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不仅是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还构成国家理解社会复杂性的基础要素。文章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考察信息何以进入国家，以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为研究对象，在梳理政治沟通和信息汲取两种理论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信息流的类型学分析框架，进而阐述了数字时代社会—国家信息流的新趋势和新特征。数字技术空前提高了信息生产和传输的效率，重塑了信息传输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对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技术与技术所嵌入环境的交互，使得不同类型的信息流呈现出异质性演变趋势，这为理解数字时代国家—社会关系演变提供了新议题和新视角。
作者简介
孟天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愉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引言
信息是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国家—社会关系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建构的。其中，从社会流向国家的信息会影响国家理解社会运行的广度和深度，进而影响国家权力穿透社会的程度。那么，信息何以进入国家？信息从社会进入国家这一过程又如何塑造国家—社会关系？这是信息政治学的核心理论命题之一。
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概念来自传播学，指从信息源向信息接收方向运动的信息集合，尤其关注信息传输与交换过程的特征与机制。长期以来，围绕国家的信息获取问题，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如何通过其组织的人口普查、税务记录和民事登记等信息汲取实践来提升其解读社会复杂性、渗透并治理研究社会的能力。这类研究虽承认国家的信息能力形成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但整体上集中于国家本身。然而，从社会流向国家的信息流并非仅是在国家需求驱动下提高国家的基础性权力的产物，信息从社会传输至国家的过程本质上是国家和社会双向建构的过程。作为信息的供给方，社会行动者必然以多种策略参与其中，包括主动推动信息进入国家、配合国家行动、与国家进行博弈与合作，甚至采取抗争性行动影响国家的信息获取。因此，有必要将社会在信息流过程中的角色纳入分析框架。此外，信息在从社会进入国家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具体场景中的行动主体、信息渠道、制度框架以及技术条件等因素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塑造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重维度。在信息流过程中所呈现的国家与社会间合作、妥协或对抗的互动模式、双方彼此嵌入的程度和机制与国家解读社会复杂性的能力限度，都是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核心议题。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信息流本身，分析其特征、机制与规律。
进入数字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生产、通信、存储和利用的方式，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也发生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变化。国家应用数字技术自上而下汲取社会信息，建设了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和金融反诈大数据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进行政治表达，包括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诉求、通过市长信箱等电子渠道提出意见建议、在线参与法律草案等公共政策的意见征集等，向国家传达其利益、偏好和关切，影响政治决策。经验现实的变迁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议题：数字技术如何塑造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在数字时代，不同类型的信息流呈现出什么特征？
本文聚焦从社会进入国家的信息流，突破传统国家中心视角，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角下分析了信息进入国家的过程和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制度化水平与主要行动者的类型学框架，将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划分为正式的信息汲取、非正式的信息汲取、正式的政治表达和非正式的政治表达四种类型。其中，制度化水平决定了信息合作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而主要行动者则映射信息流背后的权力结构。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流中的主体、渠道、内容及权力结构普遍受到数字技术的重塑，其作用效果因制度框架与主导行动者的差异而呈现显著异质性。因此本文进一步围绕数字时代的信息流如何塑造国家—社会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展开深入探讨，以推进信息政治学的理论构建。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角下的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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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演变：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
