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本质及其追求人心归属的政治目标，蕴含着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情感密码。情感不仅是实现广泛团结联合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更是有效动员统战对象围绕中心任务、服务大局的关键驱动力，同时也是提升统战治理效能与工作成效的重要保障。从情感的交互机制出发，遵循“认同—动员—协调—记忆”的作用逻辑，统一战线注重以文化基因、情感纽带、共同理想铸造情感认同的力量；利用利益满足架设情感桥梁，以未来预期产生情感驱动，通过榜样示范强化情感动员；采用情感感召转化共同意愿，注重情理逻辑激发共鸣；综合历史叙事与情感仪式激活情感记忆。新时代统一战线需要从共情、传导、沉浸、联结等维度出发，挖掘统战情感资源，创新话语表达，利用现代技术，开展联谊交友活动等，不断优化情感因素发挥作用的实践路径。这些路径的共同作用，为有效凝聚人心、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开辟了至关重要的情感空间。
关键词：统一战线；情感认同；情感动员；情感记忆
习近平指出：“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作为中国共产党凝聚广泛共识、汇聚人心力量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在推进社会治理与维护国家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情感既是个体心理状态与内在情绪的直接表达，又是进一步形成信任依赖、产生认同导向、维系组织的黏合剂。由此，善用情感力量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协调关系、推进治理，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应有之义。本文从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现实需求出发，探讨情感因素在统一战线中的价值意蕴，揭示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并进一步提出情感效能发挥的优化路径。
一、问题提出
学界对统一战线的运作逻辑及其作用发挥的研究，往往采用历史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历史主义的研究视角注重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探究统一战线的制度运转过程及功能发挥，旨在总结和提炼统一战线的法宝属性。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更多聚焦于政治制度的结构属性，关注统一战线所涉及的权力运转关系以及政治制度之间的协调关系，展现制度运转的现实效力与整体过程，探究其制度效能。
当前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复杂性前所未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多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前所未有。习近平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决不能仅仅依赖物质利益与政治权力，更需要通过情感纽带触及人心，以情感的向心力赢得人心。这就需要在传统的历史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之外，关注情感的力量，引入更为微观的情感维度，考察统一战线的运作机制，进一步拓宽统一战线的研究视野。当前，这类研究多集中于梳理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情感实践，分析情感思维的内在结构，以及探讨情感治理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等方面。然而，探讨情感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需要挖掘统一战线中的情感资源，还需从情感互动的视角出发，将情感置于统一战线运行的过程中，深入总结情感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
据此，从情感维度探讨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及其制度运转机制，应从个体情感出发，结合统一战线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以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统战使命，研究情感如何促进政治认同，并进一步推动大众参与政治生活、协调彼此关系。此外，从情感的维系来看，情感虽然是个体感知的中介，是人的意识的情绪化反应，但容易受到社会发展和时间变迁的影响。唯有将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深化为历时性的存在，才能存续情感能量。而这需要将认同深化为长久、持续的意识，这就涉及情感记忆。因此，把情感因素纳入统一战线，需要引导个体对政治共同体建立认同感，并通过情感纽带凝聚人心、协调关系、深化认同。这一过程呈现为“情感认同—情感动员—情感协调—情感记忆”的内在机制。这一机制既从情感流动的角度探讨了情感在生成认同、动员参与、协商互动并最终沉淀为稳定心理结构中的作用，也进一步从情感互动的角度揭示了情感与统一战线相结合的内在机理，彰显了情感在提升统战效能中的重要价值。
二、新时代统一战线中情感因素的价值意蕴
情感是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重要媒介和途径。它与统战制度和政策相辅相成，充分体现了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本质要求，是推动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提升统战治理效能的重要保障。
(一)情感助力新时代统一战线实现大团结大联合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必须立足于历史形势的变化，结合爱国主义统一战线面临的阶层结构变化，不断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既要求个体形成对国家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也要求社会大众之间建立团结的联系。
