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从建党初期采用共产国际民族纲领，到独立自主探索形成符合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的自觉中华民族观，其叙事话语历经演变但始终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根本利益一致性的主轴之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以“五个认同”为核心话语的中华民族观，赋予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以新的实践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由此，立足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所经历的历史时期，梳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的演变过程及其相关政治、学术背景，并从认识论上厘清其理论渊源和实践内涵，进而阐释以“五个认同”为核心话语的中华民族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新时代命题的实践活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百年演变

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CSDZL26-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项目“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研究”（25SGC1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2JJD850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钰，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郎维伟，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把党的政治抱负用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27“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群众以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根本利益一致性为主线的实践叙事话语，成为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讨论的一个主题线索。有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国家”“国民”和“民族”三重语义构成“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其价值意义在于推进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2]当然，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认识的讨论，多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实践探索，其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起点，也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探索的关键时期。对此，陈建樾从中华民族观论述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3]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出发，构建了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治话语体系”，[4]对于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的新社会新国家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立足新时代，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演进的历史逻辑讨论，[5]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6]成为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的主流思路。

可以说，如何立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核心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一方面以理论分析为基础，例如李建军等（2025）以政治系统理论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建构的政治驱动作用，[7]张淑娟和王硕（2024）则从理论源起、历史方位、内涵本质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进行三维分析。[8]另一方面是从实践层面出发，例如黄仲盈和黄普亮（2025）对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从“自觉走向自信”的实践探索进行总结，[9]何博和李彩云（2025）则从历史动态发展维度出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探索进行了经验总结。[10]但同时可以看出，如何立足于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从话语层面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的研究，稍显不足。

纵观既有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演变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分阶段的集中讨论，而立足于百年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根本利益一致性的连贯性研究，特别是立足于不同时期历史实践以及阶段性的特定政治和学术背景，以此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话语是怎样形成的内在逻辑，尚未形成系统性探究。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其叙事话语演变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需要立足于党领导团结各民族所经历的百年实践加以考察。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对于每一个时期特定政治、学术背景下的叙事话语，特别是新时代所形成的核心话语研究阙如。本文以此为目的，从认识论上论述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演变的来龙去脉和政治、学术背景，阐释新时代以“五个认同”为核心话语的中华民族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一定学术参考。

二、以团结中华民族于一体为主的中华民族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中华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团结各民族于一体，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当然，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的形成，应从其对中华民族的认知说起，经历了一个从采用共产国际民族纲领到独立自主探索形成符合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的自觉中华民族观的历史转变过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涉及“中华民族”的议题。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体现了对外层面的革命目标，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党自身的奋斗目标，两个文件均载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11]8-18的条款，以此作为斗争目标。实际上已经表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华民族存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解决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任务，可以说，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斗争方向，并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紧密联系。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认为，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认为民族主义的运动是以拥护自己民族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这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11]216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主义基本持反对的态度，因为民族主义以本民族利益至上为基本出发点，故为民族平等的对立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把“大中华民族”视为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实际上是指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这种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方面以反抗帝国主义对本国民族的侵略为目的，另一方面则借以拥护本国民族利益为名义，造成对本国无产阶级以及本国的弱小民族的压迫。[11]216正是基于反抗阶级与民族压迫这样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基本坚持共产国际的民族纲领，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此，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涉及民族问题的纲领提到：“统一中国。”[12]378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作为中国革命阶段的首要任务。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曾将建立“中华苏维埃联邦”或“中华联邦共和国”作为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方针。由于当时党缺乏处理复杂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因而较多地借鉴和遵循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理论原则。1934年底开始，党在红军长征期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处理民族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原则，民族理论和政策有所探索和创新。红军在长征时期所发布的文献、布告和标语口号中所体现的民族政策，其目的在于彰显民族平等以争取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殖民压迫。在当时的文献中提出要解放弱小民族，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帮助。[13]1051935年发布的《八一宣言》认为，面对外敌入侵的生死关头，“中国民族”[13]115-121要奋起反抗，查看该时期资料均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以至于在抗战以前，党的中华民族观确受共产国际影响，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对内实现国家统一。站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高度上来看，当时提到的目标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从各民族层面首先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第二步是站在国家民族层面各民族团结协作建立国家，其依然蕴含了团结联合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发生改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4]由于党的政治成熟，在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上必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纲领相一致，即“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5]633因为，对外视角下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对内视角下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站在对外斗争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的解放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抗日战争爆发之时，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危机，作为一个将要领导抗战成为中流砥柱的政党，需要对中华民族进行政治和学理意义上的分析，为此，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著文阐述了中华民族的概貌和特点，中华民族的祖先自古劳动、生息、繁殖在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中国，并与诸多国家接壤；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多数民族结合而成；中华民族中汉族所占人口最多；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中华民族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15]621-623

