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存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摘 要：20世纪下半叶，语言哲学兴起推动话语理论发展，话语作为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符号系统与实践，具备实践性、权力性、社会建构性与交往理性特征。统一战线话语则是阐释统一战线性质任务、指导实践建构政策的语言体系，同样具有这些属性。新时代以来，西方学界与政界合流，将统一战线研究意识形态化，建构起以“政治战”“锐实力”“合法化与去合法化”“恩庇—侍从关系”为错误论调的攻击性话语，呈现政治化、安全化、威慑化与危机化倾向，形成对我国的舆论围堵。与此同时，我国建构了以“政治同心圆”“新型政党制度”“亲清政商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为标识性概念的自主话语体系，彰显交往理性并指导国内统战实践。中西两套统一战线话语在能指层面平行分立，在所指与实践层面呈现显著对立。应对西方统一战线话语攻势，我国需采取“去政治化、去安全化、去威慑化、去危机化”策略，明确统一战线概念边界，澄清新时代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内涵，做强“大侨务”创新开展海外统一战线工作，丰富统一战线话语交流场景，推进统一战线话语自主建构，推动形成客观、理性的国际认知环境，为我国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关 键 词：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比较；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

一、问题的提出

在传统上，社会科学家普遍对语言研究缺乏兴趣，倾向于把语言视为表达思想的显而易见的工具，认为其本身没有研究价值。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语言哲学的兴起，哲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研究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逐步受到重视，社会科学家逐渐意识到要将语言分析与社会变化结合起来。语言分析成为研究社会变化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语言从此不再只是工具，而具有学术价值，由此提出了话语和文本等学术概念，产生了西方话语理论［1］。西方话语理论迅速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一种理论思潮。它打破了传统对语言“透明工具论”的认知，将话语视为与权力、知识、社会结构深度交织的动态实践。

统一战线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类研究对象，同样存在着统一战线的话语分析和话语理论问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统一战线作出全面部署，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战略，建构了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学术界也对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进行了深入研究，集中讨论了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基本内涵、现实生成、建构路径［2］、历史基础、理论基础［3］等问题。在统一战线对外话语建构方面，有学者探讨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对外话语建构的逻辑与路径［4］；有学者认为要高度重视国际统一战线话语建构，提升统一战线话语在中国方案话语认同中的积极作用［5］。

现有研究一方面注重国内场域，侧重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角度来探讨统一战线话语；另一方面注重国外场域，从对外话语建构和国际统一战线话语建构的角度来探讨统一战线话语。两者均缺乏从中西比较视角来探讨统一战线话语。比较政治学认为，比较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与核心方法，理论创新的核心是突破既有认知、提出新观点，而比较能帮助我们识别不同对象之间的异同点，发现差异与共性，从而明确创新起点与路径。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和西方的统一战线话语是否有差异？如果有，为什么？如果没有，又为什么？从中西对比中我们能有什么新发现？本文在分析话语与统一战线话语基础上，通过长期跟踪西方学者和智库言论，广泛收集新时代以来西方对我国统一战线话语的分析材料，对新时代以来我国统一战线话语与西方统一战线话语进行比较分析，尝试回答上述问题，进而提出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创新的基本路径。

二、话语与统一战线话语

话语（Discourse）在不同学科和语境中具有不同内涵，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话语概念。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是一个棘手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相互冲突和重叠的定义，它们来自各种理论的和学科的立场。”［1］2总体上，我们可以把西方话语理论区分为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分析两种研究路径。前者指向语言学，注重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后者指向哲学社会科学，注重社会分析和实践分析。费尔克拉夫尝试把二者综合起来，产生了话语概念的三个向度。一是文本向度，“即任何话语‘事件’（即任何话语的实例）都被同时看作是一个文本”［1］4，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二是话语实践向度，关注“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例如什么类型的话语（包括更具有社会—理论意义的话语）被利用了，它们又是怎样得到结合的”［1］4。三是社会实践向度，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诸如话语事件的机构和组织环境，话语事件如何构成话语实践的本质，如何构成话语的建设性或建构性效果”［1］4。综合三个向度，所谓话语，既是对主题或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表达方式，又建构了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因而话语并非简单的语言或文本，而是特定历史、社会语境中形成的符号系统及其实践［1］1。

