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政党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成效和水平的关键变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直接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能力和智慧。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和现实中锻造而成的强大政党能力，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发挥着显著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保障和战略规划能力定“向”、思想引领和凝聚能力铸“魂”、制度和情感共治能力增“效”、组织号召能力聚“力”、应变抗压能力强“韧”、平衡协调能力塑“形”。深入理解这一内在逻辑机制，能进一步坚定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和最大优势。
【关键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政党能力 中国共产党
作者田旭明，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言秋，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6期
由政党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现象和特征。“政党被看作是独立变量。社会和政府依赖政党组织，依赖政党领导者的决策以及政党向社会施加的安排”，所以研究国家改革和治理往往不能脱离政党因素，同时研究政党政治也不能抛离现代国家成长和发展的要素。在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改革系统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坚强领导”和“长期执政”的职能和使命，“执政党和国家之间长期延续着组织同构、制度互嵌、结构共生和功能互补的关系”，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施政方略、战略眼光、制度机制、文化主张、策略设计等，都将直接影响国家改革发展和社会运行动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定，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开放经验和新时代发展时势的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任务更重、压力更大、难度更高、挑战更多、问题更深。能否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破立游刃有余、成效稳中呈现，关键看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主要通过政党能力予以具体彰显和实际支持。政党能力是政党自我治理、推动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是“由相互联系、彼此影响、协同发展的多个综合性能力及其实践形态所构成……这些综合性能力及其实践形态按照其内在逻辑进行排列和组合,形成政党能力的体系性集合体”，多表现为政治领导能力、战略规划能力、思想凝聚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应变创新能力、统揽全局和协调各方能力等。40多年的改革开放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党能力，未来新征程上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政党能力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作用机制强化和影响力量厚增，找寻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政党能力的着力点，进而不断凸显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压舱石”和“最大优势”。
一、政治保障和战略规划能力：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向”
中国的改革要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规律的能动性选择，也是社会主义改革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的进一步拓维提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自身的政治使命、理想信念、价值立场和战略谋划来界定和规约改革的方向和道路，确保改革不失色、不偏向、不脱轨，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成功的“定盘星”，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统摄能力和战略谋划能力的考验。
（一）政治保障能力捍卫改革路向和本色。改革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素的调整和变动，有的改革是在既定制度框架内的适应性调适和改进，有的改革可能会因策略不当、过程激进、本心扭曲或其他特殊因素介入导致颠覆原有的制度体系和发展线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进程是有立场、方向和原则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谈到全面深化改革时也特别叮嘱：“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如果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是颠覆式的”以新代旧”，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范围内的适应性变革和调整，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当今中国所有改革的本色和底色，而要守护这一本色和底色，就必须依赖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保障和统驭能力。
