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规划思想为学理根基，从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中汲取文化养分，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国民经济计划的实践经验，逐步凝练而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和实施规划的重要论述，构成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遵循，即坚持党对规划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等。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集中回答了为何开展规划、规划什么、如何制定和实施规划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主要涉及规划立场、规划理念、规划原则、规划思路、规划方法等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勾勒了实施蓝图，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与优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为促进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规划观 中国式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规划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治理工具，在国家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70多年来，我国朝着既定目标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中长期规划，推动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实属奇迹。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其核心密码深嵌于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及其实践之中。
一、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生成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一套旨在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规划的思想奠基
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引发资本无序竞争，造成了社会失序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计划与规划的作用，强调在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应自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生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体系以一种分散的方式或者说以一种无政府的方式组织已经社会化的大生产，这使得生产过程以一种盲目的、自发的方式运行，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比例关系经常性失调，并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这种经常性失调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具体表现为个别工厂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当这种对立愈发尖锐，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作的失灵。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无政府状态作出深刻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对社会生产进行整体规划，即由自发的、盲目的生产方式向自觉的、有组织的生产方式迈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要消灭这种无政府状态，进而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必须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和消费。“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公有制和规划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构成，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规避资本的无序竞争，避免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竞争导致的两极分化，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规划的相关论述，为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生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运用规划工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
2.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文化滋养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不可能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活动而独立生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之所以能成为指导中国规划实践的科学理论，就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植根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沃土，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深受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伦理道德等的滋养。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深刻影响着中国规划实践的顶层设计和推进方式。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不是对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简单复刻，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传统治理智慧进行淬炼、升华与体系化重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中国传统治理智慧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中汲取历史养料的思想精华。一是“国之大者”的整体性思维。“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荀子·王霸篇》），意指治国是极为重大的事，必须慎重选择正确的治国策略。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将“国之大者”发展为全国一盘棋思想和系统观念，强调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战略性规划。二是“民惟邦本”的价值立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意指以百姓为立国根本，根本稳固则国家安宁。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将“民惟邦本”深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此来指导规划。三是“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的战略视野。“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意指不能为国家进行长远谋划的人，也看不到眼前的问题；不能从全局的角度去谋划的人，在细节上也处理不好。这种长远眼光和全局视野是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精髓，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中强烈的战略思维和风险防控意识。四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朴素规划观。“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礼记·中庸》），意指做任何事情，事先准备就可能成功，没有准备就可能失败，后被引申为计划制定的核心原则。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将其从朴素的经验智慧升华为系统的制度实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自古以来，中国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整体性、延续性的历史视野审视历史、反思当下、规划未来”。以上这些治理智慧都体现了规划的基本要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文化渊源。这些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在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中得到深刻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烙上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印记。可见，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治理智慧在治国理政中的充分反映与生动实践。
3.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国民经济计划的实践借鉴
苏联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创建并实践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列宁指出：“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1920年，苏维埃俄国结束了三年内战。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苏维埃俄国着手进行比较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鉴于电气化事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列宁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公式，并提议成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1920年年底，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为了说明这份计划的重要意义，1921年2月，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强调“必须着力把科学的电气化计划与日常的各个实际计划及其具体实施结合起来”，为苏维埃俄国用科学方法制定并实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确立了基本的原则、路线和方针。《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制定的全国性经济改造计划，是苏维埃俄国探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标志。
在此基础上，成立于1922年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自1928年起，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并开始实施以五年为周期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让社会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苏联的“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短短十年间，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化强国。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而苏联却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在短期内迅速扭转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建立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空前的建设成就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空前的大萧条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动员、集中资源、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优势。苏联的成功鼓舞了整个世界，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榜样。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采用计划手段，甚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掀起了计划化浪潮。