话语概念的三个向度中，第一和第二个向度主要指向语言分析，第三个向度主要指向社会分析。本文主要是从第三个向度来理解话语概念，即从社会实践意义上来理解话语概念，这一话语概念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实践性。语言学家奥斯汀认为，话语本身就是行动，而非行动的附属品，从而提出了话语即实践理论。福柯把它从言语行为领域扩展到哲学社会科学层面，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阐释了话语的实践性，比如法律话语、政治话语和科学话语等，能够推动制度运行、政策制定、资源分配和社会秩序的建立。话语影响乃至决定了制度运行、政策制定、资源分配和秩序建构，因此可以认为，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实践。

第二，权力性。话语与权力共生，是权力规训的工具。福柯认为，权力不是人们获取、把握、分享或让渡的某物，而是一种关系［6］。“我们必须把权力看作流通的某物，或只以链条的形式而起作用的某物。权力从不定位于某个地方，从未落在任何人手里，从未是一件被人占有的商品或一笔财富。权力是被使用的，并通过网状的组织而得以实施。个体不仅在网中流通，而且同时还总是经历和实施这一权力。”［6］福柯在上述权力概念基础上指出了权力的话语本性，提出“现代‘生物权力’（例如检查和表白）的实践和技术在相当程度上是话语性的”［1］52。福柯还提出了话语的政治性，形成了话语即权力的思想。

第三，社会建构性。费尔克拉夫认为：在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后者既是前者的一个条件，又是前者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在最广泛的意义和所有的层次上，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受制于社会层次上的阶级和其他关系，受制于诸如法律或教育等特殊机构所特有的关系，受制于分类系统，受制于各种规范和各种习俗——它们既有话语的性质，又有非话语的性质，等等。”［1］59-60“另一方面，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这是福柯关于客体、主体和概念的话语结构讨论的意义。话语有助于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这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构成或限制话语——的建构：它本身的规范和习俗及其背后的关系、身份和机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1］60话语建构了社会主体和社会关系，还建构了知识和信仰体系［1］35。

第四，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的话语概念不是福柯所说的与权力绑定的、具有建构和规训效应的话语体系，而是特指理想语境下的理性对话，其中参与者是平等的、自主的主体，没有强制、压迫或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话的目的不是争夺话语权，而是通过论证、反思、相互理解，达成共识；话语的有效性需要满足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三个“普遍语用学预设”。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不同概念：工具理性以达成目的和实现功利为导向，容易导致人的异化；交往理性则以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为导向，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协商与合作。哈贝马斯由此提出了“商谈民主”概念，其核心是让不同利益群体在理想的话语语境中，通过平等对话，为道德规范、法律政策的合法性提供依据［7］。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形成了对立和互补的关系。

话语概念的上述四个特征构成了本文话语分析的基本框架，也为厘清话语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话语是概念的载体与实践场所，概念是话语的核心语义内核，二者形成了“形式—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简单说来，概念是话语的“砖块”，话语是概念的“建筑”。一方面，概念依赖话语得以显现和传递，没有话语的编码，概念只是悬浮的思想碎片，如统一战线从概念上看只是抽象的思维范畴，必须通过具体话语（书面文本、口头表达、政策文件）等才能被感知、交流和传承。另一方面，概念主导了话语的逻辑与方向，概念为话语提供了核心逻辑支点，脱离概念的话语会陷入混乱，而概念的更新也会带动统一战线话语的变革，如“新时代统一战线”概念提出来之后，就会带动统一战线领域相关话语创新。

话语的概念与特征揭示，统一战线话语是基于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用于阐释统一战线性质、任务、方针政策，凝聚共识、联络各方、开展团结联合工作的特定语言体系。统一战线话语涵盖核心概念、表达范式、话语传播、社会建构和话语实践等内容，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沟通载体和思想引领工具。统一战线话语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统一战线话语与统一战线实践。话语指向实践，话语的实践性意味着统一战线话语也指导着统一战线实践。统一战线话语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在政策制定、资源分配、制度运行和秩序建构等方面指导统一战线实践。大革命时期，“民主的联合战线”话语提出之后，推动了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促成北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提出之后，推动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随之进行政策调整，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建立“三三制”政权。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话语提出之后，推动中国共产党把除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之外的各方人民民主力量都团结了起来，建立了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和巩固的统一战线，仅用短短三年多时间就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8］。改革开放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话语提出之后，迅速吸引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前来祖国大陆投资兴业，推动了改革开放进程。纵观中共百年统战史，每一次统一战线话语更新都推动了统一战线实践发展。

