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运，文化兴则国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何以重要”“如何建设”“何以更强”形成了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其中一个原创性观点和标识性概念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政党是否掌握文化领导权，直接决定其能否引领社会价值、掌握话语权威、凝聚民众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和抵御文化殖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着重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与中国文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宝贵成果，也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和新时代要求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谋划。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发生语境和产生逻辑，能进一步理解党何以必须不断强化文化领导权，为新形势下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动力和支持。
一、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实践要求和理论拓深
政党的强大，不仅在于组织壮大和严密，更在于思想文化的引领力和感召力。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建设党的思想和学说为中国共产党的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提供了纲领性指导。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虽未直接提出“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但隐含着无产阶级政党要争夺和增强文化领导权的要求。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思想理论和文化意识的反作用不可忽视，“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这里的理论即先进文化的核心，这一论述深刻说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运动必须要掌握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的话语权。“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要完成自身解放使命，就必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科学思想和文化，并用其武装头脑，进而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得出这些结论并非偶然，而是基于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以往阶级社会阶级统治的事实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每一个企图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会基于自身的目的“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一论断揭示了阶级社会文化的政治本质，同时也给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文化领导权”的深度思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不仅要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开展斗争，还要在文化层面夺取领导权，尤其在意识形态层面占据优势。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强调共产党人要有自己的“思想”，“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共产主义革命要废除所谓的“永恒真理”，“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即扫除植根于旧制度的腐朽文化统治，确立社会主义新文化。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更“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在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就深刻认识到，“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的“获得知识的指导”其实就蕴含着以科学理论武装工人头脑之意。由此可以看出，争夺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政党开展革命运动的必然要求，先进和科学的文化能成为“批判的武器”，引领号召人民群众进行“武器的批判”，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性变革。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者，在领导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文化领导权对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曾遭遇来自“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挑战。该派别对以往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鼓吹“文化自治”，企图摆脱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对此，列宁批判性指出，必须坚决反对“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做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应当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这就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不能动摇。在列宁看来，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工作不是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的“独立领域”，为此他要求“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面对各类旧思想和消极文化思潮的干扰，为了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列宁一方面强调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停止，“保卫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主张强化理论武装，特别要重视共产主义教育的普及，要使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升他们对共产主义思想和文化的认同度。针对当时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实情，列宁提出要扫除文盲和开展“文化革命”，还专门强调党的领导和意志在文化建设领域的贯彻，要努力“使我们的宣传、我们实行的领导、我们的小册子真正为人民所接受”。这些论述和实践指明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路向，为苏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
综上所述，坚持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夺取和巩固政权不可或缺的“法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学说和相关实践，为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提供了理论指南，也表明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历史使命，就必须塑造文化上的领导优势，使其倡导的价值观和精神意志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追求和信念。一定意义上说，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原则和鲜明标识。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汲取和运用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文化领导权，以文化斗争为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开辟道路。
在关键时刻和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依靠统一思想、信念引导、文化统战、媒体动员等举措，牢牢掌握思想文化主导权和引领力，确保党的事业在信仰凝铸、方向看齐、思想同心和理论共振中攻坚克难，不断取得新胜利。概言之，坚持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创历史伟业的宝贵经验。
早在五四运动时，建党先驱就敏锐意识到占领文化领地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主动参与各种思潮论战，创办刊物，成立研究会，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展现出争夺文化阵地的鲜明意识。李大钊指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更是将争夺、掌握文化领导权摆在工作的突出位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指出：“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且“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923年制定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明确强调，“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党利用《向导》等机关刊物、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学校读书会等组织，不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与政策，提高了群众的政治和思想觉悟，也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极为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同党内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就针对红军内部存在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判和纠正，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是党在军队内部加强思想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实践。此外，党还注重探索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在党的建议和筹划下，1930年 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这些文化力量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为推动党的革命斗争和党的思想文化深入群众提供了有力保障。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开展了深刻的整风运动，通过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推动造就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加强党对各类宣传刊物的领导、“破立并举”对待传统文化等，统一了全党思想，党对文化的领导意识、艺术和能力进一步增强。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而这个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要求就是“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些论述实质上就是要求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要保持绝对领导权。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妄图独裁统治的反动面目的同时，努力传播党的思想路线、文化主张和政策方针，继续加强党对文化战线的组织和领导。在解放区，一方面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领导文化改造，创建面向工农兵的新教育体系，开展夜校、冬学等形式的扫盲运动，改造和消除旧思想，在群众中进一步广泛宣传党的思想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加强媒体宣传，成立文艺团体，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1947年，毛泽东在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些同志在政治上提高了，将来到了大城市，要把那些旧的戏剧团体接收过来，去领导他们”，这实质上就是要求加强党在文艺领域的领导力和组织力。在国统区，面对国民党的封锁打压，中国共产党团结有关进步人士，积极创办各类宣传刊物，发展无线广播工作，利用文化统战巩固“第二条战线”，提高党在文化战线的政治领导力、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说，在党领导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对文化领导权的坚持从未停歇。这为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积累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撑，这也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抓生产建设的同时，也注重加强对思想建设和文化教育的领导，以党的指导思想和文化方针引导文化建设，继续领导推动文化的“破旧立新”，积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通过建立和巩固文化领导权来确保新中国“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1951年，党中央先后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等开展理论教育工作的重要文件，要求党的领导机关督促和指导自己的宣传工作部门和党的报纸、刊物、出版物，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服务。