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世界变局与周边格局的深度联动对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矛盾、所依托力量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必然会推动周边外交进行思路创新。中国周边外交的思路创新体现在: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任务，以巩固战略互信为主要路径，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中国周边外交新思路也是对传统大国处理周边外交思路的创新与超越。传统大国认为国家间关系是基于私利的零和博弈，并通过实力优势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对周边国家进行影响、渗透乃至控制，尚未看到彼此关系发展的积极前途。要将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思路创新落到实处，需继续与周边国家开展有效的增信释疑活动、推动与周边国家区域一体化、加大对周边地区的安全资源投入、扩大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交流。

[关键词]深度联动；周边外交；思路创新；历史镜鉴；务实方向

一、研究主题与分析视角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2013年10月，中国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2025年4月，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十多年来，中国对周边外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后的首次出访均选择在周边国家。在党的十八大后将俄罗斯作为首访国家，在党的十九大后将越南与老挝作为首访国家，在党的二十大后则以出席在印尼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和在泰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为首次外访活动。2025年以来，习近平先后出访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韩国等国，全部属于中国周边国家。

相比于“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名称的变化本身就体现出新时期中国对周边外交更为重视。首先，会议名称本身强调它是在“中央”层面召开的会议。冠以“中央”的会议是全党、全国最为重视的会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央”为名召开的会议仅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等。其次，强调要统筹国内外共同做好周边外交。周边外交仅强调落实主体是外交部门，而周边工作则强调在推进周边外交时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落实主体不仅是外交部门，其他国内各部门也要积极协调、联动。本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对此明确指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最后，相比于“座谈会”，“会议”显得更为严肃与庄重。“座谈会”常指非正式的讨论会议，而“会议”则是围绕特定议题进行讨论、交流或决策的正式活动，“中央会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围绕国家重大决策、政策制定和战略部署召开的高级别会议，它不仅讨论主题明确，而且政策性强，旨在统一思想并贯彻落实。

随着对周边外交的愈加重视并积极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朝着向稳向好的大趋势发展。截至2025年4月，中国与周边17个国家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并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两大集群”。除不丹外，中国与周边其他国家建立了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合作关系或战略互惠关系。其中，与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之外的14个国家的战略关系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建立的。与此同时，伴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并加紧布局中国周边等情况的变化，周边地区也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新态势。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这是中国对周边外交环境新变化的深刻判断。面对新的地区环境，在中国前所未有重视周边外交的背景下，准确把握中国新时期的周边外交思路创新，不仅对于运筹周边外交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当前有关周边外交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布局、实践机制以及理论创新等方面。关于战略布局，主要涉及研究周边外交地位升级、周边秩序塑造等。关于实践机制，主要研究中国参与或主导的双边、区域、周边全局的外交实践与合作机制，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澜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关于理论创新，主要强调理论创新必要性，并围绕“周边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等有关理念进行研究，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后，也有学者开始对“亚洲价值观”进行研究。但总体而言，目前缺乏针对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召开后的中国周边外交思路创新的整体性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研究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思路创新，一方面试图揭示中国新时期提出的思路创新是对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试图揭示新时期中国提出的思路创新是对历史上传统大国周边外交思路及实践的超越与创新。如果说前者根植于中国本土的外交实践与理论创新，后者则更多汲取其他大国的外交教训。二者相辅相成，使得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思路创新不仅兼具中国视角与时代意蕴，更蕴含世界视野与历史根基。

二、中国周边新环境推动外交思路创新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阶段，周边格局既是世界变局的重要构成部分，又受世界变局的深刻影响，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新变化对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矛盾及其依托力量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必然会推动周边外交进行思路创新。

美国超强实力的全球影响以及其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做法，导致大国竞争加剧，同时很多战略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使得中国周边形势更为复杂。“美国在中国周边实施‘贴身紧逼’战略，给中国周边外交的工作带来严峻挑战”。由此可见，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矛盾不仅在于周边问题本身，更在于大国竞争外溢，周边外交所面临的矛盾也是中国外交矛盾的集中体现。