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一直是现代政治学关心的重要问题，相关讨论可以追溯到政治沟通研究所关注的外部环境向政治系统的信息输入。伊斯顿（Easton）提出，政治系统的持续运作与输出权威分配，有赖于作为社会的外部环境主动向国家这一政治系统持续输入信息。而社会输入的多种类型的需求，包括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修订法律与规则的需求、参加政治的需求，以及要求政府有象征性行动的需求构成了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参照拉斯韦尔（Lasswell）的“5W”模式，政治沟通理论所讨论的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可作如下界定：社会行动者通过政治沟通渠道对国家所传递的需求信息和支持信息，这些信息维持了国家的正常运行并获得国家输出反馈。延着这一思路，后续研究对民意的生成与表达过程展开了详细分析。不过，这些研究关注重点更多停留在政治表达的形式本身，而非为国家所感知的信息。
随着理论的发展，学界对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有了不同的理解。信息汲取研究提出，作为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关键要素，信息对国家意义重大。国家会出于自身阅读、治理复杂社会的需求，主动汲取人口信息、土地图册等社会事实信息。信息汲取研究是当前信息政治学研究中的主流分析视角，研究重心聚焦国家，强调国家的自主性以及信息汲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并拓展了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的外延，使得国家行动者主动从社会中获取的社会信息也被包含在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将信息流过程描述为社会行动者将信息输入政治系统的政治沟通研究，还是强调国家行动者主动汲取社会事实信息的信息汲取研究，研究者们对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的讨论都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角下进行的。研究者们普遍将信息从社会流向国家的过程视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认为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塑造并呈现出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角的基础上，综合政治沟通研究和信息汲取研究的观点，从社会向国家的信息流对应在国家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推动下流入国家的需求信息流和社会事实信息流，其概念要素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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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何以进入国家：行动者、过程和信息流
要理解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关键在于剖析信息流动的动态过程本身。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角下，学界对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的探讨，围绕国家和社会这两类主体的行动过程而展开。
1.社会中心：社会行动者的政治表达
社会中心视角认为，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是社会行动者主动政治表达的结果。政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等社会行动者通过选举、建言献策、网络问政、集体协商等形式将需求和偏好信息自下而上地输入国家，纳入国家决策体系，从而产生了信息流。
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因政治表达形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投票、协商、提案、接触、集体行动等不同形式的政治表达对应其各自的信息流模式。投票选举是政治表达的核心形式之一，通过投票，选民向决策者表达了自己对待决策事项、候选人及相应意识形态的政治偏好。这些偏好往往会以赞成、反对或弃权等精简信息的方式呈现。民众还可通过政党活动进行政治表达，具有政治代表、利益聚合和政治沟通功能的政党将信息整合后输入政治系统。特定群体、公民个体等与官员进行政治接触的过程中同样发生了信息流。通过政治接触，政策制定者了解了特定群体的政策偏好、获得了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专业知识和与决策者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此外，在民众认为制度化的政治表达有效性较低的背景下，部分群体倾向于通过示威、游行、罢工、消费抵制等非制度化的政治行动来进行政治表达。在行动动员与扩散过程中，民众通过“闹大”等框架整合机制，分散的个体态度、观点与感知从而被整合为具有更强目标指向性、与更广泛社会诉求联结以及更好与潜在支持者共振的集体共识。这一集体共识最终通过非制度化表达中协同展示价值、统一性、规模与承诺（WUNC）和政府工作人员在观点、价值和意识形态上与框架“共振”被传递至政治系统内部。
