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典学的使命和范围

对于古典学的建设问题，曾在北大人文学科内部讨论过多次，然而众说纷纭，原因是大家对古典学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些想法差距比较大。这个就不多说了。我想要讨论中国古典学的概念、内涵、课程设置等方面的问题。要想搞清楚这几个问题还是应该借鉴西方古典学较为系统的经验，因为后者已经有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体系，我们应该参考和借鉴。另一个，我想应该借鉴海外汉学传统，部分海外汉学研究其实有助于中国古典学的建设，比如法国汉学和日本汉学，那么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有了一定的建设性。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启示是，西方的古典学其实就是清理他们自身的学科体系，把他们自己的解经学科学化。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现在提出建设中国古典学的任务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应该说，对古代经学的反思、批判和提升，对传统的现代化，应该是建设中国古典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就是如何将历史文本转化为今天我们需要的更具有现代意义的经典研究。

此外，古典学还有其他学术使命，那就是打破壁垒、突破藩篱、推进科际整合与交叉。自近代大学分科体系建成以来，人文学术各专业间的隔膜与壁垒越来越明显。其负面影响是，要么坐井观天，要么画地为牢，要么以邻为壑，专家们都只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促使我们意识到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以及通识问题。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知识与学问（比如说文史哲）浑然一体，近现代以来则专业化了，高度分化是一种趋势，同时另一种趋势或者相反的趋势也值得注意，那就是科际间的交叉、会通与整合。这也是古典学成立的意义。要建设古典学学科，我觉得应该把这个目标确立起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感受到很多人文知识领域都不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画地为牢壁垒确实是很严重。

至于中国古典学的范围，四川大学划分得很恰当，就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对象与目标就是古典时期的“文”“史”“哲”。从“史”的方面看，我个人的看法是先秦两汉时期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古典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就是古代中国的轴心时期，同时也是经典化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尤其重要，因为它自成一体，且是历史进一步开展的源头活水。它和夏含夷等汉学家所讲的Early China的概念差不多。这段时间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中是自成一体的。我们现在要讨论它，讨论“古典”（Classic）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完全可以翻译成“经典”（Classics）。下面接着谈谈“文”“哲”这两方面。

古典时期的“文”其实就是经典，然而这里的所谓“经典”却不限于“六艺”“五经”“四书”等，而是指那个时期的文献遗存，包括《诗》《书》《春秋》《易》等官方档案以及“诸子百家语”，包括史书以及一些很难归类的典籍文书等。这些应该是一个更广阔的范畴，不限于经学的范畴。陆德明著《经典释文》，把《老子》《庄子》等书视为“经典”，当然是有道理的。我们今天的看法仍然是如此。我想各位老师应该也是这种态度。中国的历史文献如此丰富，思想创造经验如此深厚，然而其最核心、最奥秘的部分就是早期经典，它的数量并不太多，充其量也就100多种书，比较容易掌握。这一点章太炎先生早已指出过了。

从“哲”的角度分析，也就是说从思想史和哲学研究的角度看，古典学又将何为？我想，轴心时期之所以能称之为轴心时期，恰在于“哲学突破”的发生、哲学时代的来临和哲学史的进一步开展。老子、孔子以来的诸子百家哲学之思想创造有力地塑造了古代思想世界，对于我们理解哲学的世界历史不无裨益。那么探讨哲学突破前后的思想史、哲学史当然就是中国古典学之题中应有之义。上面提到，所谓古典或经典就是古典时期历史文献之遗存（从传世文献角度看就是100多种典籍，加上晚近出土的简帛文献），而汉以后的“书”和“人”基本都是和这些早期经典对话的，从这个角度看，冯友兰先生把古代思想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有一定的道理。现在这些问题仍是人文学术的重中之重，当然也是中国古典学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

二、经典研究展开的新探索、新尝试

我今天想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围绕经典研究展开的新探索、新尝试，主要是古典语文学与早期思想史的互动，其中涉及经典化、解释史和语文学方法之间交涉互动等复杂问题。