尽管中国不愿与美国开展竞争，但受制于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越来越呈现出竞争性。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出台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总是围绕竞争与打压展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任职首日专门提出要重新审查同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随后对中国发动关税战，其任命的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等均被认为是对华强硬派，体现出其未来四年对华政策的主要导向。随着美国政府对华打压力度的加大，打压重点越来越集中于中国周边地区。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内，一方面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开启对华战略打压，另一方面频频出访中国周边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该时期特朗普累计出访23个国家，其中中国及周边国家达9个，基本覆盖东北亚(日本、韩国、朝鲜)、东南亚(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及南亚(印度、阿富汗)地区，展现出其对华战略打压的地缘重心方向。拜登政府更是将安全、经济、外交资源集中于中国周边地区，以用于对华战略打压，其倾力打造的美日韩三边机制、美日菲三边机制及芯片四方联盟以及“印太经济合作框架”(IPEF)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表示将继续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屡屡提及朝鲜半岛事务并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等，这些都是其继续加大在中国周边地区对华战略打压的迹象。中国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给美国对华打压提供了重要抓手。此外，周边地区具有很高的经济重要性，统计显示，2024年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1万亿美元，占到当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0.3%。鉴于这一地区的重要地位，企图围堵、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国，显然对周边地区更为重视。

随着美国将对华战略打压集中于中国周边地区，中国周边问题的其他相关矛盾因素也显著增加。例如，在政治外交领域，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出台“印太战略”，为将资源投放到中国周边地区营造舆论氛围。在经济领域，英国、荷兰等欧洲相关国家纷纷加强与亚洲有关国家的所谓经济安全合作，亚洲地区经济合作的安全化与意识形态化形势愈发严重。在安全领域，北约频频加强与印度、韩国、日本等亚洲有关国家的对话与合作，“北约亚太化”趋势愈加明显。在人文领域，在“价值观外交”的幌子下，有关西方国家也加强了与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交流合作，日韩等国与中国的交流交往明显陷入低谷。与此同时，美俄竞争也有外溢到中国周边地区的趋势。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虽然美俄双方均希望尽快解决俄乌冲突以改善两国关系，但双方存在利益的根本性冲突，其矛盾冲突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俄罗斯的“向东看”是战略选择，随着此战略的推进，美俄竞争也会从欧洲方向部分地外溢到中国周边地区。

面对因大国竞争导致的日趋复杂的周边地区局势，在运筹周边外交的依托力量上，由于相关大国成为周边外交的矛盾问题本身，中国难以通过大国合作解决周边问题，而随着周边地区新兴经济体持续崛起、中国与其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中国与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合作对地区甚至全球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周边国家成为中国运筹周边外交甚至外交全局可以依托的重要力量。

当前世界变局的最显著表现之一就是全球南方崛起。从经济增长看，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远超过西方七国集团(G7)等发达经济体。从市场规模看，新兴经济体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成为拉动生产的主要动力。从政治外交影响力看，新兴经济体追求战略自主，拒绝在大国间“选边站队”，在贸易谈判、气候变化谈判等多边舞台积极发声。同时，新兴经济体还通过领导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新开发银行等新机制，提出全球与地区治理新方案。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改变了周边地区的力量结构，使得周边国家成为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力量。据统计，2024年亚洲GDP总量为40.1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36.1%，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亚洲地区发达国家GDP总量为6.4万亿美元，仅占亚洲GDP总量的15.9%，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高达84.1%。2024年，在全球GDP超万亿美元的19个国家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占6个，分别是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韩国、印度尼西亚，除了日韩两国外，其余4个属于发展中国家。同时，该地区人口超亿的国家有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9个，其中除日本外均是发展中国家，该地区的2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中国与俄罗斯也均属于发展中国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最大推动因素之一，又是全球南方崛起中最典型的案例。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力推进，中国自身也成为运筹周边外交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最重要推动力。2013年中国GDP总量为56.9万亿元，2024年约为134.9万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一倍多，占全球GDP总量的17.8%。中国还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占到GDP总量的2.5%以上，专利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在5G通信、高铁、量子计算、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中国努力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不断提高军队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中国在周边外交方面，先后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亚洲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理念。中国主动推动的相关合作倡议在周边国家也逐步落地生根。例如，“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聚焦自身发展成果带动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周边地区越来越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示范区。“三大全球倡议”受到周边国家的广泛欢迎，在此基础上，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受到与会国家的高度认可。中国还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开展区域多边合作，诸如上海合作组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与东盟合作等迅速发展，周边地区已成为中国推动区域多边合作的集聚区。

