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坚持以建设“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着力推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十余年来，中国周边双边、地区、次地区和跨地区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同周边国家伙伴关系网络持续拓展和夯实，务实合作不断深化。面对全球战略环境和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的新形势，需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增强周边国家战略互信；完善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打造具有韧性的地区价值链；创新安全合作模式，优化周边地区安全环境；构建多层次人文交流格局，巩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周边命运共同体 中国周边外交 “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深度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致力于打造具有亚洲特色的区域合作与发展模式，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与周边国家共迎时代挑战、共享发展红利。这一进程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资借鉴的区域范本。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国际场合深刻阐释中国周边外交方针政策，强调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视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为己任。2013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以及解决周边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2025年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强调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五大家园”共同愿景明确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为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强调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周边世界。和平，就是坚持对话协商，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筑牢地区安全基石。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巩固同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支持地区国家走稳自身发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安宁，就是坚持共建共享，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推动实现区域内长治久安。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通过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繁荣，就是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区域经济，携手迈向现代化。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深化发展融合，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把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美丽，就是坚持绿色低碳，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努力平衡减排和发展的关系，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亚洲家园。友好，就是坚持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不同文明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织密民心相通纽带。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不断筑牢相知相亲、世代友好的基石。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周边强调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理念方针。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深刻影响周边区域秩序构建。周边外交理念方针不仅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也是中国主动塑造周边环境并与邻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政策依据。睦邻，就是与周边国家为善、为伴，携手共建和谐友好的周边环境。安邻，就是与周边国家一同应对安全挑战，保障地区环境安全、稳定、可持续。富邻，就是推动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亲诚惠容，就是与周边国家彼此真诚友善相待，倡导互利互惠与开放包容。命运与共，就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实现发展共进共赢、未来共创共享。中国周边外交理念方针从最初的睦邻、安邻、富邻，到现在的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并将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一理念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国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政策诠释。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不同，但大都秉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推崇“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理念方针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其旗帜鲜明地主张区域主义下的经济合作，反对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抵制一家独大的霸权主义扩张，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政策指引。
亚洲价值观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连接周边区域的历史和未来，为各国在历史际遇、价值取向、共同利益、共同责任等方面提供了广泛而牢固的认同。中国同周边国家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各国在交往中形成了相似或有着共同历史痕迹的文化，这一发展轨迹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大于矛盾，交往多于封闭。近代以来，周边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列强入侵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朝鲜半岛分裂、印度巴基斯坦民族分治、阿富汗动荡及中南半岛的战火等，使地区国家间矛盾错综复杂。共同的历史际遇、价值观、发展观、对未来挑战和区域问题的共同认知，使周边国家在民族解放、区域安全、自身发展等问题上有着普遍共识和共同诉求，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契合了这种普遍愿望，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则为这一愿望转变成现实奠定了观念基础。亚洲价值观既体现在“中泰一家亲”、中缅“胞波”情谊、中越“同志加兄弟”等经历过历史考验的双边关系中，也体现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深度融合等基于现实的合作中，更体现在区域主义视域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多边合作中。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平台，是中国推动全球与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方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具象化、立体化，使其超越理念与价值范畴，二者在政策宗旨、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上高度契合、相互支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力促进了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拓展了周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将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成具体合作项目，为周边国家带来切实发展成果，有效破解周边地区长期面临的发展瓶颈问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突破周边范畴，形成覆盖全球的合作网络，周边地区的共建成果无论在发展实效还是示范效应上都极具代表性。
