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深化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研究，需要在搞清楚马克思拜物教批判有何具体所指、马克思为何走向拜物教批判的基础上，追问和回答“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何以可能”的问题。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既指向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又指向拜物教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拜物教性质，走向拜物教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的内在要求。深化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研究，需要探究拜物教批判的客观条件、思维方式和拜物教观念的认知机制。一切商品生产都具有拜物教性质，但只有到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阶段，才具备揭秘拜物教性质的客观条件。只有像马克思那样明晰地区分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致力于彰显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的独特性和历史暂时性，才能建构系统的拜物教批判理论。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陷入拜物教观念，是因为资产阶级立场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导致他们混淆了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
关键词：拜物教批判 拜物教性质 拜物教观念 物质要素 社会形式
近年来，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是我国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就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货币拜物教学说、资本拜物教批判、异化理论与拜物教学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具体内涵、理论意蕴、现实意义以及国外学者拜物教批判研究的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当前，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研究仍有需要改进之处：忽视对于已有的拜物教及相关概念的文本考辨研究成果，仍在“崇拜”的意义上理解拜物教，这偏离了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明确指向，也缩小了研究视野；对国外关于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学术动态关注较少；疏于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缺少相互借鉴。继续深化拜物教批判理论的研究，需要在搞清楚马克思拜物教批判有何具体所指、马克思为何走向拜物教批判的基础上，探究拜物教批判的客观条件、思维方式和拜物教观念的认知机制。
一、客观的神秘性质与主观的错认：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具体所指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既指向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又指向拜物教观念。马克思对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进行了透彻的剖析，认为商品的神秘性质既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而是来源于商品形式本身。商品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其中，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形式，它不是商品独有的，价值形式才是商品之为商品的独特形式。
商品形式上具有的假象，在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金银作为物，好像天然地就是货币，天然地具有能够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的属性——跟商品物神相比，货币物神更加耀眼了。货币只有在雇佣劳动的关系中才能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造成了如下假象：资本是可以脱离关系而实现自行增殖的独立化存在。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不仅与商品生产有关，而且与剥削关系的被遮蔽有关——工资的形式掩盖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区分，好像全部劳动都是有酬劳动，从而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看似是等价交换关系，并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商品、货币和资本具有拜物教性质，人们一旦被拜物教性质迷惑了头脑就会产生相应的拜物教观念。比如，有人认为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使用价值才是人的属性。其实，使用价值是物作为物就具有的属性，交换价值才是物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中获得的社会属性，即社会形式规定性。货币主义者认为，金银天生就是货币，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马克思认为，货币主义“幻觉”的产生是因为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自然物的形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物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规定性是社会形式规定性，而不是物的自然属性。把社会形式规定性归之于物的自然属性是一种拜物教。
把拜物教视为一种崇拜，这种理解方式在学术界存在已久。1923年，陈独秀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中说，“资本家盲目地增加他们的生产品——即‘商品’，他们这样超理性的崇拜‘商品’万能，好像非洲土人盲目崇拜各种异物的宗教，所以马克思把他叫作‘商品拜物教’”。20世纪30年代，陈豹隐、沈志远、李达等学者都曾把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主义）理解为人们对商品的“崇拜”。当前，依然存在把拜物教理解为一种崇拜的现象。其实，拜物教观念作为一种特殊的错认，并不等同于对物或社会关系的崇拜。更为重要的是，剖析一种错认需要说明为何以及如何将A错认为B，而说明一种“崇拜”，指出被“崇拜”的对象在“崇拜者”那里是个“神秘的物/事/关系”就行了。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沿着精神分析学的思路，在“物恋”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他认为，“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的概念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被神秘化了的、让人着迷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屈从模式”。其实，马克思所批判的拜物教与精神分析学派的物恋或恋物癖有重大差别：马克思是从商品生产的逻辑来讨论拜物教的社会构成及其后果，精神分析学派则是从主体欲望的运作来讨论恋物癖的心理机制及其效果；马克思关注的问题是物如何具有神秘性，精神分析学派关注的问题则是人何以对物产生无休止的迷恋。鲍德里亚忽视了马克思与精神分析学派在研究视角上的本质差别。
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既指向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又指向拜物教观念；拜物教性质是一种客观的神秘性质，跟“社会关系的物化”“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密切相关；拜物教观念既非崇拜，亦非物恋，而是一种特殊的错认——把物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形式规定性视为物的自然属性。
二、走向拜物教批判：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的内在要求
我国学界已对拜物教批判理论的生成和发展历程有所探讨，但尚未充分揭示拜物教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特别是缺少对马克思走向拜物教批判必然性的系统论证。
马克思在《莱因报》工作期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直指现实问题的讨论，使马克思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原有的“理性信仰”与其发现的物质利益起决定性作用的现实逻辑之间发生了冲突，这成为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以下结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而黑格尔法哲学却把这一切颠倒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揭露和批判世俗异化、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明确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虽然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宗教世界的形成“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这样，马克思的思想就走向了对世俗基础的自我矛盾的剖析。