一方面，团结联合意味着个体需要建立对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认同，而这离不开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情感既能够影响个体的思想倾向和行为取向，产生一致的集体行动共识，又会通过情感共鸣、共享情感体验等方式，将个体与群体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个体身份感知向“我们是谁”的群体身份认同的转变。涂尔干指出：“本质而言，社会凝聚来源于共同的信仰和感情。”这种基于共同情感形成的社会凝聚，超过单纯的利益计算，诉诸内在归属感的心灵联结与情感认同。它会通过情感的升华以及情感纽带的建立，促成个体对政治共同体深沉的信赖、追随与归属，从而成为共同体获取合法性、提升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心理基础。作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法宝，统一战线积淀着中华民族家国一体的政治感情，蕴含了救亡图存的集体记忆，凝聚着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信任纽带。它通过政治理想的感召、情感意识的动员以及信任感情的积淀，不断汇聚各党派团体的力量，增强团结与联合的向心力。
另一方面，团结联合意味着个体之间需要形成基于彼此认同与相互交流的有机共同体。真实而平等的情感交流，以及彼此认同、互相尊重的关系，构成了建立信任、形成团结的情感基石。“个体化和独立化主体之间对等重视的社会关系，代表着社会团结的必要条件”，而“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联合，不是基于权力威势，而是基于共同的认同、相互的尊重和利益的互惠”。由此，统一战线在追求共同利益与根本利益的同时，高度重视并精心培育信任、平等、尊重等情感。这不仅有助于有效化解矛盾、弥合分歧，还能在求同存异、体谅包容中巩固团结和谐的局面。
(二)情感驱动新时代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统一战线已成为汇聚各方力量、动员大众参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重视情感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有助于激发大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人们在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诉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的特点。利益诉求多元化、思想观念的异质化与人际交流交往的普遍性相互交织，容易引发思想冲突和利益纷争，从而影响政治动员的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情感不仅在心理归属与政治认同方面实现了个体与政治共同体的深层次联结，还通过价值牵引和现实驱动，推动主体参与政治生活、化解彼此的矛盾。
一方面，只有触发情感能量，才能激发个体的行动动力。情感能量是个体在互动仪式以及政治社会化中获得的持久性积极情感。它既沉淀于个体生命历程中，属于个体储存的情感动力，又“使人们的主观体验有序，而且赋予人们以力量，指导行动的方向”。另一方面，当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引发矛盾纷争时，情感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有机团结。善意真诚的沟通，可以促使公民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并通过有序互动的协商达成共识。这就要求新时代统一战线必须重视人的情感因素，充分发挥情感在行为驱动和关系调节中的双重作用，有效动员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从而更好地汇聚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情感赋能新时代统一战线，提升治理效能
第一，情感纽带的重塑可以解开人际疏离的统战症结。“我国统一战线面临来自资本逻辑渗透、交往理性虚化、数字社会‘去中心化’等方面的多重挑战。”这些挑战弱化了个体与群体的情感联结，淡化了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而这容易催生政治冷漠，导致政治共识难以形成，从而限制了统战效能的充分发挥。在这一背景下，只有重建个体与群体以及政治共同体的共同的情感体验、共享的情感记忆，才能重塑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不仅能够维系个体与群体的情感联结，加深个体与政治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还能够突破利益壁垒、弥合价值分歧，从而达成政治共识。
第二，情感治理能够有效化解政策刚性执行的现实梗阻。统一战线强调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统战政策在保持普遍统一的基础上，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调整。然而统一战线工作时常会出现政策脱离实际需求、执行过程僵化等问题。情感治理则是对理性治理的必要补充，是对“制度刚性”与“政策原则性”的柔性调节。它以人类普遍的情感特性为基础，综合运用情感资源，通过满足个体利益来增进情感联系，利用情感认同的激励机制，实现对个体行为的微观引导，从而提升治理效能。“情感治理旨在充分利用基层的情感政治资源，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回应理性治理出现的结构失灵困境。”
三、新时代统一战线中情感因素的作用机制
情感既是引发心理反应、促进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是驱动外部行为与协调关系的重要工具。在统一战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运用情感认同力量凝聚群众；通过情感动员整合大众意志；利用情感协调，推动多元主体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合作；存续情感记忆涵养统战文化，夯实共同的价值基础。
(一)情感认同：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情感认同内含的归属与认可价值，明确了个体的政治立场与情感倾向，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提供积极的情感能量，从而能够有效引导并规范个体的具体政治行为。具体而言，统一战线注重从个体与社会、国家的情感联结出发，挖掘情感认同资源，不断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