此时，中国共产党所形成的关于中华民族的系统性认识的价值意义，就在于从历史逻辑上赋予中华民族以各民族大团结大联合、争取中华民族整体独立与解放的政治意义。这些高度概括的观点，不论从政治还是理论视角都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系统论述这个伟大的民族，不仅从认识论上概括了中华民族，还从方法论上提出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华民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1940年抗战尚在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5]663做出既有远见卓识，又实事求是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并且描绘了即将建设的中华民族新社会、新国家的内涵和蓝图。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时期国民党的政治话语也大谈“中华民族”，并以自己是唯一能领导中华民族的政党自居，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形成一个“大中华民族”才是目的。[16]280国民党表面上讲“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17]182实际上并非如此，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坚持以各民族形成一个平等友爱的大家庭为价值导向。

三、以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为主的中华民族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大家庭”作为叙事话语，以消除民族隔阂、改善民族关系为核心，巩固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未明确载入宪法。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各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等叙事话语不变，目的是避免其关于中华民族的政治语境与旧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族观混为一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西北进军，这两大区域民族种类和人口多、分布广，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问题。二野前委在1949年9月20日为此请示党中央，10月5日收到回复，明确指示关于我党的民族政策“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的规定”[18]13执行。党中央指出，为完成统一大业，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分裂中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图谋，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因此，消除民族隔阂，改善民族关系，巩固民族平等团结，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开始指向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以此为主要叙事话语。在整个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十分注重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且以具体的政策措施改善二者关系，以致初见成效。1954年宪法提到：“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19]2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表述被载入宪法，成为认识中华民族发展的基本原则。1955年毛泽东同志强调：“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20]220而且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的认识，毛泽东同志生动地概括为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20]242从历史维度来看这一国情，“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这种贡献“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20]220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把促进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工作的重点，1956年《论十大关系》明确强调要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因为，此时以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为主的实践，远比对研究“中华民族”理论的意义更大，而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均未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载入其中。这个时期体现为民族平等的立国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单一制国家结构下民族平等的制度性保障。我国的民族工作开始侧重于以构建平等友爱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为主线，中国共产党组织有关民族工作部门和学术界，组织实施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经过以上调查研究，最终形成《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反映了学术界对民族研究的注意力侧重在少数民族，尤其是以单一族别研究为体现民族平等的主流模式。除此之外，与之相关的我国单一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等方面的民族研究成果累累。但是，鲜有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相联系的学术研究成果。由于研究少数民族的学术成果不断出现，有学者专门开始书写汉民族形成的历史，而这类论著同样没有把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研究相联系，仍然属于单一族别的研究。[21]3-5以上学术导向的出现，与主流政治话语倾向有关，体现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这一段时期，关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理论与学术研究的缺失。

首先，在新中国诞生前夕颁布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都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没有使用“中华民族”来表达作为国家民族的概念，而是以“中国人民”作为话语表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反对“三座大山”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表述：“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22]7此处“民族解放”应该理解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但是，亦没有完整的“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其次，国家主管民族工作部门的文稿很少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例如，李维汉同志所著《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收录了他从1950年至1981年关于民族问题的13篇文稿，在文稿中涉及中国民族的表述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各民族人民友好合作的大家庭”“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华各民族”“统一的民族大家庭”。[23]575-786而出现“中华民族”的表述可归纳为两种情况：一是沿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论述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的基本含义；二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团结融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总体来看，没有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研究的主流用语，而是采用其他表述方式，但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是存在的。

站在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演进逻辑的整体性与一致性的主轴之上来看，这一时期关于中华民族的认识相较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为主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观。实际上，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不能缺少具备更高层面民族意义的国家民族身份的中华民族。由于那时候政治和学术都基本不涉及“中华民族”概念及其相关研究，致使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基本沿袭苏联模式，只讲少数民族或使用“中国各民族”，而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基本缺位，此时，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还处于探索阶段，为后来深化其中华民族观奠定了基础。