虽然苏联的五年计划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存在诸多弊端，但毋庸置疑的是，五年计划对推动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强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为落后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初步范式，从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规划事业提供了实践借鉴。
二、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本质内涵
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规划的认识，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计划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规划，再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下的战略性规划的转变，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本质内涵。
从语义学上来看，规划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从哲学上来看，规划是一种对象性活动，是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自觉性、能动性实践。从国家治理来看，规划是一种前瞻性、战略性的资源配置与发展引导工具。规划的目的是避免盲目性，充分发挥人在实践活动中的历史主动性和自觉能动性。与规划相类似的一个概念是计划。计划是指在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规划与计划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时间和内容两个层面。从时间来看，规划侧重于长远性、全局性；计划侧重于短期性、局部性。从内容来看，规划侧重于战略性和方向性，表现为宏观指导或原则性的规定；计划侧重于战术性和具体性，表现为具体执行或操作。当前，从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角度来审视，规划早已超越一般性的管理工具范畴，而升华为一种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体现为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根本性战略安排。
“观”是主体关于对象的根本性和系统性观念。规划观是一定主体关于制定和实施规划的根本性和系统性观念。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形成的对于制定和实施规划的根本性和系统性观念。从理论逻辑来看，它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形式，体现了从理论规律到治国方略的转化，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为何开展规划、规划什么、如何制定和实施规划”的系统看法，涉及规划的立场、规划的理念、规划的原则、规划的思路以及规划的方法等许多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指导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看待规划工作，回答制定和实施规划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从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规划观，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规划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社会理想、价值追求、辩证思维、科学方法在规划领域的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对党的规划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党的规划思想与理论的高度概括，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三、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基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规划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导与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和实施规划的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全面系统地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规划观，是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遵循。
1.坚持党对规划工作的全面领导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中长期规划，必须坚持党对规划工作的全面领导。202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在制定实施五年规划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包括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坚持规划法定原则等”。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规划的政治性和导向性要求。党的领导是规划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的根本政治保证。在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党中央确定规划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等。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的领导，落实《建议》确定的发展理念、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特别是要围绕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提出具体措施和指标。”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要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具体方案，明确责任分工，防止任务落空，坚决克服‘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规划是一套、做起来是另一套’的现象”。
2.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这表明，规划工作与党的执政地位联系在一起，直接服务于党的执政大业，在治国理政中发挥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确定中长期规划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将规划工作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一个国家要发展，明确目标和路径很重要，“中国式现代化有目标、有规划、有战略，一定会实现”。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从“重要方式”到“重要经验”和“重要政治优势”，进一步明确了规划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中长期规划，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规划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成果最终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规划的过程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注重问计于民、群策群力。“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建言献策”，具体来说，表现为发布征求意见的通知，组织调研组赴地方进行专题调研，部署重点课题研究，召开各领域各层面座谈会，开展网上征求意见等举措，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网上意见征求活动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通过互联网就‘十四五’规划编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在我国五年规划编制史上是第一次。这次活动效果很好，社会参与度很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总体上看，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一个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的过程，凝聚了各地区、各部门、社会各界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与力量。
4.坚持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
“规划科学是最大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忌讳。”规划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全局，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规划的功能指向与时代要求紧密相连，与党和国家的使命任务密不可分。新时代赋予新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规划工作无疑要担负更重大的使命、发挥更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这“四个有利于”把规划工作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规划工作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规划工作与人民群众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功能与作用的认识。
四、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鲜明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特征。
1.坚持独立自主和国际借鉴相结合的规划立场
中长期规划并非中国独有，也不是中国首创。规划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在制度探索方面的成果。历史上，一些国家在制定与实施中长期规划方面都有过探索和实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成立了一系列战时机构，管理全国300多种原材料，统筹规划和管理全国的生产、消费需求”，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使用计划的方式组织国家战争物资的生产和分配。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国家层面的规划主要为国家管理和配置稀缺的战争资源而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规划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广泛采用的经济调节手段，不仅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西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等在国家干预主义的影响下，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以不同程度和方式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积极引导。日本、韩国也曾大力推行国民经济计划，成立国家计划管理部门，将发展计划作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加纳等更是不甘落后，纷纷在政府中设立计划部门，推出发展计划。“1917—1950年间，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的舞台，并进行了建立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试验……它们都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对生产进行集中控制，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资源，这项巨大的试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版图，确定了20世纪的大部分进程。”但在这之后，这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减少或放弃制定中长期规划，也就无法通过国家规划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的缺陷。这些国家的规划探索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规划实践提供了借鉴。
中国既没有迷信苏联模式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也没有把其他国家的经验奉为圭臬，而是抱着借鉴的态度，不断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从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将独立自主确定为根本原则，坚持走自己的路。早在“一五”计划实施期间，我国就在借鉴苏联建设经验基础上开始探索本土化路径。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我们要“以苏为鉴”，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邓小平也指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及其实践虽然吸收借鉴了别国的经验，但最终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规划主张，具有明确的中国立场，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灵魂，是规划“质”的规定性，也是我们规划的底色和特色所在。概言之，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智慧结晶。