首先，经典化概念非常重要。我们主要是处理一些哲学的文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过去通常陷入年代的考证、古书的真伪等问题，花很多时间在很多细节上，看起来似乎是比较枯燥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仍然有，但是我们要知道，经典是开放性的。经典化不是仅仅解决了谁是作者，它的来源等等问题，比如，《诗》《书》这类书，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它是仪式的文本，那就没有入门；诸子百家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看到它是某个学派的作品，也没有看到它是经历了300年左右的时间性，那你就回到过去的那一套。所以说，这对于经典化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中文系的李零老师讨论这些问题很多。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老子》这本书，说跌宕起伏一点都不过分，包括篇章结构、文字异构等问题，更是很多。但整体来看，经典化的时期绵延甚久，像六艺之学，是经历了西周的历史，像诸子百家的成书历程也经历了300多年，基本到西汉才确立。像北大汉简中的《老子》，就经历了三四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仅仅是文本本身的变异，解释它是不够的，古代的著作都是传习传承下来的。这就是说，经典化和解释史之间的互动，是一个重要的主线。儒家文献中类似的情况就更多了。

其次，语文学和思想史之间的交涉互动十分耐人寻味。我在最近几个学期一直在开课、做研究，希望能更好、更有机地把传统学术的方法移植于现代意义上的经典研究。应该说，传统学术的方法仍然是有效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终究是隔了一层。我举个例子，就像《诗》《书》是一种仪式上的“辞”，是在仪式上的发言，这就有意义，它们都是具有仪式的、格式化的特征的。但春秋时期，语言、语类就更加多样了，整个春秋时期的辞令，体现了语的扩大。比如对问，这些辞是一套一套的，越到后来越有口语的成分，因为它有些随机的问答。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有代表性的就是《论语》，《老子》其实也是一种。也就是说，早期的哲学化的文本都是“语”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形态才形成。讨论到这里，我们发现，理论的思考还需要通过辩论深化。这个辩论，它的理论基础，需要一种理论的高度自觉才行。无论老子说“无名”，还是孔子说“正名”，或者法家说“刑名”等等，都是聚焦于名，是在这样的名和辩的基础上的理论自觉。我们从文体的角度，还有思想的角度看，思想本身需要一定的形式，思想展现于形式，要对这两者进行研究，当然是很难的，但这正是我们古典学将来要致力于解决的重要任务。

还有一些就是，传统的学术不仅要用，还要进入并且发展。例如道家的文本中经常出现状态词。当然儒家的著作中也有，但应该说道家里面还是比较集中。这种状态词就是表示状态，比如恍惚，它的特点是很明显的，我们经过分析得出的认识是，恍惚之类的词和一些重要的命题是相关的，用恍惚、杳冥、混沌这些状态语词，所讨论的问题强烈地启示出“道”并不是一个名词，这在思想史上是革命性的，尤其体现了我们对古代思想的认识。此外，在哲学文本中经常出现一些空白，这些东西也有可能是一种偶然，但是有些情况它可能不是偶然。为什么呢？你可以填充一些内容使它变得严实，就像你上楼需要架个梯子，上楼之后梯子就可以不要了，拆掉也可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古人会把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拆了。比如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矣”句之后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句是不是很突兀、很奇怪？显然，其前后两部分之间就留有意味深长的空白，十分耐人寻味。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认为也是中国古典学应该研究的问题、应该探求的方向。

最后，我想表达一点儿希望，希望古典学系、中国古典学专业能够培养学术基础扎实、理论视野开阔的通才和大家，因为通才和大家最难培养也最稀缺。古典学系的成立和招生也许是个契机。我们现在的古典学要么放在中文系、要么放在历史系、要么放在国学院。我想还是要强调哲学这门学科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哲学和数学都是理论科学，其人才成长规律也类似：理论思维往往奠基于学术生涯的早期。我们的学生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可塑性仍然很强，倘若这个时候没有淬炼他们的理论思维，那么随着其思想学术的定型与固化，要想成为通才和大家则难上加难，机会渺茫。无论如何，我希望古典学系的学生皆能被培养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通才和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