四、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主的中华民族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振兴中华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以新内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华民族的新社会新国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不再局限于站起来，而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富起来和强起来。

在民族研究的话语中，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不论是民族团结教育，还是爱国主义教育都要与中华民族的振兴相联系。尤其在研究我国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方面，则要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和整体性联系起来，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如此之多的民族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时，对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聚合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焦点，这对于从学理上推动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深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实早在1969年解决中苏边界问题时，周恩来同志就提出一个探究关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问题，即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怎样形成的？需要学术界加以探究。中央民族大学陈连开教授则被指定负责中苏边界资料组的工作，此为契机促使其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思考，回答了“中国自古以来，如此之多的民族如何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问题。[24]63-64

这一政治和学术动向受到费孝通教授的密切关注，他认为研究中华民族的选题很好，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结合研究，方法对头，深入下去才能取得真正的成绩。于是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被扩展为以下选题：中华民族的含义、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聚合的主体与核心、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自觉发展、中华民族的振兴等。这些关于中华民族的学术研究在当时有两个目的：一是完善中国民族史的学科体系；二是对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产生积极意义。[25]2实际上，费孝通教授已经意识到：一方面，民族史学科建设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不能单打独斗，要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才能取得预期成果；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在学理上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如何形成等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研究清楚，才能对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产生更加积极的意义。此时，费孝通还谈到对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具体困惑，例如在有关部门组织学者编写中国各民族简史时，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是否书写、怎样书写的问题？如果离开中华民族整体性来论述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其真正的发展历史很难被准确地反映出来。费孝通认为，这既是“困惑我的问题，”也“在编写‘民族简史’时成了执笔的人的难题”。[26]262然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事实却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但是这些史实如何呈现，应该立足于“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26]261为解决以上有关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的学术难题，费孝通于1988年8月22日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具有时代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对待世界不同文明立场上被广泛采纳。[27]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化对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内涵的认识，提供了中国自主的学理支撑。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研究梳理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从学理上系统论述和揭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其名称和含义的形成与它的历史相伴随。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夏，唐太宗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8]2410此处，“爱之如一”自然有平等相待之意，而“依朕如父母”则隐喻自古中国民族之间如同一个大家庭的关系，即家国同构。

而“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意义的民族称谓，始于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其含义范围扩大，囊括了中国各民族，沿用至今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反映了中国各民族整体性民族认同。然而，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存在于其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而在近代以来“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29]29但是，它的整体性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早已存在于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之中，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才真正揭示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对象，中华民族意识到了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各民族由自发的反抗走向自觉的联合共御外侮，而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这一历史主体的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发生转变，中华民族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有关中华民族的研究成果对其形成与发展作出了整体性思考与贡献，无论是作为“自在”还是“自觉”的中华民族，都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关于“自觉”民族意识的理论，清晰阐明了“自觉”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随着国家民族认知与意识的觉醒，中国不仅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构建起以国家民族为根基的完整的现代国家体系。由此我们可以充分确信：中华文明由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载体正是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是一个迄今已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实体。这一学术认知，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是实而非虚”的历史观。