综上，新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矛盾集中于周边地区，周边外交所依托的力量也主要在周边地区，中国具备系统运筹周边外交的能力，不仅应更加重视周边外交，而且在周边外交方面也大有可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科学运筹新时期周边外交，必须进行思路创新。

三、中国周边外交思路创新的核心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次专门聚焦周边外交的会议均召开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且相隔十余年。对比两次会议的相关表述可以发现诸多新提法，这些新提法集中彰显了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思路创新。

第一，更加强调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更明确指出“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反映出新时期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指导周边外交更具有旗帜性意义。概而言之，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指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基础上，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竞争关系，携手应对共同安全挑战与克服共同安全矛盾，实现持久和平与共享发展机遇，促进人民之间的感情，从而形成休戚与共、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关系，反映出新时期中国对塑造更稳定、更繁荣、更和谐的周边地区的愿景和承诺。

第二，相比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强调“亲诚惠容”理念，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理念方针。2003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参加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上首次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理念，其主要背景在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同时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所谓的“中国崛起论”，东南亚国家开始讨论所谓“中国威胁论”，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主要目的在于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从概念上讲，“睦邻”的含义在于政治外交上要与邻国发展友好与和谐关系，“安邻”的含义在于军事安全上要与邻国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富邻”的含义在于经济合作上要与邻国共享发展机遇与共同繁荣。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2025年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将其提升至周边外交理念层面，体现出周边外交的继承性。“命运与共”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是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愿景的凝聚和升华，契合了周边外交“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任务。

第三，在实现周边外交路径上更强调战略互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强调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推进区域安全合作，以及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等。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强调要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发展融合、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扩大交往交流。相比较而言，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不仅新增“战略互信”的提法，而且将其置于实现路径的首要位置，凸显出“战略互信”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与国之间“信任”的重要性以及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中要促进“战略互信”。例如，2025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韩国当选总统李在明首次通电话时指出:“要加强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增进战略互信”。

“战略互信”(StrategicMutualTrust)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概念，指国家或行为体之间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建立的相互理解、可靠承诺和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不仅涉及短期利益协调，更强调在核心关切、安全观念和发展路径上的深度共识。战略互信的认知基础是承认彼此核心利益的正当性，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和行为逻辑，在行为准则上遵守已达成的协议与承诺，克制单边行动对彼此利益的损害，比如中俄通过承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建立双方军事热线、高层定期对话沟通渠道等建立了高度战略互信，堪称国家与国家之间战略互信的良好示范。战略互信往往是在政治互信、经济互信、安全互信、文化互信的基础上进行构建，是国家间关系信任程度比较高的阶段。中国在周边外交中强调战略互信，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定期磋商机制等制度化方式进行预期管理和“一带一路”合作等利益共赢，从而实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四，明确提出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自然也应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自2013年倡议启动以来，“一带一路”已成为“国际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也成为新时期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例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吉乌国际公路等，和贸易投资的“软联通”，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3.0升级版、中国同中亚国家投资协定升级、同周边国家广泛开展跨境支付与金融合作，以及可持续发展与民生项目，例如在越南建设光伏电站、在老挝援建饮水工程等，既填补了周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又加快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一体化的步伐，有力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