2.国家中心：国家行动者的信息汲取
系统的、常态化的信息收集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国家中心视角强调，国家出于内部责任控制和社会治理的需求，运用国家能力主动收集社会事实信息。
现代国家的信息汲取行为主要有三个目标。早期研究者认为，国家的信息收集是国家希望加强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的结果。当国家希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时，例如，面对外部军事威胁或面临内部政治危机时，国家会主动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然后根据所获得的信息识别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问题、引导社会主体规范行为。这些信息汲取行动采集潜在控制对象的相关信息，例如保障国防安全所需的地理与人口基础数据、为维护社会治安所收集的违法犯罪信息等，对应国防、治安、税收等国家职能领域。随着现代国家职能的拓展，提供公共服务成为国家收集社会信息的另一个目标。在此类信息收集行动中，国家需要掌握符合公共服务受益条件的群体规模、分布情况及实际需求等信息，从而更有效地执行公共服务政策，对应的国家职能领域主要为医疗、教育、养老等。除了对社会的控制和服务外，国家信息汲取的另一个目标是缓解国家内部广泛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通过信息系统改革、民意直通等多种方式获取政府尚未掌握的地方信息。例如，中央政府可从企业、行业协会等获取经济运行数据、市场主体经营状况等信息，或通过辖区情况调研等方式直接从民众处获取信息。这些信息与地方政府上报的信息相互印证，缓解国家内部的信息困境，帮助其更真实、更全面地捕捉社会动态。
国家采集的初始信息，往往包含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与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紧密关联，呈现出非标准化、情境化的特征，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才能准确理解。因此，国家的信息汲取过程包含标准化这一步骤，即根据全国适用的认证规范将包含地方性知识的信息转化为国家可以理解且便于管理的标准化格式。不过，将初始信息整理为单一维度的、简化的规范信息的标准化过程会产生信息损失。此外，制定具体标准化规范的政府部门可能在规范中加入自己的利益和意图，这使得标准化后的信息和真实信息之间易发生系统性偏离。
3.双向互动：国家和社会的共同演化
关于信息流过程中呈现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除了社会中心和国家中心的视角外，另有研究强调，信息流入国家的过程并不是国家或社会单独一方推动的结果，国家和社会两者之间是双向合作关系，国家需要信息，民众输入信息，双方都共同推动了信息流的发生。
这种双向互动模式主要存在于两类情境中。第一类情境是社会有政治表达的需求，同时国家需要社会提供的信息。这一类情境的前提是国家自主性的彰显。国家不是被动接收社会输入的对象，为了追求其自身利益诉求和偏好，国家展现出了其对特定信息的偏好。当社会输入信息试图干预政治决策时，国家也利用社会所输入的信息减少国家治理中的不确定性，缓解国家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例如，当民众向中央督查组反映生态环境问题、表达利益诉求时，中央政府也根据信访信息核查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履职情况；当政府部门就特定议题向民众征集意见时，民众的合理诉求通过规范渠道进入决策视野，政府也获得了海量、鲜活的基层社会信息。
第二类情境为社会主动配合国家的信息汲取。在国家汲取信息时，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即与国家相比，社会掌握了更多关于社会事实的知识。社会的信息优势使其在国家的信息收集过程中具有一定自主权，能够在信息供给所获权益与个人隐私让渡之间进行权衡，选择积极配合或选择性合作。这一类型最典型的证据来自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信息流。社会所依赖的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以信息收集为必要前提，民众通过自愿让渡个人信息来换取公共服务。例如，为了享有福利，民众主动将与福利申领相关的个体信息开放给国家。不过，尽管个体在形式上享有是否同意国家收集其个人信息的自主选择权，然而在具体情境中，他们是否有能力拒绝国家对其个人敏感信息的获取，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信息流的类型学框架：制度化和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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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学的两个维度
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是国家得以看清社会和社会有效与国家沟通的核心要素。本文认为，信息从社会流入国家这一过程中，主要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信息流动的过程是否被纳入正式制度框架之中？其二，谁主导了信息流的发生？