第一，统一战线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情感力量，厚植情感认同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强大的情感认同力量。共同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追求，既能够赋予大众普遍的情感归属，将不同的个体与群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又能够拉近彼此距离，产生向心力与认同感。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统一战线理论深度融合，将大一统理念、和合思想、民本观念等文化精髓与统战政策制定、话语表达相结合。这不仅丰富完善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内核，还可以汲取情感认同力量，激发民众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党的统一战线因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而成为一种以人为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文明创造。”新时代统一战线植根于广泛而深厚的家国认同，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极大地拓展了统一战线的范围，有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统一战线凝聚传统情感纽带，筑牢团结奋进的情感根基。传统情感纽带以血缘、地缘和亲缘为核心，包括血亲、姻亲、同族、同乡等情感联系。这一情感纽带通过天然的情感联结将个体嵌入社会关系网络，赋予个体角色身份与行为规范。新时代统一战线高度重视情感的地位与作用，从国家和民族认同中汲取情感能量，充分激活文化认同、祖先崇拜、民族记忆、乡谊网络、校友情谊等多方面的情感资源，广泛开展寻根问祖、宗亲交流、乡亲联谊等活动。这类活动通过“身份确认—记忆唤起—情感激活”的链式反应，将原子化的个体重新嵌入传统情感网络，从而在感知体验、频繁互动与能量积淀的循环中，形成思想认知、情感感知与行动意愿的高度统一，筑牢团结奋进的情感根基。例如，每年清明节举行的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已成为凝聚华夏儿女，特别是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重要民族盛典。
第三，统一战线塑造共同目标愿景，强化和衷共济的价值共识。统一战线汇聚个体与群体的政治理想，彰显人民群众对团结合作的深切期盼。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本质，将个体追求与国家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根据时代任务，制定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与劳苦大众的土地诉求在广泛而深入的土地革命运动中相互融合，形成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孕育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承载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政治理想。党根据现代化发展的阶段任务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及时调整统一战线策略，不断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法宝作用，促使现代化成为引领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
(二)情感动员：激发个体参与的内生动力
从逻辑层面来看，情感认同是情感动员的信任基础，而情感动员则是情感认同的有效延伸，是将认同的价值意识转化为行动支持的重要途径。情感动员的关键在于“挖掘动员目的中蕴含的情感资源以及与情感资源相关的因果关系”，以推动个体行为向集体行动的有效转化。这种情感资源主要包括以利益满足为基础的情感桥梁、基于未来预期的情感驱动以及通过榜样示范实现的情感激励。
第一，统一战线注重满足同盟者的利益，架设情感桥梁。利益与情感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利益实现的程度既影响个体的生存状态，又制约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情感态度。利益实现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要“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途径才能实现”,这就必然涉及个体与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交流互动。而正是在利益满足与利益实现的过程中，个体间的情感得以交融并实现动态互动，由此情感从分散、独立、主观的状态向交织、渗透、融合转化。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帮助党外人士排忧解难。这是我们党的职责，也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条件。”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始终立足于现实人的利益诉求，注重照顾统战对象的利益，有效推动利益诉求满足与情感维系的双向互动，激发其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
第二，统一战线诉诸未来预期，进而产生行为驱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情感既体现为主体对客体的情绪反应，也受到未来预期的影响。未来的良好预期能够缓解个体内心的焦虑，激发积极情感。而当现实生活状况无法满足个体需求，导致个体产生对未来的焦虑时，失望和焦虑的消极情绪会与渴望改变现状的积极情感相互交织，成为驱动个体行动的内在动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广大农民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剖析农民贫困的社会根源、揭露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事实，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而“耕者有其田”的未来预期则激发了广大农民改变现状的情感诉求，促使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可靠的同盟军，最终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胜利。
