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亚炜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

摘 要：协商建国的历史与逻辑决定着政绩观是党的领导与执政方式的统一。统战工作政绩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具有独特作用。协商民主构成检验统战工作政绩观的本质特征与标准。统战工作在协商作风上升到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坚持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既需要遵循现代政治过程的基本规律，又要坚持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本质特征。现代政治过程体现为协商民主发展的四方面的基本要素与环节。统战工作政绩观要把握好四个方面的基本关系：正确把握统战实践中战略目标与政策策略的关系，处理好党领导的自主性与开放性的关系；正确把握统战工作中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处理好统战工作政治性与统战工作群众性的关系；正确把握政治引领与利益照顾的关系，处理好统战工作促进政党整合与多元社会利益回应的关系；正确把握政治安排与协商制度化关系，处理好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关系。

关 键 词：统一战线政权；商量政府；政党自主性；政党整合；协商制度化；政治过程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统一战线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2026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1］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2］在当前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领导干部必须在统一战线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中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做好党的统战工作对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把握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坚持正确政绩观，推动党的统战事业行稳致远”［3］。统战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党的政治工作不像经济社会发展等其他工作有明显的效果；统战工作虽有看得见的“显绩”，但更多的是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既需要只争朝夕、把握当下，又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其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应该来自人民，都应该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在这个大政治前提下，我们应该也能够广泛听取人民内部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4］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党的本质与执政方式之间所具有的内在逻辑。这一基本逻辑贯穿于我国政绩观的基本关系之中，为政绩观在统战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提供了基本原则，成为决定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的基本方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如果没有能够容纳多元社会利益冲突的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只会带来持久的动荡。统战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工作，承担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为了给现代化提供有序的制度保障，统战工作要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为重要内容，紧紧围绕协商价值、协商主体、协商动力以及协商制度化等重点环节方面，根据时代发展变化要求，把握每个方面面临的基本问题，正确处理好每个方面的基本关系。这些方面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我国政治过程的全局，也成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把握的基本课题。领导干部能否把握好这些基本关系，直接决定着新时代正确的统战工作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发挥，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

此前，相关研究涉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5］、“正确政绩观”标识性概念的生成演进与理论建构［6］、基层干部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7］等方面。但学界对如何深入理解和把握我国政绩观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统战工作中的应用，尤其是统战工作政绩观对我国政绩观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等问题探讨较少。本文通过探讨统战工作在政绩观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需要正确处理的基本关系，呈现统战工作在协商民主发展中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坚持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不仅可以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而且可以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现实可行的制度化机制。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身也是党的领导方式的现代化过程，因而从现代政治过程的视角分析坚持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政绩观界定及其与统战工作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2年春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8］党性决定着政绩观，政绩观体现着党的本质。根据我国政治本质特征与政治运行过程，笔者尝试把政绩观界定为：领导干部在一定执政思维的指导下，通过特定的执政方式，把党的领导与本质转化为具体执政实践的政治过程。党的本质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命任务从根本上决定着政绩观的基本内涵。作为构成主导政治文化重要内容的政绩观，决定着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并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具体利益产生重大影响。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与执政本领，直接决定着政绩观的不同以及不同的执政效果。

政绩观的基本内涵反映党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涉及实现党的全面领导而采取的正确方式。政绩观体现党的领导与执政过程的统一。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提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9］同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指出：“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10］以上论述体现了党的政绩观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坚持“一切为了群众”的党的性质与宗旨，二是坚持“尊重群众意愿”的执政方式。

这两方面揭示了政绩观蕴含的两个基本维度。一方面，党的领导和本质决定着政绩观，政绩观受制于党性，反映着党的作风修养；另一方面，主要指领导干部通过特定的执政方式，正确执行中央精神和战略意图，从而贯彻落实党的领导，完成党的使命任务的过程。总之，领导干部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同时还要有正确的执政思维和执政本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握好这两方面的基本关系，坚持正确政绩观首要的就是把握党的性质宗旨与执政方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党的性质是前提；在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前提下，执政方式对坚持正确政绩观尤为重要。对领导干部来说，即使有良好的愿望，如果不能把握正确的执政方式，也不能实现正确政绩观。因而，坚持正确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在保持党性前提下，正确执掌和行使公共权力的方式。

