义逻辑在现代技术中被过度地运用，包括地球和世界在内的所有事物在技艺人眼中都被工具化或手段化了，更为关键的是制作经验普遍化了，有用性被确立为人类生活世界的终极标准。因此，在现代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用目的与手段范畴来分析人类世界已经变得无意义。尽管劳动保证了人类生命的持续，制作为人类在地球上创造了适宜生存的世界性家园，但她认为万物的尺度即终极目的或意义，既不在劳动过程中，也不在制作过程中，世界才是人造物终极的存在理由。要让世界是其所是，就需要让人造物为人们的行动与言说准备，使其成为人们行动与言说的地方。但是，现代技术并未朝向这一方向发展，反而对行动空间造成了政治性压抑。
四、现代技术对行动空间的政治性压抑
阿伦特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并非仅仅停留在社会层面，更重要的是对政治的呼唤。在积极生活的三种活动中，行动是等级序列中最高贵的一种。行动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活动，体现的是人的多样性（plurality）。在她看来，行动常常与言说相伴，无言的行动不是行动。行动者只有在言行中才能够得到彰显，才能表明“他们是谁”，在劳动与制作中则无法表明行动者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身份。言行需要他人在场，并以“人们”为指向，关涉的是“之间”，与人们在行动中所讨论的内容无关。与行动相反，劳动与制作并不需要他人在场，甚至在孤独中便可以完成。但孤独对于行动者而言，“意味着被剥夺了行动的能力”，〔34〕如同在世间的死亡。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技术所开启的现代过程洪流与行动的特性紧密相关。以行动和言说切入人类世界如同人的第二次诞生，这种由他人在场所激发的切入是新的世界的开端。这种开端启新实际上开启了新的过程。行动的特性在这种过程中展现了出来。阿伦特概括了三种基本的行动特性，即：结果的不可预见性、过程的不可逆转性以及作者的匿名性。与人的多样性和诞生性相联系，人们无法预料行动的结果及其所发起的开端。并且，与有始有终的制作相反，行动的结果及其完整意义只有在行动和历史终结的时候才会展露出来，行动中的行动者无法预见。行动过程的不可逆性，是指由人们所发动的行动这一过程不会在单一行动中结束，也不会受物质消亡或个人生命终结的限制。另外，在行动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行动者，但没有人是这一过程的作者。
由此观之，行动的危险就内在于行动的特性之中。阿伦特认为人的多样性导致了行动的所有灾难。自古以来人们就对行动的不确定性表示不满，总是渴望找到行动的替代品，以摆脱行动中固有的任意性和道德上的无责任人特征。而制作内在固有的稳定性为人们因行动的不确定性而心生的顾虑提供了理想方案。以制作代替行动的意图，早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就最清楚地表现出来了。由于制作内含暴力特性，以制作代替行动，结果是对暴力的公开颂扬。在阿伦特看来，技术颠倒了权力和暴力的关系，〔35〕权力日益萎缩，暴力却被认为孕育了历史和社会的变革。用制作代替行动以挣脱人类事物的脆弱性，最终导致的后果是，人的行动能力即开启新过程的能力被导向了一种对自然的态度。〔36〕行动介入自然的过程一开始体现在科学家的实验中。在实验中，人们逐渐发展出一种能够“制造”自然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人们能够释放自然的过程，进而使自然的过程符合人造的模式。“自然科学变成了纯粹的过程科学。”〔37〕在阿伦特看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技术世界完全是由人的行动能力导致的。行动的危险同样赋予了现代技术，使得现代技术的发展没有回头路，结局不可预测，过程也无法逆转。
但是，内含危险倾向的现代技术反过来又对行动空间构成了挤压。面对现代技术的危险性，阿伦特认为，如何将现代技术知识运用至人类被给定的存在是首要的政治问题，不能留给专门科学家和专门政治家来回答。在阿伦特的概念体系中，政治、行动和自由是三位一体的概念。〔38〕在某种意义上，技术问题“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共同生活和行动的问题”：〔39〕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兴起并不必然导向自由政治，因为“它是把劳动及其优先性带入政治本身的中心的一个部分”；〔40〕另一方面，在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语言已经变成了数学符号，而非人们的日常语言，这对人们的言行构成了挑战。阿伦特观察到，现代科学的“真理”无法通过普通的言说或思想进行证明，而是由数学公式演示并在技术上得到证明的，以数学符号作为基本语言的现代科学已经改变乃至重构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物理世界和感官世界之间的联系日渐丧失，以常识和日常语言交流的人们已逐渐远离了实在。可见，尽管技术统治尚未变为暴政，但现代技术在维持世界的边界方面存在着困难。〔41〕依阿伦特之意，现代技术造就的是孤独的同质化的人，而非互相联系的多样化的人。这对于政治行动者而言无异于窒息。
阿伦特认为所有过程都包含着自动化的趋势，她对行动和因行动而导向现代技术危险性的阐释并不是为了否定行动，而是将希望寄托在行动上。因为在她看来，“自动化过程的本性就是让人受制于它，但人能通过行动宣告自身的存在和反抗它，否则只能听凭它摧毁人类生命”。〔42〕在现代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中，过程意味着融贯性的推演以及对任意性和偶发性的排斥，而每一个行动从自动化过程看都是一个奇迹。现代技术本身的过程逻辑虽然是由人的行动导向的，却与行动存在着根本矛盾。现代技术强化了工具理性与生产逻辑，从而使政治行动的公共空间逐渐萎缩，自由与多样性的展现受到挤压。而自由只有当人们在行动中展现自己的时候才会充分实现。因此，阿伦特对现代技术的关注根本在于她对行动和自由的关怀，把被遮蔽的政治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来。
结语
在阿伦特的哲学分析中，劳动、制作及行动分别内含着不同的过程逻辑，并在现代产生了一种过程观。这一过程观全面侵蚀了现代自然、历史、哲学乃至政治等领域。在现代技术场域中，劳动混同为制作，行动日渐被制作所取代，最终，以制作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综合了三种不同的过程逻辑。总体而言，在现代社会，这种过程观极易发展出一种解放人的进步观，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并且，现代技术发动的过程洪流在实践与逻辑上有着“暴政”倾向，毁灭的风险始终存在，个体无法抵抗和安然自处，充满着无力感。人们既无法控制也无法挣脱这一过程洪流，进步还是毁灭，这一现代性的悖论始终困扰着我们。阿伦特对此始终保持着警惕，认为这既危害着地球，也破坏着世界，更威胁着政治。与海德格尔在艺术领域寻找希望不同，阿伦特试图在政治中寻找希望。阿伦特并未针对现代技术问题开出具体良方，但通过她对现代技术重塑劳动、制作和行动的剖析以及对政治的关切，我们能更深入理解现代技术导致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和人们当下所遭遇的危险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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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江苏实践研究”（24ZHC00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