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历史伟业的重要密码。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使命和政治执行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保持改革本色的政治基石和保障。从政治立场而言，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改革只维护少数财阀集团的利益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一政治初心和立场能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立足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进而做到改革不失本心并始终拥有强大的民心基础和力量。就政治使命而言，与西方国家那些追求赢得选票、崇尚工具和实用主义、维护财阀集团利益的选举型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具有长期目标和远大追求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继承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崇高使命，明确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政治使命，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还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使命话语、调整使命践行路径、拓展使命践行思维，先后确立了“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实现“中国梦”、“为世界谋大同”等使命目标。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在践行共产主义崇高使命道路上稳步前行，这一使命追求的坚定性和具体过程的能动性能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把握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现实主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主动性探索和自觉性变革，不会脱轨转道而丢失本色，也不会被形形色色的舆论陷阱裹挟和蛊惑而改弦更张。所以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对党的政治能力的考验，党在政治立场和使命上的恒定力、执行力、判断力和统摄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灯塔”和“护持”。
（二）战略规划能力支撑改革行稳致远。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初心，就可以无私无畏地谋划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任务多是针对改革进程中的复杂问题和难题而设置，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卓越的战略规划能力。习近平指出：“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特别突出强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战略规划能力体现在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长远目标与当前任务相结合以寻找到最佳结合点的能力，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问题的能力，是对机遇和挑战有着清醒认知和未雨绸缪意识的能力，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毅力。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实践中善于观察大势、因势谋动，依靠“五年规划”的接续奋斗、“三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布局拓展、“三步走”和新“三步走”战略、新时代“两步走”战略等理念和行动，既明确了不同时期的重点工作和任务，也确保改革向着既定的长远目标和根本方向前进，展现出了强大的战略规划和行动能力，与西方国家政党体系暴露出的相互掣肘和拆台、只顾本集团眼前利益而不顾及长远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战略规划能力内蕴着规划与执行、当下与未来、国内与国际、守正与创新、目标导向与问题意识的辩证关系，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是今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沿着长远目标稳步落地见效的有力保障。一方面，能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予以考察和推进，有利于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目标进行合理化的阶段性分解，精准抓住关键性和决定性问题，把握好速度和节奏，确保与整体目标一致。另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涵盖300多项举措的深刻社会变革，涉及一些过去改革方案的升级和一些新的方案的制定，每一项工作落实和改革方案敲定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离不开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有关部门的坚决执行和通力配合。党的统筹执行和战略规划能力有助于确保重大改革决策能不折不扣得到贯彻执行，沿着党中央设定的路线和目标稳步推进，杜绝各行其是、本位主义、政策悬空和折扣变通，进而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脱离党的使命、意志和事业界域。
二、思想引领和凝聚能力：铸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魂”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社会变革的过程是新旧动能转化、活力释放和秩序建构的复杂过程，往往伴随着思想碰撞、观念分歧、价值冲突、伦理困惑和利益重构，这就需要在尊重差异性的同时积极寻求思想共识、价值引领和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具有思想引领力的政党，在过去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关键时刻，总能依靠理想信念教育、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和武装促使全党形成思想共识，并以此引领和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创造历史成就。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体制机制的深层变革，将会对已有的利益关系和格局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重塑，其过程必然充满着由于利益调整和制度变革引发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知碰撞加剧，一些未曾预料的新问题新情况也会不断产生并考验顶层设计的思想解放意识。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坚持以思想理论创新引领改革实践创新”是改革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解放思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思想引领和武装能力能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定正确方向、拓展发展空间、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有力精神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内驱。