统战工作集中凸显了党的领导与执政方式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首先，统战工作主要解决的就是阶级与社会阶层的政治关系，即“人心”与“力量”问题；其次，统战工作主要通过协商与协商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党的领导。这两个方面也是各级党委、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当所有领导干部都树立起了统战意识，坚持正确的统战工作政绩观时，政绩观才能得以更好贯彻落实。从这样的基本逻辑出发，统战工作政绩观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政绩观中的特殊意义就得到规定。

统战工作与政绩观之间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关系已为历史和逻辑所证实。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设想和步骤，再次强调和阐释了新生政权的“联合”性质［10］1029。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更是进一步地认为新中国建立在统一战线组织基础上，“一切大政方针，都先要经过全国委员会协议，然后建议政府施行。等到将来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土地改革的情况及人民进步的程度，才可能把普选由个别地方逐渐推广到全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才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是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负有伟大的建国责任的”［11］。从这个角度看，党领导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建立了新中国，延续和发展了“统一战线政权”的构想，可以称作“协商建国”。

新中国既是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又是在协商的方式下确立的。协商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政府的品质，也决定着政绩观的基本内容。“协商”的品质以及作为协商品质制度化的协商民主，规定着坚持正确政绩观的基本目标、内涵特征、主要方法等方面的主要内容。周恩来认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11］134。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12］“商量政府”的本质决定了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的重要意义。

“协商”在政治实践中的贯彻落实，需要在制度层面加以保障。因而，将“协商”上升为一种民主形式，标志着党的领导具有了与其相适应的方式。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强调“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3］协商民主成为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检验着我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协商民主构成了我国统战工作政绩观的价值目标、基本理论、主要任务以及制度成果等方面的基本内容，统战工作政绩观主要围绕这些基本内容特别是其中的四对基本关系展开。

三、正确把握统战战略目标与政策策略的关系

建立“无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统战工作作为党实现革命战略的重要法宝，总是围绕特定战略目标而展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统战工作、在统战工作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首要原则，也是做好统战工作的基本政治要求。统战工作还要根据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使命任务，制定不同的战略策略。统战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党的长远战略目标与具体政策策略的关系，既使具体政策策略与长远战略目标的方向一致，又使战略目标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确定任务，并具体体现为党的政策措施，从而使统战工作具有政治属性，通过统战工作来实现党的战略目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1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15］。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毛泽东运用统一战线战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为我们正确把握这一关系提供了典范。有学者指出：“虽是敌对阶级，却又要同它联盟，虽是对抗性矛盾，却又要用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解决；既要在经济上管得住，又要利用同它的经济联盟为国计民生和工业化建设服务；既要在政治上加以孤立乃至消灭，又要把资产阶级的个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对其代表人物给予适当的政治安排，以保持同它的政治联盟。毛泽东就是这样对民族资产阶级坚持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政策和策略，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最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6］。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战工作战略与策略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从属于党领导人民“消灭阶级、消除社会两极分化”的政治任务，旨在最终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战略目标。

党的百年统战工作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才有团结凝聚的核心，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进，才能充分彰显强大法宝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决定着统战工作的方向，检验着统战工作的政绩。做好统战工作首先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方面，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包括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这是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17］。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方向，“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当前统战工作的战略目标。只有坚持好战略目标，同心圆才具有价值，战略目标实现才具有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组织多元利益表达日趋复杂，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功能和职责更加重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决定着党的统战工作必须不断做好民营企业家、知识分子、各类专业人才、海归人士、海外华侨等新时代特定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引领经济社会资本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如何反映汇集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诉求，找到最大公约数，考验着领导干部正确把握好统战工作战略目标与具体策略关系的能力，也检验着我国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国政党制度的成熟与完善程度。有效的政治制度应具有充分的自主性，这里的自主性是指政治系统保持自身性质、吸纳整合多元社会力量的能力，实质上是政治组织实现领导职能的过程。一国政治体系是否具有稳定的领导核心，成为检验该国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首要的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发展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领导核心和组织保障。