第五，提出了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在周边外交中实现安全合作，针对周边外交提出“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并结合亚洲特点，将新安全观发展为基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2022年4月，习近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表明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优先从亚洲开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实践中也高度重视周边安全合作，积极推动阿富汗问题和平解决，大力支持缅甸和平和解。这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亚洲安全模式，表明在大国竞争与地区冲突不断发酵的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致力于实现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安危与共”意指共同享受安全、共同承担危难，与中国反复强调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一脉相承，旨在实现“共同安全”。“求同存异”意指在安全事务上找到共同点，保留不同意见，其核心在于“求同”，不要让分歧阻碍国家之间的合作，这是中国外交一贯坚持的原则，旨在实现“合作安全”。“对话协商”涉及处理安全问题的态度，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反对一味制裁，更反对动辄诉诸武力，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同多个国家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了边界划定问题，在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印边境问题上坚持和平解决，在朝鲜半岛问题等其他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旨在实现“可持续安全”。

第六，提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大国的周边外交都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开展的，亚洲价值观浓缩了新时期中国对周边外交的内在文化动因与价值期许。20世纪90年代，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先后提出亚洲价值观，试图解释20世纪70—90年代“亚洲四小龙”以及东南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所创造的“东亚模式”背后的文化动因，强调尽管亚洲文化中某些传统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不同，但东亚仍然可以实现经济成功与社会稳定。不过，当时的亚洲价值观主要强调集体主义、威权主义、发展优先等传统儒家文化因素，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从威权转向民主化，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逐渐式微。2023年10月，习近平在向纪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表致辞中，首次提出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又在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并将其作为周边外交的“基本遵循”，旨在通过凝聚地区国家对亚洲方式、亚洲传统的集体认同，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不过，相比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此前提出的有关概念，新时期中国提出的“亚洲价值观”的文化基础更为丰富，包括“和为贵”“和则两利”“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等，其价值期许也更为开阔，包括期待亚洲国家实现和平稳定与和平共处、追求地区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各国敞开大门与同舟共济，以及各国坚持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这既是对亚洲各国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深刻总结，又是对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共同崛起的经验总结，更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

由表1可见，新时期中国的构建周边外交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任务，其思路创新涵盖推进周边外交时的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在政治领域，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巩固战略互信为主要路径。在经济领域，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在安全领域，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在人文领域，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

新时期的中国周边外交思路创新有效回应了周边外交面临的新环境新问题。面对大国竞争导致的地区问题日益增多的形势，中国通过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手段多管齐下，旨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推动周边合作与大国合作管控分歧和减少矛盾。面对周边国家成为中国新时期推动周边外交与外交全局的重要依托力量的新局面，中国则通过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发展融合、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拓展交往交流等多种路径入手，旨在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通过共享利益成果进一步推进周边合作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新时期，中国自身成为运筹周边外交与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最重要推动力，必然需要积极提出新理念、引导周边外交发展方向。

四、中国周边外交对传统大国周边外交的创新与超越

中国周边外交思路创新只有站在世界经验与历史基础上，才更具有普遍性与说服力。尽管国际关系史上传统大国未明确提出“周边外交”概念，但其部分针对周边关系的治理思路与实践，为理解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思路创新提供了历史镜鉴。由此观之，中国周边外交的思路创新，本质上是对传统大国周边治理逻辑的突破与超越。

在政治上，传统大国基于地缘政治对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大行其道，国际关系不平等的局势愈演愈烈。地缘政治的核心是研究地理位置、地理资源、地形地貌等地理空间因素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最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是麦金德的陆权论与马汉的海权论。受相关理论影响，部分大国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往往将对周边地区的扩张与干预视为首要战略选择。