二是在各级学校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改革旧式教育，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义”“童子军”等不符合新社会要求的教育内容和一些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推进学校教育内容、教学机制、课程体系、教师队伍的改革，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努力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三是积极改造知识分子思想，帮助他们成长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服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次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活动的决定》发布，推动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改造运动，促使知识分子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和认知能力，确立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四是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通过改造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工作者思想状况、改组文艺组织机构、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戏曲改革等举措，促使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呈现出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求的新气象新面貌。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坚持加强对思想文化事业的领导，强化党的思想意志、政治宗旨和历史使命在文化领域的彰显，推动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发展新景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薄弱的物质基础和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科技创造、工业生产、基础设施等领域仍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这与中国共产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思想引领力和文化领导权是分不开的。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新要求，凝心聚力发展生产力，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中国共产党更加着力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用社会主义文化筑牢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一方面，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根本上纠正了“左”的错误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得全党全社会在思想上有了正确指引。另一方面，直面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引发的思想文化生态变革，积极面对文化多样化、价值观相互碰撞激荡、媒体传播格局变革的现实，加强党对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工作的领导。邓小平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江泽民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牢牢掌握在党手里”，“看一名领导干部的政绩，不仅要看他抓物质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成果，还要看他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成果”。胡锦涛将党的文化领导能力建设上升到“执政能力”高度，强调“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战略高度来谋划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和改进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复杂的思想文化状况，中国共产党大胆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坚持党对文化战线的坚强领导，防止文化“失真”“失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文化支持。
由上观之，坚持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历史传统。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才获得了稳定且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在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甚至中流浪急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铿锵韧劲和前进动能。
三、把握新时代时势的政治主动和战略谋划
思想理论的创新和飞跃，是对时代特征和现实实践的能动性反映。“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坚持文化领导权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要求予以明确强调，既是基于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基于时势发展和变化的战略谋划。
客观而言，今天改革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和敏感程度一点不亚于过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面临着任务多重叠加、矛盾交织复杂的考验。越是任务繁重、风险叠加，就越需要思想意志和理想信念的坚定，越需要精神和文化上的凝心铸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郑重提出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命题，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政治保证。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全面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如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层面展现出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主动性。
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深谋远虑。政党执政安全即其执政基础的稳固性和执政过程的顺畅性。这不仅需要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也离不开文化软实力。而这种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执政党对文化领导权的有效建构、塑造和掌握。因此，中国共产党想要维护好执政安全，需要在思想文化上牢牢掌握领导权、话语权和发展权，标明文化发展方向、道路和方法。习近平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 ”回看历史，苏联共产党之所以垮台，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从当前我国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依然面临着来自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如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失声”以及边缘化、标签化、庸俗化现象仍有不同程度存在；错误文化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等不断改头换面，想方设法侵蚀人们思想；互联网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一些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给国家文化安全造成不可忽视的危害。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刻不能放松文化领导权，必须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使其内化为全社会广泛认可和遵守的思想共识和价值标准，促使党的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获得广泛的民心支持。与此同时，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抵御错误思想文化，最大限度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进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将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国家确定的奋斗目标上来，为社会发展进步创造和谐稳定的思想环境。可以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调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基于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战略考量，是着眼于“强基固本铸魂”的长远智谋。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既有经济发展、政治建设、制度推新、科技创新等要素的呈现和驱动，也有精神和文化要素的彰显和规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有着独特思想引导、精神规定和文化特质的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其过程和目标包含着精神主动和文化创造，践行着文化强国的使命要求。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而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精神上“更强”“更有力量”，始终在社会主义轨道上行稳致远，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的坚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向前推进、社会流动和分层加剧、思想文化日益多样化、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日益强烈的背景下，只有持续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自信，在理论创新、文化创新、思想传播、文化体制改革、话语自主建构等领域更加“有为”，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塑造正确历史叙事、稳定价值坐标、掌握话语体系、强化文化认同，进而为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营造健康积极的思想文化环境，并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可以说，没有文化领导权，中国式现代化就容易因缺失“定向盘”“粘合剂”和“驱动轮”而失去方向、秩序和动力。
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文化主动。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百年大变局的显著特征就是西方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和危机上升，“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版图、国际权力格局和治理体系深刻调整，“东升西降”的对比鲜明，大国战略竞争和博弈加剧。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出于资本霸权的本性，会加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力量”的进一步遏制和打压，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可能面临的极限挑战。这些挑战既有经济和政治层面，也有文化层面。一直以来，利用文化产业、学术研究、新闻媒体、网络传播搞文化渗透和精神殖民是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惯用手段，世界范围内因遭遇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而出现国家动荡和民族衰落的悲剧仍在持续上演。在许多西方政客眼里，“美国的领导权既有利于美国，又有利于世界；这种领导权需要军事力量，外交能量和遵循道德准则”。可见，大变局下大国竞争加剧，文化较量和话语争夺必将不断升级。相比于实地战场较量的残酷，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更为可怕。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守文化阵地，在守好中华文脉的同时，发展符合时代需求的先进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主张坚持文化领导权，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战略性回应，旨在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下牢牢掌握本国发展的文化主动权，努力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聚合力，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不动摇、不妥协、不退让，进而铸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
总之，一个政党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组织规模的壮大和组织体系的严密，还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导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强大。回望来时路，坚持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强党，不断引领事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眺望新征程，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共产党仍要保持不断巩固和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主动，确保党在文化发展领域始终拥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发展规划力、话语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如此才能夯实长期执政的文化基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基础、提供正确价值导航和持久精神动力。
作者：田旭明，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