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给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古典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奠基之作”，以其灿烂深远的文明成果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主席希望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我们认真总结反思百余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会发现一些关键问题如疑古思潮的影响、“轴心时代”理论的适用性等，仍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这有利于打开中国古典学研究新局面，彰显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奠基之作”重要篇章的意义。
一、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中华哲人承上启下，对他们的深层认知，密切联结着对“中国”或“中国文化”的本质把握。因此，他们思想形成的历史时代、文化背景便成为历代思索与研究的重心。“古典学”概念引入中国后，中国古典学研究随之兴起，中国古文明研究依然是研究的核心。在古典学研究方面，近代影响深远的疑古思潮以怀疑精神和实证方法，对古史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辨析，打破了传统古史体系的神话色彩，推动了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解放，开拓了古史研究新视野。不过，疑古思潮在疑古过程中存在过度怀疑倾向，对古史材料的否定常常过于绝对，忽视了某些古史传说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对文献的解读有时脱离了历史文化背景，造成了对古史的片面理解。
20世纪80年代，基于学术的进步以及大批地下文献的重新问世，李学勤等学者致力于重新评估中国的上古文明，倡导“走出疑古时代”，开创了古典学研究的新局面。同时，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传入中国，因其与诸子时代时间重合受到关注，却因论证缺陷而与疑古合流，忽视中国文化源头。实际上，中国上古历史漫长，文化发展轨迹独特，古典学需总结反思，以推动自身发展，还原古文明真貌。
（一）“古典学”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古典学”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特指古希腊罗马的典籍和文化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国内，并尝试将其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进行比较研究。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文化强势东渐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在救亡图存意识主导下，开始思考中西文化关系。梁启超以“文艺复兴时代”比喻有清一代之学术，赞赏乾嘉学派“以复古为解放”的治学方法符合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精神，首次使用了“科学的古典学派”的表述，开辟了以中国文化实践对比观照西方学术的先河。
到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术思想进入我国，随着“西方的没落”等观念传入，国内学者开始突破西方中心观，有学者进行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等世界文明史与中国文明史的比较研究，林志纯提出构建“中西古典学”的主张，着重论述古代文明世界的民主政治史，明确指出古典学研究的意义“是走向近代，而不是‘复古’”。到20世纪初，刘小枫、甘阳等人积极倡导古典学的理念，主张建构中国古典学，编纂出版《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人和作家的思想进行注疏，通过与西方古典精神的对话，推动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古代经典文献、文化及相关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涉及中国古代文明的各个方面，注重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文化成就和思想精髓。可见，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及范围与“国学”相近。国学也是近代的产物，是特殊时期出现的概念，“如果没有西学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威胁，出现严重危机，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学的概念可能就不会产生。”
无论是中国古典学，还是“国学”，其概念本身都显得过于宽泛而笼统，不易把握。有的学者主张应重点关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时代，因为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例如，马一浮提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他说，“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这一说法受到很多学者的赞成，刘梦溪认为这一定义“态度既俨然郑重，学理意味也极深厚”。孔子与早期儒家整理并传述“六经”，主张修己安人，“儒学”之核心正是“六艺之学”，即经学。李学勤也持这样的看法，他指出,“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或“六艺之学”联结着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因此，中国古典学研究的重点就是古籍与古史。
古典学引入中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中国古史的观念，背后也体现着对“古代中国文明” 的认知与探索。在早期，中国学者使用“中国学”“国学”“华学”“汉学”等多种说法来指代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随着学术发展，“中国古典学”逐渐兴起，人们也在古典学视域中，深入研究古代文明，整理研究早期中国典籍，推进“国学”的学科建设，期望兼容“国学”“汉学”，挖掘古典文明的时代价值，以古典文明滋养和启迪后世。
