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源自法国，在其传播过程中西方话语权逐渐确立。可以从意识形态、学理和全球史三个角度理解“文明”。人类历史是不同文明相互学习、彼此借鉴的历史，文明的形成发展和交流互鉴与全球史密不可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明互鉴有利于人类和谐共存。文明互鉴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更是一种文化实践。文明互鉴意味着每一种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文明的价值和生命力体现在对外开放和包容互鉴的能力上。人类需要的是一个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和互相尊重的文明世界。
关键词：文明 文明互鉴 全球史 文明世界
广义而言，文明指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总和，即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各种矛盾的经验、成果及其过程。纵观“文明”概念的起源和传播，意识形态、学理和全球史是理解“文明”的三个视角。文明概念的生成和传播与全球史紧密相连，文明互鉴是促进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人类社会不同文明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实现互学互鉴、包容发展。
文明概念之理解：歧见与多元
钱穆先生认为：“‘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迻译而来。”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明”（la civilisation）概念于1756年出现在法国。1937年，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考证“文明”概念源于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米拉波侯爵，他在《人类之友，或人口论》（1756）中三次使用“文明”。“文明”一词在欧洲流行后逐渐在其他地方普及，欧洲的文明观随着资本和帝国扩张传播到全球。1868年，日本欧化论代表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外编》中将“civilization”译为“文明”。其启蒙读物《文明论概略》（1876）一书认为,文明包罗人间万象，以国民智德为要；文明分三个阶段，即文明（欧洲各国和美国）、半开化（中国、日本和亚洲国家）和野蛮（非洲和大洋洲）；文明是相对的，发展无止境；文明包括两方面，即外在事物与内在精神。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的理解各不相同，有的推崇西方文明，有的强调中华本土文明；有的主张文明的普世性，有的提倡文明的特殊性。对文明的理解在不同时代有不同侧重，不同学派或个人也有不同解释。以下从三个视角阐述对“文明”概念的理解。
一、 意识形态视角
近代以来，为了合理化白人统治，从而永远维护“权力—疆域—观念—语境”这一殖民体系，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文明观念应运而生。在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之下，有关种族不平等的思想强调西方与东方/他者的根本区别：一是时间维度，西方被视为进化、现代的代表，而东方/他者则被归为未进化、传统的范畴；二是空间维度，西方以欧洲为中心，而东方/他者则包括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三是本质维度，西方被贴上基督教、进步、开放、民主、科学等标签，而东方/他者则被贴上异教、落后、停滞、封闭、专制、愚昧等标签。种族主义文明观将白人和他者视为具有不同本质的存在，为殖民体系提供依据，并粉饰其合法性：殖民统治被说成是为了传播文明，殖民行为被认定为文明行为。印度学者阿希斯·南迪认为：“如果从殖民主义中减去文明使命，殖民主义就根本不存在了。”只有确立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和独特性，才能证明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并从思想、法理和实践上维护殖民帝国的存在；只有强调文明国家/民族与野蛮国家/民族的对立，确立文明的分期、等级、形式、内容等标准，才能为殖民活动贴上“文明使命”的标签。这种文明/野蛮的二分法遭到一些持公正观点的欧洲学者的批评。同时，殖民地人民对这种不公平的划分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秩序表达了愤慨，并进行了抵制。这种欧洲文明观建立在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基础之上，它要么忽略其他文明的存在，要么建立文明等级制，将欧洲文明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国际社会因此成为一个由所谓“西方文明国家”组成的排外性俱乐部。
二、 学理视角
学界对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存在不同观点。有的学者将文明与文化严格区别，如中国学者梁漱溟、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与历史》一书中认为，文明代表城市，文化代表乡村。换言之，文明比文化高级。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将两者对立，他提到讲法语的“文明化”的宫廷阶层与讲德语的重视精神性和民族性的中等阶层的知识分子。有的学者则基本上将文明与文化等同，如梁启超和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亨廷顿认为语言和宗教是任何文化或者文明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
