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春，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四川大学率先创建了古典学系，走在了中国高校的最前列。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层面的鼓励、蜀学的历史积淀，以及川大文科的学术底蕴、川大学人的学术共识和川大领导的果断决策，共同促成了古典学系的诞生。受四川大学之邀讨论古典学的“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从何处来”，就是为什么会有古典学这个学科；“往何处去”，就是古典学学科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以下讨论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

一、中国古典学学术渊源

为什么会有古典学这个学科？大概会有人认为是因为国家的倡导、中央的重视、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决策。也有人会认为是因为西方古典学的传入对中国学术产生的影响，或者是因为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需要。还有人认为是为一度很热的“国学”寻找学科身份的变通。这些看法都难以成立。中国的古典学，从其起源而言，并非一个自上而下推动的学科变革，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学术运动。它与中国学人对西方古典学问的研究密切相关，但绝非对西方大学古典学科的简单移植。中国学人建设自己的古典学，既不是为了与世界接轨，也不是为“弘扬国学”的工作套一个学科外壳。

首先，今天古典学受到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成为高等教育和人文学术发展的亮点，这固然为古典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古典学的兴起从根本上来讲是近几十年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是新世纪中国学人广泛参与的一场学术运动的成果。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为明确目标的学术运动，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经典与解释”丛书的推出。这一丛书以“盛世修典”为自己的学术使命，带有鲜明的文明自觉的思想底色，可以视作古典学运动兴起的标志。如果从当代思想史为古典学运动出现的背景做一个简单追溯，甚至可以从20世纪末的“中国文化热”谈起。在“中国文化热”中形成的“文化中国”论述力图从正面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可谓建国以后思想文化发展的分水岭。继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热”之后，世纪之交对于中西“文明对话”的关注开始升温，“儒耶对话”“儒伊对话”“全球伦理”等逐渐成为热议的高频词。这意味着中国学术已经从为自身特殊性辩护的“文化”议题逐渐转向寻求人类普遍性的“文明”议题。这样，“文明自觉”也就呼之欲出了。从“文化中国”到“文明对话”，再到“文明自觉”，是一个有其连续性和内在逻辑的思想文化发展进程。每一个阶段都是后一个阶段的原因，而后一个阶段不仅是前一个阶段的结果，也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超越。“文明自觉”要求古典中国的研究者不能停留在自说自话的辩护上，必须在深入理解其他古典文明的基础之上，也必须在深刻理解现代性危机的前提之下，揭示自身文明的普遍且永恒的意义。于是，中国的西学研究者开始反思和追问“作为中国人研究西学的意义”。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进而在比较的视野下理解中国文明的本源与流变，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整全视野来激活古典文明，以应对现代性的危机，逐渐成为了一个学术群体的底层共识，这就是中国古典学运动兴起的内在动力。

其次，从学科发展的自身逻辑出发理解古典学的兴起，就必须澄清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与西方大学的古典学建制之间的关系。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建立自身学术传统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学科壁垒。即便倡导跨学科研究，也只能是在服务于各自学科目标的前提下有限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所以，简单地叠加文史哲的学术训练，已无法培养和造就有整全文明视野的研究者。过去20年，各种“国学”院系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尝试及其效果足以说明这一点。基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迫切需要既有良好古典语文学基础、又有足够的中西经典研究的训练、还有宏阔的古典文明史眼光的新一代的古典学人才。这不是已有的各种文科院系所能承担的任务，必须有专门的古典学院系负起责任。所以，无论有没有西方大学的古典学专业可资借鉴，中国都必须建设自己的古典学学科。即便是西方古典学专业，也未必要以西方大学的古典学专业为模板，我们完全可能依据中国学术自身的目标形成自己的西方古典研究传统。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古典学建设与西方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毫无关系。古典学系曾经是欧洲顶尖大学的标配，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当然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西方的古典学系目前也都面临着重重危机，中国的古典学如何避免，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古典学建设不仅要处理它和现代学术分科的关系，还要处理它和传统学术分类的关系。一般人习惯接受四部分类法，按经、史、子、集来区分古代学术。“国学”概念兴起之时，就曾一度被解释为经、史、子、集之和。在过去的10多年里，在力图推动古典学建设的学者中间，对于古典学的内容已经展开过一些基于四部分类法的讨论。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古典学应该主要是经学，甚至直接将经学与古典学等同起来。另一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古典学应该批判经学，走出经学的“桎梏”。对于这两种观点，都很难苟同。古典学当然不能直接等同于经学。但是，如果对经学采取激进批判的态度，也不是理解中国文明的正确方式。经学的反对者力主子学。把集部也纳入中国古典学的声音虽然微弱，但也偶尔能够听到。这些观点没有考虑过经、史、子、集作为一种图书分类是否适合作为讨论古典学研究对象的基础。四部分类法是否有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在清代中期就有过敏锐的警觉和深刻的反思。今人对此应有明确的意识，不应重蹈覆辙。如果要从研究对象上讨论古典学的来源，至少要超越四部分类法这一过于“近代”的视野，进而去寻绎古典学术的源流脉络。