（二）疑古思潮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首先要溯其源，对春秋战国“诸子学”、三代“王官学”的研究是中国学术史的关键，因此，中国古典学研究首先面对的，就是自宋代以来所形成的疑古思潮。疑古思潮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现象，要把握中华文明的价值，更好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就必须准确了解疑古思潮的得失，这是正确理解中国古典学研究现状、担负起古典学研究使命的必然要求。
为了维护儒家道统，学者以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来评判经典和历史事件，这使得他们的研究视野受到一定限制，难以对非儒家的思想文化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受限于时代，当时的学者在研究中也缺乏现代科学的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运用能力，主要依赖文献资料进行考证，使得他们的研究结论有时不够准确和全面。在此背景下，疑古思潮打破了对经典的盲目崇拜，鼓励学者以更加理性和批判的态度去审视古代文献和传统学说。这种怀疑精神促使学者对经典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文献的考辨、文字的训诂等方法，纠正了以往注释和理解中的一些错误，推动了经学、史学等学科的发展。
可以说，疑古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束缚，为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它使得学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儒家经学体系，开始思考“六经”之外的思想资源和学术价值，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学者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细致梳理和考证，努力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他们对一些被神化或歪曲的历史记载进行辨析，去除了附会在历史人物和事件上的不实成分，使人们对古代历史有了更客观、准确的认识。然而，部分学者在疑古过程中过于激进，在缺乏充分证据的前提下就轻易否定一些经典和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导致对古代文化遗产的过度破坏。这种片面的疑古态度忽视了古代文献在传承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其中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
近代以来，疑古思潮在学术界掀起了巨大波澜，对中国古典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在这股思潮之下，一大批文献的成书年代被向后推移，众多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古籍遭到怀疑与否定。古籍中的一字一句，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却在疑古思潮的笼罩下，其真实性与权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东周以上无史”“中国哲学从春秋讲起”之类的极端观念，极大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割裂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疑古思潮在近代逐渐发展出了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结合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在他们眼中，古书的真伪和年代是判断其史料价值高低和能否使用的前提，随着讨论的深入，辨证古代文献资料的年代及真伪等问题成为该派古史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史辨”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从“古史辨”向“古书辨”转变的趋势。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名曰“辨伪学”的特殊学问，学者过度“甄别”史料，大量珍贵文献被视为“伪书”弃而不用，使得中国历史文化被“截断众流”“拦腰斩断”。有人已察觉其问题严重，直言“古籍辨伪”名称欠佳。古籍研究应涵盖“真”书与“伪”书，是双向互证的学问，而非单向的辨伪。有学者曾经洞察“古史辨”运动给学术带来的严重后果，指出重大的学术革命只是开启多种可能，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在上古史研究领域，“古史辨”运动的得失，有待未来更深入地研究，或依赖有价值的考古材料来评判，当下难以定论。我们不能因辨伪而忽视古籍蕴含的珍贵价值，应在新的研究中重新审视和发掘那些曾被忽视的部分，平衡古籍研究中对“真”与“伪”的探索，推动学术朝着更全面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李学勤提出“重新估价中国上古文明”，对古代文明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希望“走出疑古时代”。李学勤充分肯定疑古思潮在一定时期的积极意义，但也指出存在过度怀疑、否定古籍记载真实性等局限。李学勤主张重新审视疑古思潮，以更客观、更全面的态度看待中国上古文明，避免因过度疑古而造成对古代文明认识的片面性。他倡导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上古文明，将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相结合，不局限于单一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为古典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推动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发展，纠正以往因疑古而导致的对上古文明认识的偏差，引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更清晰、更完整的认识，增强文化自信。