第一个问题对应信息流过程的制度化水平。沿着诺斯（North）的制度二分法，信息渠道可分为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两类。正式信息渠道通常嵌入在人为设计的正式政治制度框架或规范中，遵守成文规范，或与该框架内的政党、社会组织等制度化行为体有关。此类渠道依托政治系统的法理型权威，信息传输标准化、可预期。非正式渠道绕开了正式流程，依赖非成文的习俗、传统及行为准则进行信息传输，本质是在正式渠道缺位或失效的背景下对正式渠道的补充或者替代。将信息渠道划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思路在信息汲取和政治表达的研究脉络中都有所体现。信息汲取研究发现，国家既根据成文合法的规则来收集标准化的社会信息，也将非正式网络等信息渠道作为替代性的、补充性的信息获取方式。政治表达研究中的制度化—非制度化的分类维度也将社会输入信息的参与渠道分为两类，前者强调在合法的、国家设定的正规政治程序内进行政治表达，后者则涵盖在正式程序之外发生的网络表达等非常规性的政治表达。
正式与非正式对应着国家和社会的不同互动方式。正式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基于正式制度达成了长期的、可预期的合作，确保了信息通道的稳定存在，使国家在无需与社会频繁协商的前提下获取关键社会信息，从而保障了国家的稳定运作。具体来说，国家借助制度化安排稳定获取社会信息；社会通过法定程序向国家表达诉求，其利益在政治决策中得以体现。非正式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正式合作受阻或空缺，此时国家利用非正式网络或在社会不同意的前提下强行收集社会信息，社会则转向国家不鼓励的非正式网络或抗争性方式进行政治表达。这种非正式渠道保留了应对复杂社会现实的灵活性，为国家的信息获取提供了弹性空间，但是也反映出国家和社会在特定领域尚未形成制度化共识的状态。国家在获得信息过程中需要多次与社会进行临时协商与反复博弈，从而易使得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不稳定、不连续。
第二个问题对应信息流过程中的主要行动者。如前所述，国家获取社会信息的路径具有多样性。经典的信息政治学研究认为，信息是国家主动通过人口普查、经济统计、税务系统等一整套服务于国家治理的信息系统来汲取的。此类信息系统通常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及其延伸，国家在整个过程中具有主导性。同时，国家主动汲取的信息满足了国家运行和治理的需求，有助于增强国家看清社会的能力。但是，由于国家内部的信息困境和国家在行动前预设的所汲取信息的内容与范围，这些信息具有片面性和扭曲性。信息汲取的核心逻辑是国家看清社会以便于治理，国家通过广泛覆盖领土并深入社会的国家组织触达社会各层面，系统增强了国家能力，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深入渗透与治理。
除了国家的单向汲取外，信息可由社会主导输入国家，将社会偏好主动“说”给国家听，引导国家关注特定议题或领域。此类信息传输机制既有国家设立的用于回应社会需求的信息系统，例如政治参与机构；也有与国家机构存在一定联系的社会团体，例如专业协会、社会组织等。通过此类方式传输的信息通常具有碎片性特征，蕴含地方性知识，有助于提高国家在特定议题或领域的“视力”或减少国家视野盲区。信息输入的核心逻辑是社会让国家听见意见诉求以推动回应，这一过程通常依赖政党、利益集团、地方精英等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信息传输网络，体现了社会行动者在表达自身需求时的能动性。国家则通过嵌入社会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资源，建立起一种“嵌入式”信息体系，与社会团体合作、协商，追求共同目标。
由此可得，在信息从社会流入国家的过程中，存在国家和社会两类主导行动者，其中一方主导了信息流的发生。在信息汲取时，国家是主要行动者，自上而下地去看见社会，汲取信息，以满足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信息需求。在政治表达时，社会是主要行动者，个人、集体、社会组织、利益集团和政党等社会行动者自下而上地将信息“说”给国家听，以达成其影响政治决策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理解从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建构一个包容具体实践中不同形态信息流的分析框架，本文将主要行动者和制度化水平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从社会到国家信息流的2X2类型学框架（如表2所示）。两个维度垂直交叉形成四个类别，分别为正式的信息汲取、非正式的信息汲取、正式的政治表达和非正式的政治表达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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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基本类型
1.正式的信息汲取
正式的信息汲取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国家机构依托制度法规开展的规范化信息收集行为，对应形式包括定期进行全国性人口普查、民事登记和调查统计等。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公共领域安装监控摄像头、应用记录公民生物识别特征的数字身份认证系统等新兴方式也属于正式的信息汲取范畴。为了实现正式的信息汲取，现代国家普遍建立了高度理性化的信息收集体系，编制信息汲取规划，设立机构专职负责各类信息的收集、整合和分析，建立信息收集制度，规定了国家收集信息的时间节点、覆盖范围、实施路径与应用场景。由于通过正式渠道汲取的信息主要被用来支持国家进行内部问责、履行公共服务与安全等职能，社会对国家的正式信息汲取行为配合程度较高。