对世俗基础的自我矛盾进行剖析，意味着要走出“纯粹的思想领域”，走向“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嘲讽的口吻写道，“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狄亚多希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只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开展理论的批判，他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走出了“纯粹的思想领域”，致力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的问题——“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得出了如下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下述论断所表达的意思，“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对世俗基础的内在矛盾进行细致的理论剖析，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对这个世俗基础进行实践改造——这是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立场的真谛所在。
致力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必然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剖析。还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了如下理论自觉，“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这就要求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剖析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拜物教性质，需要拜物教批判理论揭示这种生产方式的秘密。我们可以通过对徭役劳动和雇佣劳动进行比较分析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在徭役劳动下，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强制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因为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必要劳动和为地主的剩余劳动是明显分开的，所以封建社会的剥削是显而易见的；雇佣劳动者为资本家的劳动也表现为自己的劳动，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被平等交换的假象掩盖了。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需要我们破除种种假象的干扰。此时拜物教批判理论出场了。由此可见，走向拜物教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的内在要求。
三、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拜物教批判的客观条件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拜物教同商品生产分不开”意味着，没有商品生产也就没有拜物教。商品生产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也不会永恒地存在下去，拜物教亦是如此。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有了拜物教，拜物教不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不过，拜物教现象存在的条件，跟揭示拜物教性质之秘密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人类劳动的发展史与人类对劳动的认识史、人类商品生产的发展史与人类对商品生产的认识史。
劳动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祖祖辈辈从事某种劳动，比如农业劳动；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劳动获得了充分发展，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任何一种具体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劳动，而不是某种劳动，成为“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这是人类劳动的发展史。
人们曾经只是在劳动的某种特殊形式上认识劳动的生产性，比如，重农学派认为农业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劳动，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的；后来，亚当·斯密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把劳动视为创造财富的活动，人们实现了“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劳动或者劳动一般才成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这是人类对劳动的认识史。
商品生产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已经存在，但尚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就必然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一切商品生产会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财富形式。这是人类商品生产的发展史。
马克思认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没有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乃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而缺乏价值概念又阻碍了亚里士多德对商品交换作进一步的分析。“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社会中，才能被揭示出来。也就是说，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是不可能揭示“价值表现的秘密”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商品生产的高级发展阶段才能揭示“价值表现的秘密”。这是人类对商品生产的认识史。
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劳动，而不是某种劳动，成为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人类才实现了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只有当商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财富形式，人类才能揭示价值表现的秘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劳动、商品生产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人类对劳动的认识、对商品生产的认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对经济思想的决定作用。
商品生产的存在条件和商品生产普遍化的条件不同于揭示价值表现的秘密的条件。价值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已存在，但价值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实现了普遍化；劳动表现为价值出现于资本主义之前，但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揭示价值表现的秘密；一切商品生产都具有拜物教性质，但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才能揭示拜物教性质的秘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生产普遍化了，具备揭秘拜物教性质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存在被拜物教观念俘获头脑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马克思运用怎样的思维方式使得拜物教批判成为可能。
四、历史性自觉、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的区分：拜物教批判的思维方式