第二，统一战线话语与权力关系。统一战线话语反映了统一战线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性。从特定意义上看，统一战线本身就是关系的集合体，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关系都体现了权力关系，“在权力关系的底部并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那个充当一般模型的二元的和无所不包的对立”［6］。统一战线话语中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就是一种权力关系，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更不是强制与被强制或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协商和宣传教育基础之上的关系。比如，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中的“亲清政商关系”，界定了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家之间既亲近、亲切又清白、纯洁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行政关系，也不具有强制性，而是具有流动性和生产性的特征。

第三，统一战线话语与社会建构。统一战线话语具有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的强大社会建构性。在统一战线话语领域，每当提出一个新的统一战线概念，就会随之建构出新的统一战线成员，建构出统战工作新领域，并随之推动统一战线发展。这些人员在纳入统一战线范畴之前就客观存在，一旦纳入之后，就成为统战工作对象，建构了统战工作的新领域和新空间。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战线话语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概念提出之后，就建构了民族地区的自治实践。至1956年，全国共建立了27个自治州，43个自治县。至1965年，全国5个省级自治区全部成立［6］246。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话语中“两个范围联盟”概念提出之后，就把港澳台和海外华侨纳入统战工作范围，建构了海外统战工作。统一战线话语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概念提出之后，就建构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进入新世纪，统一战线话语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提出之后，就建构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9］。纵观中共百年统战史，每提出新的统战话语，就产生新的统一战线成员，建构新的统战工作领域。

第四，统一战线话语与交往理性。统一战线强调各主体之间平等自主的理性对话与协商合作，追求超越个体利益、达成理性共识，这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念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10］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种典型的交往理性形式。其所包含的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和基层协商都具有交往理性特征。

三、西方对我国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污名化

在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中，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研究，整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新闻报道阶段、社会科学阶段和意识形态化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一批西方新闻记者、军事观察员和形势分析家来到中国，在接触国共两党之后，发现国民党腐败无能，共产党则朝气蓬勃。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和统一战线进行了广泛报道，通过报道向全世界展示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日、用统一战线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事迹，形成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研究的新闻报道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方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及中国革命模式的全方位研究，推动其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深层次透视和理解。这一时期对统一战线的研究范围包括统一战线的起源、统一战线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作用、统一战线与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统一战线与对台关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研究的社会科学阶段［11］。

进入新时代之后，伴随着东升西降局面的逐步形成，西方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普遍感到焦虑，声称中国的全面崛起会挤压西方的发展空间，甚至向西方全面渗透。西方学界改变了以往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相对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态度，转向了对统一战线进行口诛笔伐的意识形态谴责，影响了西方政界的政治实践，实现了学界与政界的合流，从而进入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研究的意识形态化阶段。西方学者把统一战线意识形态化之后，就不再主要从统一战线史和国家制度建设等角度研究统一战线，而是从增加中共执政合法性、赢得外国支持并最终实现中国梦等角度来研究统一战线［12］。澳大利亚反华舆论旗手周安澜（Alex Joske）将统一战线的目标污名为，通过“拉拢和操纵精英、有影响力的个人和组织”来“塑造话语和影响决策”［13］。

进入意识形态化阶段后，西方学者不再区分国内统一战线和海外统一战线，而是把重点放在海外统一战线，声称海外统一战线对西方构成最为直接的威胁。他们宣称：“海外统一战线活动是指通过宣传和保护中共形象、记录以及政策偏好等方式，使用包括监视、转移批评和压制异见等手段，来强化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和长期性以及达成其战略利益的活动。海外统战工作旨在塑造目标国家内部的政治环境，使之有利于党国利益，无论是国内利益还是国外利益。”［14］新西兰学者布雷迪（Anne-Marie Brady）把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分为四个领域，并对其进行严重污名化。布雷迪妄称：“首先，统战工作试图控制海外华人群体，将之用作中共影响力的代理人，阻止其反对党的政策；其次，它拉拢外国人，诱使他们捍卫和提升中共在海外的地位，并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和技术；再次，通过庞大的纸质和在线媒体网络，中国发起了一场精细且复杂的全球战略传播运动，以宣传中共外交政策，转移国际上的批评，或干脆使其失去合理性；最后，它动员全球支持野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一个庞大的项目，旨在通过经济、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将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连接起来。”［15］这些论调打着学术的幌子，实则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大肆污名化。

