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元首外交引领推出一系列重大倡议和行动，推动中国周边外交不断产生新理念、新实践和新成果，成为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具代表性的领域之一，也构成了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升了周边的战略定位，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基于这样的定位，中国的周边外交理念再次出现重大创新：一是将周边命运共同体具象化，提出“五大家园”观；二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周边实践，提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三是进一步创新安全理念，提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以命运与共为核心理念，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周边战略行动在强化战略协作、深化发展融合、提升安全韧性三个方向上再次提质升级。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周边是首要”充分彰显并不断强化，周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依托，为应对全球不稳定、不确定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成为中国主动塑造并引领国际体系变革的发力点和关键。

关键词：周边外交/ “五大家园”/ 亚洲价值观/ 亚洲安全模式/ 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魏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029）。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25年第10期 第3-33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研究专项“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8VZT001)的阶段性成果。

 

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继2013年10月举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之后又一次最高层级的专题研究周边工作的会议。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周边工作，指出“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②“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从亚洲做起”。④在上述两次会议召开前后，习近平主席都对周边进行了国事访问，展现了周边外交顶层设计和系列行动，成为中国周边外交历程上的两个里程碑。10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不断产生新理念、新实践和新成果，成为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具代表性的领域之一，也构成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周边外交研究的进展如何？中国周边环境面临怎样的变化？从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来看，周边战略定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周边外交理念有哪些重大创新？会后习近平主席赴周边国家展开的元首外交以及近期在不同方向上采取的周边外交系列行动体现了中国在周边外交重大实践上哪些新方向和新动向？本文尝试从学理上对中央关于周边外交的战略定位、创新理念和重大实践进行系统阐释和梳理，以深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党的外交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一、中国周边外交研究进展

结合上述研究问题，笔者以“周边外交”为主题，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了2013年1月至2025年7月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和《国际问题研究》上的论文。时间段的选择以上述两次会议召开的年度为基准，期刊选择主要考虑在外交和周边议题方面的权威性。⑤经检索共找到学术论文45篇，从发表年度来看，2014年和2015年发表显著增多，分别为13篇和9篇，其他年份发表则为1—4篇。通过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可以看出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东盟国家、地区经济、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一带一路”和周边战略等领域，国家安全和中美关系也是聚焦度较高的研究议题。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本部分就上述文献中的周边外交创新理念、战略行动与研究议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一)从亲诚惠容到命运共同体

学界对周边外交理念创新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亲诚惠容”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研究阐释上。对于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阐释和解读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关系中的伦理与情感以及国际战略三个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亲诚惠容理念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价值观和道义原则。该理念的提出说明中国在国力增强的同时，更加重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伦理与道义，重视对周边国家的情感投入以及周边外交的感召力。⑥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理念体现了更多惠及周边的战略指向，在承认中国是地区经济强国和注重合作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单向度给予周边国家更多实惠，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利益融合和更高质量的周边关系。⑦

对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学术探讨包括理念阐释、建设路径以及结合周边热点问题开展的经验研究等。如刘振民指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包括以共同发展作为核心要义、以互信协作维护安全环境、以开放包容推进机制建设、以文化互鉴凝聚理念共识、以和衷共济强化感情纽带五大内涵。⑧张蕴岭认为，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周边区域观的回归，周边不再是安全威胁的来源，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发挥大国作用、提升国际地位的重点和首要选择，是中国增进发展与安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战略依托。⑨学界主要聚焦命运共同体的类型和构建路径进行分析。有学者将命运共同体分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四类，并提出安全共同体建设是关键，涉及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观念竞争，应运筹好周边安全战略，通过制度协调和大国协调逐步推进实现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长远目标。⑩也有学者强调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双向互构过程，其中情感联系是关键。(11)在经验和实证研究方面，不少学者运用命运共同体框架展开了对双边关系与地区秩序的研究。(12)

(二)元首外交、伙伴关系、制度创新与边疆治理

在周边外交创新战略方面，相关研究聚焦于元首外交、伙伴关系、制度创新和边疆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元首外交引领方向，这是中国周边外交最为重要的战略行动。以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为里程碑，习近平主席率先践行亲诚惠容理念，率先践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同周边国家“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的承诺，不断加强元首外交对周边外交的引领，突出周边外交在外交全局和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13)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举措。中国构建的周边伙伴关系网络基于平等协商和互利合作，不针对第三方，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多层级的特点。伙伴关系网络的内部协调和聚合程度相对较低，条约化和约束程度较弱，但合作过程的开放程度较高，包括领域开放和成员开放；伙伴关系网络具有多元多层的特点，既体现了亲疏认同，也体现了在不同领域的务实选择。有研究指出，周边伙伴关系网络在落实周边政策、制约域外力量和管控重点问题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14)中国与东盟和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是构建周边伙伴关系网络的典型实践，伙伴关系的升级强化提升了地区关系网络的韧性，构建了稳定、发展与合作的良好周边环境。(15)

中国在周边开展的国际制度实践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2013年以来中国在东亚地区开展了积极主动的系统性制度治理实践。这一实践以发展导向、循序渐进、多层互动和平等包容为特征，充分利用地区制度平台，聚焦地区经济合作和非传统安全合作，进而通过制度转移、重构和创新，有效增加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完善地区治理。(16)从上海合作组织扩容和澜湄机制建设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谈判并正式生效，再加上东盟与中日韩等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不断丰富和深化，周边成为中国开展多边经济合作和国际制度创新实践的示范区域，为营造和平稳定友好的周边环境、塑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17)

边疆开发和治理是经略周边的一个重要维度。边疆开发及其对周边接壤国家的开放兼具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是构建周边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有学者提出，边疆发展受国家间关系和央地关系两个层次的关系影响，政治关系和政治建制是影响边疆开发的重要因素。(18)边疆开发与沿边开放形成内外联动，相关研究议题和倡议包括扩大沿边开放、充分发挥地方能动性以及打造次区域经济共同体等。(19)此外，跨境区域发展进程中的边境治理日益重要，需要政治、经济和安全多措并举，双边和多边机制建设齐头并进，平衡好制度型开放与跨境流动监管。(20)

(三)周边外交重点研究议程

周边外交的重点研究议程主要包括周边外交大战略、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以及周边地区热点问题。有学者提出可构建“大周边外交战略”，实现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南太平洋六大板块联动，并统筹海上突破、积极西进、立足国内和外围拓展。与此同时，还应努力推进美国同盟体系和中国发展合作体系在周边地区的兼容并存，探讨东盟框架下的多元领导模式，建设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机制。(21)学界在如何争取周边国家的合作、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打造周边战略支撑方面主要存在两类观点：一是建议向周边国家明示战略目标、分享发展收益、提供安全承诺，并提供地区制度供给，同时还应尽力排除外部干扰，谨慎使用武力；(22)二是主张团结中等强国，努力构建多边网络化合作机制，以增强周边外交韧性，化解部分大国封堵遏制的图谋和压力，扩大周边外交的运筹空间。(23)

大国关系与周边关系的紧密联动和复杂互动是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鲜明特色。有学者提出，“大国是关键”与“周边是首要”互为前提，周边战略的成效对大国竞争过程产生重大影响，而大国战略的成效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周边外交的成败。(24)中国在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来自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双重压力，需要综合施策，将互利共赢、战略威慑和适度安抚相结合，兼顾大国与中小国家的不同利益关切，平衡平稳推进大国关系与周边关系，稳固周边战略环境。(25)