（三）“轴心时代”理论的影响与争议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概念，他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联系起来，认为他们提出的思想和学说对人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且这些思想文化在大致相同的时期蓬勃发展。因此，他将这一时期视为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
由于诸子百家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与“轴心时代”在时间上基本重合，这一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不少人认为，诸子百家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代表，这种理解逐渐成为一种“惯常思维”。然而，“轴心时代”理论的论证方法存在一定问题。其采用时空归纳与类型比较的方法，仅依据“同时出现”就得出结论，但“同时出现”是否具有必然关联，比较方法本身并不能证明。而且，雅斯贝尔斯没有关注到中华文明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也没有注意到中国许多思想家尊崇古代“先王”的原因。
在中国学术史上，疑古思潮与“轴心时代”理论在特定时期合流，使得“轴心时代”理论的影响不断扩大。但实际上，中国文明跨越了雅斯贝尔斯划分的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阶段，且连绵不断、脉络清晰。如果按照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描述，这个时代在中国更应是文、武、周公时代，而非孔、孟、老、庄所处的“诸子时代”。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期，是思想、智慧的繁盛期、高涨期，而非起源期。
“轴心时代”理论以及相信这一理论的人，并未关注到中国文化此前漫长的发展，也忽视了中国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如果按照雅斯贝尔斯所划分的人类历史四阶段，“轴心时代”聚焦第三阶段。然而，从时间早晚看，古希腊、古罗马并非最早；从持续影响看，埃及、两河流域及欧洲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曾中断，只有中国文明既早又持久。20世纪80年代后，“轴心时代”理论被中国学者普遍接受，与疑古思潮密切相关。疑古派缩短中国古史，使中国古史与“轴心时代”第三阶段对应，恢复了诸子学合法性，但也导致中国文化源头被遮蔽。
二、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剖析
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关键，首先是厘清中西古典学的核心差异：西方古典学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核心，其所关注的古典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之间存在明显的历史断裂；而中国古典学不仅立基于自身连续的文化传统，研究视野也更为广阔。要准确把握中国的“古典时代”，必须立足于诸子时代及以前的历史文化语境。事实上，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仍存在认知局限，“走出疑古时代”仍需经历漫长历程。例如，关于中国古籍的成书年代，学术界的认知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推进“为中国古书排队”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客观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这是中国古典学研究亟待突破的关键所在。
（一）“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的差异
西方古典学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崛起相伴而生，在欧洲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人将古希腊罗马想象成“乌托邦”般的存在，试图通过参考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及思想解决近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从而逐渐形成了专门研究古希腊罗马典籍和文明的“古典学”。但西方古典学所研究的文明和欧洲近代文明存在断裂，中间经历了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
今天我们重视中国古典学研究，关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显示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价值与意义的关注。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不了解古代中国，很难理解今天的中国。但是，对中华文明认识上的某些不足也显而易见。例如，当下一些学者潜意识中将“中国古典学”与西方研究古希腊罗马史的“古典学”关联起来，甚至以“对标西方古典学”来定义“中国古典学”的内容，这种做法忽视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很容易在中西古典学的“对标”过程中出现错位。
中国文化是鲜活且传承不断的。今天我们使用“中国古典学”的概念，要继承并超越当年“整理国故”的意义。“整理国故”主张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使得大量散见于古籍、文献中的资料得以被发掘、分类和整理，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且较为系统的资料基础，有益于推动学术方法现代化。怀疑可以大胆，求证也要小心，这样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科学化规范化。重新审视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让人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智慧和精华，有利于抵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今天的中国古典学研究，要继承以往的优良传统，重视新资料（出土文献以及被出土文献“激活”的传世文献），更要在重新认识古代文明的基础上，以更宽的视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广阔的领域，在广泛借鉴现代学术方法的同时，也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进行创新和发展。既不要轻视对所谓“故纸堆”的理解与正确认知，又要立足于今天的中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中国。