（一）统一思想意志与解放思想的共振确保改革秩序与活力。改革容易生发不同想法和声音，因而也更加需要思想意志的高度统一，“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此外，改革不能固守陈旧思维和框架，面对新问题要敢于打破陈旧经验和思维的限制，勇于解放思想，如此才能获得答题破局的新灵感新思路。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改革实践中面对各种声音和舆论的滋扰，坚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引领时代，依靠把握时代特征、瞄准主要矛盾、借鉴国外经验、关切人民利益、加强政治说理、正面引导舆论、分享改革红利，提升了改革说服力和话语权，确保在改革问题上凝成最大共识，同时开动脑筋，勇于打破惯性经验和思维束缚，鼓励肯定自主探索和创造，在重要关口和关节点能把稳方向，找准思路，开拓创新，赢得战略主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南方谈话”、“两个结合”都是思想解放的鲜活实践，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最大限度汇聚共识，引发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国家和社会快速进步。
可以说，没有思想意志的统一，改革就容易失序离散。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改革进程中重大理论、实践、制度和科技创新。这种善于统一思想和解放思想的能力，是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石和精神中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财税、金融、分配、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深层改革，面临的压力、问题和难度一点都不亚于过去，不仅会推动利益格局进一步深度调整，同时还会衍生更多新期待新诉求，此外还会滋生一些过去不曾预料的新挑战新情况，甚至遭遇一些刻板经验、固有成见、惯性思维和畏首畏尾心态的阻碍，对此，中国共产党善于统一思想和推进思想解放的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不仅能在思想层面保证各行各业与党的改革方针路线保持高度统一，积极配合改革节奏，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会因阻力和难度增加而停滞摇摆，也不会因各种舆论陷阱而失去思想定力、使命意识和发展方向，还能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开阔的发展空间，强化不拘一格、开拓求新、积极应变的勇气和主动，尽力尽情释放改革活力和潜力。
（二）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同步确保改革勇毅前行。实践在发展，理论就不能停滞。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教义，也“不是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并将它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而是不断发展的真理，所以“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回顾中国改革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新的时代特征和现实国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同时还将党的创新理论及时在全党全社会进行教育和传播，进而确保中国改革事业不断拥有新思想的理论指引和精神凝聚。
坚持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同步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改革事业扎实前行的精神密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丰富成果，与此同时还相应开展了系列党内集中教育和学习活动，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事业提供了先进且强大的思想引领力凝聚力。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规划蓝图已经擘画，相关路径设计和制度安排已经部署，但在具体实践中仍然需要结合具体实际进行微观探索和精细化落实。“很多举措是战略性、前瞻性、方向性的，落实中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面对人工智能发展、人口老龄化态势、新型未来产业发展趋势以及各行各业对高质量发展新诉求的不断涌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会在解决问题中再次遇到新问题新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党要时刻保持理论创新意识，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提炼和回应，创造更多能引领时代发展的新理论新思想，进而确保能敏锐有效地回答“改革之问”。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和现实中锻造出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意识及能力，形成了“问题在衍生，理论在前进”、“理论创新到哪，理论武装就到哪”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思想和政治上的清醒、自觉和成熟，其一以贯之和持续推进能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滋生的新问题新矛盾拥有科学的思想理论来指引解答和积极调解，同时促使党的新理论能及时转化为集体共识和实干行动，力促各项改革举措能在党的思想意志引领和凝聚下形成不折不扣的最大共识并落地见效。
三、制度和情感共治能力：提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效”
在现代政党政治下，政党组织、结构和活动的制度化是政党现代化的主要标准。“制度是党的组织的基础，而制度化是党产生组织力量的关键”。制度化水平越高，政党的组织能力、规范意识和利益平衡能力就越强，就越能保证党的组织活动与目标价值相一致。一定意义上说，政党的制度素养和智慧是政党进行国家治理、实现政党与国家有效互动的基础。此外，政党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不仅要依赖制度的规约、整合、激励和平衡力量，还要依靠情感的支持。情感不仅只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需求、反映和体验，也是“人类行为最重要的调节器之一”。“情感可以为国家、社会与民众间的关系提供可伸缩的行动空间，并构成治理合法性及伦理资源的重要来源之一。”政党本身就是一定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其能存在和持续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具有内聚力的粘合剂，即系统成员对共同体的感觉或感情。除非这些感情存在，否则，政治系统本身就不会形成，或者即使形成了，也不可能持续。”所以政党本身具有情感因素和属性，再加上政党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面及的对象是具有明显情感属性的社会大众，往往要直面人的情感态度和需求，所以政党治理国家和社会，也不能忽视情感这种策略性工具，特别是在伦理本位传统和德治情理意识浓厚的国家，情感的治理功能更不容忽视。
