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民主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践载体，成为一种民主形态。立足统一战线史的长时段分析，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关系呈现出通过统一战线争取民主、通过发扬民主维护和拓展统一战线、通过统一战线发展民主的演进逻辑。一方面，统一战线具有组织化吸纳逻辑：基于联盟属性和有序民主要求，构建了不同于一般政治参与模式的组织化吸纳机制，以“大联合”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具有团结政治逻辑：基于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等，构建了不同于竞争性政治关系的团结政治样态，以“大团结”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新时代，增进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及其治理功效，需要重点调适四个方面的关系：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与其政治属性、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统一战线的民主性与统一战线工作的行政性之间的关系；组织化吸纳的选择性与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之间的关系；社会的多元化与团结政治的包容性之间的关系。

关 键 词：统一战线；组织化吸纳；团结政治；民主；治理；新型政党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作为一种民主形态，统一战线通过组织化吸纳机制，将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团结在党和国家周围，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展现出独特的民主发展观、运行逻辑和治理智慧。

从本质上看，民主意味着人民的统治。但在操作性层面，人民是由不同民族、身份、职业、利益和价值取向构成的多元复合体，如何保障和推进这些多元差异的群体能够平等、有序地参与政治，并有效调适其政治关系，便成为民主运行的核心议题。在代议制框架下，多元主体进入政治过程的制度方式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互动模式，决定着民主的具体形态与内在品质。基于此种逻辑，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将大众参与及政治竞争视为代议制民主运行的两大基本变量，并当作民主评价的核心标尺。前者涉及政治参与及其构建的代表性问题，后者聚焦政治关系样态。然而，二战以来的全球政治实践表明，大众参与、政治竞争与民主品质及治理效能之间，并非存在必然的正向关联。民主本应具有凝心聚力的功能，但无序的政治参与、激烈的党派竞争，非但不能有效汇聚民心、保障民生、促进善治，反而可能导致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

基于比较政治视野，学界一直重视对中国民主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的研究。“在现代化发展使民主化成为必然选择的条件下，建构稳健民主化战略并使其与现代化发展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不仅对民主化本身的健康发展有利，而且对现代化的持续稳定发展有益。”［2］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中国式民主的理论构建，需要突破西式“民主话语的固化”［3］，超越简单的“民主-威权”二分法，“将中国政治作为一种与西方民主相并列的亚类型来看待”［4］。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民主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践载体。在既有研究中，学界肯定了其民主价值，指出统一战线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范式”［5］，“有效地促进了政党、国家与人民的直接的联结”［6］，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关键力量，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7］。学界也认识到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特色民主形态具有独特的政治功能。在这其中，团结政治功能尤其受到重视。“如何在国家建构和治理过程中实现团结与民主相统一”［8］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治理难题，统一战线作为“凝聚政治力量的制度结构”［9］，“将团结逻辑嵌入民主逻辑之中”［10］，体现了“联盟之术、凝聚之制与强国之道、团结之学的高度统一”［11］，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12］。总体来看，当前学界对统一战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治理维度，强调统一战线具有“凝聚社会与国家政治力量的治道价值”［13］，是政党整合社会的重要机制［14］，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中增强共同体韧性的重要组织、制度、理念和政策渠道［15］，有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多元包容的主体力量、创新资源”［16］。海外学者则将统一战线视为一种“实用性政治策略”［17］。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和风险挑战，统一战线的治理功能愈发受到重视，但其民主属性却容易受到忽视。这不利于全面把握统一战线的丰富政治内涵，也不利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治形象建构。民主是治理的应有内涵，促进有效治理是民主的重要目标。“寓民主于治理是贯穿在统一战线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机制中的共同内涵。”［18］持续开发和增强民主属性，有助于在现代复杂的国家治理中，更充分地发挥统一战线独特的治理功效。近年来海外出现的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污名化及凸显的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挑战，亦说明加强对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特色民主形态阐释性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统一战线民主属性的探究，既有助于厘清统一战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揭示统一战线服务现代国家治理的特色路径，也有助于基于统一战线视角，理解中国式民主的独特政治逻辑。

二、统一战线与民主关系

的演进逻辑

统一战线自形成之初，便与民主存在深刻关联。从统一战线史的长时段来看，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关系呈现出通过统一战线争取民主、通过发扬民主维护和拓展统一战线、通过统一战线发展民主的演进逻辑。

从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虽然性质、任务不尽相同、革命的主要对象亦有所区别，但各阶段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其他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基于战争与革命的需要，这时的统一战线的面相主要呈现为一种“最大限度扩展自己的联盟阵线，最大限度分化和孤立政敌，而后集中力量剪除之”的“政治斗争策略”［13］。正是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将统一战线同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一道，视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19］。