（二）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水平的再认识
中国早期的思想者很早就思考“天”与“天下”的关系，从天文历法出发，把“人”锚定在天地之间，思考在“人心”和“道心”之间“允执厥中”，希望人们明天理、尊天道，不能无法无天。正如孔子所说，人不可“获罪于天”（《论语·八佾》），实际上，西周初年的人们就认识到这个“天”就是“民”，认识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许多学者低估了“前诸子时代”或“前儒学时代”的智慧高度和思想深度。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文明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经过考古发掘，一件件沉睡地下数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揭示了古代文明的诸多奥秘。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八千多年前的骨笛，测音显示,当时已有完整的七声音阶，且音孔精度极高，这改变了人们对先秦只有五声音阶的认知，表明当时的音乐文明已达到较高水平。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有面积达 450平方米的会堂式建筑，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发现能储藏十万斤小米的贮藏室，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力超乎想象，大规模建筑的出现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组织和规划能力。
中国考古遗址只是发现与揭示了中国地下遗存的很少部分，但我们可以以管窥豹。例如，襄汾陶寺遗址的测日影观象台与《尚书·尧典》中对天象观测的描述相呼应；陕西神木石峁发现的古城面积相当于六个故宫，印证了《吴越春秋》中关于城郭起源的记载。这些都表明当时在天文观测、城市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渊源、国家兴起等问题意义重大。众多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充分说明中国上古文明发展程度远超想象，绝非处于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比如，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展现出五千多年前中国已经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早期国家形态，有着复杂的城市规划、水利系统和社会等级制度；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独特青铜器、金器等文物，证明了古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其青铜铸造技术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令人惊叹。
孔子、墨子、庄子等先哲先贤，都对“先王”怀有极高的敬意。例如，孔子秉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态度，奉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从诸多典籍及先王言论中，我们能获得关于中国上古三代时期文化发展的不少启迪。《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庄子称“古之人其备乎”，墨子也多次提及古代有着丰富记载。
从他们对古代的评价中，我们得以窥探中国古代历史丰富的记载。这些记载不仅仅是简单的史实罗列，更是古人智慧创造的结晶。古代先民用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这是我们民族的根脉。虽然一些古籍曾经遭到质疑，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古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例如，《尚书》虽部分篇章存在争议，但其中关于夏、商、周时期政治、制度、思想等方面的记载，可以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周礼》《逸周书》《孔子家语》以及《今本竹书纪年》《六韬》等典籍，不能仅仅因为文字风格、思想面貌等原因就被主观臆断成书年代较晚，它们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对研究古代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中国古典学研究中的典籍问题
中国古典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是古籍问题。历史的载体是古书典籍，近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发展，很自然地由“古史辨”演变成了“古书辨”。无论是胡适提出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还是罗根泽对诸子兴起原因的阐述，都是“古史辨”转向“古书辨”的表现。《古史辨》第3册以后，研究内容逐渐从对古史传说的考辨，更多地转向了对古书本身的真伪、年代、作者等问题的考辨，使得古史辨的范围和重点发生了变化。
顾颉刚受清代学者崔述的影响，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一理论对中国传统古史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但也造成了对早期典籍的过度怀疑。顾颉刚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编《古史辨》时曾表示，“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夸大狂’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对古史辨运动后期发展方向变化的一种认识。