中国共产党既具有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组织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因政治属性和文化传统情结而具有鲜明的情感关怀和情感治理艺术。这种制度化的刚性治理能力和柔韧化的情感治理技术是确保国家治理兼顾秩序与活力、分工与协作、当下与长远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也是以改革促进国家治理优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和情感统筹共治能力能促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制度刚性和情感柔性之间寻找到结合点，确保改革既有立竿见影成效，又能温润人心。
（一）制度治理确保改革秩序和成效。制度的功能在于提供约束和规范的准则、界定可为不可为的边界、激励干事创业的热情以及提供未来可期的目标。现代国家要实现良治，必须做好制度治理。制度治理包括制度自身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包括制度向外的规约、导向、激励和支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推动建章立制和强化制度治理是根本经验之一。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制度治党、依法治国成为执政方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项事业在制度机制的支持下成效与活力兼具。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主要对象都是各领域“体制机制、制度体系、法治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归根结底就是制度的进一步优化，所以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既要针对各项改革举措进行具体的制度化设计，还要针对改革中新增生的问题进行制度化应对，既要通过改革筑牢根本制度的统摄地位，还要根据改革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既要善于制度的破与立，还要善于制度的执行、检验和提升。可以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针对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与治理的新考验。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和现实中展现出了显著的制度治理能力，维系并强化这一能力，能促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有序落地见效，确保各种利益资源和关系得到综合平衡，进而提升改革的认同度。
（二）情感治理提升改革的柔韧度和温度。在国家治理方式和技术方面，制度治理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如果只倚重制度作用，容易导致治理因过于依赖制度的工具理性和刚性操作思维而忽视社会层面的不同情感诉求，致使出现刻板化、僵硬化和机械化治理现象。情感治理是“对制度治理、技术治理等刚性治理的互补”，其优势在于柔韧性、共情性和移情性，以情感拉近心理距离，增进社会信任，平和社会情绪，凝聚民意民心，增加制度规范的柔韧性，“融合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向度，使情感成为穿透社会结构壁垒和障碍的有效机制，进而构筑空间内再情感化机制和可共享的公共性价值，实现权力、资源和信息的整合以及在不同群体之间的积极传递。”以情感辅助制度治理，不仅在于价值、思想、心理和态度上的情感表达和传输，更在于以精准性、适应性和回应性思维发掘和对待社会群体的差异化、多样化情感需求，并将情感储存于和融入制度规则、体制机制和政策方案，借助制度化实践输出情感，以情感让制度实践拥有人文温度。
中国共产党是政治性、组织性和规范性很强的政党，但在领导国家治理的实践中也很注重情感的投入和融入。这种情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奉献和自豪之情, 是对历史的珍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之情，是对建构美好世界的渴望之情”。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建设民生工程、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走深走实群众路线、开展各类纪念活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等实践，以情感人，以情聚人，情理兼顾，情法兼具，为国家和社会治理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不仅提升了治理成效，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这种情感治理能力和智慧也是今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可或缺的治理方式和思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和设计最终要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奉献和奋斗来落实，改革中滋生的问题和挑战需要人民群众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和积极昂扬的斗志，改革中涌现的先进典型需要予以价值尊重和精神鼓励，改革引发的社会焦虑需要疏导和安抚。中国共产党借助文化力量、道德资源和情感资源加强情感治理，促进情感和制度共治，展现治理的“善心美德”，能进一步强化改革的情感温度和皈依，凝聚改革的人心力量，优化改革所需的社会心灵秩序，减少改革的负面阻力，增强改革的动力和执行力。
四、组织号召能力：凝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力”
作为致力于实现共同目标的政治组织和共同体，组织动员和社会号召力是现代政党不可或缺的能力，其“具有凝聚社会资源、强化政治合法性、平衡社会利益、调控社会秩序、化解社会风险、提升政治决策执行效率等重要价值功能，是其领导权威、政治软实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彰显”。政党的力量特别是资源组织和社会整合力量直接影响着政党意志实现和国家稳定。能否集合组织内成员合力、能否协调社会关系、能否有效组织社会资源和凝聚社会力量、能否引领号召社会大众，是对政党能力和智慧的考验。