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西方已经成为中国谋求全球影响力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统一战线来重塑西方世界的叙事、观念和政策，因而西方有必要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政治战”，以反制中国的统一战线。西方针对我国形成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统一战线话语，主要包括以下四种错误论调。

第一，“中国特色的政治战”论调。西方学者大肆渲染，声称“统一战线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战”，“它侵入西方政治体，让西方更顺从于中共的偏好。虽然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可能兼具进攻性和防御性，但其手段总是进攻性的”［15］。西方学者戴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之后，进一步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妄称“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动了一场针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全面政治战，其具体做法包括：通过公民组织、私人团体、大学、智库和媒体渠道扩大影响力；吸纳移民和其他社会群体；与商界和政界精英建立联系；培育经济和财政依赖；腐化决策和立法程序；干涉民主选举。”［15］

第二，“锐实力”论调。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等西方智库妄称，外国媒体、政客、企业、学术机构以及华裔群体都是中国海外影响力活动的主要目标，这些活动包括贿赂和暴力威胁公职人员和公职候选人、诬陷个别记者从事犯罪活动、利用线人控制海外华人或通过威胁其在中国的家属来恐吓海外华人。其诬称，“中共影响力行动”远远超出了“软实力”范畴［16］。西方学者由此在2017年提出了“锐实力”概念，声称：“锐实力是指威权国家影响和操纵民主国家文化、学术、媒体和出版等事业，以及发起各种虚假信息运动的能力。这使威权国家能够‘进入’民主社会结构，加剧社会紧张局势。”［17］

第三，“合法化与去合法化”论调。有西方学者用合法化与去合法化概念来分析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妄称中国共产党在维护自身统治的政治目标下，通过团结、支持和协商的方式来促使某些社会群体合法化，同时诬称中国共产党通过谴责、遏制和孤立反对者的办法，把与之相对的社会群体去合法化，而统战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合法化与去合法化齐头并进的过程。有的西方学者妄断，“统战部合法化行为涉及通过关键人物授予选定的社会精英权利和特权，以此分裂、削弱和孤立他人”［18］。他们臆测，在党外知识分子和民族宗教等各领域统战工作中，统战部都通过团结某一部分人使其合法化、孤立另一部分人使其非合法化的方式来加强政治调控，统战工作从而成为支持合法、去除非法的过程。

第四，“恩庇—侍从关系”论调。在有的西方学者看来，恩庇—侍从关系建立在统合主义基础之上。统合主义是指一种将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整合进政府系统的体制，可以划分为国家统合主义和社会统合主义两种类型。前者强调自上而下的统合，其中国家起主导作用，社会自治能力较弱；后者则强调社会组织具有一定自治权，可以就政策制定与执行同国家进行协商和谈判。有的西方学者用国家统合主义来解释统一战线，声称“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将社会组织吸纳进国家机构以确保其政权稳定和持续的工具”［19］。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西方学者提出了所谓“庇护型国家统合主义”概念。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西方相关学者把这一概念用到中共领导干部与民主党派成员联谊交友“结对子”的模式上，诬称“中共领导干部通过‘结对子’与民主党派成员建立了恩庇-侍从关系”。

西方统战理论研究进入高度意识形态化阶段后，产生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西方统一战线话语，炮制了一些完全不同于社会科学阶段的概念和范式，并裹挟了话语传播和话语表达，影响了西方的政府政策，建构了西方的政治实践。

第一，西方统战话语渗透并支配了西方的政治实践。西方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领域实现学界与政界合流之后，学界推动政界，政界回应学界，所产生的强大力量煽动西方有关国家的政府迅速调整了对华政策。以新西兰为例，新西兰虽然是“五眼联盟”国家，但长期以来对华友好，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新西兰的统战工作或影响力活动从未被公开提及。2017年，新西兰学者布雷迪（Anne-Marie Brady）在全国大选前夕发表了所谓“研究论文”，将新西兰作为中国共产党施展统战策略的案例进行研究。文章甫一发表，就迅速引发媒体围观［20］，策动美国民主基金会提出了“锐实力”论调。该文成为2017年新西兰大选和大选后联合政府组建谈判中的重要影响因素。2018年起，新西兰政府开始谨慎地逐步调整新中关系，制定新法律，低调开展政策调整［21］。西方统一战线话语对新西兰政府政策实践的影响显露无遗。