2.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结合的规划理念
党坚持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结合的规划理念贯穿于规划研究制定工作全过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在五年规划的研究制定中，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面领导规划制定的各方面工作。每五年，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建议，国务院编制规划纲要草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民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是管大方向、定大战略的，对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研究分析经济社会形势，决定重大事项，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重大工作进行总体布局，发挥顶层设计与战略擘画作用。
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制定是一个人民广泛参与的民主化过程。例如在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文件起草工作，是发扬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研究制定五年规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决策过程，体现了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的有机结合：从制度形式看，是一个“民主—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过程；从各方表达意见看，是一个“发散—收敛—再发散—再收敛”的过程；从各方参与角度看，是一个“参与—共识—再参与—再共识”的过程；从形成文本来看，是一个“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规划工作中，注重依靠集体的力量，善于汇集集体的智慧，实现了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统一。五年规划的研究制定既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期盼，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与人民意愿紧密结合。我国研究制定中长期规划，让不同的意志相互融合，不同的诉求相互分享，不同的观点相互交流，达成党内共识、政策共识和社会共识的统一。
3.坚持战略目标和阶段性任务相结合的规划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不仅明确了战略目标，而且为实现战略目标制定了一系列阶段性任务。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长远战略—阶段目标—五年规划—年度任务”的规划体系。五年规划作为我国的中长期规划，对年度计划和工作计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长期规划既反映宏观战略和理想状态，擘画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蓝图，同时又可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阶段性任务。坚持战略目标和阶段性任务相结合的规划原则，要求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关系，处理好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关系。在规划过程中，目标要指引问题的解决，规划目标不能好高骛远，规划任务不能虚无缥缈；问题的解决要服务于目标的实现，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只顾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而背离最终目标。
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我国中长期规划的主题始终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之后，党中央提出“两步走”设想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二大首次将“小康”作为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20世纪80年代，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进入21世纪，党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这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脉相承。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明确了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就是，到2035年，用3个五年规划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再用3个五年规划期，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更为长远的战略目标。这些阶段性任务是对战略目标的进一步具体化和细化，只有对这些阶段性任务取得突破和成效，我们才能实实在在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使党可以根据长远战略目标制定阶段性任务，有效协调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国家根据中长期规划制定一系列阶段性任务，分解落实战略目标，这既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灵活调整。
4.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规划思路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他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它们可以通过中长期发展规划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面临市场机制不健全、发展任务艰巨等挑战，将科学的规划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强化发展规划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以明确各阶段的发展目标、重点工作，指导阶段性任务和年度计划，高效引导中长期资源配置。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及其实践既破除了计划至上、全能政府的传统观念，又避免了对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探索出了一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摆脱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低效率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对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标志着计划的性质和功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改称“五年规划”，一字之变，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在我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我们要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建设充满活力的有效市场；同时，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迅速变化，我们亦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着力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建设具备强大调控能力的有为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规划思路，一方面，避免对市场的盲目干预，简化对市场领域的规定，尽量减少干预，促进市场运转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强化规划对市场的规范引导和政策保障，做好政府主导领域的规定，切实制定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的规划。西方国家经常在实行“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问题上举棋不定、多次反复。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超越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二元论，找到了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手段与方法，即通过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互配合。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长期规划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效市场造就了繁荣，有为政府将这种繁荣引向了正确的轨道。
5.坚持全局统筹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规划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既注重全面统筹，又强调突出重点：一方面，坚持系统思维，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全面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谋划，注重发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统筹发展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各个要素，加强不同领域发展的配套和衔接；另一方面，瞄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聚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亟待改进与加强的地方，使其成为未来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和任务，大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全局统筹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规划方法始终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强化系统观念，在全面布局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同时，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主要目标任务，集中力量办成一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急事难事，以重点带动全局。
例如，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一五”计划较好地做到了全局统筹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和加快推进各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统筹安排了工业发展、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的工作。同时，“一五”计划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适度发展轻工业，把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一五”计划之所以选择与苏联类似的工业化道路，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是因为新中国急需加快工业化进程并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以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持民族独立。因此，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时期内快速建立全面工业化的基础，才能制造出各种工业设备来推动生产技术更新换代，才能用现代化的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才能生产出现代化的武器来增强国防力量，才能提高农业和工业消费品的生产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总体上看，“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顺应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全局统筹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规划方法逐渐成为制定与实施中长期规划的共识。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面对困难和挑战、阻力和变数，我国更需在制定和实施中长期规划时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重点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破解“卡脖子”难题，打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关键环节，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五、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创新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及其实践是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内生性密码。党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承载和践行了一种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理念，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领导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1.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勾勒了实施蓝图