1949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体系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内一些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关门主义倾向，“看不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民族资产阶级强调斗争和限制”［20］。因此，通过发扬民主来坚持和维护统一战线成为这一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特点。在1950年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应该更重视统一战线问题”，“非党人士要有职有权”［21］。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也指示，政权中要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要实行民主”，“一定要敞开来让人家说”［20］188。

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的转变，统一战线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意义也被重新认识，发扬民主来巩固和拓展统一战线，成为这一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鲜明特征。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22］。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他再次强调，“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23］。在1980年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作了进一步阐述，增加了“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爱国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利于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发生了新变化，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党的十七大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纳入统一战线的基本构成，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包容性，内部关系也更加多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24］。三个“更加重要”凸显了新时代统一战线主体性的增强，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服务国家治理的逻辑更为鲜明。统一战线工作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特色和优势。这些论述既展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也体现了中国式民主所内蕴的统一战线精神。统一战线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统一战线的包容性才更强，画出的“同心圆”才够大。统一战线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助于畅通和丰富人民参政议政的渠道，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和包容性。统一战线更彰显了中国式民主的特色和优势，它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发展的是团结政治，增进的是共识政治，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梳理统一战线发展历程后可以得知：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持续增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和有机组成部分；包容性不断拓展，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代表性和包容性的重要制度；团结联合功能日益强化，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的关键机制。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彰显民主属性、增强治理能力，是永葆统一战线旺盛生命力的基本经验。

三、统一战线的组织化吸纳逻辑

政治参与及其建构的政治代表性是民主的基本要素和重要体现。统一战线作为“四者”政治联盟，其工作涵盖“五大关系”，工作范围涉及“十二类对象”。要团结如此广泛的社会力量，有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必然要求充分发扬民主，畅通和拓展他们参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渠道，这也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代表性的必然要求。

一般而言，政治参与指的是普通公民、社会团体或组织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从这一点看，统一战线范畴中的政治参与形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政治参与主体具有鲜明的群体类型学特征。在参与式民主看来，民主的广度即“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中实际或可能参与决策的比率”［25］，是衡量民主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广度”所指涉的数量比率不一定能全面反映社会的群体构成。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主要包括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等。显然，统一战线领域的政治参与指向特定的群体，旨在通过统一战线工作机制让社会方方面面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都能得到适当兼顾与有效代表，具有鲜明的群体代表制特征。另一方面，政治参与主体也具有鲜明的身份特质。在统一战线领域中，政治参与不是宽泛意义上的大众参与。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是“党外人士”，特别是其中的“代表人士”。“人士”“代表人士”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具有独特的政治意涵，是在各领域各行业有显著社会影响力与群体代表性、能够代表特定群体发声的关键个体。从这一维度看，统一战线视域中的政治参与主体具有一定的精英属性。

正是因为政治参与形态的特殊性，统一战线建构了不同于一般政治参与模式的组织化吸纳机制，在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中，将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培育“参与代表主体”。在1950年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谈到民主党派问题时就指出，“有组织比没有组织更好”，“组织起来好处很多，便于他们学习，便于他们把各个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在政治上他们也能够更好地同我们合作和配合”［21］184。当下，除了民主党派外，工商联、侨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等组织载体的建设，无疑都体现了这一思路。有组织地培育“参与代表主体”还体现在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和储备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培养和选拔党外代表人士的重要基地作用，注意从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中发现党外代表人士。”［26］另一方面，有组织地引导和支持统战工作对象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统一战线领域中的政治参与具有典型的政治吸纳特征，即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渠道，主动联系统战工作的对象，倾听和吸纳他们的意见建议。这与普通公民或组织基于个体权利和自身利益需要自下而上影响公共决策的一般性政治行为有显著差异。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以及其他重要事项开展的“政治协商”，为畅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渠道、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建立的“政企沟通协商制度”等，都是典型样本。组织化吸纳不仅停留在“参与”层面，还体现为通过“政治安排”机制，将符合条件的党外代表人士吸纳进国家政权体系。例如，对党外代表人士在人大和“一府一委两院”等国家机构中的任职作出的制度性安排；对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在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政协委员中比例的要求等。