第二，西方统战话语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权力关系。在新闻报道阶段和社会科学阶段，西方都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西方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然而近年来，西方统一战线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泛统战化，首先污名化海外统战工作，把与海外统一战线无关的领域如国家安全、警察、外交乃至文化交流等领域都视为统一战线范畴。然后据此污蔑中国共产党拉拢华侨华人，干涉西方媒体，影响西方议会选举，渗透西方舆论，最终分裂西方民主社会，对西方进行了“进攻性政治战”，形成了对西方的“全面挑战”，建构了中西之间不同于以往的权力关系，且都是中国共产党强加于西方的权力关系。这种话语鼓动全方位反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全面围堵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应对所谓“中国影响力行动对西方的挑战”。

第三，西方统战话语加剧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化。西方统一战线话语炮制了一系列新论调，这些论调建构了西方统一战线新的炒作领域和研究范式。随着这些炒作领域和研究范式的拓展，西方形成了偏离社会科学基本原则的统一战线话语，堆砌了一道全面政治化的高墙，虚构了西方高度政治化的统战观。

第四，西方统战话语违反了交往理性原则。西方统一战线话语充满了对立、斗争、威胁、威吓乃至恐惧，缺乏平等、自主、理性、协商和共识，违反了交往理性的基本原则。从表面看，西方似乎是“受害者”，实则形成了西方的话语强势，甚至话语暴力。在这种话语暴力之下，西方学界和智库意在挑动西方世界抵制中国的和平发展，而不是坚持理性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

四、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创新

在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提出了不同的统一战线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革命统一战线话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话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爱国统一战线为标识性概念的新时期统一战线话语。进入新时代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不同于新时期统一战线话语的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产生了一系列崭新的核心概念，引领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

第一，政治同心圆。政治同心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把党外社会政治力量充分团结凝聚起来，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的党外社会政治力量越多越大，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就越大，政治同心圆也就越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22］在扩大政治同心圆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10］。新时代统一战线就是要构建范围极其广泛的政治同心圆，其范围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

第二，新型政党制度。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3］新型政党制度理论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政党制度称之为新型政党制度，把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制度称之为旧式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在代表性、团结性和科学决策方面都优于西方旧式政党制度。

第三，亲清政商关系。强调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家之间既要亲近、亲切，又要清楚、清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地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24］

第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实现形式的论断。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0］72。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作，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我们的决策和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合乎实际。”［10］77“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10］77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系统概括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七种协商形式，并就政党协商、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下发了实施意见，全面推动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第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2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25］6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25］62。

除了上述核心概念之外，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还提出了“大统战工作格局”“宗教中国化”“两岸一家亲”“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等核心概念。围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还提出了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和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等核心概念。

这些核心概念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既不同于新时期统一战线话语，也不同于西方统一战线话语，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同时也指导了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实践，推动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

第一，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规范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实践。比如，政治同心圆思想提出之后，不但团结了劳动者、建设者和爱国者，还把爱国者区分为三种类型：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这就极大地扩展了团结半径，建立了最为广大的政治同心圆。又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出之后，就根据中国化的要求，加强了对宗教的引导，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持续地渐进地推进宗教中国化进程［25］97。

第二，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规范了新时代统一战线权力关系。统一战线作为关系的集合体，内部包含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提出之后，就规范了这些权力关系。亲清政商关系概念提出来之后，进一步规范了政府与民营企业家之间的权力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提出来之后，就规范了汉族、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两岸一家亲概念提出来之后，进一步规范了两岸之间维护团结统一、遏制分裂势力的权力关系。

第三，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建构了新时代统战工作新领域。这些新领域是新时期统一战线没有关注或关注不够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大统战工作格局概念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建立健全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和统战工作责任制为抓手，不断拓展统战工作新领域，构建和完善了大统战工作格局。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中，提出了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和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这两个新概念，建构了这两个新的统战工作领域。

第四，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鲜明地体现了交往理性原则。交往行为以语言为媒介，“只有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7］95。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了七种协商形式，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鲜明地体现了交往理性原则。

五、中西两种统一战线话语比较

从语言学所包含的能指与所指的内在关系来看，我国和西方统一战线话语所指相同，都指向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但能指却差异巨大，形成了两套不同的统一战线话语。两套话语的出现反映了能指与所指的错位，既有平行的一面，更有对立的一面。