周边外交相关的重点研究问题还包括地缘政治和亚太地区秩序、传统安全和领土争端问题、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合作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等。相关研究主要是在国际关系范式下展开，本文不再展开具体评述。(26)

综上，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学界对周边外交新理念的学理阐释和相关战略与对策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集中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此后学术产出保持在相对平稳的状态。总体来看，中国周边已成为外交和国际关系学术研究高地。学界持续关注周边外交最新理念、周边创新战略行动和周边重大热点问题，学理研究与对策研究紧密关联、互相支持，与积极作为的中国周边外交形成呼应。与此同时，既有研究也存在“三多三少”的局限和不足：一是国际关系角度研究偏多，外交角度研究偏少；二是周边外交政策研究偏多，学理性研究偏少；三是周边外交理念阐释偏多，体系性学理性阐释偏少。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的召开对周边外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学界聚焦周边外交开展大讨论和系统深入研究。基于此，下文围绕周边战略环境和战略定位、周边外交的理念创新和战略行动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和进展展开了初步讨论。

二、周边战略环境演变

自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国周边战略环境持续发生重大复杂变化。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周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27)“最好的时期”体现在政治互信和利益融合上，“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则体现在制度创新与体系调整以及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下的周边安全态势复杂化上。

(一)命运共同体强化周边战略依托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8)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29)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持续贯彻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努力深化同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以及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最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在周边引发的多重复杂反应，对周边关系进行深层次调整，化解紧张因素，构建稳定和谐的周边战略环境。(30)最显著的进展是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形成两大命运共同体集群。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力图在双边层次上构建命运共同体，而且致力于通过多边机制在周边形成集群式命运共同体布局，点面兼顾，强化周边战略依托。

中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在乌克兰危机延宕升级、地区安全格局变动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亚自身的安全稳定以及与中国的战略合作直接影响到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近10多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同中亚五国的政治互信、务实合作与国际协作，逐步实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和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31)2013年，随着中塔、中土、中吉先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中亚五国全部进入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时代。到2023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伙伴关系全部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在双边层面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其中，2022年，六国元首共同宣布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哈达成构建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愿景，中乌宣布在双边层面践行命运共同体；(32)2023年，中土宣布在双边层面践行命运共同体，中塔宣布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中吉决心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33)与此同时，中国—中亚合作机制建设快速发展，为“两个全覆盖”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于2020年倡导建立中国—中亚机制，截至2025年6月已举行了2次峰会和6次外长会晤，建立了13个部长级合作平台，常设秘书处全面运行。在2025年召开的第二次峰会上，六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友好合作关系建设作为法律规则固定下来，表明中国同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达到新高度，(34)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法律基础，注入强大生命力。

中南半岛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域外大国不断强化在中南半岛的战略布局并加大资源投入，使之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中国发展与中南半岛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具有天然的地理、经济和文化优势。2015年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五国共同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2016年在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打造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35)此后，六国以“发展为先、平等协商、务实高效、开放包容”的澜湄精神，推进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以及互联互通、跨境经济、产能、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大优先领域的合作，战略互信持续加深。中柬、中老、中缅、中泰、中越先后宣布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全覆盖，明确了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成为彼此相互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36)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塑造有利周边战略环境的样板。

(二)发展对接促进周边利益融合

发展优先是中国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的有力抓手和宝贵经验。(37)周边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要合作伙伴和受益对象。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牵引，中国积极推进与周边发展战略对接，加大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资力度，推进贸易联通和产业合作。中国与周边25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38)以务实高效的合作机制和工作框架促进同周边国家的发展对接和利益融合，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与周边经济增长良性互动，分享发展红利，进一步强化战略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进一步构建稳定繁荣的周边战略环境。

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对接。在地区和多边层面，共建“一带一路”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东盟印太展望等有效对接，支持东亚一体化进程。在双边层面，共建“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土库曼斯坦“复兴丝绸之路”战略、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菲律宾“多建好建”规划和越南“两廊一圈”等多国发展战略实现对接。(39)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进经济走廊和国际骨干通道建设，打造连接亚洲各次区域的基础设施网络。在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方向上，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取得积极进展。中欧班列联通11个亚洲国家的100余个城市，中老铁路与雅万高铁正式通车，中俄黑河公路桥、同江铁路桥通车运营，中吉乌公路运输线路实现常态化运行，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全线贯通，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运行稳定，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建成投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网络化发展为周边地区经济注入新活力。据估算，中老铁路将使老挝总收入提高21%。(40)

中国秉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和产业合作，打造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周边发展格局。中国已成为周边1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以及周边国家重要的投资来源地。(41)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2025年5月，中国与东盟十国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有望进一步扩大开放，全面扩展新兴领域和新质生产力合作，为促进地区持久繁荣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中国与周边的产业合作深入推进，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优化布局，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核能与核技术以及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等新兴产业合作发展势头强劲，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园”和中白工业园等现代工业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

(三)制度创新推动治理体系变革

中国周边是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全球南方”集体崛起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近年来，面对国际社会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面对全球和地区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以及有效性和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不断创新地区合作机制，推动全球和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一是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框架下的地区合作；二是主动发起并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中国—中亚峰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机制，搭建跨领域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平台；三是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问题上贡献治理方案和力量。(4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是中国倡议发起的新型地区合作机制的典范。它遵循平衡开放包容的多边合作范式，始终坚持国际化、规范性和高标准运营，聚焦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破解投融资难题，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助力经济一体化和地区可持续发展。自2015年成立以来，亚投行成员数量从最初的57个扩展到110个，成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最大的联合融资伙伴，与100多家国际组织、地区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和慈善组织等建立了合作关系。10年来，亚投行已批准项目322个，批准融资总额超600亿美元，带动2000多亿美元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惠及38个亚洲域内外成员，多个项目成为国际合作典范。如印度尼西亚2.16亿美元贷款的贫民窟改造项目使970万居民受益；在乌兹别克斯坦投入的2.48亿美元帮助当地66万居民获得了清洁饮用水；在孟加拉国推动气候导向政策性融资落地，支持当地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升抗灾能力。截至2024年年底，亚投行投资支持的交通基础设施超过5.1万千米，惠及人口超过4.1亿。(43)亚投行的成功实践不仅弥补了全球基建缺口，推动地区和世界可持续发展，而且有效提升了全球发展治理效能，推进了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变革，体现了周边制度创新与世界体系变革的有效联动。(44)

(四)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导致周边安全态势复杂化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际战略格局、综合国力竞争和全球治理体系发生了复杂变化，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霸权体系护持与国际力量多极化进程形成国际体系演变的巨大张力。随着零和博弈回归、地缘政治回潮、阵营加速分化，全球安全机制和安全治理失灵，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同时加剧，地区冲突频发，国际安全稳定十分脆弱。在发展合作领域，国家安全概念遭到滥用，出现发展政治化、经济安全化和贸易武器化的态势。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战、“长臂管辖”和极限施压等举措严重冲击多边贸易机制和秩序，加剧了国际经贸区域化和碎片化，全球发展失衡，经济增长低迷。(45)