组织化吸纳逻辑的形成与统一战线的“联盟”属性密切相关。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群体构成的多元化是联盟的基本特征，能够包容方方面面的利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形成和维系“联盟”的基石。群体代表制理论认为，传统上遵循“一人一票”和“多数决”原则的代议民主运作逻辑，并不一定能兼顾社会方方面面的实质代表权。因此，为了保障某些处境不利、边缘化的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的利益，必须让他们“拥有特殊代表权”［27］。很显然，在爱国统一战线这一包容性联盟中，有的在数量上属于少数群体，有的在社会构成上属于新兴群体，如果没有特殊的吸纳机制，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可能难以充分体现。因此，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社会）整合功能，将这些群体组织起来，并通过专门的渠道和机制将他们吸纳进国家治理体系中，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组织化吸纳逻辑的形成也源于有序民主的要求。虽然参与式民主将民主的广度、深度和范围视为衡量民主质量的基本尺度，但从比较政治视野观察，有广度、有深度、有范围的民主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高品质。20世纪70年代，克罗齐、亨廷顿等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中，直观描述了无序政治参与给西方政治秩序带来的影响。例如，选民支持极端主义党派对民主的威胁；民众通过各种政治参与表达的不断增长的政治需求，带来了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和福利支出的不断增长；“无节制的自由参与”造成了“民主的泛滥”和政府权威的衰落等［28］。针对这一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普通公民参与的数量、频度和影响力需要有所节制；另一种观点认为要改善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形式。前一种观点的代表是“公民文化理论”，后一种观点的代表是“协商民主理论”。相对于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中对大众参与的矛盾心态，中国共产党基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规划，根据国情社情民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统一战线的组织化吸纳机制，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它通过专有的渠道和工作方式，引导和支持社会多元力量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将分散的、个体的、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表达，导向集中的、集体的、追求共识的政治合作。从这个意义上看，组织化吸纳既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形态，也是一种政治（社会）整合机制。究其本质，正是统一战线之“大联合”的体现。

四、统一战线的团结政治逻辑

组织化吸纳解决的是多元力量何以“在场”的问题，团结政治则是回答如何“相处”和“共生”的问题。当多元力量进入政治场域后，竞争政治的解决方案是分而治之和对抗制衡，通过竞争性政党政治、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等制度形态实现民主的运行［29］。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关注的则是如何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24］5，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凝心聚力”。此即中国特色团结政治的基本意涵。从制度安排和实践运行来看，统一战线的团结政治形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工作。在此基础上塑造的政党合作、政治协商、政治（社会）整合三维样态，本质上是统一战线之“大团结”的体现。

第一，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制度主要解决的是政党与政党、政党与政权、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西方为样板的传统政党制度主要表现为两党或多党通过竞争的形式寻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和控制，由此区分出执政党和在野党（反对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新”，主要在于打破了这种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重新定义了政党关系格局。从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看，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从政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的关系，而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从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各民主党派也从具有进步性质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发展成为各自联系的、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30］。“政党协商”是新型政党制度重塑政党关系格局在实践中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通过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协商民主形式，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等，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以“凝聚智慧、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31］。不同于“党争民主”［32］，新型政党制度凸显了“执政党—参政党”的合作型政党关系样态，形塑了团结政治的“政党合作”形态。

第二，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人民政协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化平台。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并不是多元力量相互博弈的舞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其基本形象标识。政协协商不仅是一个利益表达的过程，更是通过协商对不同民意“进行精加工”［33］、“将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整合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中”［34］、“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35］的过程。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承担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政治任务。“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等，都鲜明地体现了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而具有的民主属性与社会属性。因此，不同于代议民主之“委托—代理”关系，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旨在建构“协商—共识”政治秩序，形塑了团结政治的“政治协商”形态。

第三，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这既关系到社会整合，也深刻影响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西方早发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具有鲜明的“社会中心”色彩，其进程主要由社会内部力量的演进所驱动。例如，现代政党脱胎于议会内部派系，并因应议会斗争和选举竞争的需要而完成制度化转型，从而形成当代竞争型政党政治格局。同样，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也深刻烙印着王权与教权、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之间长期历史博弈的痕迹。基于这种历史实践，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传统，倾向于将国家视为多元社会力量竞争与合作的平台，国家与社会往往被预设为制衡甚至对抗的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呈现出独特的“政党中心”“国家中心”逻辑，由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先进政党自上而下地承担起动员、组织、整合社会的历史使命。其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挥着特殊的政治功能，它通过促进“五大关系”和谐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将原本可能疏离甚至对立的社会力量紧密团结起来，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合作性力量。因此，不同于西方的“国家—社会”制衡甚或对抗关系，统一战线工作致力于构建和谐政治关系，模铸“领导—联盟”的“同心圆”关系结构，形塑了团结政治的“政治（社会）整合”形态。