第三，统一战线通过榜样示范，强化正向激励。榜样是个体行为示范与国家意志认可相融合的人格化典范，凝结着情感认同的政治力量。作为国家意志认可的人格化载体，榜样体现了国家的政治追求，代表特定时代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而作为个体的模范形象，榜样则能够为社会大众提供具体可知的行为参考，引导大众实现自我提升和自我约束。党和国家将对统战对象的要求转化为对榜样人物的选树、宣传，促使抽象、崇高以及严肃的政治理念转变为可知可感的形象并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进而激发了大众的效仿与学习行为。如党的统战工作定期表彰在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公益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设立“优秀民营企业家”“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荣誉称号。这种形象化的政治表达有效弥合了价值理念与日常认知之间的张力，促使大众将价值追求、道德标准以及行为规范内化为自觉行动和自主意识。
(三)情感协调：促进求同存异的合作共治
情感协调以情感为媒介，诉诸情感感召和情理逻辑，将情感认同的牵引力与价值驱动力转化为个体协商的意愿。它旨在引导个体在交流与反思的过程中理顺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以及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弥合价值分歧，实现求同存异的目标。
第一，统一战线通过情感感召引导个体，将利益诉求转化为共同意愿。协商的基石在于对现行政治共同体及其行为规范的认同，而其推进过程则是在根本利益与共同利益相契合的基础上，合理平衡个体、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诉求。“共同利益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是不同行为主体和统战对象进行团结合作的纽带。”党通过政治目标激发情感共鸣，坚持以群众路线保障人民意志的畅通表达，并以联谊交友为纽带，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不断扩大团结的半径，画出最美的同心圆。可以说，统一战线不同于简单的利益同盟，本质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共同政治愿景为价值导向，并通过深层情感认同实现有机联结的政治机制。通过持续的利益协调与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各主体不断促进情感交融与共鸣，从而构建起牢固的情感共同体。身处情感共同体中的个体，会从共同体的立场、价值取向和情感需求出发来审视自身的利益诉求。他们既能够认识到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又能够超越非此即彼的利益实现观念，以积极、合作、理解的态度，自愿接受协商互动的规范。
第二，统一战线利用情理逻辑激发共鸣，引导个体在交流中实现求同存异。求同存异的关键在于合理平衡个体利益、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并在利益对立与冲突中以包容性与合作性减少矛盾，最终实现互利共赢。一方面，情理逻辑作为个体先天具有的通感规范，不同社会群体可以据此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感受与诉求，体谅对方的立场与要求。善意、真诚地沟通与交流，可以减少内部的矛盾与冲突，进而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在团结党外人士方面，“必须以人为本，入情入理，富有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情理逻辑既为个体参与政治生活、推进彼此理解提供了思想共识，也为个体进行协商互动、化解矛盾创造了前提规范。平等、互动、尊重的交流过程促使个体能够在观点与诉求的碰撞中不断比较、互鉴与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不仅能够认识到自身观点和利益的局限性，还能够通过与他人的思想互动实现反思后的理解与共识。而这不仅要求将党外人士视为“自己人”，还需要“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
(四)情感记忆：厚植统战文化根基
情感的维系是保持统一战线始终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内容。情感记忆作为历史记忆的关键要素，记录了政治共同体与个体共生共存的历史足迹，承载着个体与群体生死与共的崇高精神意志。只有将情感记忆传承下去，才能将原子化的个体融入历史记忆的宏大场景，进一步深化情感联结，从而涵养并发展统一战线文化，确保其持久的生命力。
第一，统一战线通过多元历史叙事唤醒情感记忆。作为追溯历史渊源、讲述历史事实以及沉淀历史意义的中介，历史叙事将共同经历、共享经验以及共同情感凝结为共同的政治身份与政治理想，升华为普遍而深刻的情感体验，传递着主导意识形态的价值规范，建构着个体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关系。历史叙事通过还原历史情境，引领人们重构共同记忆与集体身份的“想象”，将个体与政治共同体、过去与现在紧密相连，“把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前辈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连结在一起”。
统一战线常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信念、团结统一的价值观、同舟共济的精神以及求同存异的理念，结合重大历史事件与关键人物，进行历史事实、历史评价与历史情感的叙事编码。革命历史叙事再现了近代以来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集体记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阶级、各阶层、民族宗教人士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历史情谊，有助于坚定广大人民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民族认同叙事则从历史纵深再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进程。它生动展现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明确身份归属，从而促使各族群众坚定“五个认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叙事有效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不断巩固和深化个体与群体以及党和国家的情感联结。