2.非正式的信息汲取
非正式的信息汲取指国家机构在制度明确规定的情境之外，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社会信息的行为。非正式渠道的信息采集通常通过公职人员嵌入社会网络所形成的非正式渠道开展，例如基层工作人员借助邻里交往、亲朋聚会等场景，收集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获取的信息。这一信息过程不依赖法定程序，通常不向社会公开，社会民众难以获知信息汲取的时间、范围、途径和具体用途。经由非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包括在人际互动过程中获得的非标准化社会零散事实、个体的隐私信息和正式渠道传输受阻的敏感信息等，通常具有更细节、更零散、更隐私的特征。
3.正式的政治表达
正式的政治表达指社会行动者依托制度平台向国家表达利益诉求的行为，政党、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各类社会行动者通过投票、提案等在正式框架内的方式向国家表达利益诉求均属此类。这些参与渠道由国家主动创设，为社会表达提供了规范路径。近年来，网络问政和政务热线等应用数字技术的新兴渠道方兴未艾。政府更希望民众通过官方提供的正式渠道进行民意表达，同时更可能在制定政策时接收通过正式制度渠道表达的公民建议。
4.非正式的政治表达
非正式的政治表达指社会行动者以非正式方式向国家表达利益诉求的行为，这类表达可能表现为网络舆情中的集中发声、特定群体的集体呼吁等。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成为非正式表达的重要载体。非正式政治表达的主体多为弱势群体，囿于资源、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制约，他们或难以接触正式渠道，或即使进入也难以实现有效表达，因此更倾向于通过非正式的方式向国家表达利益诉求。由于非正式表达具有抗争性特征，对政治秩序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国家往往通过完善制度化表达渠道、健全诉求回应机制等方式，引导非正式表达向正式表达转化。
数字时代的信息流演化：共性影响和异质性效应
进入数字时代，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为学术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场景、议程和问题。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信息进入国家的过程？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流，数字技术的影响有什么差异？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全面影响了信息流过程中的主体、渠道、信息内容和权力结构。而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与主导行为者背景下，会呈现出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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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对信息流的共性影响
第一，通信主体的多元化。个人、新媒体意见领袖等主体成为了信息生产的新主体，可以直接生产传播信息。平台型企业也依托其数据、算力与算法优势，实际充当了信息从社会流向国家的核心枢纽。此外，国家、政党、传统媒体也在加速数字化转型，继续在信息从社会传输至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影响力。
第二，信息渠道的数字化。作为信息从社会进入国家的新通信渠道，数字渠道具有传输速度快、距离长、准确率高、吞吐量大的特征，推动信息流在国家与社会间的低成本、高质量流动。政务服务平台、快速信息登记小程序等数字化采集方式，取代了传统的线下人工录入模式，大幅提升信息采集效率。政务热线、代表履职数字平台、网民留言平台及政务新媒体互动区等数字化接口，使民众能便捷、高效地传递诉求与信息，无需耗费过多时间与精力。
第三，信息内容更加丰富完整。首先，数字技术支持图像、视频、音频等新形式的信息进入通信过程，这改变了国家接收的信息流结构。与过去以文字报告、统计表格等形式呈现的信息相比，新形式的信息包含更多场景环境、情感态度、行为细节等具象化内容，减少了传输过程中的信息损耗。其次，数字通信设计完整留存了包含地方习俗、个体经验等在内的非标准化信息。结合搜索引擎、电子索引与算法模型，国家可跨时空调取并对非标准化信息进行关联性分析，从中挖掘可用信息。因此，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降低了国家获取与理解信息的成本，使国家能直接接收、存储并分析包含地方性知识的信息，最终形成对复杂社会的更全面认知。
第四，公共领域信息生产与传播权力结构的重塑。数字技术消解了原有的“中心—边缘”的政治表达结构，带来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虚拟公共场域。在虚拟公共场域这一权力留白的政治空间内，数字技术对多主体进行了赋权，信息的传播机会被重新分配。首先，数字技术赋权国家，允许国家将信息传播的规则嵌入技术平台的监管规则、算法设计之中，使社会主体的信息传播需依托国家主导的平台治理框架展开，国家甚至和人工智能深入结合形成“技术利维坦”。