一方面，传统大国要进行领土扩张。历史上，沙俄帝国为了取得出海口进行了一系列周边领土扩张，通过北方战争打败瑞典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通过俄土战争打败奥斯曼帝国取得黑海出海口，趁清政府衰弱，逼迫其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从而夺取海参崴以获取太平洋出海口。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通过美墨战争把领土扩张至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等，又通过美西战争获得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等。尽管传统大国通过领土扩张为其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但其扩张和侵略行为给原著居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另一方面，传统大国要干预周边事务。美国在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奉行门罗主义政策，要求欧洲不再干预美洲独立国家事务，其核心目的是将美洲其他国家作为其势力范围，干预他国事务。实际上，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美国仍然采取门罗主义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呈现出一定的等级制特点。例如，美国曾于1989年直接动用武力将巴拿马的诺列加政府推翻。近年来，因对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不满，美国长期对其进行严厉制裁，不仅禁止委内瑞拉的原油出口，而且对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美国还对周边国家与第三国的合作进行粗暴干预，在美墨加协定(USMCA)中制定所谓“毒丸条款”，即任何一国如果和所谓“非市场经济体”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被另外两国开除出协定。由于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以及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此举明显意在粗暴干涉墨西哥和加拿大与中国开展深度合作。美国的粗暴干预导致周边国家主权长期受到侵犯，发展权受到侵蚀，从而造成这些国家对美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越来越强。

在经济上，传统大国基于“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模式对周边地区进行剥削，国家间贫富差距扩大，一些国家长期陷入发展停滞。“中心—外围”模式是阐释全球不平等结构的核心概念，其核心要义在于: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不平等分工体系，是导致财富从中心向外围单向流动与发展中国家结构性贫困的原因，而该模式对周边外围地区的直接影响，便是将其固化为原材料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地。最早构建“中心—外围”模式的是英国，在工业革命建立起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系后，其工业品与其他地区的初级产品之间形成了国际不平等分工体系，英国作为“中心”享受高利润回报，而其他地区作为“外围”则承担着初级产品生产任务，处于单方面出口市场的明显不利地位。美国表面上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与周边国家加强经贸合作，甚至是经济一体化，它实际上是利用“中心—外围”模式剥削周边地区的当代典型案例。美国利用资本优势通过收购等方式，长期控制着拉美国家的矿业、农业、金融业等相关领域。美国利用债务优势通过要求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与开放市场，长期控制拉美有关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墨西哥国家铁路等。美国还利用在地区治理中的优势通过价格操纵机制与规则打压等方式，低价购买拉美有关国家产品然后再转手高价卖到其他国家，获取巨额利润。美国利用“中心—外围”模式对拉美经济的剥削与控制，导致拉美国家发展长期陷入困境、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

在安全上，传统大国基于零和博弈对周边地区进行控制，导致其安全困境加剧，地区军备竞赛与安全冲突接连不断。安全事务上的零和博弈是指国家安全被视为绝对排他性利益，在处理安全问题时采取非合作性的对抗模式，其核心在于“一方安全意味着另一方不安全”，表现在周边事务上就是为了实现单边安全与绝对安全加强对其他国家的安全遏制和安全控制。例如，苏联通过华沙条约组织严格控制东欧各国军队及周边相关国家动向，当周边国家出现违背苏联意愿的情况时，甚至直接派出军队镇压，不仅导致苏联自身经济负担加重、加深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而且侵害相关国家主权，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