同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这是党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策略与方式。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表明，现代政党制度在整合吸纳多元社会力量的同时，必须保持开放的状态，拥有适应社会多元化组织与各种新兴主体成长的能力。现代政党的自主性与开放性成为现代化实现的政治要求，内在统一于现代政治体系中。与西方多党制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本身蕴含着开放性的政治功能。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使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便捷渠道；要不断完善政协界别设置，扩大社会团结面，不断增强人民政协的统战功能，增强政治包容性，实现制度开放性，最大限度把社会各阶层引导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战略目标上来。

四、正确把握统战工作中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做好统战工作，关键是要把握好统战工作中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关系，需要从党的阶级理论及其与统战战略的关系进行探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或阶层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决定政党性质的基本因素主要是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政治纲领及其实际活动。无产阶级只有处理好自身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政治关系，即谁来领导革命及为谁革命的问题，才能进行生产资料和财产权归属等经济社会层面的革命。党的统战理论本质上也是党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断创新的产物。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特殊的社会阶级结构和中国革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进行了创新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理论发展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从“一个先锋队”发展为“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群众的先锋队，这就赋予了阶级更加包容与革命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提出了“两个先锋队”性质的观点，并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以此为基础，党确立了以“三大法宝”为基本内容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战略，这不仅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而且在正确的革命统一战线战略下，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两个先锋队”观点同时还成为党建立新中国的重要理论依据与合法性基础。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18］

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党的“两个先锋队”理论，正确处理好人民群众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尤其是要把握好统战工作中政治性与群众性的关系。将统战工作所具有的特殊性及统战对象从党的一般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中分离出来，既不能简单用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来代替统战这一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也不能将政治性很强的统战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相割裂，甚至将统战对象与人民群众相对立。“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19］

对统战工作中阶级性与人民性关系的正确把握，需要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不断对我国社会阶层政策进行调整完善。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1］2006年7月，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关键是要协调和处理好我国重大社会政治关系，特别是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五大关系”的基本内容；并明确了开展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新产生的职业、身份等社会群体，为了满足和保护自身的权益，必然具有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参与的潜在需求。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构成更加复杂。原有群体和阶层自身不断发展变化，新群体不断从中分化出来。知识分子大众化趋势日益明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队伍不断壮大，新就业群体快速增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必然会催生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随着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逐渐成为现代政治过程中的新兴主体。统战工作必须将教育科技人才等新的社会阶层作为重点，将这些事关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及战略性产业的从业者，将更多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对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上的战略支撑。同时，要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根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做好劳动群众的工作。这都要求我们创新统战理论和思维，改进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坚持统战工作政治性的同时，不断扩大统战工作的覆盖面，体现出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的群众性，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在劳动群众中发现新的统战对象，将统战对象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统一起来。

五、正确把握政治引领与利益照顾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这就更需要下功夫去凝聚共识。凝聚共识很重要，思想认识不统一时要找最大公约数。我们十三亿人，八千二百多万党员，包括海外同胞，大家能凝聚共识，本身就是力量。”［17］66坚持统战工作政治性的主要目标就是将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纳入有序的制度化框架，这一过程主要通过统战中的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工作来完成。新的社会阶层逐渐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如何平衡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统战工作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政治如何引领多元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追求，增进一致性，同时又尊重不同的利益诉求，成为我国统战工作需要处理好的基本关系。

现代政党在解决“一致”与“冲突”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在社会整合中，现代政党发挥着主要作用，政党整合即社会政治化的过程。政党整合建立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政党整合主要将政治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的渠道，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以获得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理解、信任，最后达成一致的目标。政党整合过程既是政党按照自身纲领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引领社会和形塑社会的过程，也是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政党整合社会功能受到不同的政党制度结构的制约，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政策效果。在政党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中，我国政党制度体现出超越西方多党竞争的创新性和优越性。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2］。

党对多元社会利益的整合首先建立在党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上。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政治领导的内涵，即“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政治决策的形成建立在尊重多元利益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将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作为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供给了有序的、规范的社会利益整合渠道。这种有序的制度安排既体现了政治对多元社会利益的引领，同时又实现了政治对多元社会利益的回应。可以说，我国政党整合是政治领导与社会整合功能的统一。而西方政党只是简单地反映多元社会力量，缺乏政党自主性，政治无法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进行决策，公共政策形成只能是多元社会利益冲突的自然结果。