从对文明本身的理解看，文明可以突出精神因素。它涵盖了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取得的包括宗教、教育、艺术、道德等方面的成果，提升了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文明也可以强调物质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地理因素，即人类居住于地球这一首要前提；二是环境因素，即人类所处的自然条件；三是物质成果，即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果，或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改善；四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因素构成了精神文明的基础。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文明是文化特征和文化现象的聚焦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将文明作为历史的最小单位，即文化体，并提出埃及、西方、印度、中国等21种文明。非洲哲学家姆丁贝则直接将文明等同于基督教。中国学者何怀宏认为，文明包括作为基础的物质、作为关键的政治和作为主导的精神。当代对文明的理解进一步扩展到社会、制度、科技、环境、可持续等各种因素。
三、 全球史视角
“文明”概念源于法国，随后在欧洲传播，最后在全球流行。法国人创造此词是出于对财富增长导致国家内部社会秩序混乱的担忧。米拉波从重农主义观点出发，认为金钱富足会导致工业和艺术的废弃，进而使国家陷入贫困和人口不足的困境，因此他希望统治者能通过文明和教养来有效管理社会。他强调文明与财富、宗教和道德的关联。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英、法、美三种文明彼此独立、各不相同。英国人对“文明”也有自己的理解。英国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柏克认为，欧洲文明主要包括骑士精神和宗教精神。德国哲学家康德对文明的反感可从他1784年提出的“文明成了累赘”的观点中看出。德语的Zivilization和Kultur在19世纪80年代曾被视为同义词，但随后逐渐分化：文明指物质、外在和实用的方面，文化指精神、内在和道德方面。
中国对现代文明的理解与欧洲传教士活动和日本读物直接相关。虽然许多人认为现代汉语“文明”一词是根据日本译文引进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传教士郭士立创立的华文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数次移译“文明”，多与“教泽”连用。不容否认，19世纪中期经由日本汉译接引的“文明”和“文化”概念影响颇深。历史学家将对文明的理解归纳为三个层面：短时段的传统事件的历史叙述、中时段的长期/整体的历史叙述和长时段的历史叙述。
随着人类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文明的理解更加深入。除了以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区域、国家等不同标准界定文明概念外，还出现了生态文明、数智文明等新概念。冷战结束后，亨廷顿先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以西方中心论为框架提出文明冲突论，后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拒绝多元文明在一个国家的共存，表达了对多元文化的恐惧。他虽然承认多元文明的存在，但强调了文明对抗的可能性，同时低估了文明交融的潜力。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表明，国际秩序的重建不应是文明之间的对抗，而应是基于利益协调和制度创新的复杂互动。文明冲突论不仅无视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忽视了国家利益、经济冲突、意识形态以及核威慑等其他因素。
文明互鉴之界定：内涵与前提
敦煌藏文医书《长卷》与拜占庭医学著作《毕吉黄函》（7世纪）的相似记载表明，中国曾从拜占庭引进医药知识。英国学者马丁·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中指出，欧洲在16世纪已出现以前不曾有的物品与技术，如食糖、纸张、印刷术、风车、指南针、火药等，这些均从亚洲引入。美国汉学家劳费尔阐述了中国栽培植物及产品输入古代伊朗的史实，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研究了唐代外来文明。这些都是历史上中外文明互鉴的例证。
文明互鉴指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强调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人类经历了狩猎、农耕、城市等发展阶段，各种文明应运而生，如亚洲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流域（包括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文明和古波斯文明，非洲的埃及文明、阿克苏姆文明等，拉丁美洲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澳大利亚古文明等。文明可以在不同地理环境中产生，因此才会出现河流文明、海洋文明、岛屿文明、大陆文明、草原文明、高原文明、沙漠文明等。任何文明都是经过自身环境的创造与外来文明的输入融合而成的。文明的历久弥新均建立在包容和互鉴的基础之上。中华文明在包容和融合外来文明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自身。希腊文明通过接触和吸收不同文明的成果才得以持久。