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亚洲安全模式为亚洲持续发展繁荣、区域安全治理提供了全新理念与实践路径。“安危与共”强调亚洲国家安全的关联性和合作共赢的共同价值，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审视地区安全。“求同存异”强调亚洲地区的多样性和开放包容理念。“对话协商”是解决分歧、实现安全的核心路径。亚洲安全模式的创新性在于次区域驱动和多制度并存、强规范内驱和软机制运行、软安全导向和综合化推进等特征。一方面，亚洲安全模式具有突出的实践性与经验性。亚洲安全模式是亚洲国家在长期交往合作中形成的可行实践经验，为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安全基础与保障。以亚洲安全模式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亚洲安全模式彰显出鲜明的共同性。维护区域稳定和发展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责任，只有责任共担才能实现利益共生、权利共享。事实证明，亚洲安全模式在解决周边安全问题上具有独特价值。例如，在泰柬冲突中，中国积极发挥调解斡旋作用，推动两国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问题，使紧张局势得到有效缓解，成为亚洲安全模式的成功实践。
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竞争逻辑，倡导多边主义与开放区域主义，强调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推动周边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时代担当。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在区域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率先实践与生动写照，推动形成一个更加繁荣、更具韧性、更富活力的亚洲家园。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包括周边整体区域，也包括面向不同方位的次区域，如在东南亚，“五大家园”建设将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在中亚，构建以“中国—中亚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是双方共同的发展方向。中国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始终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形成以双边为基础、周边为关键、国际多边为延伸的多层次格局。
在双边层面，近年来中国同周边17国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筑牢根基，并成功探索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一方面，中国已与巴基斯坦、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等多个周边国家签署关于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计划或联合声明，推动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双方政治共识。例如，中老作为首批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国家，先后两次签署《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明确战略沟通与互信、务实合作与联通、政治安全与稳定、人文交流与旅游、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五项行动”。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相关国家发展战略实现有机衔接。例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无缝对接、与哈萨克斯坦2029年国家发展计划深度融合。中老铁路、中马“两国双园”、中巴经济走廊等双边合作成果，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利益纽带，为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夯实物质基础。中老铁路为老挝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力推动老挝旅游业发展，累计已吸引国际游客1250万人次，创造外汇收入26亿美元，同时服务国内游客1100万人次，带动国内相关收入近50亿美元。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越来越多周边国家搭上中国发展快车，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持续生根。
在区域层面，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齐头并进，发挥示范效应。东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覆盖最广泛的区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极大推动中国与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赋予重要现实意义和坚实基础。2025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全面完成，为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超大规模市场提供重要制度性保障，为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双方共同繁荣与发展带来持久动力。近年来，中国同东盟已成为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最富内涵的合作伙伴、最具活力的战略伙伴。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是另一生动例证。近年来，中国同中亚五国已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双边和区域命运共同体“三个全覆盖”。2020年六国顺应时代潮流，共同建立中国—中亚机制，2022年六国元首共同宣布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机制从一个对话倡议发展为成熟的元首会晤机制，并探索形成“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为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新范式。这一机制创新带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贸易额大幅增长，提前并超额完成既定贸易目标。中欧班列80%过境中亚，中吉乌铁路等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正助力中亚从“陆锁”向“陆联”转型，深刻改变了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守望相助、团结互信，合作共赢、相互成就，远离冲突、永沐和平，相知相亲、同心同德，成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真实写照。