二、中国古典学学科边界

最近一段时间，学界的讨论逐渐涉及如何理解中国古典学学科内涵，以及如何确定中国古典学学科的边界等问题。其实，明确它的学科内涵并不太难，但是要划定它的学科边界却极为不易。

关于划定古典学的边界，有过很多讨论。很多人主张以历史时期为依据，把古典学对应的时间划在先秦。反对者说，秦汉是中国文明诸多特征形成的关键时期，为什么不划在秦汉呢？若以秦汉为界，又会有人提议，为什么不把文化成就更为辉煌的唐宋也划进去呢？不断会有人提出争议，主张扩展“古典”的研究范围，而且都会有自己的理由，直至清代也被划入。这样，“古典”就悄悄被置换成了“古代”——一个鲜有学理依据的历史分期。显然，我们是基于一种庸俗的历史分期，把古典学当作古代史了。按照这种思维，我们非但无法确定古典学的边界，甚至会消解古典学的内涵。

我们能否换一种思维：在历史中理解“古典”是必要的，但必须反对把“古典”完全历史化，而是将它适度精神化和典范化。我们不一定要先划定学科边界再讨论学科内涵，而是先确定研究对象的核心再讨论它辐射的范围和领域。这样，更易形成共识，也更具建设性和开放性。

从历史来看，早期中国经典经历了三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是从旧史到六艺。对于六艺形成的过程，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第二阶段是六艺孕育出诸子，并成为诸子的共同思想文化遗产。这一点往往为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忽略。战国诸子能读到的主要典籍应该就是六艺。《墨子》引《诗》《书》非常多，墨子引《书》超过任何儒家的经典。法家与儒家思想性格对立，但是早期法家都是从儒家教育系统中产生的。最早的三晋法家与子夏西河设教的学脉相关。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也是荀子的门人。《庄子》对于六艺的论述耳熟能详，对于旧史、六艺、诸子的关系也做过精辟的论述。以上足以说明，诸子共同面对的文献典籍或者共同的文化遗产就是六艺。六艺与诸子之间紧密相连，并非截然两分。

第三个阶段，诸子汇入经学。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学，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积累到了两汉时期，有了一个新的结晶。诸子汇入经学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董仲舒，作为西汉最重要的经学家，他的思想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杂糅色彩，诸子思想的影响在他作品中随处可见。另外一个是司马迁，他的学术追求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他那里对于六经的不同理解和诸子百家的争议并不是两个问题或两类问题，而是同一问题的两个面向。再如《礼记》。在大戴、小戴汇集成书之前，《礼记》单篇流传。单篇流传的《礼记》篇章就是战国秦汉的子书。具体篇目的成书时间有专门的研究，我们不去讨论。《礼记》单篇虽然都是孔门后学、战国秦汉诸子的著作，但是被汇集成书之后，小戴《礼记》获得了“经”的资格，而大戴《礼记》则身份未定。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经学和子学之间实际上不可能划出非常明确的界限。

如果我们把六艺、诸子、经学三者放在一起，找一个更加开放、完整的把握方式，这个把握方式就可以被称为“经史传统”。这个传统从六艺的开创，中间经历了诸子，一直到汉代的经学和史学。它们构成的整体，就是中国古学的核心，是其他学术文化展开的基础和前提。将经史传统作为古典学的核心应该没有太大争议，至少在各种争议中最具说服力。这是我对古典学的核心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也就找到了衡量一种“涉古”的学术研究是否属于古典学的标准。简单讲，大抵围绕经史传统，或者以经史传统为基础、前提、背景，以整体理解和把握中国文明为目的，以激活蕴含在经典中的思想活力为基本诉求的学术研究，都应视作中国古典学的研究。