立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的成熟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回顾马克思走向拜物教批判的思想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明晰地区分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并秉持历史性自觉，是建构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这段话有两个核心思想值得关注：第一，对“生产力”与人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进行区分；第二，明确社会形式、经济形式、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虽然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但是人们会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它们都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社会形式都是在一定的关系中获得的“历史性的形式”。对此，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明确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奴隶、资本、货币、价格等，都是社会形式，是在一定的关系中才具有的社会形式，脱离了一定的关系，黑人就不是奴隶，纺纱机就不是资本，黄金就不是货币，砂糖就没有价格。
区分了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具备了历史性自觉，对于建构拜物教批判理论是必要的，但还是不够的。建构拜物教批判理论，需要透彻剖析资本的拜物教性质、系统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拜物教观念。这就需要把握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的特殊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以商品作为起点展开自己的叙述和分析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统一体。马克思指出：“把商品归结为‘劳动’是不够的，而是应当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它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必要劳动以交换价值进行计算。”基于此，马克思用劳动的二重性来说明商品的二因素：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并不能解释“非商品”的劳动产品与商品的差别，二者的真正差别在于，“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并不直接地就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实自身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不是直接以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必须以另一种商品的一定量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价值形式就是抽象劳动的迂回的表现形式。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通过追问以往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这凸显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历史性——不是一切劳动都表现为价值。例如，在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劳役和实物贡赋都没有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没有披上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劳动也不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分析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历史性，也就揭示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秘密。
对于货币形式，马克思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通过追溯货币形式的起源、考察交换过程的历史发展，马克思揭示了货币是商品中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产物——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这样，马克思就对货币的拜物教性质进行了透彻分析。
揭示资本的拜物教性质，需要破除资本可以自行增殖等诸多假象。针对资本可以自行增殖的假象，马克思建构了劳动力商品理论，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之于资本增殖的前提性意义——劳动力的使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其差额是剩余价值，从而论证了增殖是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中发生的。针对工资的形式所带来的“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被消灭，从而“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的假象，马克思揭示了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是如何掩盖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的。针对剩余价值来源于流通领域的假象，马克思指出流通过程中发生的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和由货币转化为商品的变化属于形式变换，投入流通过程的劳动“只是为价值的形式变换作中介的劳动”，并不创造价值。针对商业利润和货币经营业利润好像完全是从流通中产生的，生息资本好像是一个能够自行增殖的“物神”，利息好像“只是表现为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关系”，而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地租好像是由于支配了一种“可以垄断并且数量有限的自然力而产生”等诸多假象。
面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的公式”，马克思指出，“价值并不是因它转化为收入而产生的，它在能够转化为收入，能够取得这种形式以前，必须已经存在”。必须先把价值创造出来，才能对价值进行分割，从而才能转化为各种收入。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与分割过程并未使剩余价值增加分毫，因而必须首先考察剩余价值，而后再来考察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转化形式。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理解《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剩余价值理论”开头部分这段评论的深意：“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只是考察利润和地租等特殊形式，而不考察剩余价值本身，就无法知晓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地租的条件，容易把利润、地租视为永恒的存在物。马克思考察了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具体形式，驱散了各种假象带来的认识迷雾，通过叙述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转化和分割过程，揭示了资本的拜物教性质。
把握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要特别留意马克思的“成为”和“转化为”等用法：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成为资本，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息，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等等。“成为”和“转化为”都是有条件的，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实现的，因而都是历史的。“成为”和“转化为”之类的表述，蕴含着马克思的历史性自觉。
由上可知，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独特思维方式在于：秉持历史性自觉，明晰地区分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从而彰显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的独特性和历史暂时性。