在文化上，传统大国基于所谓的“普世价值”对周边地区进行渗透，导致周边国家政局长期陷入混乱。“普世价值”的核心在于宣称其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文化价值超越了国家、民族和文化差异，适用于全人类。事实上，美国将其文化渗透行为包装为“软实力”输出，甚至以“锐实力”为幌子，不仅对他国大肆实施文化渗透、贬抑非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更常借此类名义干预他国内政，其周边国家往往首当其冲，承受直接的负面影响。历史上的部分大国虽未明确提出“普世价值”概念，但其实践逻辑本质上是将本国文化价值观包装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准则”，进而对周边地区推行文化渗透，破坏当地政权稳定。一方面，历史上诸多大国均对周边国家推行文化渗透。19世纪，沙俄帝国在领土扩张过程中同步实施文化同化，通过强制推广俄语、改造本土宗教、重构历史叙事等手段，强化对被征服地区的文化控制；20世纪，日本则通过武力侵略推行文化渗透，在占领区强制普及日语与本土文化，辅以“大东亚共荣圈”的蛊惑性宣传，消解当地民族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依托英语霸权与数字媒介优势，在多个地区定向输出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实现文化层面的隐性渗透。这类文化渗透不仅导致全球文化多样性萎缩，更引发被渗透方历史叙事扭曲、文化主权受损与国际话语权丧失的连锁反应。另一方面，破坏周边国家政权稳定。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与美国国际开发署长期传播美式自由叙事、培养古巴反政府力量，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对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委内瑞拉等国家发布所谓的选举“不合法”报告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乃至通过操弄民主等概念干预有关国家选举结果，导致有关国家的政局混乱。

中国之所以摒弃传统大国周边外交逻辑，根本原因有个方面:其一，传统大国周边外交的实践逻辑已酿成前述诸多负面后果，中国绝无重蹈覆辙之理；其二，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宗旨，即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鲜明地书写于旗帜之上、坚定落实于行动之中，这赋予中国外交与西方传统大国外交截然不同的本质底色与鲜明特征。党的使命宗旨更决定了中国外交必然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己任，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表2可见，与传统大国处理周边外交思路相比，中国新时期周边外交思路创新体现在各个层面。在周边外交目标上，相比于传统大国处理周边外交目的在于建立霸权，中国强调其目标在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政治领域，相比于传统大国从地缘政治出发进行扩张和干预，中国从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理念出发，强调战略互信。在经济领域，相比于传统大国从“中心—外围”出发进行经济剥削，中国强调通过平等参与“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平台实现合作共赢。在安全领域，相比于传统大国从零和博弈出发企图实现单边安全与绝对安全，中国强调通过亚洲安全模式推动实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在人文领域，相比于传统大国从“普世价值”出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政权颠覆，中国强调通过共享亚洲价值观实现国家间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

相比于传统大国周边外交的思路及做法，中国周边外交之所以能实现思路创新，原因在于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传统大国处理周边外交的思路归根结底是基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及经验，普遍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关系注定是基于私利的零和博弈，并基于实力不对称干预其他国家内外政策，因此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上才谋求建立霸权，并通过实力优势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对周边国家进行影响、渗透乃至控制。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思路与之截然不同，认为国家间关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淡化了国家间权力要素，将合作视为国家间互动基础，使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看到了彼此关系发展的积极前途。

五、落实周边外交思路创新的务实方向

要把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思路创新落实到实践，就要从统筹周边外交的具体路径出发，扎实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了统筹周边外交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即要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发展融合、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扩大交往交流，这为落实新时期周边外交思路创新指明了务实方向。

在政治领域，周边国家对中国信任加深，但疑虑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中国通过元首外交与高层互动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沟通，通过边界管控与安全对话增进了与周边国家的理解，通过抗疫合作与地区治理累积了与周边国家的信任。但与此同时，某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仍然存在。由于历史上大国崛起时常以邻为壑、战争不断，再加上近年来地区性冲突不断爆发，国际上关于大国需要“势力范围”的讨论日渐增多，在此背景下，考虑到中国周边地区中小国家众多，国际社会很有可能担心中国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后会沿袭传统大国的类似做法；此外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领土、海洋权益争端，国际社会或许担心中国实力继续增强后，在争端中使周边国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近年来，中印边境问题、南海问题、中韩潜在海上争议等，均在不同程度有所发酵；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对比处于绝对优势，周边某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敏感。有鉴于此，中国应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高层互动，继续利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外交白皮书发布、对地区热点问题立场阐述等重要契机，反复重申走和平发展道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等理念原则，持续给予周边国家清晰透明的战略预期。