五、以“五个认同”为核心话语的中华民族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以“五个认同”为核心话语的中华民族观。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作为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形成互动统一，共同性因素不断增加，在中国共产党理论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意义，变得更加重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开始趋于成熟。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历经演变，其核心内涵要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我们党把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其中一条经验就是“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30]实际上，这条宝贵经验已经揭示增强“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并且为做深做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指明了方向。[31]110-112由此可见，以“五个认同”为核心内涵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并以中华民族的意愿、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呈现出来，从理论与实践上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最早源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认为中华民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中国共产党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的核心概念，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全方面之中。站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视角来看，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30]27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31]实际上，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各民族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抗争中，不断增强了祸福与共、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思想意识，加深了守望相助、急难相扶的兄弟情义，形成了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共同政治行动，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华民族处于共同的政治命运，寻求政治命运的解放是原初的驱动力，命运与共、生死与共意味着中华民族要在这样的动力下催生出民族解放的凝聚力，共同的政治命运成为中华民族最初的整体认同特征，即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产生的根本性变化，就是形成了自觉的共同性思想和整体性行动。由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后，一方面，由于这个民族实体在历史上已经形成共同的生存空间，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血脉相通，历史文化记忆同根同源，进一步夯实和凝聚了这个民族交融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中华民族逐渐意识到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谁来领导和组织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各民族团结的领导核心后，中华民族政治命运共同体意识才由理想追求变成了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此，把中华民族高度归纳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提升与话语转变。从政治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有了更加明确的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整个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依托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必然要求中华民族成员具有“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32]。这种理念是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所形成的关于中华民族系统性认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意蕴所在。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历经“团结中华民族为一体”“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叙事话语演变过程，但始终立足于中华各民族不断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一认识的主轴之上，在新时代形成了以“五个认同”为核心话语的中华民族观。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共同面对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等不同时期的时代主题，各民族在这些共同条件下所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表现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14]“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生动概括，同时又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上，使得每个中国人的前途命运与伟大祖国和伟大民族的前途命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所以，才会形成“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33]78的共同体观念。因为，这些观念和意识恰恰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成为凝聚中华各民族群众的人心和力量，以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利益所需要共同遵循的思想意识、价值目标和理想归宿。

“五个认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实践中所得出的结论，成为新时代中华各民族凝聚起共同思想意识的最大公约数和统领性要素，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蕴含的价值属性和本质特征。伟大祖国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中华民族是伟大祖国繁荣发展的社会根基，中华文化是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和民族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换句话说，即从国家、民族、文化、政党、制度五个层面，打牢中华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而中华各民族对于这五个方面的认同，恰恰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百年演变的实践过程之中。“五个认同”作为一个各要素彼此联系和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是多民族国家统一、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所在，是实现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任务的必然要求。“五个认同”揭示了国家与民族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对于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二者的认同，进而强调了对文化、政党、制度的认同，通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把“五个认同”内化为一种中华各民族自知自觉性的思想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仅是关于中华民族的话语转变，更是从深层次上意识到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五个认同”作为新时代中华各民族群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共同思想意识，其形成与发展最终成为一个系统且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百年来中华民族发展实际所形成的科学认知。事实证明，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五个认同”，才能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而中华民族作为历史主体的整体性价值追求亦内涵于“五个认同”之中。因此，深刻把握“五个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性与一致性，把“五个认同”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的核心内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叙事话语，根据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团结中华民族为一体”，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以推进中华民族新社会新国家的建设为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使得各民族牢牢把握“两个共同”的时代主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导向的一个演变过程，形成了以“五个认同”为核心话语的中华民族观。

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的表达虽有所不同，但是其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始终立足于中华各民族不断凝聚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一认识的主轴之上，其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内涵意义具有一致性。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强国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目标，更需要中华民族具有牢不可破的思想意识，而“五个认同”作为凝聚中华各民族思想意识的最大公约数和统领性要素，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价值意义明显。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叙事话语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我们必须一脉相承且又与时俱进地探究新时代新征程的新实践，赋予其鲜明的实践内涵。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赵超.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J].民族研究,2021(01):1-14+139.

[3]陈建樾.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论述——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为中心的研究[J].民族研究,2022(06):15-29+138-139.

[4]雷振扬.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治话语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广西民族研究,2023(05):1-8.

[5]马旭.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演进的历史逻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为中心的讨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4):10-14.

[6]黄钰,陈雨婷.“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J].民族学刊,2025，16(04):20-30+147.

[7]李建军,郭姗姗,彭天智.基于政治系统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921-1956）[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42-46+56.

[8]张淑娟,王硕.中国共产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的三维审视[J].宁夏社会科学,2024(06):56-68.

[9]黄仲盈,黄普亮.从自在、自觉到自信：中华民族观的本土演化及国际拓展[J].民族学刊,2025,16(11):33-45+157.

[10]何博,李彩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探索与历史经验[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7(06):1-9.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3]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14]郎维伟,黎雪,黄钰.中国共产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04):11-20.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王希恩.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7]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资料室.中外宪法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8]秦和平.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1]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3]李维汉.统一战线与民族问题[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

[24]邸永君.民族学名家十人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5]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

[26]费孝通.六上瑶山[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7]郎维伟,文晓波.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与费孝通研究民族的思想维度[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16-22.

[28](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第198(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30]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3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02).

[32]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001).

[3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