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导致周边安全态势复杂化。首先，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呈现长期化、全面化和阵营化态势。在周边体现为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和东亚经济一体化格局的重塑以及小多边安全安排和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强化。其次，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其他地区冲突产生外溢效应，严重影响到全球能源供应和粮食产业链、全球大国关系、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关系、领土主权等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以及国际规则和制度治理的有效性等，世界更加不稳定不确定。在中国周边，安全格局与发展格局也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迫使周边中小国家深刻认识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脆弱性。周边国家一方面面临更大的选边站队压力，对冲策略的使用范围呈扩大之势；(46)另一方面抱团取暖、联合自强、寻求多维度支持的力度加大，动荡和不确定感增强，合作信心及对大国的战略信任削弱。(47)最后，周边热点问题干扰了地区合作进程，在全球不稳定和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的管控难度日益加大。(48)在西北方向，中亚国家面临复杂、多元和联动的内外安全挑战，阿富汗则长期战乱、冲突频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地区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冲击。(49)在东南亚方向，南海问题成为域外大国干预和进行地区战略安全布局的抓手，再加上受菲律宾等国复杂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紧张态势时有发生。缅甸局势变化导致缅北小规模军事冲突和影响外溢，柬泰边境再次爆发冲突。在东北亚方向，美国持续在安全和贸易问题上向日韩施压，三方战略协调和安全同盟关系进一步捆绑，朝鲜半岛安全平衡十分脆弱。

三、周边战略定位再提升

面对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的周边工作重大进展和周边战略环境复杂变化，如何定位周边是周边工作部署首先需要确定的问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周边在中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具有重要作用。(50)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和提升了周边的战略定位，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51)本次会议还强调，“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52)

(一)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

首先，周边具有良好基础，可以开展更大范围、更加可持续的高水平经济合作，实现长期稳定发展。中国周边已形成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澜湄合作、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机制、中日韩合作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在内的制度化合作网络，奠定了地区融合发展的制度化基础。中国和东盟等亚洲经济体持续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在经济增长、贸易、创新、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和东盟是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亚洲经济体。据估算，2025年亚洲加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5%。分区域来看，2025年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分别为4.3%、5.9%、5.0%和2.9%。亚洲仍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53)

其次，坚持扩大开放，加强互联互通，中国与周边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市场，可以获得重大市场机遇，释放经济活力和倍增效应。中国是周边1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亚洲国家重要的投资来源地。2024年，东盟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6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6.9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9%。韩国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韩贸易总值为2.33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5.3%。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总值也超过2万亿元。(54)中国和湄公河五国贸易额达4370亿美元，增长125%。地区基础设施加强软硬联通，产供链合作向纵深发展。(55)2024年中国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达到512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地区深度互联互通格局正在形成。(5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整合区域内自贸协定安排、优化资源配置，展现了亚洲国家扩大开放、加强合作的决心。2024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参与国区域内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约3%，大部分成员区域内贸易额实现同比增长。(57)

最后，中国与周边具有产业合作基础，可以共享资源、相互赋能，增强产业效能和持续发展动能。有研究显示，亚洲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2023年在全球中间品贸易占比41.17%。中国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中心。2023年在全球贸易量最大的22种中间品中，中国有20种产品保持领先。(58)中国已成为亚洲地区生产网络和市场网络的中心，与周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已开始发生产业结构和分工的规模性调整。中国企业强化技术升级和产业链整合，部分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周边国家开始承接中国制造中心的部分功能，为构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奠定了良好基础。(59)

(二)周边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

当前，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家安全重大风险中的三大风险——外部遏制风险、“台独”分裂风险和暴恐活动风险(60)——都与周边密切关联，需要与周边合作防范。

首先，由于周边是大国利益交织最密集、互动最频繁、战略博弈最激烈的地区，政治颠覆、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等外部遏制往往直接部署在周边。在政治上，中亚和中南半岛虽然是两个周边命运共同体集群，但其中一些国家同时反复面临“颜色革命”威胁和政权安全风险。此类风险具有较强的传导性和外溢效应，可能导致次地区动荡，甚至会直接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在经济上，自20世纪以来，经济和技术是美国维护海外均势的优先选项。(61)当前，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大国经济方略的竞争异常激烈，地区和次地区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塑造以及大国间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博弈斗争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安全。在军事上，冷战时期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提出的遏制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在东亚实施“要点”防御战略，通过保卫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等岛屿“要点”来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和东亚战略稳定。(62)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加强了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强化双边安全同盟和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升级“要点”防御，以南海争端和台海分裂势力为抓手，寻求东海、黄海、南海和台海联动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贯通，实施对华军事威慑和遏制。

其次，暴恐活动风险在周边尤为突出。一是周边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恐怖主义势力在动荡国家和地区趁乱坐大，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近年来，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罗斯和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均遭遇不同程度的恐怖袭击；“伊斯兰国”的南亚分支“呼罗珊省”死灰复燃并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向中亚和欧洲扩散，成为当前最活跃、危害性最大的国际恐怖组织。(63)二是暴恐活动风险具有极强的内外联动性。境外恐怖主义活动和暴恐极端思想往往通过周边向中国境内延伸和渗透。三是周边是中国经济合作最为活跃和海外利益相对集中的地区，极易产生恐怖袭击风险，威胁中国海外公民、机构与项目安全。巴基斯坦是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最集中的周边国家。中国在巴公民和企业频繁遭受巴基斯坦塔利班、“俾路支解放军”和“俾路支解放阵线”等当地恐怖组织袭击，且袭击活动越来越呈现暴力化和无序化特点，不确定性强、破坏性大，导致中国在巴利益面临巨大风险。(64)因此，周边是中国参与和深化国际反恐合作的重点区域，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专门提出要“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65)

(三)周边是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

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中国外交工作布局遵循“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原则。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将“周边是首要”进一步提升为“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强化了周边的战略重要性和全局首要性。这一表述强调，周边关涉整个外交全局，且在外交整体战略谋划、策略制定和资源调动方面占据首要地位。无论是从管理大国关系和开展与“全球南方”的合作还是从推进和用好多边外交来看，都要考虑到周边与全局的关联，甚至首先要从周边来谋划和切入，充分调动和运筹好周边，进而把握战略主动。

“周边是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这一定位要从两个维度来认识和操作：一是前提和背景，二是周边运筹的具体逻辑。首先，这一定位的前提和背景是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主要体现在发展格局、安全格局和体系变局上。发展与安全不仅仅涉及相关物质力量对比，而且涉及议程、规则和制度的主导权。从亚太、中亚到西亚和南亚的中国周边是全球性大国力量交织和战略投入最为密集、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体现得最为显著的地区，也是大国在发展与安全的议程设置、标准和规则制定以及制度建设方面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在中国周边，发展与安全合作逐步形成多元多重制度化网络态势，全球性大国嵌入缠绕在网络过程中，既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网中，又在强化各自的发展、安全和治理模式与体系，试图主导大变局的方向。换言之，周边落子，意在全球。其次，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周边运筹的大逻辑得以显现，即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因此，中国以集群式周边命运共同体强化战略依托，应对冷战思维推动下可能形成的阵营对抗；以多个双边和小多边自贸安排、《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为代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战的冲击，从周边着手维护和强化自由贸易体系，塑造全球贸易格局；以布局地区产业链供应链来规模性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和分工，加强地区产业合作尤其是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应对“脱钩断链”的冲击；以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澜湄合作机制、中国—中亚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和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机制等地区机制的建设与扩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更大稳定性，谋求更好发展，同时提升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崛起中的话语权和制度权，推动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