把握政治引领与利益照顾的关系，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框架下运行。1950年3月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的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23］。毛泽东强调，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该是“团结、建设、进步”。要团结他们，尊重他们，要给他们事做，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不应分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23］202。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运行的关键就在党历来尊重民主党派和统战对象的民主权利。为了更好地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权利，《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各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同时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为多党合作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照顾同盟者利益有着更加现实的针对性和重要价值。这是调动和激励统战对象积极性的重要举措。统战工作要在实现对新的社会阶层进行有效政治引领的前提下，采取多种举措从政治安排和建言献策方面照顾其利益：支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议政建言；各级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协委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参政议政，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有益参考；结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同群体特点优势，打造各类智库平台，建立知情明政、定期座谈、协商反馈等机制，开辟建言献策“绿色通道”，鼓励他们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这些举措的贯彻落实，既是对同盟者利益的照顾，同时也是新的社会群体行使政治权利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照顾同盟者利益成为人民权利行使和我国民主发展的必然过程。“照顾”就从单方面的给予关系，变成双向的互动关系。

六、正确把握政治安排

与协商制度化的关系

随着统战工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同盟者的利益需要照顾，这也意味着政治安排也必须不断适应现代多元社会的治理要求，只有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协商性的民主制度，才能不断容纳日益多元的社会利益诉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安排与照顾同盟者利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多元社会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过程，也对协商民主的发展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关系，使其在协商民主发展中得到统一，成为检验和判断统战工作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准和落脚点。

任何现代国家都必须建立在稳定成熟的制度之上，同时成熟定型的制度本身也是现代化实现的基本标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制度化的目标，这要求人民群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到党和国家的决策形成过程中，进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序化、法治化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按照宪法、法律和人民意愿来行使国家权力，其中决策前实行协商至关重要。具体来说，就是政策出台前要听取和吸纳群众的意见建议，广泛贴近群众切身利益，把握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诉求，坚持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让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政府决策和政策作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检验政府政绩的公共产品，凸显了协商在政府决策和政策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协商机制的建立、协商民主的发展也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

政党协商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七种协商形式中的第一种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15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首次将“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作为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之一，并就进一步加强政党协商作出部署。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对政党协商的定义予以完整明确的界定：“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政党协商作为政治安排的重要方式，在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中具有重要价值。不少地方在政党协商方面都有很多创新探索实践。这些探索实践有力地推进了政党协商在地方党委决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党协商自身也需要不断在制度化框架下运行和推进。政党协商在涉及地方政府重要人事安排和重大决策等议题时，如何更好地程序化、规范化运行，将其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轨道，尤其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好其与政协协商之间关系，日益成为统战工作需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正确分析和看待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政协协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特殊作用。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在向中共中央报告重庆谈判情况时就指出：“‘政协’被规定为政府以外的机构，实质上便是党派会议，各党派均保有否决权，一致通过的议案，政府须负责实施。这样，‘政协’本身并不能约束各党派，只有在各党派自己同意的决议上，方得约束自己。”［24］人民政协作为“党派会议”，从源头上说体现了政党协商的属性。2019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25］2023年新修订的政协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统一战线将党的领导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尤其是建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成为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成为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作出机制性安排。”［26］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人民政协在发挥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等统战功能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

为了使两者关系得到有机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使统一战线从战略策略工作方法层面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好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关系，充分发挥统战工作尤其是政党协商的制度属性，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成熟定型的现代国家制度。

七、结语

协商建国的历史与逻辑决定了协商与协商民主成为我国统战工作政绩观的基本内容，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政绩观的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只有将与群众商量的优良作风上升为规范的制度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具有政治上的保障。从根本上说，统战工作就是政治工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从党的“两个先锋队”理论出发进一步探讨党的统战工作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如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界定统战对象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协商建国的逻辑决定了统一战线理论深刻地包含在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制度设计中。进一步挖掘统一战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战略价值，探讨统一战线所具有的政治整合社会的功能及其治理价值，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至关重要。以发展协商民主作为检验统战工作政绩观的基本目标与标准，不断创新统战理念、统战方法、统战载体和统战艺术，并形成协商制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可以为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最终为党的领导提供新的制度化渠道和政治形式。这些问题充分凸显了统一战线与统战工作在中国政治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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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董亚炜．论坚持正确统战工作政绩观应当把握的基本关系：基于现代政治过程的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2）：9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