从历史和现实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崇高理想信念和强大组织号召能力的先锋型政党。革命时期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复杂斗争环境下的统战工作格局以及和平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等，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组织动员和引领号召社会力量的政治优势。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革命形势曾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凭借着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基于民族整体利益的普遍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汇聚起了广泛且深厚的革命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将社会动员和号召充分运用于经济生产、爱国卫生运动、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交通建筑、国防工业等领域，依靠群策群力和上下齐心，捍卫了新生国家政权的安全和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诉求，从利益分配、精神生产、协商民主等层面入手，不断优化社会动员机制和方式，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和民生工程建设、应对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之，无论是权威导向型动员，还是利益导向型动员、思想引领和精神鼓舞型动员，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利益协调、意识形态教育、政治说理、制度整合、媒介动员、选塑典型、强化历史记忆等方式加强思想动员和组织号召，促使社会各阶层群众自愿拥护党的主张、追随党的步伐、响应党的号召、接受党的意志。这种组织动员和引领号召能力凝聚了人心力量，提升了斗争意志和能量，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攻坚克难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的生动呈现。
人心齐，泰山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不可能寄希望于单个力量完成，必须在凝聚共识、组织号召、凝心聚力上下功夫，全方位汇聚有益于改革的因素和力量，画出力促改革的最大同心圆，这样才能确保改革拥有势如破竹的劲头和成效。正如习近平在谈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所指出：“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要“凝聚共识，筑牢全党全社会共抓改革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针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体性战略部署，但其落实还需要根据实际制定具体对策，“各项改革举措都要充分论证、精心设计，深入开展风险评估”，这就需要集思广益、广纳见地，尤其是动员和激励社会各界出谋划策、出智出力，进而为具体改革方案的形成和落实提供更加科学的智慧和更充足的力量。此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会进一步触碰和调整深层利益格局，可能诱发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也难免遭遇重大突发事件、危急事项和风险考验，对此，依靠党的领导优势和组织号召能力，能在面对多变的不确定性中统一思想、坚定改革信念，而且在短时间内能迅速协调组织资源和力量，保证上下内外团结一心，凝成干事创业和应对挑战的强大向心力和融合力，并快速打通“中梗阻”环节，及时复盘总结和求变创新，进而为改革冲破藩篱、协调关系、凝成合力提供有力支撑。
五、应变抗压能力：牢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韧”
世界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变”是绝对的、永恒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对于政党来说，面临的环境和形势时刻处在变动不居之中，甚至有时面对极其严峻和危机四伏的突发境遇，所以政党要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和积极回应性，因时因地做出动态调适、灵活应变和拓新求变，面对压力困境时表现出临危不乱、愈挫愈勇、刚柔并济的抗压性和耐挫力，进而展现政党善于应变抗压和革新耐压的韧性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原则性和组织性很强的政党，同时也是应变性、适应性和抗压性很强的柔韧性政党。历经百余年磨练和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锤炼出了坚韧的品格和意志，每当遭遇危急时刻或环境突变，总能善于在坚持基本原则和根本制度的基础上自觉调适、积极回应、动态修复、灵活应对、主动革新，在思想理论、制度机制、战略策略、思维方法等方面做出符合形势需要的顺势性和反应性应变求变，并且在面对发展压力和困难时展现出惊人的抗压荷载和转危为安能力。像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系列新思想新理论、党中央先后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西部大开发”和科教兴国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观念和战略策略，以及多次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所展现出的超强应对能力，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环境变化灵活调整和应变创新、面对逆境耐挫抗压的韧性能力和素养。这种卓越的应变抗压能力恰是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可或缺的支撑。改革的历史经验已表明，改革是触及深层次问题的变革和调整，越是往深处改，就越容易遇到突发新情况和更大的阻力困难，因此也就越要考验改革者的随机应变能力和抗压耐挫毅力，这样改革才能保持力度、耐力和韧性。
一方面，灵活应变和革新求变能力是改革活力和韧劲的保障。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有不能改的基本原则和路线，也有需要破除的不合时宜、制约发展的制度机制，更有需要围绕人民新诉求和社会新变化而进行的理论、制度、策略和实践创新。习近平指出：“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制定改革方案的出发点”。“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面对形势变化和自身问题及不足，一次次灵活调整和动态应变，一次次拿起手术刀刮骨疗毒，一次次总结经验教训，一次次去腐生肌、破旧立新，展现出善于因时因势应变、勇于自我革命的韧性治理能力。这种能力有利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跳出惯性思维束缚、陈规旧制和条条框框限制的勇毅，同时直面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改革稳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局势衍生的新问题，并基于问题加强自我反省和深思，提升守正创新的主动，因时顺势提出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创新体制机制制度，进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深入，让改革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生命韧劲和活力。