五、导致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混淆的思维方式与阶级立场：拜物教观念的认知机制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观念进行了剖析，特别是对“三位一体的公式”进行了系统批判。我们将以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三位一体的公式”为例，剖析拜物教观念形成的认知机制。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土地、劳动逐年分别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雇佣工人提供利润、地租和工资，因而形成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工人这三个不同阶级的收入。为避免误解，我们有必要仔细品味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那个转化为超额利润的价值部分，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即瀑布的所有者，能够把这个超额利润从工厂主的口袋里拿过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的原因，也就是使这一部分利润或这一部分商品价格被土地或瀑布的所有者占有的原因”。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转化为超额利润的那个价值部分，而只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不过，资产阶级经济学自有其高超的“戏法”。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宣称：“生产过程的要素，归结到它的最一般的形式，就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土地和劳动的确是生产过程的要素，但资本不是生产过程的要素，而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头脑中，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被混淆了。通过这种混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证明了劳动与雇佣劳动、生产资料与资本的同一性：劳动与雇佣劳动合而为一，使劳动条件跟劳动对立起来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与劳动条件的物质存在合而为一；生产资料好像天然地是资本，土地好像天然地是若干土地所有者所垄断的土地。于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劳动条件跟劳动一样，成为价值的真正的源泉。不仅如此，通过上述“戏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资本是人类生产本身不朽的自然要素、资本的存在是人类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也就被“证明”了。
除了上文提到的混淆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生产资料、土地、劳动）与社会形式（资本、若干土地所有者所垄断的土地、雇佣劳动）之外，“三位一体的公式”还存在如下颠倒：一是混淆使用价值生产的要素与价值创造的要素：土地是使用价值生产的要素，不是价值创造的要素；二是混淆必要劳动与必要劳动的社会形式：必要劳动不一定采取工资形式，正如剩余劳动不一定表现为剩余价值；三是颠倒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割之间的关系：雇佣工人新创造的价值被分割为利息、地租、工资等部分，而不是这些部分构成价值。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头脑中为何有如此多的混淆呢？这跟其经验主义思维方式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满着迷惑人的假象，“实际的生产当事人”每天都要和这些假象的各种形态打交道并在这些形态中活动，若观察者的思维方式是经验主义的，就会被假象迷惑，产生拜物教观念之类的错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然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假象世界里，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他们寻找的是决定价值量的因素，而不是寻找价值存在的原因；不是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古典经济学家们没有像马克思那样追问“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没有考察“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和“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条件。
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在庸俗经济学家那里更为显著。马克思认为，庸俗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把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因为上述经验主义思维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就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系统化、理论化了。作为一种科学，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必须摒弃这种经验主义，贯彻具体的、历史的思维方式。“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的这句话通常被解读为论述本质与现象之间关系的一般哲学论断。其实，这是马克思在批判“三位一体的公式”时说的。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本质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不是直接合而为一；科学的任务在于透过迷惑人的假象揭示事物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造成资产阶级经济学上述理论局限的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这就是资产阶级立场在发挥作用了。马克思认为，“三位一体的公式”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扬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运用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就会忽略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的特殊性，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从而陷入拜物教观念的泥潭。
由上可知，“三位一体的公式”是拜物教观念的集中体现。拜物教观念的核心逻辑在于，混淆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化、永恒化。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陷入拜物教观念，跟其经验主义思维方式有关，而其秉持的资产阶级立场则是更深刻的原因。
结 语
深化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研究，需要我们在搞清楚马克思拜物教批判有何具体所指、马克思为何走向拜物教批判的基础上，追问和回答“拜物教批判在怎样的客观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运用怎样的思维方式才使拜物教批判成为可能”“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何陷入‘拜物教观念’”等属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何以可能”的问题。
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既指向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又指向拜物教观念。在研究中，我们尤其需要避免陷入将拜物教观念跟“崇拜”“物恋”混同起来的认识误区。走向拜物教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运用拜物教批判理论才能揭示具有拜物教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沿着马克思指引的道路前行，需要我们掌握好、运用好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这一锐利思想武器。
拜物教现象存在的条件与揭秘拜物教性质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一切商品生产都具有拜物教性质，但只有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才具备了揭秘拜物教性质的客观条件。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陷入拜物教观念的泥潭，乃是因为资产阶级立场、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导致其混淆了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只有掌握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武器，明晰地区分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与社会形式，我们才能避免陷入拜物教观念的泥潭，面对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也才能有清醒的历史性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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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琼：《拜物教/恋物癖：一个概念的谱系学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3期。
刘召峰（1980-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杭州 310058）。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