其次，数字技术赋权平台企业，使之因为独特的“看门背景”“看门意愿”和“看门能力”成为新的虚拟公共场域的看门人，负责筛选出符合规范的信息并允许其进入通信渠道。再次，数字技术赋权民众，使得信息传播权力从国家向民众转移。新的信息传播权力结构允许一些在前数字时代难以广泛传播的信息得以通过数字渠道扩大传播范围，增强影响力。这既提升了在传统信息传播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的信息进入国家的可能性，也相应削弱了优势信息进入国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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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对不同类型信息流的异质性效应
理论上，数字时代信息流动过程的共性变化应当带来更加多样化、更高质量、更稳健且更高效率的信息流。然而，这一技术驱动的变革并非均质、单向的进程。数字技术始终嵌入在特定的制度与结构中，其作用受到行动者固有逻辑和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如表3所示）。
1.正式的信息汲取
数字技术首先改造了国家信息收集部门的组织架构。为应对数字时代快速增长的信息流，挖掘信息流的公共治理价值，国家普遍建立了数据管理机构，专门负责信息的采集、管理和开发等工作，并和平台公司、科技公司等具有数据优势和专业能力的主体建立政企合作关系，获取企业搭建、运营信息采集与管理平台的服务。国家还广泛应用数字化工具全方位收集社会信息，这提高了国家采集信息的效率和信度，丰富了国家所收集的信息源类型，使得包括人脸特征、指纹数据等在内的生物识别信息被国家纳入公民信息管理体系。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国家能够全过程动态采集信息，例如民政部门借助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实时比对困难群众收支情况，及时发现救助需求。国家还借助数字技术整合多个数据集，提高对信息的解读能力，例如交通运输部门整合对比手机信令数据与地图数据、基站数据等多个数据库以分析城市道路的实时交通状态。
然而，利用数字化工具所汲取的信息并非技术中立的，这些信息继承了前数字社会的结构性偏见。这是因为信息汲取的范围和准确性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受到阶级、性别、城乡等既有社会结构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分布与使用的结构性差异是信息汲取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不同群体、区域在数字基础设施可及性及数字技能掌握程度上的差距，直接影响了信息采集的效率。例如，部分城市社区能依托“智慧社区”等数字化工具实时采集居民居住状态和社区建设需求等精细化信息；而在部分农村社区，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足，信息采集仍依赖传统的入户走访模式，社区对人口流动、生产需求等信息的采集就在全面性和及时性上存在局限。此外，包含职业、户籍等偏见的“脏数据”在被算法学习后也会进一步影响后续的信息汲取工作。
2.非正式的信息汲取
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首先，从主体看，国家行动者不再是非正式信息汲取的唯一主体和直接主体。国家和企业建立非公开的合作关系，互联网平台公司等非国家行动者凭借其技术能力和对数据的控制权代替国家成为信息的直接收集方，系统地采集和转让用户信息。在这一模式下，不同于过去获得“小道消息”时受到的私人网络覆盖范围的限制，平台企业所掌握的数据能覆盖传统非正式信息渠道难以触及的社会领域。此外，在信息真实性上，相较于传统非正式渠道中经由多重转述和加工的间接信息，平台数据呈现用户行为轨迹的直接细节，更具真实性与准确性。
其次，数字技术为国家对个人信息的过度采集与分析创造了机会。一方面，与传统的非正式信息汲取方式相比，应用数字技术的非正式信息汲取行为往往更为隐蔽，民众难以得知国家何时以及如何收集信息，从而难以判断其是否合规。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在数字时代存在被过度收集的趋势。一些在传统制度中被界定为敏感个人信息的信息被视为和公共利益相关，从而被纳入国家信息收集的范畴之中。然而，在隐私保护制度尚待完善的背景下，类似的信息获取行为处于正式与非正式的边缘地带，其正当性和合法性难以判定。此外，信息整合技术赋予了国家超越合理的情境脉络完整性（Contextual Integrity）而将不同来源的信息关联起来从而预测个体行为的能力，而民众少有关注信息进入国家后的存储、组织和分析过程，因而难以有效监督国家在已有信息的基础上挖掘敏感个人信息的行为。
3.正式的政治表达
总体来看，数字技术促进了正式的政治表达。民众在使用数字社交媒体的过程中获得信息、观察并模仿他人的政治表达行为、建立并维护社会网络，因而有助于政治表达。数字技术还简化了政治表达的流程，降低行动成本，使得国家与社会间信息沟通更加充分。以向人大代表反映社情民意为例，人大代表联络站的数字化使得民众仅需扫描联络站二维码即可在线联络人大代表，把原本复杂的前往指定地点提交意见书的流程简化为简单的二维码扫描操作。
数字技术的另一影响是为在传统环境中难以接触正式渠道的群体提供了正式政治表达的机会，鼓励青年人、女性、低教育人群等群体的政治表达，原本可能被科层体系过滤的民意能借助数字工具进入国家信息系统，促进了信息内容的多样化。数字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线下参与和表达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受接入机会和使用能力差异的影响，相对于底层群众，中上层阶层能更娴熟地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政治表达。
数字时代的互动式交互设计使得民众可能在社会期望的影响下改变所表达的偏好和诉求。对线上参与的研究发现，人们的点赞意愿受到留言已经获得的点赞数量的影响，他们更愿意支持点赞量排名靠前的留言，而更不愿意支持点赞量排名靠后的留言。当民众意识到在社交平台给政治信息点赞这一行为会给其数字空间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时，其点赞意愿下降了。这种机制影响了社会所输入信息相较于民意的代表性，导致在国家接收到的信息中，多数群体的诉求被过度强化，而弱势群体的诉求被进一步稀释。