在经济领域，周边区域合作动力增大，但地区分裂态势将继续延续，发展融合需要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产业链深度绑定，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到3.0版为代表的多边合作基础良好，尤其是，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与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能力较为脆弱，更将区域合作视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中国与周边国家扩大区域合作的动力增大。但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地区很可能继续分裂，区域合作前景不容乐观。例如，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所谓的“经济安全合作”很可能继续加强，阻碍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区域合作。有鉴于此，中国应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入手，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时，要强化已有机制平台，例如，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10+1、10+3、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国—中亚峰会以及“澜湄合作”等，避免其沦为“清谈馆”。

在安全领域，中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安全手段明显有所不足，共同维护地区稳定需要更多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周边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并积极作为，例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先后提出“双暂停”倡议与“双轨并进”思路。在阿富汗问题上，不仅任命特使，而且提出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的《屯溪倡议》、发布《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文件等。泰柬边境冲突发生后，中国积极调停，并在云南安宁举行中国、泰国、柬埔寨三方茶叙。但与此同时，中国运筹周边外交的安全手段明显不足。党的十八大以来倡议推动的多边机制均聚焦于经济与人文合作，缺乏多边安全机制平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军事安全合作也远不如美国。以美国对华打压集中的地缘重心东亚地区为例，2021—2023年中国对东亚国家军事出口仅相当于同期美国对东亚国家军事出口的11%。有鉴于此，中国应以亚洲安全模式为合作方向，继续加大对周边地区安全资源投入。例如，创新方式积极推进周边安全秩序构建，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对地区安全问题的实质性回应与介入，以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基础尝试构建南海沿岸国安全合作机制等。同时，与周边国家建立两军重要情况及时沟通机制与军事合作交流机制，以及推动与其在网络安全、防震救灾、疫情防控、核安全、禁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在人文领域，中国与周边国家交流活跃，但受美国等多方面负面因素影响加大，交往交流需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为促进人文交流，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合作机制，比如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中国—印尼人文交流机制，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等，中国还与越南、泰国、缅甸等合拍了一系列影视剧。与此同时，部分周边国家与中国人文交流还存在一些挑战，主要表现为部分周边国家对华认知片面，甚至好感度较低，交流动力有所不足。制约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障碍因素既与中国和某些周边国家存在结构性矛盾有关，更与美国干扰有直接关系。美国不断施压、拉拢日本和韩国等周边国家，通过炒作“中国与周边国家不平等依赖”离间双边关系等手段，企图阻止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正常人文交流。有鉴于此，中国应以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进一步出台与周边国家便利化交流举措。截至2025年6月，适用单方面免签政策来华国家扩展到47个，但主要集中于欧洲地区，周边地区仅有韩国、日本、文莱、马来西亚，还有较大扩展空间。同时，应借助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频繁“退群”等政策，推动周边国家深入了解美国价值观的虚伪性，降低美国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破坏性。

六、结语

基于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现实环境考虑，新时期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推动周边外交进行思路创新。传统大国对待周边国家的思路及做法往往是以实现霸权为出发点，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安全手段、人文手段等均为此服务，导致一系列地区矛盾接连发生。正因为如此，传统大国才不断以此逻辑妖魔化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周边相关国家对此也有不同程度疑虑。从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相关新提法来看，中国处理周边外交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大国截然不同的思路及做法，这不仅是基于传统大国周边外交教训的深刻启示，更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使命宗旨的必然选择。从当前周边地区大部分国家实现了崛起来看，中国迄今为止的周边外交思路契合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利益。从未来发展看，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落实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中国需要继续从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发展融合、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拓展交往交流等路径务实出发，稳妥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好周边外交支撑作用。

作者：王俊生（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