(四)周边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旨在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66)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掷地有声地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周边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和优先方向，周边工作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路径来看，(67)周边是关键。第一个目标方向是推动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在实践路径上要求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各国经济联动融通，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增长。从上述要求来看，从周边推进的条件最成熟、可行性最强。第二个目标方向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践路径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与其他国家共谋和平、共促发展。这不仅仅是原则和政策宣示，而且要通过制度和实践予以落实。周边是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感受最为真切的地方，打破“国强必霸”逻辑的第一道检验就在周边。第三个目标方向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践的基础在于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伙伴关系，实现的关键因素在大国。大国应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大国之间要加强协调与合作，大国对小国要讲平等，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要找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实现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无论是伙伴关系网络、大国责任与大国相处之道，还是大小国家的互动，周边都提供了最为典型的场景，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先行区。第四个目标方向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践路径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冷战后，中国学习、参与和引领多边外交的实践主要发生在周边，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地区合作在南北两个方向上打开了多边外交的局面，提升了中国的议程、规则和制度建设能力，为积极参与和引领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做好了实践和能力上的准备。第五个目标方向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实践路径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周边在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呈现多元多样的特点，因而在价值观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承认和尊重差异，各美其美，求同存异，照顾舒适度，寻求最大公约数就是聚焦共同价值的过程。东盟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就是最好的例子。正是因为坚持东盟方式，尊重差异、弘扬和平繁荣进步的地区共同价值才使得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进程保持活力，并将各大国纳入其中，化解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体系压力，实现了大国和地区的同步增长。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上，周边具有较好的基础，可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

四、周边外交理念再创新

在战略环境更加复杂、全球周边战略联动、周边战略定位再提升的情况下，周边外交需要创新思维和创新理念。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68)这段话体现了周边外交理念在家园观、价值观和安全观三方面的重要创新，这三方面的创新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实践，既体现了价值理念的地方性，又具备普遍性意义。

(一)“五大家园”观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要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五大家园”是对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具象化，使之成为有形、鲜活和带有亲情血缘关系的具体目标，体现了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系性、过程性和实践性。

在2021年11月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和东盟共同宣布建立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五大家园”，即和平家园、安宁家园、繁荣家园、美丽家园和友好家园。共建和平家园主要是指做地区和平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友好协商，共同维护地区持久和平。共建安宁家园基于普遍安全才是真正安全的理念，强调双方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深化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建繁荣家园是指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地区均衡包容发展。共建美丽家园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基础，提出应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农业绿色发展和海洋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合作。共建友好家园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交流互鉴，提出要用好地区多元文化特色和优势，加强人文交流。(69)此后，中国和东盟全面战略合作进入快车道，共建“五大家园”取得重要成果，成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先进实践。

“五大家园”观使命运共同体成为具象化的建设过程，有了具体的建设方向和目标，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印记。天下和合、共为一家的美好理想，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天地万物保持最大的和合、和谐，和实生物，使天下万国大和、安宁的共同体的意愿得以实现。”(70)天下秩序的普遍原则首先是“世界内部化”，即把相互冲突的国家、宗教或文明都变成世界的内部关系，从而消除不可兼容的异己外部性，将因难以调和而形成致命冲突的外部矛盾转化为“共同秩序下的可控矛盾”。(71)天下和合、天下一家和天下体系的具象化想象就是家园。家园不仅是具有物质基础的物理存在，而且是由血缘亲情界定的关系性存在。世界内部化和天下一家只有通过“家园”建设实现，家园建设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

“五大家园”突出了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系性、过程性和实践性。没有关系，不成“家园”。世界的存在是关系性的，是由流动的关系构成的，(72)家园是具象化的关系体系和关系实践。关系性生发于中华文化背景知识。关系世界具有三重意涵：其一，自我存在、他者存在和共同存在是同时共在的；其二，自我身份是在关系之中并通过关系运动建构的；其三，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集体利益是密不可分的。(73)基于关系本体产生了关系理性，即“互相敌对最小化优先于自私利益最大化，或者说，共同安全的最大化优先于排他策略的最大化，并且，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优先于排他利益的最大化”。(74)因此，制度安排要求“所有人的利益共轭增长”，即每个人的利益增长与他人的利益增长存在着互相蕴含的关系。(75)家园、天下和命运共同体逻辑统一，家园成为具象的表达以及可以践行的实践。

世界是由流动的关系构成的，命运共同体和家园建设是过程性的。实践塑造关系，打造家园，成就命运共同体。过程性有两层含义：一是过程就是结果本身，甚至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因此共同体不是一个乌托邦，它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的家园建设过程中，甚至可以说这个过程要比达成特定目标更重要，因为家园建设过程决定了家园的性质和质量。二是从具体实在的实践过程来看，家园和共同体建设是分阶段的，有终极目标、阶段性目标和具体政策行动的目标。有学者提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性目标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政策目标是建设“五个世界”。(76)“五个世界”同“五大家园”存在有机联系。进而，命运共同体和家园建设是一项国际实践，参与方共同构成实践共同体，重复参与产生绩效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塑造身份和社会结构。(77)中国与东盟在东亚多个框架下的合作、双方伙伴关系的不断升级和“五大家园”建设的启动与实施共同构成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家园认同不断累积，中国与多个东盟国家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成为“五大家园”生动实践的范例。

(二)亚洲价值观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系统提出了亚洲价值观，指出周边工作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78)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中国倡导的亚洲价值观既发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包容亚洲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价值理念，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追求。(79)亚洲价值观是周边外交的重大理论创新，不仅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而且能够形成学理体系和学术对话，既是地方规范和实践，又具有普遍意义。