另一方面，耐挫抗压能力是改革迎难而上的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多次濒临险境，多次在敌强我弱和严峻的外部压力下顶住压力、愈挫愈强，练就了铮铮铁骨，展现出惊人的抗压耐挫能力。这种富含生命力和战斗力的耐挫抗压、危中寻机和险中反弹能力是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支撑。新征程上，国际局势的风云激荡将会有增无减，百年大变局下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和改革造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压力会不断加剧，外部围堵和打压随时可能升级，全球化时代重大蔓延性公共安全突发事件还有可能会发生。国内改革面临的人口结构压力、发展不平衡等难题将依然突出，因此引发的深层次矛盾和压力无法避免，而且越是接近现代化目标实现阶段，改革极有可能面临更大的艰难险阻。这种背景下，党的耐挫抗压和寻机突破的本领有利于正确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压力和挑战，保持战略耐力和应对信心，自觉增强斗争意志和本领，推动改革迎难而上，化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机遇，牢牢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
六、平衡协调能力：塑铸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形”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社会发展各要素是“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要以联系性、有机性和系统性思维看待事物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不能割裂关联和畸重畸轻。因此改革需要坚持全面整体、系统协调思维，统筹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科学规划好当下与未来、眼前与长远、力度与可承受度、速度活力与秩序安全的关系，这样才能提升改革成效和质量。中国共产党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始终坚持整体和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展现了卓越的平衡协调能力。“坚持两手抓”、“先富带动后富”、“五位一体”布局、“新发展格局”等都是这种能力的现实彰显。历史表明，改革越深入和精细，越需要平衡协调能力与策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论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明确提出“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的目标要求。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十分丰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也必然是全方位的。”故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党的平衡协调能力。
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需要将其置于民族复兴、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大局中去思考，置于未来更长远的发展中去思考，不能割裂各要素各领域，也不能单兵突进，更不能只顾及当前和今后某一阶段或特殊时期而忽视长远。习近平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引导干部、群众增强大局意识，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调整和个人利害得失。”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性平衡策略和能力统筹兼顾了个别与一般、主要和次要、局部与整体、当下和未来的有机统一，能促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各领域共同进步，杜绝单向度发展，同时积极引导社会群体正确看待一时利益得失和暂时性的改革阵痛，敢于突破藩篱算长远帐，树立大局意识积极配合各项改革工作，从而避免因改革触及利益引发的社会负面情绪和失序。
另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领域、各要素、各层次拥有自身的运行机制、利益关系和改革诉求，但它们彼此之间不是相互绝缘和割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而且，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彼此间的联动会更加密切和交融。与此同时，改革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整体系统与外界要素的联动时刻发生，甚至有时外界因素支持程度和条件还决定着改革的可行度和效果度，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树立系统联动思维，处理好结构与层次、内部与外界的关系，这样才能凸显系统集成和整体联动效应，避免因顾此失彼、相互掣肘而损害改革实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其实就明确了改革的协同联动性。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改革的结构性平衡问题，不仅注重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互动互促性，还特别注重改革与稳定、改革与社会承受力、改革与法治、国内改革与国际环境的平衡联动关系。这种结构性的平衡协调能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能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领域各要素能形成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良好态势，妥善处理好改革内外各种关系，绘制改革最佳效果图。总之，中国共产党善于协调各方和统筹兼顾的平衡协调能力，能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呈现全局性、长远性、联动性和协同性形貌特质，进而更具战略性和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