第二，党和国家通过情感仪式不断激发并巩固情感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仪式是一种流动的历史记忆，传递着特定的价值理念与情感认同观念。“仪式是一种跨越了时空维度的社会记忆。”仪式作为操练历史记忆、强化历史认知、增强情感共鸣的重要途径，通过历史主题的呼唤、历史事实的昭示以及历史记忆的回溯，引导个体沉浸于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交织的意义之网中，激活共有的情感记忆。
历史纪念仪式和节点呈现仪式分别从记忆再现、记忆操演等维度构成了统一战线的情感仪式体系。历史纪念仪式注重发掘具有典型性与象征意义的统战事件和人物，通过定期的纪念活动强化公众的记忆认知。围绕“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党和国家以及各级统战部门组织专题座谈会、理论研讨会等主题活动。这既通过历史纪念增强了统一战线的合法性，又在追溯历史渊源的过程中触及共有情感记忆，深化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达成情感认同的再生产。节点呈现仪式则更侧重于在重要时间节点体现统一战线要素。例如，在国庆庆典活动中，群众游行方阵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代表参与，象征着各阶层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一种将统一战线融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安排。它通过现实场景设计以及符号表现的形式，将统战的价值理念自然化为大众认知中的“常识”，促使个体在自然接受过程中实现内在感情的唤醒与激发，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原有历史记忆的理解与认同。
四、新时代统一战线中情感作用发挥的优化路径
鉴于当前统一战线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迫切需要优化情感实践的具体路径，进一步增强情感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一)重视历史资源，强化情感共情厚度
历史资源不仅是统战文化的独特展现，更是统战情感的重要物质载体。因此，重视情感因素在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作用，必须深入挖掘统战历史中的情感资源，充分利用革命文物等历史文化载体，不断夯实情感共鸣的历史基础。
第一，深挖统一战线历史中的情感资源。统战工作应结合各领域的具体需求，围绕家国认同、团结互助、平等尊重、信任包容等核心情感，从“五史”中深入挖掘体现“五大关系”、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资源，特别是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民族宗教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在党的领导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团结一心、风雨同舟、反抗压迫、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事实。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统一战线历史蕴含的情感资源与统战工作实践之间相互促进的方式和路径，注重梳理与总结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及其内在情感价值，形成思想共鸣、情感共通的故事素材，为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例如，佛教界积极从近代历史中挖掘爱国文化资源，宣传弘一法师坚决拒绝与日伪合作，呼吁佛教界在修行念佛的同时不忘救国。这些历史事迹生动彰显了宗教与国家利益的深度融合，为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情感支撑和文化资源。
第二，探索革命文物共情教育的实践范式。历史文物是凝固的记忆，承载着独特的情感与理念。而革命文物“记载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最直观拉近党和人民情感距离的历史物证，是最能激发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热情的红色资源”。因此，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充分重视革命文物在统战教学培训及实地调研参观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结合革命文物的历史背景、时代故事和价值意义，引导统战对象深刻体会其精神内涵与情感震撼。例如，山东省积极挖掘革命文物资源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独特价值，开展参观刘公岛等红色教育活动，将红色文物融入历史文化教育，推动文物资源“活起来”。
(二)重视话语融通，强化情感传导效度
情感需要通过话语来表达和传递。话语不仅反映着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的互动，也体现着人们独特的情感价值。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统一战线应当将情感思维巧妙融入话语体系，通过充分运用文化符号，不断提升情感传递的效果与影响力。
第一，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注重情感传递。统一战线的话语传播需要立足受众本位，契合大众情感体验，充分运用比喻、借用等修辞手法，采用温暖、尊重和共鸣的情感表达方式。具体而言，情感话语应凸显血脉亲情、文化认同、关怀关爱以及命运共同体等价值倾向，并以人们耳熟能详、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表达。例如，“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根与魂”“黄河奔流向大海，爱国爱教永不息”等。这些话语通过民族语言、俚语俗语、潮流话语等元素，搭建了政策传递的情感桥梁，有助于大众理解与感知。