五、厚植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治生态

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治理与民主虽然有相通之处，但也并非总是和谐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在矛盾”［36］。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展现出通过一种特殊民主形态促进“凝心聚力”之有效治理的内在逻辑。新时代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必然要求不断增进其民主属性，提升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效能。基于统一战线所处的政治关系网络和社会生态，增进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需要重点调适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与其政治属性、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特色民主形态，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谓政治属性，即它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本质上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机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所谓社会属性，即它是一种政治（社会）整合机制，通过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促进“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与其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相互交织，这是其作为一种民主形态最大的特色所在。正是基于这一特征，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统一战线呈现出不同面相；人们对其认识和理解也不尽相同。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需要正确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坚守其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和凸显其民主属性，以促进其政治功能和统战功能的有效实现。

第二，统一战线的民主性与统一战线工作的行政性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统一战线体现为一种政治联盟形态及其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而统一战线工作则是为实现和巩固这一联盟所展开的具体治理活动和政策执行过程，具有较强的行政性。这一区别在统一战线的“主体”与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的转换中尤为显著：统一战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而该联盟中的党外人士特别是其中的代表人士则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对象。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统战部门的职能履行具有鲜明的行政管理特征。统战部门是党委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参谋机构、组织协调机构、具体执行机构、督促检查机构”，承担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职责”［26］9。从统一战线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关系来看，统一战线工作的目标在于维护、保障和拓展统一战线，这就要求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充分贯彻民主原则，以民主方式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巩固团结。单纯的行政化管理或许能够实现形式上的“化异”，但不一定能触及深层次的“求同”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共识构建与人心向背等核心议题。正因为此，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强调要“把握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团结和斗争的关系”［24］5-6。调适好统一战线的民主性与统一战线工作的行政性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统一战线工作更好地服务统一战线这一政治目标，更好地彰显统一战线的民主形象。

第三，组织化吸纳的选择性与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之间的关系。作为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党外人士特别是其中的代表人士，通常具备较强的群体代表性。然而，这种代表性并非源自选举政治的逻辑，而是基于其特定的社会身份、专业成就与影响力。因此，党外代表人士的识别及其政治角色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党委及统战部门的制度化发现与政治安排。根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统战部门“负责发现、联系和培养党外代表人士，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做好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26］9。这一逻辑链条使得统一战线的组织化吸纳带有显著的政治与行政选择性。这就要求党委与统战部门在选择时，既要系统考察其身份背景、专业能力、社会声誉及其在特定群体中的影响力，也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其所代表群体的群众意见，评估其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强度。平衡好组织化吸纳的选择性与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通过代表人士这一桥梁纽带团结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群众。

第四，社会的多元化与团结政治的包容性之间的关系。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多元化是现代化的显著标识。然而，多元化若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过度分化与异质化，不仅侵蚀“政治妥协、相互宽容等价值规范”，甚至可能激化“关于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的结构性冲突”［37］，带来社会撕裂与民主政治倒退风险。从这一维度看，以“求同”为价值导向的团结政治的现实意义愈发重要。团结政治的核心目标在于“化异”与“求同”，但现代化本身又在不断塑造和强化社会中的“差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兴起，社会结构正经历深刻重塑，政治（社会）整合也面临新的挑战。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通过催生新业态、新社群和新的权力关系，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动态分化和利益诉求的弥散化。这就要求统一战线必须将工作触角延伸至数字空间，提升对新社会群体、新价值观念的识别与整合能力，通过创新机制将技术催生的“新异质性”有效纳入团结政治的包容框架之中。需要明确的是，团结政治并非追求简单的同一，而是以尊重差异为前提的化异求同。统一战线并非强求绝对一致，而是在社会多元基础上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唯有如此，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方能充分彰显，团结功效方可有效发挥。

六、结语

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通过对统战工作对象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吸纳，建构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多元主义民主“社会中心”的政治参与样态，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代表性；通过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建构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竞争—妥协”的团结政治样态，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包容性。通过组织化吸纳和团结政治所增进的代表性与包容性，是统一战线民主属性的直观呈现。从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来看，无论是组织化吸纳所拓展的政治参与和建构的代表性，还是团结政治所促进的和谐政治关系，都应根植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共识民主的基本逻辑。只有持续开发和充分彰显统一战线的民主属性，其建构的代表性与包容性才有坚实的根基，促进的和谐政治关系方能持续稳固，凝心聚力的治理目标也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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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共识政治视域下政协协商赋能重大决策的机理与路径研究”（25BZZ003）

引用格式：徐理响．组织化吸纳与团结政治：作为民主形态的统一战线［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1）：17-26．

作者： 徐理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