当代关于亚洲价值观的倡议和讨论是伴随亚洲国家主权独立、经济腾飞而产生的。1954年12月，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为“亚非会议十原则”，并被凝练为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成为指导很多新近独立的亚洲国家政治外交实践的价值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为贵”的价值传统，也契合了印度和缅甸等亚洲国家慈善、仁爱、和平的价值理念，不仅成为战后亚洲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并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指导国家间交往的普遍原则。(80)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实现了经济腾飞。西方学者和媒体认为，它们的成功得益于东亚国家的家长制文化和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儒家文化传统，并将这种文化传统称为亚洲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领导人都倡导过亚洲价值观。李光耀推崇儒家伦理，认为东亚儒家社会与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儒家社会重视家庭和社会的价值，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需求，提倡诚信仁和勤俭奋斗，强调权威、秩序与和谐的重要性。(8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价值观受到冲击。韩国外交部前部长韩升洲(Han Sung-Joo)指出，亚洲价值观仍将继续指导亚洲国家的行为并在亚洲经济发展中发挥突出作用，有选择地合理运用亚洲价值观可以帮助亚洲国家度过危机。(82)可见，主权独立和经济发展是亚洲价值观生成的基础条件，传统文化和实践是亚洲价值观的思想来源。亚洲价值观既带有重视集体、尊重长辈、强调协商等亚洲传统文化特色，又包含一些勤俭奋斗等人类普遍持有的价值原则。(83)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则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周边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国与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指导原则，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内核。“和合”的传统理念贯穿于亚洲各国古往今来的相处之中，受到亚洲不同文明和宗教的推崇。和平是首要价值追求，不仅因为近代以来饱受西方武力殖民和战争之苦使亚洲人民格外珍视和平，而且是一种宣示，表明崛起的亚洲和复兴的中国将和平运用自己的力量。因为亚洲价值观的真正突破在于东亚经济发展奇迹，所以物质力量的运用尤其是中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后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成为世界关注的首要价值观问题。合作是共存之道以及持续发展进步之道。冷战后，全球实现经济增速年均超6%的国家和地区有24个，其中亚洲地区国家16个。2023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占亚洲经济的40%，亚洲47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47%。东亚经济奇迹已扩展到包括中亚、西亚和南亚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84)这一发展与冷战后亚洲地区合作组织的快速增长相契合，说明合作促增长已成为地区价值共识。开放是亚洲经济活力的源头，亚洲地区合作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这一原则最早用于指导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实践，要求尽可能扩大单边自由化、减少对非成员壁垒以及在对等基础上把自由化措施向域外非成员扩展等。(85)后来开放的地区主义成为指导地区合作的一般性原则，意指成员开放、过程开放和结果开放。成员开放是指合作基于自愿原则，不设硬性门槛，域内外国家和组织都可以参加；过程开放是指非正式偏好和最小制度化；结果开放是指合作往往不预设特定的目标和结果，维护合作过程本身被认为比达成特定结果更为重要。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就是开放地区主义的典型案例。包容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中华文明具有丰富的内在多元性，呈现出时代和地区差异，但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包容性，中华民族一直对不同文化采取包容的态度，允许不同文化共存共荣。(86)包容也是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经验，强调尊重和维护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东盟发展进程就是亚洲包容文化的具体体现，东盟方式中的照顾舒适度原则实际上就是包容原则。

(三)亚洲安全模式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了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是亚洲安全观的再创新。中国的安全观是在地区安全合作进程中提出并不断发展的。2002年，中国向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提交立场文件，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87)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强调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可持续安全。(88)2022年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创新性地阐释了发展安全规范和共同安全规范，强调发展与安全并重、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89)此次提出的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则是对如何认知安全威胁、如何发现共同安全利益、如何实现共同安全的系统回答，是关照中国与周边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地区安全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和政策指向。

“安危与共”是对中国与周边“命运与共”的显性表达，高度凝练地点出了中国与周边在安全问题上的互系性，是整体性与合作进化的安全观。安危与共包含三个维度的安全意涵，可以从三对关系上去理解：一是自我安全和他者安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关于安全困境的假定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对话中具有潜移默化的压倒性影响力，即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一国安全将导致他国不安全。(90)这一假定隐含的是国际安全的二元性、零和性和对抗性。“安危与共”突破了这一假定，表达的是安与危互系、自我与他者互系。在中国与周边互联互通加速建设的时代，风险威胁的跨国性和联动性、安全的不可分性日益突显，安全相互依赖持续深化。国内动荡和局部冲突、非传统安全威胁、大国战略竞争和对抗升级，地区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91)中国与周边共同处于一个日益紧密的地区安全网络中，安危与共、福祸相依，不仅不能以他者安全为代价强化自己的安全，而且要以相互成就安全来保障共同安全。二是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绝对安全就是安全最大化，通过全面且无限扩大自身对其他行为体的力量优势消除不确定的或潜在的威胁，确保自身安全；相对安全是谋求安全上的相对优势，追求有限度的、局部优势能力和有限的安全冗余以保障安全。(92)二者都属于安全二元论，是主客对立对抗的安全思维。“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最终会贻害自己。”(93)没有所谓绝对安全，以对抗对立的方式谋求单方面安全只能导致不安全。安危与共强调安全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三是斗争安全与合作安全。在二元对抗的安全思维下，安全利益是零和性质的，获取安全的方式是斗争和支配。而在安危与共的安全思维下，安全是互系与整体性的，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共同安全利益的最大化。

“求同存异”是包容原则，也是如何在多元多样安全诉求中发现和聚焦共同利益、推进安全合作的政策指南。这一原则基于“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思想和国际体系观，是中国和周边推进地区合作的经验总结和最佳实践。1955年，中国领导人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指出尽管各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不妨碍求同和团结，应在共同基础上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其中，了解和尊重不同意见是“存异”，是对多元多样的尊重和对不同意见的包容；在共同基础上的“求同”是对差异的协调，是寻求共同点和最大公约数。求同存异对聚焦反殖民主义和发展、凝聚共识、形成亚非会议十原则起到了关键作用。(94)求同存异的重要前提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顾不同方面的合理安全关切。在周边安全合作实践中，各方努力寻找和扩大共同利益，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同时也尊重不同方面的不同关切，允许各方保留自己的立场。东盟方式中的“照顾舒适度”和“协商一致”就是求同存异。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多元多重多维架构和循序渐进推进合作的方式是求同存异的具体体现，赋予地区进程以活力。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进程中，各方都尊重和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制度架构，但同时也相互尊重彼此合理关切，允许不同的安全倡议和不同的制度安排在不同的领域平行推进。中国与周边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合作，亦即在共同利益重合度高、基础好和条件成熟的领域首先开展合作，不强求合作的速度和效率，而是注重在合作中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和共同利益基础，进而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打开局面。

“对话协商”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增进沟通、积累互信、塑造地区安全文化的主导实践，主要形式包括正式的政治谈判和磋商以及非正式的双多边对话和“清谈”。(95)对话协商规范基于对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这一选项的坚决反对和摒弃，主张通过沟通交流增进理解和互信，通过友好协商化解矛盾和分歧，找到利益汇集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通过持续开展上述实践塑造合作的文化和相互认同。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既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也难免有现实利益矛盾，但是中国始终坚持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沟通，平等对话协商，以化解矛盾、管控分歧，维护地区稳定合作发展大局。中国是周边环境最为复杂的全球性大国，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十分复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始终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解决边界问题旨在安定四邻，不是为了制造紧张，而是为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其二，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大国，始终可能面临周边国家的疑虑，我们既要坚定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又要有大国的样子，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友好协商和谈判，在和平共处方面做出示范。(96)中国通过谈判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12个陆上邻国和平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97)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关系实现了从猜疑和敌视到友好合作再到战略伙伴关系的转变，并由此带动东亚整体安全文化和战略环境的改善，可谓对话协商的典型案例。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东盟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处理和解决海上争议。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通过，2013年“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启动，2014年中国支持文莱提出的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和解决海上争议、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双轨思路”。当菲律宾一再采取导致争议复杂化的行动时，中国仍然坚持通过谈判协商的和平方式妥善处理和解决领土边界纠纷和海洋权益。(98)当前，“南海行为准则”已完成案文三读，中国与东盟“谈南海问题越来越平和、越来越有信心”，将力争于2026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99)坚持对话协商有助于南海和平稳定，维护了中国—东盟关系大局和地区发展合作大局。