4.非正式的政治表达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为非正式政治表达的组织、动员和沟通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在组织架构方面，数字时代的政治表达组织突破了传统社会运动组织和正式科层结构，具有非中心化、成员流动和松散联结等特征。移动电话、数字社区等技术还允许原本因身处不同空间而难以建立联系的社会行动者之间实时交流信息，发展出密集的社会网络，及时调整策略，协同行动。在多方协作下，单一化的诉求信息得以升级为整合多个个案、涵盖多元群体诉求、兼具专业知识的复杂诉求。
在动员与沟通上，数字技术带来了更广泛的动员。当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后，社交媒体“多对多”的沟通结构允许信息“病毒式传播”，这扩大了信息的传播范围。数字技术还支持图片、视频等能引发更强烈情感反应的新形式信息快速传播，促进了更广泛的动员。更广泛的动员放大了非正式政治表达对国家释放的信息强度，使得国家能够迅速捕捉到社会热点问题，及时了解民众态度。在框架整合过程中，阴谋论、虚假信息等不当信息（Misinformation）也被吸纳为诉求的内容，诉求的真实性、客观性被削弱，影响了国家对真实民意的精准把握。同时，动员过程中的回音室和过滤气泡等机制重现了信息的获取和解释的选择性偏见，个性化推荐算法等被广泛应用的可定制性技术则进一步强化选择性曝光，最终导致国家接收到的信息充满了特定群体的同质化观点，具有单一、激进、强对抗性的特征。
总结和讨论
信息是国家构建的基本要素，也是国家运行的基础机制。本文聚焦从社会进入国家的信息流本身，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主要有社会中心视角、国家中心视角和双向互动视角，认为国家的信息获取主要是社会行动者政治表达和国家行动者信息汲取及两个方向信息流结合的结果。关注重点转移至信息流本身也使得总体性理论框架的建构成为可能。无论是社会为了影响决策主动向国家提供信息还是国家为了治理从社会汲取信息，无论信息流的渠道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实质上国家都获得了信息，这些信息都对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看清社会、读懂社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制度化水平和主要行动者两个维度的类型学框架，将社会到国家的信息流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其中，制度化水平影响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可预期性，主要行动者影响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结构。该总体性框架有助于研究者整合不同理论视角的成果，清晰把握各类信息流模式的特征，为进一步探究信息流如何塑造国家—社会关系奠定基础。
进入数字时代后，人与人之间、信息之间以及人与信息的交互日渐频繁，信息流过程中的主体、渠道、信息内容和权力结构被重新塑造。进入信息流发生的具体过程，本文发现，数字技术对信息流的塑造因场域的不同而在行动者、过程和信息流方面呈现出各自的特征。一方面，国家通过正式渠道提升信息获取的效率与广度，也依托非正式的合作关系扩大信息来源，深入挖掘分析社会事实的细节；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者在数字空间中形成多元表达网络，包括非正式组织和弱势群体在内的各类主体都在利用技术拓展政治表达的边界。这既丰富了国家所接收的信息内容，也带来了意见极化、不当信息等新风险。具体把握不同信息流模式在数字时代的差异化特征，有助于理解国家—社会关系在信息交换中呈现出的新模式。
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技术何以在未来形塑国家—社会关系中信息流动值得持续关注。就未来的研究议题而言，本文认为，以下几个议题尚待讨论：其一，在数字时代，国家获得的信息流存在从信息稀缺到信息过载的变化。与前数字时代国家缺乏社会信息的情况相比，数字时代国家获得的信息量大增，国家甚至比社会掌握了更多社会信息。流入国家的信息量的增加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国家和社会又如何应对流入国家的信息量大增这一变化？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其二，作为通信渠道的数字技术，正重塑从社会到国家信息流的权力结构。尽管研究者已较多关注此过程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但更核心的是，权力结构如何在机制上塑造信息流的方向、内容与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亟待研究。其三，数字时代的信息流不仅在微观层面呈现出新的互动模式，也在中观层面的制度与组织结构，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发生深刻演变。系统把握中观与宏观层面的特征，对于理解信息流的政治后果至关重要。其四，与技术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更关注技术所在的制度结构对信息流的影响。为了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国家和社会如何调整已有的制度？制度的变化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技术对信息流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章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