第一，平行话语。从话语的能指来看，两套话语之间在能指上完全平行。西方统一战线话语使用的概念包括“中国特色的政治战、进攻性政治战、锐实力、合法化与去合法化、恩庇—侍从关系，以及颠覆、渗透、对抗、操纵、胁迫、威慑、诱导”等。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使用的概念包括“政治同心圆、大统战工作格局、新型政党制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亲清政商关系”等。两套话语虽然都指向新时代统一战线，但在能指上毫无共同之处，更无交集。

第二，对立话语。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与西方统一战线话语虽然是两套平行话语，没有交集，但是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主要指向国内，对西方没有攻击性。而西方统一战线话语主要指向中国，诬称中国的海外统一战线对西方社会具有渗透、破坏乃至颠覆作用，因而主张对中国开展政治战，进行除武装斗争之外的全面遏制，对我国具有强烈的攻击性。从西方围堵我国和平发展的时代大背景来认识新时代统一战线，新时代统一战线尤其是海外统一战线是西方遏制我国和平发展的一张政治牌。西方统一战线话语与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具有很强的对立性，具体包括四个方面：话语实践的对立性，话语权力的对立性，社会建构的对立性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性。

第三，交往理性不对称。新时代以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对我国的和平发展感到焦虑，首当其冲的便是海外统一战线。因而，西方少数国家声称要反制中国的海外统一战线，制定应对“政治战威胁”的综合措施。在这种偏见之下，西方相关国家和主体必然缺乏协商意识，不愿通过理性、平等和自主对话来管控分歧，找到双方共同目标和平衡点，实现双方关系的理性自觉。整体上看，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充满交往理性，而这缘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实践追求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价值。一个时期以来，西方有关国家的某些政客热衷炮制和炒作各种反华议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多次进行污蔑诋毁，其言论充斥着谎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纯属颠倒黑白、捏造事实，严重干扰了广大海外侨胞、留学生群体及有关机构正常的工作、学习和活动。无论反华政客抛出多少所谓“阴谋论”“渗透论”等荒谬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都不会改变；我国党和政府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都不会改变。

第四，西方统一战线话语的内在问题。西方统一战线研究脱离社会科学阶段进而进入意识形态化阶段之后，统一战线话语就偏离了社会科学的基本规范，陷入了意识形态的藩篱，话语的科学化程度迅速降低，而政治化程度则显著上升，逐步成为制造对立的意识形态工具，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政治化、安全化、威慑化和危机化。政治化主要是指西方刻意把我国在海外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无论跟统一战线是否有关，都曲解为统战工作，也污名化为政治工作。在政治化基础上，安全化主要是指西方刻意渲染中国的海外统一战线是对西方的所谓“全面渗透”和对西方民主的所谓“系统破坏”，妄称威胁了西方安全。威慑化进一步表现为夸大中国的海外统一战线如何抓住了西方民主社会的种种弱点，声称其突破了西方的重重限制，凭空捏造出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威慑力。危机化也日益凸显，声称由于中国的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西方已经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全面的政治危机。西方涉我国统一战线的政治化、安全化、威慑化和危机化话语属于泛意识形态化，完全脱离了社会事实。

第五，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创新需求。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产生了一批不同于新时期统一战线话语的核心概念，但仍存在核心话语不足的问题。核心话语包含统一战线话语中贯穿理论分析与实践阐释的标识性概念。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打倒列强、除军阀是标识性概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抗日是标识性概念；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反对美蒋是标识性概念；在新时期统一战线中，爱国主义是标识性概念。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了政治同心圆、大统战工作格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核心概念，但缺乏一个标识性概念来统领上述核心概念。

六、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

自主建构路径

新时代以来，西方对我国统一战线实行政治化、安全化、威慑化和危机化，我国统一战线就要去政治化、去安全化、去威慑化和去危机化。西方通过统一战线话语的“四化”操弄垒起了一座“高墙”，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建构就要开展“拆墙”行动。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自主建构，既要回应西方统一战线话语对我国统一战线的污名化与全面进攻，又要立足国内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发展状况，推进核心话语创新。在此基础上，建立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实现我国统一战线话语从新时期向新时代的整体性发展。