五、周边战略行动再升级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以“命运与共”为核心理念，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总体部署，标志着中国周边战略行动再次实现提质升级。会议要求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支持地区国家走稳自身发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深化发展融合，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扩大交往交流，便利人员往来”。(100)会后，习近平主席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展开2025年度元首外交首访，6月赴哈萨克斯坦出席中国—中亚峰会，8月31日至9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在天津召开。中国以行动宣示了“周边是首要”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纵观元首外交成果和中国在周边展开的一系列行动，可以看出在强化战略协作、深化发展融合、提升安全韧性等方面的周边工作新动向及其深远意义。

(一)强化战略协作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体系加速演变的大背景下，加强中国同周边关系的战略性是当前和未来周边工作的首要发力点，体现为提升战略关系的层级和制度化水平，扩展战略协作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战略关系的层级不断提高。以“命运与共”为核心，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性进一步加强。如中越宣布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示范；中国和马来西亚一致同意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中国和柬埔寨一致同意加快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越两国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中国“始终把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越南“始终把对华关系视为越南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对外政策的一贯主张、客观要求和头等优先”，并指出“这是双方的战略选择”。(101)中马两国发布的联合声明则强调，两国共建高水平战略性命运共同体，关乎地区前途命运和“全球南方”合作。(102)在中亚，中国同中亚五国实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双边和区域命运共同体“三个全覆盖”。习近平主席精辟概括并宣布了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深化互信、同声相应；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为核心要义的“中国—中亚精神”，(103)中国与中亚国家战略关系层级进一步提升。

其次，战略关系的制度化水平加强。中国更加注重与周边国家政治战略关系的制度建设。如中国同东盟出台《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104)作为指导双方合作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的行动指南。中越两国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要坚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政治引领，要加强两党合作交流机制，并将中越外交、国防、公安部门“3+3”战略对话机制明确为部长级。中柬决定建立外交部部长、国防部部长“2+2”战略对话机制。中马双方同意建立外交部与国防部“2+2”对话机制。在中亚，中国与中亚五国将“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全面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写进了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105)

最后，战略协作的广度和深度同步拓展。一是支持战略自主，相互提供战略依托。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支持自主选择和走稳自身发展道路。中越重申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对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马同意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中国支持马来西亚推进“昌明大马”治国理念；中国在与中亚五国的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规定，“支持彼此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支持彼此所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106)中国支持柬埔寨建设扶南德佐综合水利项目，在柬建成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体现了两国互为战略依托的坚定意愿。(107)二是与周边国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一国内政。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和中亚国家一致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台独”分裂行径。(108)三是妥善管控和解决分歧。中越两国发布的联合声明显示，两党两国高层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共识，强调“坚持通过友好协商，积极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符合《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的基本和长久解决办法，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行动，共同维护海上稳定”。(109)四是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开展更紧密的多边战略协作，共同抵御阵营对抗、反对单边主义。

(二)深化发展融合

在经济发展领域，中国与周边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受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战和滥施制裁的冲击，全球价值链动荡重构，地区经济一体化面临碎片化威胁，全球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加剧。发展合作在中国与周边的关系进程中始终处于优先位置。在当前形势下，发展合作面临新的重大挑战，未来方向是深化发展利益融合、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强化地区网络韧性和创新发展动能。

首先，提升地区经济一体化水平。中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为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持续提供有力支撑。当前地区经济一体化聚焦两个着力点：一是加强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相关协议的落实，并及时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二是推动全面有效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为有需要的东盟成员国实施该协定提供能力建设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使中国与日本和韩国建立了自贸协定关系，东亚国家之间市场开放度和贸易便利水平进一步提高，未来中日韩达成更高水平的自贸合作是大趋势，将带动亚洲经济进入新时代。此外，中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

其次，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一是加强周边陆海大通道建设。在中南半岛，中越红河界河公路大桥开工建设，中越铁路合作实现了扩容升级，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获得重要突破。依托铁路合作机制，中越将实现标准轨铁路全面联通，大大提升跨境运输能力，降低物流成本，使两国供应链无缝对接。与此同时，中柬将共同制定柬埔寨铁路网总体规划，确定重点合作项目。在海上东南亚，中马大力推进东海岸铁路和“两国双园”等“一带一路”旗舰项目，致力于将马来西亚重要港口打造成“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110)在中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启动实施，中哈加快推进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中塔公路二期关键路段开始实施改造，中国与中亚各国进一步深化中欧班列和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合作，推动各方利用土库曼斯坦巴什国际海港和阿克套国际贸易港进行货物运输，推动中亚地区成为连通欧亚大陆的“黄金十字路口”。(111)二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新加坡、韩国和新西兰等成员共同努力推动谈判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与东盟将“数字与人工智能合作”列入未来5年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包括促进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和安全等。中国与周边国家将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生活更好地加以融合，加快数字化战略转型，在数字服务税、数字平台责任、数据跨境流通等规则领域加大治理力度，为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112)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与周边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提质升级，亚洲将获得更加强劲的经济发展动能。

最后，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和创新发展。一是提高本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连通性和韧性。确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是中国和东盟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中的重要举措。二是寻求中国与周边的战略利益契合点，主动构建地区产业链，发挥亚洲在全球产业链网络体系中的中心作用，主动引导全球产业链重构。(113)中国和越南将加强经济战略对接，探讨开展跨境经济合作区模式试点，打造安全与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中马未来合作的一大亮点就是产供链和新质生产力，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数据链和人才链融合发展，共建新兴技术联合实验室。中国与柬埔寨等其他周边国家也签署了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协议。(114)三是加强前沿和新兴领域的合作，以创新驱动发展。中国与周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加强科技合作，加快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加大布局与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以及在前沿和新兴领域的技术合作，对于应对大国战略博弈意义重大。(115)

(三)提升安全韧性

在安全领域，中国周边面临传统安全与对非传统安全双重挑战。随着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体系深层次动荡，周边安全治理挑战愈加严峻。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上，中国逐步由发展优先、以经济发展合作和经济影响力塑造周边战略环境转向发展与安全并重，既以发展促安全，又联合周边国家加大对地区安全治理的投入，加强制度和平台建设，建设性介入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提升地区安全韧性。

首先，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分享发展机遇、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是中国打造周边战略环境的重要抓手以及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没有发展、不共享发展，就不可能有安宁家园。在发展方式上，中国采取发展与合作并行的方式，将援助、投资和贸易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积极向周边国家提供技术、经验、人力资源、优惠贷款和债务减免等援助和支持，找到潜在比较优势并通过产业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来激发和启动深度结构转型，(116)促进周边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不断开发和优化发展亚投行、丝路基金和全球发展倡议等公共产品、平台、项目和工具，持续壮大发展共同体，相互借力，提升发展效能。巴基斯坦和蒙古国等周边国家已与中国签署全球发展合作倡议双边合作文件。(117)中国根据柬埔寨需要制定了“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两份合作规划，助力柬埔寨打造现代化工业生产高地、提升农业科技化产业化水平。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期间，中柬双方签署了37份合作文件，将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人工智能、发展援助、海关检验检疫和卫生等领域合作，帮助柬埔寨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提升民众福祉和获得感。(118)