中长期规划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长期规划作为重要的发展工具，规定了中国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和发展战略，并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被高度强调。它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由蓝图变为现实、不断描绘新的蓝图、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成就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历次五年规划均描绘出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长远战略目标的一个具体阶段性任务，且体现出每一阶段的特点与侧重。这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即在保持长远战略目标稳定性的同时，能够对战略步骤和阶段性任务进行灵活调整。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及其实践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描绘了实施图景，提供了战略定力。它通过将长期愿景分解为可执行的阶段性任务，确保国家战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确保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总体上涉及主题、主线、规划目标、重大任务、政策与项目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规划系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是一代接着一代接续奋斗、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由一年年的小变化、一个个五年规划中的大变化积累起来的质变。在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指引下，中国的发展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划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正主导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诱发资本主义体制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西方政治体制陷入“短期主义”陷阱；政党成为“选举机器”，逐渐被选票所绑架，为实现自身所代表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服务，忽视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美国经济学家、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指出，“当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之时，美国只能规划下一次选举”。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及其实践通过顶层设计确保宏观秩序与战略目标稳定，能够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持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规避了西方选举政治导致的“短期主义”陷阱，避免了西方国家因多党制造成的政策断层与左右摇摆问题，避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政治周期的限制，保证了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2.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与优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中长期规划不仅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工具，更代表着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一部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中长期规划的历史，也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读懂了五年规划，就读懂了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智慧。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国家战略意图的精准落地，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与优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对于规划的认识经历了从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规划、从计划管理向宏观调控、从发展工具向治国理政重要方式的转变。每一个转变都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结果，都是根据新情况作出适应性调整的结果，是渐进的、稳步的，也是连贯的、持续的，这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日益成熟和治理能力的日益提高。
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注重纵向贯通与横向协同的机制设计，确保战略目标层级化分解，国家意志逐级落实。具体来说，国家编制五年规划，不同层级政府、部门也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中国已经形成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统领，各类规划目标契合、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发展规划体系，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与优化。中国的规划按照层级可以分为国家级规划、省级规划、市县级规划等；按照功能可以分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按照期限可以分为长远规划、中期规划、年度计划等。这些不同类型的规划各有不同的功能，却又相互补充、形成合力，致力于打破部门行政壁垒，形成跨部门政策协同，构成完整的发展蓝图，共同支撑发展目标的实现。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对中国的发展规划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指出“中国制定的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绝非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但中国“一旦制定了目标，它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实现目标”，而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确定目标有时就是表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中国共产党这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将愿望转化为行动、将蓝图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是强大治国理政能力的反映。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方法论价值，不仅在于其超越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二元论，解决了大规模治理中的力量汇聚和目标协同难题，更在于它构建了健康有序、良性循环的治理生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3.为促进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遭遇挫折，许多国家停止实行国家计划，甚至对之进行全盘否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废除五年计划，而是通过不断转型和完善，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许多人重新认识到制定中长期规划不但不是中国的体制弊端，反而是西方世界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中国制度优势。中国通过规划快速实现工业化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实践，证明规划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用规划方式集中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后发国家突破“发展失灵”提供了非西方的范式，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及其实践证明，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千篇一律的现代化模式，只有适合自己国家的才是最好的。当然这种模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的。“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而是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把握和适应的。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强调规划本身是一个前瞻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过程，这为其他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参考。
中国的五年规划堪称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典范，为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作出了创新性贡献。西方发达国家曾试图将自身的发展经验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民主化+市场化+私有化”的发展模式推向全世界。事实证明，这种基于特定经济背景、政治环境、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形成的发展模式并不具有“普世性”。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市场万能，政府最小化，否定公有制，轻视国家干预，将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相分割。这种“碎片化”的发展理论难以满足气候危机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数字安全隐患、全球治理赤字等全球性挑战对系统性方案的需要。当前，在西方主流发展理论面对全球性挑战屡屡失灵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以其在实践上的成功向世界证明，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的时代，一个国家能够并需要通过前瞻性的、持续性的中长期规划来驾驭风险挑战，从而规避“短期主义”陷阱，为实现重大跨越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为应对世界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全球性挑战和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贡献了全新方案。这种强调长期视野、战略自主与整体协调的规划智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拓展了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为促进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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