在国际多边层面，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相衔接，其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不断提升。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是将区域层次与全球层次命运共同体建设有效衔接的突出案例，并呈现出鲜明特点。一是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价值基础。二是构建起创新性的区域合作范式，通过开展常态化联合反恐演习与执法协作，形成综合性治理合力。三是以务实合作项目为抓手、以制度规则为保障，推动区域安全与发展协同落地。四是提供适配型区域公共产品，如提供契合民生需求的“小而美”项目等。五是坚持开放包容与非排他性，构建弹性合作网络，在兼顾各方利益诉求中凝聚区域合作共识。这五点特征既是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创新，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巨大贡献，体现了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在其中发挥的重要衔接效应。一方面，上合组织成员国覆盖与中国相邻的中亚、南亚地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价值指引，通过政治上的平等协商、经济上的互利共赢、安全上的多维合作、人文上的交流互鉴等方式，有效促进亚欧地区共同发展，具有显著的区域色彩。另一方面，“上合组织伙伴”不断拓展，上合组织大家庭成员超越中国周边近邻范畴，“上合组织+”会议呈现明显的国际多边特征。例如，在2025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上合组织成员不仅就区域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交流合作，而且就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等发出共同声音，彰显出鲜明的多边主义特性。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上合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的全球影响力。总之，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既关乎中国周边，又超越中国周边，具有将中国周边区域与国际多边进行衔接，并将二者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新形势下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景
当前，全球及中国周边地区形势正经历复杂变化，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新态势。美国对全球发起的“关税攻势”加剧中国周边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确定性，中国周边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边境冲突与电信诈骗等一系列问题使地区形势愈加复杂。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进一步聚焦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等领域合作，将夯实硬的物质基础与构建软的制度价值相结合，使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行稳致远。
第一， 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增强周边国家战略互信。元首外交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供了顶层设计与战略指引。坚持发挥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必将增强同周边国家的机制性互动，夯实政治和战略互信，进一步拓展周边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网络，以行动规划的方式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2026年4月17日，中越在北京签署最新联合声明就是很好的例证。依托上合组织、中国—东盟合作、中国—中亚峰会、中国—东盟—海合会峰会、澜湄合作等多边机制和平台，持续通过双多边交流对话增进政治互信，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借助多边框架促进双边和区域合作，并在区域层面凝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识，全面推动周边地区、次地区及跨地区命运共同体建设，既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区域示范效应，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夯实区域根基。
第二， 完善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打造具有韧性的地区价值链。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实施的关税政策，显著冲击中国周边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推高相关合规成本，对地区价值链形成扰动。面对美国高关税压力，一些跨国企业加速将部分产能向周边区域转移，形成“中国+1”或“中国+N”布局，一些企业则面临“绕道出口”风险上升、供应链合规负担加重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东盟3.0版自贸协定等制度保障功能，扩大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制度型开放，为完善地区产供链布局、增强地区价值链韧性夯实制度基础。充分运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融资效能，加大对周边地区跨境基础设施等项目资金支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持续加强同周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周边地区共同发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第三，创新安全合作模式，优化周边地区安全环境。打造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保障。近年来，除了传统的领土、海洋权益等争端外，印巴冲突、泰柬冲突、巴阿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与跨国电信诈骗、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叠加交织，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在此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弘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以亚洲安全模式解决周边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切实强化规则标准“软联通”与机制建设，充分借鉴上合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安全平台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契合区域现实需求与共同利益的安全保障机制、合作平台和风险预警制度，加强金融监管、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危机管控等领域的规则协调与制度创新，为预防和化解冲突提供制度保障。深化联合预警、应急响应与能力建设合作，推动共建跨境灾害联防联控中心、区域级物资储备调配网络与联合实验室等实体化平台，依托安全协作促进周边区域秩序良性运转。坚持开放包容的区域主义架构，以发展促安全、以规则保安全、以互信筑安全、以融合固安全，通过多层次、全方位合作，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
第四，构建多层次人文交流格局，巩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近些年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形式日益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周边国家对华认知日趋理性、客观，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情感联结不断增强。以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态势报告》为例，多数受访者(55.6%)认为，本国将改善或显著改善对华关系，这表明东南亚知识精英对未来改善对华关系的预期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相互认知依然面临不平衡性、域外力量干扰等挑战。展望未来，一方面，继续同周边国家深化教育、旅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探索拓展人文交流年机制，丰富免签、奖学金、友城等政策工具箱，搭建多层次、多主体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平台，推动周边国家形成基于共同认知和相互理解的叙事；另一方面，立足周边地区不同国家国情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特别是聚焦青年群体，充分运用社交媒体等平台工具，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基于相互认同的“心联通”。
【本文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大变局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2AZD1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4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