其次，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制度和平台建设。一是充分参与和依托现有地区安全机制，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例如，依托中国与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磋商，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进程，有效管控分歧，维护海上总体稳定；依托东盟地区论坛，参与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积极开展建立信任措施和预防性外交工作；依托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开展地区防务对话交流。二是在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加大投入，与周边国家共建新机制新平台，加大制度治理力度。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协定，成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及其信息安全中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和禁毒中心。四个安全中心揭牌落地标志着中国周边地区安全治理取得重大进展。(119)在西亚和南亚，可健全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安全对话，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加强打击跨国恐怖活动，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标本兼治、铲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120)在中南半岛，中国同澜湄机制成员国探索区域协调治理，围绕农业、水资源、环境保护和打击跨境犯罪等突出课题开展协调行动。中国与缅甸、老挝、泰国等开展联合行动打击网络赌博与电信诈骗跨国犯罪。在澜湄合作机制下推动建立海外公民安全保护合作平台，建立法律与司法交流合作机制，做实做强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121)

最后，建设性介入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在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这是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发挥大国责任的期待，也是中国补齐安全短板、提升战略信誉的有效切入点。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国积极展开穿梭外交，同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发起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坚持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立场，为推动危机早日政治解决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和外溢，中国提出加大人道救援力度、管控外溢影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呼吁各方就粮食、能源、金融、贸易以及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等问题加强合作，缓解人道危机，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122)2025年5月柬泰边境爆发冲突，7月冲突升级。中国秉持公道立场，在柬泰双方向中国通报边境情况后进行了调停和斡旋。中国提出希望两国边境实现可持续停火，尽快恢复正常状态；希望双方通过对话化解纷争，和平相处，共谋发展；支持东盟发挥积极作用，维护东盟团结；表示愿意根据当事方要求发挥建设性作用，包括为柬泰边境双方同意的区域扫雷等提供支持和帮助。(123)未来，中国有望在地区安全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强化地区稳定性和安全韧性。

六、结论

本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紧密结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从周边战略环境、周边战略定位、周边外交理念与周边战略行动四方面对新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开展了研究。在周边战略环境方面，本文从学理上论证了“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124)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召开的是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2025年召开的是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从周边外交工作到周边工作的转变，既表明中国经略周边的工作思路已经从周边外交拓展至各领域各方面的战略布局，(125)更为重要的是彰显了周边对于中国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运筹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参与和塑造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变革的战略意义。在外交理论创新方面，本文聚焦周边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家园”观、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安全模式展开讨论：“五大家园”具象化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印记，体现了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系性、过程性和实践性；亚洲价值观既发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包容亚洲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价值理念，很大程度上还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追求，兼具地方性和普遍性；亚洲安全模式是对如何实现共同安全的系统回答，也是关照中国与周边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地区安全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和政策指向。与此同时，本文讨论了周边外交在战略协作、发展融合和安全治理三大领域的新方向新动向，指出当前和未来周边工作的重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提升周边战略关系的层级和制度化水平，扩展战略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二是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产供链合作，创新发展动能；三是加强地区安全制度和平台建设，建设性介入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提升地区安全韧性。

中央高度重视周边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两次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相关会议，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重大倡议和制度创新也都是从周边发起并辐射至全球。百年变局下，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周边既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战略环境也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遭遇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中央聚焦“命运与共”，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牵引，再次提升周边战略定位、创新周边外交理念并升级周边重大战略行动，“周边是首要”的战略意义充分彰显。未来，随着大国战略博弈持续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延宕升级、国际体系深层次调整，周边的首要意义还将进一步强化。周边不仅是中国复兴的战略依托，也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应对全球不稳定不确定的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更成为中国主动塑造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力点和关键。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②《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7日。

③《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④《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载《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2日。

⑤搜索时间截至2025年7月31日。笔者同时通过主要的外文期刊数据库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搜索，但本部分不再对外文文献进行集中述评。主要原因在于集中讨论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的外文文献比较少，大多数与中国周边相关的外文文献主要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框架下探讨学术前沿和政策热点问题，如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南海问题等方面的研究。

⑥刘卿：《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第5—12页；邢丽菊：《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亲、诚、惠、容”为中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9—20页；尹继武：《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3期，第20页；刘博文：《中国对周边中小国家的情感投入——双向逻辑与双重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2期，第97—98页。

⑦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12、14页。

⑧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 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页。

⑨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20页。

⑩凌胜利：《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挑战与对策》，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5期，第33—48页。

(11)宋均营、虞少华：《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再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35—37页。

(12)王高阳：《从利益到认同的艰难转变：解构中日和解的“结构性缺陷”》，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6期，第92—123页；赵可金、翟大宇：《互联互通与外交关系——一项基于生态制度理论的中国外交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第106—107页；范佳睿、翟崑：《规范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1期，第4—25页。

(13)刘卿：《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第12—13页。

(14)刘博文、方长平：《周边伙伴关系网络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3期，第75—78、82页。

(15)黄冰：《伙伴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路径——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实践为例》，载《外交评论》，2023年第5期，第48—72页；魏玲：《伙伴关系再升级：东盟关切、中国责任与地区秩序》，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6期，第32—53页。

(16)王明国：《制度实践与中国的东亚区域治理》，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第86、116页。

(17)王俊生：《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展、启示与深化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6期，第12—13页：王梓元：《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1期，第69页；陈小鼎：《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第55页。

(18)赵可金：《中国边疆开发与周边政治经济学——以内蒙古呼伦贝尔沿边开发及其对蒙俄开放为例》，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6期，第4页。

(19)宋国友：《中国周边经济外交：机制协调与策略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42页。

(20)李志斐：《跨境区域化发展与新时代中国边境安全治理》，载《外交评论》，2024年第6期，第1页。

(21)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25页；祁怀高：《新中国70年周边多边外交的历程、特点与挑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6期，第43页。

(22)顾炜：《地区战略与大国崛起时对周边小国的争夺——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40页。

(23)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30—40页。

(24)王传剑：《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2期，第26页。

(25)周方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第28页；江瑞平：《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5期，第1—18页。

(26)这几个领域的研究在中外期刊发文都较多。此处仅以在前述四大期刊以“周边外交”为关键词检索到的相关文献举例，参见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16—35页；左希迎：《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动员》，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35—54页；王传剑：《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2期，第4—26页；边永民、陈刚：《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中国在国际河流利用中的义务》，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17—29页；李志斐：《水问题与国际关系：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的分析》，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108—118页；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2—57页；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104—132页；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38—155页。

(27)《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

(28)《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29)《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30)Zhang Yunling,"China and Its Neighbourhood:Transformation,Challenges and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2,No.4,2016,pp.835-848.

(31)《携手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23年5月20日。

(32)《习近平主持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 强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22年1月26日；《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载《人民日报》，2022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22年9月16日。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23年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23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23年5月19日。

(34)《弘扬中国—中亚精神，致力永久睦邻友好——习近平主席赴哈萨克斯坦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入，前景更加广阔》，载《人民日报》，2025年6月19日。

(35)《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打造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6年3月24日。

(36)王毅：《澜湄合作10年历程硕果累累》，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508/t20250815_11690606.shtml。

(37)Ling Wei,"Developmental Peace in East Asi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6,No.1,2020,pp.189-209.

(38)《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迈向现代化——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载《人民日报》，2025年5月2日。

(3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页。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第53页。

(41)《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

(42)王毅：《与时俱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载《学习时报》，2025年8月20日。

(43)《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多边力量——亚投行十年发展观察》，http://gffgga93b60c585e34cd1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fortune/20250624/113d7cc9a1f143c08560dbd19eadfeac/c.html。

(44)Matthew D.Stephen and David Skidmore,"The AIIB i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2,No.1,2019,pp.61-91.