在中国古代典籍研究领域，文献“互证”这一方式暴露出了不容忽视的弊端。一旦某部文献被草率判定为伪书，与之存在关联互证的其他典籍，往往也会在未做深入探究的情况下，被盲目贴上伪书的标签。这种做法无疑是对古籍价值的严重贬损甚至泯灭。中国上古时期，本有着丰富的历史记载，可在一轮轮“辨伪”工作的推进下，竟逐渐陷入了近乎“无书不伪”的困境，这显然与历史事实相悖。
“辨伪”的初衷，本是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方法存在缺陷、证据不够充分，甚至受到主观臆断的影响，许多蕴含重要价值的古籍被错误定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古代典籍辗转传抄的难度与艰辛，古代典籍历经千年传承，在书写流传过程中，出现讹误、增删在所难免，但绝不能因此就对其价值予以全盘否定。在判定古籍真伪时，应当充分整合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展开深入细致的考证，而不能仅仅依赖“互证”这一存在明显缺陷的单一手段。唯有秉持更加审慎、科学的态度，才能够有效避免珍贵文化遗产遭受误判，让古代典籍在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中持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民国时期，张心澂受顾颉刚《古史辨》提出的古籍辨伪的启发，以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明人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三书为基础，广泛搜集他书辨伪材料编撰《伪书通考》，被考辨出的伪书竟多达千余部，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无书不伪”。然而，在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古代中国典籍研究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逸周书》《孔子家语》《淮南子》等典籍为例，其篇名中的“解”“训”之类字样反映出后人整理的痕迹，但不能仅仅因为这些典籍的文字不像《尚书》那般佶屈聱牙，就认定其成书年代较晚。
疑古思潮对儒家经典的成书年代、作者、内容真实性等方面进行质疑和重新考证，动摇了儒家经典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那时兴起的反孔思潮直接将矛头指向孔子及儒家思想，批判其封建礼教、等级观念等内容，认为这些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因素。疑古派对传统古史系统包括儒家所推崇的上古圣王等内容进行了颠覆，这与反孔思潮中否定儒家传统观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与孔子儒学相关的文献成为怀疑的重点，顾颉刚便认为孔子传说经两千年编造已杂乱无章。在他看来，包括《论语》《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等众多与孔子相关的文献皆不可信，甚至有“《孟子》未必可取，《左传》未必尽信”，《大学》《中庸》“固与采桑娘、山隐居之故事立于同等之地位”之类的说法；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也被否定。如此一来，原本丰富的孔子研究资料被大量剥离，“孔夫子”几乎成为“空夫子”，对中国上古史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
事实上，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诸如《孔子家语》伪书说这类结论，其实并不可靠。例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问世时，庞朴就惊讶于其中有许多与《孔子家语》相通的资料，感叹这些材料的出现“轰然打破了我们的成见”，非常感慨地说，面对“竹”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孔子家语》为“孟子以前的遗物”。但自《孔子家语》被认定为伪书后，书中诸多珍贵记载便遭弃用，大量原本可作为旁证的内容就此被搁置，这对学术研究而言，不啻重大损失。还有《周礼》（即《周官》）研究也是如此，无论是古籍的记载还是后人的认知，都认可“周公作《周礼》”的说法，但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这一“定论”受到挑战，而事实恐怕绝非如此。《诗经》亦存在同名异篇的现象，这给典籍的陈述与真伪判断带来了困难。如果我们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很容易被此类现象迷惑，陷入误区。此外，对于一些典籍的解读，也存在因时代局限和研究方法不当而产生偏差的情况。例如，对孔子儒家“大一统” 思想的理解，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地将“大一统”与政治上的统一画等号，而忽略了其本义是“以一统为大”，崇尚历法上的统一，目的是实现行动上的和谐、统一，使社会分工与协作更加有效。
三、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新探索
立足于今天的中国，古典学研究处于一个最好的时期，也是十分关键的时期。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打开了中国文化的创新空间，我们的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应该加大力度，进一步把握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了解中华文明的智慧和精华，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另一方面，大批早期中国地下文献纷纷面世，为我们超越疑古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长度、宽度以及中国传统智慧的高度与深度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学术基础和资料条件。在传统典籍记载中，春秋时期的人们动辄以“古之道”“古之制”为依据评人论事，其蕴含的信息值得特别注意。我们需要走出单一的研究路径，摆脱西方范式和传统束缚，开拓新领域，尝试新方法，挖掘潜在信息，揭示古代思想文化演变规律。
（一）回归传统，汲取智慧
走出疑古，当然不是走向简单信古，而是要依据新资料，提高史识，看清中国古代文明的真实面貌，要以更加客观、全面的态度重新审视古代文献和历史记载。例如，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大量出土文物如近些年发现的战国竹书，为古代历史和文献提供了新的佐证。像郭店楚简、上博竹书、清华简、安大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早期文明有重要的价值，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失传已久的古籍原貌，也为印证和补充传世文献提供了有力依据，促使学者重新思考疑古思潮中对一些古籍的过度质疑。