第一，明确统一战线概念边界。西方对我国统一战线的污名化攻击，始于对统一战线概念的曲解。它们先将我国在西方的正常经济、社会及文化活动统统归入“统一战线”的范畴，进而指责我国统一战线对西方构成全面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对统一战线发动意识形态上的口诛笔伐。因而，我国在回应西方统一战线话语的攻击时，也要从统一战线概念开始。整体上，我们可以把统一战线区分为广义统一战线和狭义统一战线，广义统一战线是指历史上或现实社会中某些政治力量为实现一定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狭义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即《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对统一战线的定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26］在应对西方对我国统一战线的话语攻击中，我们宜优先采纳狭义统一战线概念。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的统一战线概念虽属狭义范畴，但其内涵仍较为丰富，外延的排除性尚不够明确。在西方把统一战线与海外统一战线概念混用的情况之下，尤其有必要明确统一战线外延的排除性，明确告诉西方哪些活动属于统一战线范畴。要在国际传播中向西方明确宣示：并非所有海外活动都属于统一战线范畴。要避免让西方误认为中国党政群团在海外的一切活动都具有统战性质、都属于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渗透、影响甚至控制西方的方式。最终目的是从基本概念入手，防止泛统战化，避免给西方提供攻击我国的口实。

第二，澄清新时代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内涵。海外统一战线工作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提出的统战概念，其背景是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确定之后，统一战线逐渐由大陆走向港澳台和海外侨胞之中，从而形成了统一战线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两个范围联盟构成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两个方面，使新时期统一战线由大陆走向海外，极大地扩大了统一战线范围，也推动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概念的产生。1986年，中央统战部首次牵头召开了海外统战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报告明确：海外统战工作的总目标是统一祖国、振兴中华；重点是和平统一祖国，实施“一国两制”；对象是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要对“三胞”讲爱国主义；方针是放宽视野，广交朋友，长期打算，以诚相待［27］。这次座谈会推动了海外统战工作在全国的广泛开展。

“海外统战工作”概念提出40年来，在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促进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港澳回归及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以及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海外统一战线工作”概念形成了新的影响。国内方面，“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内涵和外延日益缩小。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之后，香港同胞和澳门同胞虽然还是统战工作对象，但不再属于“海外统战工作”范畴。今后台湾回归祖国之后，台湾同胞也同样是统战工作对象，但不属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范畴。这样“海外统战工作”对象中的“三胞”只剩下“海外侨胞”。即使在这“一胞”之中，也只包括华侨、归侨和侨眷，海外华人不在其中，不属于统战工作对象。海外统战工作概念范畴经过缩小之后，逐渐与侨务工作范畴重合。国际方面，西方国家对我国统一战线尤其是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全面攻击，把我国统一战线话语体系中不属于海外统战工作范畴的事务强加到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范畴之中。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人在西方的所有活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都被他们贴上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标签。1986年中央提出的海外统战工作概念本有自身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现在西方有关国家对这个概念蓄意政治化，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固有的内涵和外延。对此，我国要通过各种渠道澄清新时代“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内涵。

第三，以做强“大侨务”创新开展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建议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内容有机融入侨联工作体系，以“大侨务”形式统筹推进，做实做强涵盖海内海外两个维度的大侨务工作。侨联作为民间组织，是国际社会处理侨民事务的通行方式，具有天然的民间性、灵活性与通则化优势。应充分发挥这一组织特点，推动侨联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在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方面实现新的突破。要通过做优“大侨务”品牌，创新工作方法，如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培育海外青年侨领、丰富中外文化交流载体等，不断提升侨联的组织覆盖力、服务凝聚力与国际影响力，以自身建设实效促进海外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

第四，建构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核心话语。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最大不足是核心话语缺失，具体表现为缺乏一个标识性概念把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各个核心概念串联起来，形成话语体系。标识性概念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凸显特定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各方面统一战线工作可以围绕这一目标，实现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向新时代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统一战线的整体性转型。

第五，丰富统一战线话语交流场景。在条件成熟时，我国可以适时召开中西统战智库对话会或理论对话会，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推动双方就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开展学术对话。这一机制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准确阐释我国统一战线的内涵与价值，化解因信息不对称或误解产生的偏见，最终推动形成更加客观、理性的国际认知。

七、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8］统一战线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形态之一，其话语建设更加具有紧迫性。进入新时代以来，中西之间已经形成了两套既平行又对立的统一战线话语，话语交锋必然伴随着统一战线领域的全面斗争。我们既要有力回应西方对我国统一战线的话语进攻，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统一战线话语自主建构，目标是以中国话语的学理性、实践性与开放性，引导西方超越偏见，推动形成客观、理性的国际认知环境，为我国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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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24ZDA065）；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委托课题“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研究”（202502-2）

引用格式：肖存良．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中西比较与自主建构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3）：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