(45)陈一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载《求是》，2025年第8期，第62—67页。

(46)随着大国竞争态势加剧，不确定性加强，对冲策略在中小国家中呈扩散之势。近年来，对冲策略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并取得了显著进展，新近研究参见Xuan Dung Phan,"Vietnam's Hedging amid U.S.-China Mekong Rivalry:Risk Management Under Uncertainties," The Pacific Review,Vol.38,No.4,2025,pp.646-674。

(47)大国竞争和不确定形势下的中等国家外交策略也是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新近研究参见Soon-Ok Shin,"Steering a Middle Path in Sino-US Rivalry:Contending Middlepowerism and South Korea's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2025,DOI:10.1093/irap/lcae013。

(48)周方银：《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载《当代世界》，2024年第3期，第16—21页。

(49)孙壮志：《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路径》，载《当代世界》，2024年第7期，第7—12页；曾向红、杜佳明：《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践行全球安全倡议评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年第3期，第129—131页；汤中超：《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内涵、进展与优化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25年第3期，第31—33页。

(50)《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51)《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

(52)《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

(53)《亚洲仍将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引擎》，http://gffggd9beb17398024b17h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cj/2025/03/1938212.shtml。

(5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6)2024年12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人民币)》，http://gffgg494da0fc21964a1ah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5/6312779/index.html；《2024年中国前四大贸易伙伴》，http://gffgg80d4ba440cec461bh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ndex.php?c=show&id=8611。

(55)王毅：《澜湄合作10年历程硕果累累》，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508/t20250815_11690606.shtml。

(56)王毅：《鉴往知来，携手推进上海合作组织高质量发展——写在天津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载《人民日报》，2025年8月30日。

(57)《亚洲仍将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引擎》，http://gffggd9beb17398024b17h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cj/2025/03/1938212.shtml。

(58)《亚洲仍将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引擎》，http://gffggd9beb17398024b17h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cj/2025/03/1938212.shtml。

(59)张中元：《中国与周边国家产供链合作新图景》，http://gffgg1eeb77f29929471b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jgc/mhgj/202506/t20250611_5878601.shtml。

(60)陈一新列举了政治安全风险、外部遏制风险、“台独”分裂风险、暴恐活动风险和间谍窃密风险五类国家安全重大风险。参见陈一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载《求是》，2025年第8期，第62—67页。

(61)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时殷弘译：《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65页。

(62)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65页。

(63)吴莼思等：《中国周边安全风险：评估与防控》，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传播中心研究报告，2025年2月，第25页。

(64)吴莼思等：《中国周边安全风险：评估与防控》，第26页。

(6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6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页。

(67)有关五大目标方向和实现路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第24—31页。

(68)《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

(69)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3日。

(70)张立文：《中华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光明日报》，2017年11月6日。

(71)赵汀阳：《天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第106页。

(72)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3—144页。

(73)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前言，第5页。

(74)赵汀阳：《天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第106页。

(75)赵汀阳：《天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第106页。

(76)李向阳等：《亚洲命运共同体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25年版，第23—25页。

(77)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International Practices: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6-8.

(78)《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

(79)李向阳等：《亚洲命运共同体研究》，第54页。

(80)杨洁勉、张笑吟：《从万隆会议的亚洲价值观到新时代亚洲命运共同体：理论进步和时代意义》，载《国际观察》，2025年第2期，第47—48页；吴志成、徐信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载《欧洲研究》，2024年第6期，第2—5页；魏玲：《新中国周边外交70年：继承与创新》，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第5—6页。

(81)秦丽莉：《亚洲文化价值观的历史变迁》，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4页；董淮平：《东亚社会的现实选择：析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第69—72页。

(82)Han Sung-Joo,ed.,Changing Values in Asia:Their Impact on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1999,p.4.

(83)袁明：《从亚洲价值观谈起》，载《世界知识》，2000年第20期，第22页。

(84)李向阳等：《亚洲命运共同体研究》，第88—89页。

(85)周涛：《“开放的地区主义”释义》，载《国际商务研究》，1998年第5期，第31—34页。

(86)葛剑雄、孟刚选编：《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07—127页。

(87)《中国向东盟论坛提交新安全观立场文件》，载《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

(88)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89)《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载《人民日报》，2023年2月22日。

(90)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142页。

(91)黄大慧：《打造“亚洲安全模式”的战略聚焦与实践路径》，载《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5期，第34—35页。

(92)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7—148页。

(93)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

(94)魏玲：《新中国周边外交70年：继承与创新》，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第3—4页。

(95)魏玲：《关系、网络与合作实践：清谈如何产生效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第39—58页。

(96)《新中国对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主张》，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200011/t20001107_7950040.shtml。

(97)《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5日。

(9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99)《王毅在结束出席东亚合作年度系列外长会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507/t20250712_11669906.shtml。

(100)《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

(10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6日。

(10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关于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8日。

(103)《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致力永久睦邻友好——习近平主席赴哈萨克斯坦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入，前景更加广阔》，载《人民日报》，2025年6月19日。

(104)《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jbzhd/202508/P020250829826265881620.pdf。

(105)《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载《人民日报》，2025年6月18日。

(106)《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载《人民日报》，2025年6月18日。

(107)《亲诚惠容行大道，命运与共开新篇——习近平主席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树立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9日。

(108)除以上声明和条约外，还可参见《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阿斯塔纳宣言》，载《人民日报》，2025年6月18日。

(109)《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6日。

(110)《亲诚惠容行大道，命运与共开新篇——习近平主席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树立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9日。

(111)《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致力永久睦邻友好——习近平主席赴哈萨克斯坦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入，前景更加广阔》，载《人民日报》，2025年6月19日。

(112)李向阳等：《亚洲命运共同体研究》，第197页。

(113)李向阳等：《亚洲命运共同体研究》，第230页。

(114)《亲诚惠容行大道，命运与共开新篇——习近平主席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树立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9日。

(115)Andrew B.Kennedy and Darren J.Lim,"The Innovation Imperative:Technology and US-China Rival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No.3,2018,pp.553-572.

(116)李向阳等：《亚洲命运共同体研究》，第214—217页。

(117)徐步、王嘉珮：《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引领世界前进方向——写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召开一周年之际》，载《光明日报》，2023年6月25日。

(118)《亲诚惠容行大道，命运与共开新篇——习近平主席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树立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9日。

(119)《王毅介绍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八大成果》，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202509/t20250901_11699855.shtml。

(120)《中阿巴外长举行第六次对话》，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508/t20250821_11693303.shtml。

(121)王毅：《澜湄合作下一个10年前景可期》，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508/t20250815_11690612.shtml。

(122)《耿爽大使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http://gffggd813626a480f41f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hyyfy/202509/t20250924_11714501.htm。

(123)《王毅在结束出席东亚合作年度系列外长会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507/t20250712_11669906.shtml；《王毅归纳中柬泰三方外长共识》，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c60fnwxv6f5f6v66.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508/t20250815_11690483.shtml。

(124)《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

(125)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关于突出强调这一点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