第二，共享文化资源，提炼文化符号。文化符号是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符号以可视化的形象，成为大众内在心理认同的共识性媒介，有效传递特定价值观念。统一战线应深入挖掘个体利益与情感认同的联结点，综合运用自然、人物、历史等符号资源，结合各领域统战工作的实际需求，构建共享的情感文化符号。例如，“游子吟”与“故乡的云”激发了海外侨胞的文化乡愁与报效祖国的情感动力；历史文化符号中张謇的形象则唤起了当代民营企业家爱国创业的热情。这些文化符号有助于“激活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基因，形成‘多元一体’的价值公约数”。
(三)重视科技赋能，强化情感沉浸深度
新时代统一战线不仅需要挖掘情感的历史资源、构建情感话语，还应借助现代科技，通过文艺作品展现情感的力量。
第一，穿越历史纵深，虚拟仿真技术赋能情感认同体验。虚拟仿真技术已成为统一战线传递情感力量、深化情感认同的重要技术支撑。这一技术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将人置身于复原的历史场景之中，再现历史记忆，唤醒大众认知，丰富情感体验。如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基础，面向所有统战对象，打造党史学习教育的虚拟仿真系统，引导统战对象在立体、逼真、动态的虚拟空间中领悟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伟力。党应进一步根据统战领域的政策要求，结合统一战线涉及的“五大关系”，以“五史”为重要历史资源，打造分类化、平台化的虚拟仿真系统，设置虚拟教学培训、虚拟实验室和虚拟展览馆等功能模块。这种方式突破了传统主客体二元分立的统战教育模式，有助于统战对象在沉浸式互动中实现宏大叙事与个人微观体验的融合共鸣。
第二，弥合情感代沟，通过文艺创作实现代际共鸣。情感的表达只有依托现实载体，才能被人们真实感知。文艺作品以其轻松愉悦的视觉体验和潜移默化的情感沉淀，成为触发个体情感反应、深化情感认同的重要媒介。统一战线工作应密切关注Z世代的国潮情怀，如《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影视作品就成功实现了红色文化的破圈传播。统战工作应以此为典型案例，充分发挥文化潜移默化的功能，将红色故事巧妙融入国潮产品之中，打造契合青年特点的文艺作品，推动红色文化与青年群体之间的跨界互动。总之，利用能够产生代际共鸣的文艺作品深化代际间的情感融合，为统一战线注入新的活力。
(四)重视联谊互信，强化情感联结韧度
坚持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既是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建立情感联结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多不多是数量问题，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是质量问题。”
一方面，要深耕“信任沃土”，以党外联谊为纽带增进情感联系。在差序格局的关系社会中，人情往来与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科层制度的不足，缓解制度刚性可能引发的疏离感，同时增强制度的韧性，提高治理效能。因此，党员必须发挥主动性，积极与统战对象开展联谊交友。党员应讲求尊重、平等和真诚，多接触、多交流、多帮助，通过走访调研、交心谈心、座谈讨论等多种形式“扩大朋友圈”，努力成为统战对象的“知心人”。
另一方面，应恪守“公私边界”，在公私关系中坚持底线原则。联谊交友并非将统战对象视为个人资源，而是需要坚持底线思维，明确划分私谊与公谊的界限，确保私谊始终服务于公谊。习近平指出：“同党外人士交朋友当然会有私谊，但私谊要服从公谊。要讲原则、讲纪律、讲规矩，不能把党外人士当成个人资源，而要出于公心为党交一大批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因此，开展联谊交友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政治规矩和党纪原则，精准把握情感交流的尺度。
结语
阐释情感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机制有助于推进统战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情感既是实现个体间紧密联系的纽带，又是个体建立对政治共同体认同关系的黏合剂。它有助于推动统战工作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动员统战对象参与国家建设、提升统战效能。作为一种思维意识与心理状态的体现，情感因素始终内嵌于统一战线的具体制度运作、价值理念及仪式活动，形成情感认同—情感动员—情感协调—情感记忆的政治运行机制。这一内在机制相互联结、共同作用，推动了情感在统一战线中的生成、流动、沉淀以及再生产，实现了对统一战线的情感赋能，系统增强了统一战线的治理效能。
从学理层面把握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不仅有助于揭示其作为重要法宝的运作逻辑与本质特征，更是推动统一战线学理化阐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第一，归纳总结统一战线中情感因素的作用机制，是从学理层面对其机理逻辑的分布性和过程性的揭示。就统一战线实践而言，认同、动员、协调及记忆等情感运作机制始终以思维、价值和观念的形式渗透并融入具体制度的运作过程，呈现出一种相互协同、交融与影响的整体态势。第二，情感在统一战线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静态资源的沉淀，也是动态流动的过程，二者共同为统一战线提供着内在动力。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本身在一定意义上便是情感的流动与升华。情理逻辑是个体进行社会活动的基本规范，而个体之间的互动则会进一步在交往联系的普遍生活中产生情感关联。这就意味着情感关联着个体与他人，成为个体与他人有机联合的重要心理要素。据此，情感资源能够直接服务于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党通过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也能推动情感在关系网络中的持续流动，从而强化情感纽带，实现情感资源的再生产。第三，重视情感因素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统一战线的制度性和规范性，而是在严格遵守政治规矩、党纪原则以及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效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方面的效能。这样有助于通过情理逻辑、人际关系以及情感能量等情感因素为统一战线赋能，缓解制度刚性带来的压力，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侯恩宾，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