中国古典学研究应回归传统，深入理解和汲取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智慧。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的文化观，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我们应从孔子的思想和行为中认识到中国上古文化的重要价值，以及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
《左传》《国语》《孔子家语》等中国早期典籍中反复提及的“古之道”“古之制”，其实就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明信息。它反映了文明传承脉络，如《左传》中关于继统法“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的记载，表明这些制度非周代独有，而是传承已久。这说明中国古代文明存在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从更早期的时代延续至商周，体现了古代文明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性。像嫡长子继承制，通过对文献和甲骨材料的研究可知，它应是三代共通的根本制度，虽在传承过程中有形式上的变化，但核心未变。这与孔子所说的三代之礼“损益”关系中“礼之大体”（《礼记·丧服四制》）保持不变相呼应，它不仅为我们提供古代社会治理经验，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估古代文明发展水平。从“古之道”“古之制”的记载看，殷商时期在继承制度、礼仪制度等方面已较为完备，这表明当时的文明发展程度较高，有利于纠正以往的认知偏差。
（二）整合资源，多维度研究
古代文明研究的路径丰富多样，我们应积极整合多方面的资源，从多个维度开展探讨研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在其代表作《商文明》的绪论中提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即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这些路径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多维度、全方位的视角和方法，打破了单一研究手段的局限，使学者能够更加系统、全面地对包括生产、分配、祭祀、权力等在内的商代文化全貌进行分析，从而窥视商代文明的奥秘。这些途径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有助于克服因历史久远、文献缺失等带来的研究困难，进而推动商代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张光直的思路为我们多维度研究古代文明提供了钥匙，要开启深入探究整个三代时期及古代文明的大门，就要整合资源、打开思路。在探索古代文明时，单一维度的研究往往如盲人摸象，难以窥其全貌，而多维度研究则能让我们从不同角度拼凑出古代文明的完整拼图。例如，在考古学维度，要注重挖掘实物证据及其所承载的古代文明信息；在历史学维度，需要细心辨别包括出土文献在内的真伪，把握其形成与流传规律，梳理文献内涵；在人类学维度，洞察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增强社会对个体成长和社会关系的认知；在科技史维度，探寻技术发展轨迹，掌握不同文明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就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艺术史维度，感受那时的审美与精神表达。这种多维度的研究思路，让我们能够全方位、多层次地认识古代文明，通过整合多方面的资源，更准确、更深入地还原古代文明的真实面貌，理解其发展演变规律。
（三）突破传统，勇于创新
在新时代的学术语境下，中国古典学研究需要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勇于创新。我们不能局限于西方古典学的范式，也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就像“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今天新的资料作为依凭，“大胆”不至于“过勇”，“小心”为力求“严谨”，敢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尝试新的研究方法。
长久以来，部分学者受传统思维影响，过于依赖既有研究成果与方法，在研究领域与视角上缺乏拓展。西方古典学范式的引入虽带来了新思考，但盲目套用会使得研究脱离中国古典学自身深厚的文化土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古典学有着独一无二的发展脉络与丰富内涵，绝不能被既定框架所束缚。我们要敢于涉足未知领域，积极探寻新的研究方向。从新的文化视角解读古代经典，挖掘以往被忽视的意义，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寻找古典学研究的新生长点，为中国古典学注入全新活力。
科技的迅猛发展给中国古典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数字化技术与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手段，为古典学研究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中国古代文献作为承载悠久历史文化信息的符号系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利用数字化技术，我们能够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进行高效整理、安全存储以及便捷检索，提高研究效率。建立古代文献数据库，研究者可以瞬间获取所需资料，并进行精准比对分析，极大地节省了时间与精力。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打开了文化创新的空间，我们要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要大力加强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继承历史而书写新的历史，礼敬文明而更新文明，进一步彰显自信，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