要从事古典学研究，必须明确“古”是何意。它仅仅是指时间上的久远吗？孔子说自己“信而好古”，是不是说他喜好时间久远的事物？如果是这样，孔子应该成为一个考古学家。他说的“古”，显然不是时间上的“久”。早期文献里面谈到古今问题的时候，好的东西都归之于古，坏的东西都归之于今。《论语》里尤其如此。我们今天可以将“古”字理解为高雅、高尚、伟大、优异等。孔子说自己“信而好古”的时候，不是说他喜欢时间上久远的事物，而是喜好高尚、伟大、卓越的事物。孔子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个古典学家，他以研究古典为毕生志业，也为古典学确立了精神的方向。古典学只有追求精神层面的高尚、伟大、卓越，才能够呈现出它的教化意义。面对同样的古代事物，如果以一种阴暗的、庸俗的、解构的心态从事研究，既无助于人类精神秩序的建立，也与“好古”的传统南辕北辙。必须追问，当我们研究古代事物时，是否有精神价值的明确取向？我们是否也应该以精神取向作为判定一个研究是否属于古典学的隐性标准，而非以研究对象所属的时代究竟是秦汉还是唐宋这种年代学的显性判准？

三、中国古典学与相关学科的关联

回到边界问题，补充两点。一是中国古典学是否要以“中国”作为空间边界？换言之，今天建设中国古典学，能否脱离世界古典学的视野？过去从事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在“以中国解释中国”的信念下独立（封闭）开展，古典学有没有这种可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有必要重提古典学与“国学”的区别。中国古典学是对古典文明的中国形态的研究。“国学”则是在经史子集的名目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前文已经谈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热催生了“国学”机构的建立和“国学”教育的开展，而“国学”研究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是一种对固有传统的辩护性研究。21世纪初的文明自觉和反思现代性导致了自下而上的古典学运动的兴起。古典学从根本上来讲是要揭示古典文明的普遍性。它不是要对特定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做出消极辩护，而是要借助古典的思想资源对百病丛生的现代性提出积极的批判。“国学”研究基于这样的预设：现代性是普遍的人类前景，中国文化是特殊的“地方性知识”，但是它具有一定的相对价值，值得为之辩护。“国学”研究就是在为中国文化辩护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古典学研究则基于这样的假设：现代化虽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现代性却仍旧是值得省察的是非未定之物，古典文明作为反思现代性的参照系，其所蕴含的智慧是普遍的，值得被挖掘并用于改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由此可知，中国古典学在本质上是世界古典学的一部分，它的目标是在古典中国发掘应对现代危机的具有普遍效力的思想资源。研究中国古典学，必须以对世界古典学的充分了解为前提。古典学学科对于“中国古典学”“世界古典学”的划分，只为方便研究的开展，并非要划定严格的界限，更不是为了构筑学科的壁垒。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也与边界相关。中国古典学和文史哲之间是什么关系？古典学是传统文史哲研究的结合？抑或是文史哲之外的人文“第四科”？有人担心古典学“只是一群人换了个地方进行原来的研究”，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那它就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学科，其最终结局和“国学”不会有太大差别。如果它要真正成为一个学科，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和现有的文史哲区别何在。古典学在当前一般被理解为“交叉学科”。这大致没有错，关键是要搞清楚“交叉”的含义。古典学作为“交叉学科”，并非是指传统文史哲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简单叠加。古典学在实现自身学术目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文史哲的研究积淀，但是它处理这些研究积淀的方式不一定是做“加法”，也有可能是做“减法”，甚至可能是做“除法”，蜕去过多现代学科化学术造成的层累效应，让古典学所要处理的研究对象被还原出来。换言之，古典学所做的研究，不是在文史哲的研究之上叠加某些东西，而是要重审被文史哲的研究所覆盖的那些更为底层的东西。它不是要成为“后文史哲”的“第四科”，而是要成为“前文史哲”的“第一科”。

对照文史哲，古典学的显著特征在于关注开端和起源。这并不意味着文史哲的研究不关注开端和起源，文史哲关注的开端和起源仅仅是某一特定维度的开端和起源。古典学关注的是作为文明母体的开端和起源，关注的是自开端和起源就已显现出来的人类文明的永恒问题。其意义不限于古典学自身，而在于它可以滋养包括文史哲在内的一切人文研究。无论是文学的、历史的还是哲学的研究，对其开端和起源的重新认识，都会成为重新奠定其根基、重新审视其整体的契机。

古典学不仅可以滋养人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惠及社会科学研究。很多法学或者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非常想从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的研究中获得启发，但是相关学科并未提供足够充分的能够满足其他学科需求的成果。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未来的古典学承担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文明视野的责任。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某种预设，所有的社会科学预设都是由人文学科建立的。现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是16到18世纪的西方政治哲学。它的一些基础概念都是16到18世纪的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今天，我们要打破这个局面，中国学术要自主、自立、自强，就需要重新寻找自身的基础，重新为中国学术奠基。古典学，也只有古典学，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