非洲思想家马兹鲁伊认为非洲文化包含三种历史遗产：本土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人类历史是不同民族的迁徙与不同文明接触的历史，大致经历接触并共处，产生偏见后拒绝或接受他者文明这样一个阶段。接触与共处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不同层面的互动。相通性与互补性是文明互鉴的突出特点。儒家与非洲文化传统在某些方面存在相通之处，如都重视个人与集体的社会关系、尊敬长老与强调和谐、重视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等。不同民族习惯于保持自身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容易对他者文明产生偏见甚至恐惧，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较为常见。这种偏见可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冲突，即消极的结果；二是通过包容理解从而产生文明互鉴。包容可通过政府行为特别是文化政策来实现，也可通过民间交往来实现。不同文明的互补性是文明互鉴的另一特点，例如，圣诞节在许多国家成为节日，非洲的音乐舞蹈在全球广泛传播，春节也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流行。
学界通常用“借用”来形容文明互鉴。美国人类学家洛伊的《我们文明吗？》这部著作议题广泛，涉及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从饮食习惯到医药卫生，从男女婚姻到教育科学，从服装到宗教艺术，可谓无所不包。他力图从各方面描绘“借用”在文明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专门论及文明的“借用”。他指出：“这些文化产品，即文明的微观要素，都在不断流动（这是它们与普通社会现象的区别所在）。各种文明同时也在依次输出或借用这些要素。这种巨大的流动从未停止过。有些文化元素甚至具有传染性，如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尽管并非所有文明都对这种交流持同样开放的态度。”然而，将“借用”置于文明互鉴的场合似乎不妥，因为借是需要还的，或许“输入”或“引进”这样的用语更为合适。各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贡献，尊重不同民族和文明的多样性，包容并吸收各种有益元素以充实自身文明，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正道。
多元文明的存在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可能性。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世界的基本特征。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事物的差异性是自然规律。多元文明的存在及其差异性是客观事实，也是文明互鉴的前提。承认文明多样性、平等相待和互相尊重是文明互鉴的基本原则。秉持这些原则是文明互鉴的理想状态，也是当今时代对我们的要求。除了承认多元文明的存在外，文明互鉴还需要诸多条件。首先，不同文明需要接触，只有接触才能认识到其他文明与自身文明的不同。其次，需要有引进其他文明先进元素的愿望。如果发现不同文明而加以排斥，则无文明互鉴可言。例如，1780年德国的希尔德斯海姆曾发布法令，禁止民众喝咖啡：“砸碎所有咖啡壶、雅致的杯子和碗等与咖啡相关的用具，让咖啡从人民记忆中彻底消失。任何出售咖啡豆的人，其全部供应都将被没收。”然而，结果并不理想。最后，其他文明输入后需培育并使之适应本土文明的环境，才能逐渐在本土生根。
文明互鉴之实践：途径与方式
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借鉴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以中国为例，唐代玄奘西行求法促进了国人对西土的了解，其引进真经为文明输入的典型事例。唐宋文明的繁荣与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有密切关系。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展示了中国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对外交往能力。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多个不同的地方，包括巴比伦、埃及和中国。阿拉伯人将印度人发明的数字系统传到欧洲。拼音字母的创始地是埃及，经腓尼基传到希腊，后经罗马人修改才成为西欧通行的文字。中国在古代与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吸收了其先进元素。欧洲人在15世纪时对可可、茶和咖啡的了解还非常有限，西班牙在入侵墨西哥后将可可引进欧洲，英国人在17世纪中叶开始喝茶，咖啡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在德国逐渐流行。欧洲人从亚洲引进了多种农作物和农业技术，如葡萄种植等。“我们的现代文明是全球各个角落东拼西凑的百衲衣”，欧洲文明的丰富性源于其与其他文明的接触交流。
文明互鉴的理想状态是在接触共处、接受并融合的过程中，通过“美人之美”（欣赏他者的文化之美）以达到“美美与共”（不同文化之美相互交融）。然而，历史上的文明传播往往在不平等或歧视状态中完成。所谓“文明”民族在看待他者时总是带有歧视性眼光。正如布罗代尔所言:“在15世纪末的意大利人看来，瑞士的山地民族、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等是野蛮民族；对10至11世纪的阿拉伯人而言，野蛮民族包括柏柏尔人和西方的十字军战士等。”然而，正是在所谓“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的交往中，文明元素得以传播。文明互鉴的途径大致有输出和输入两种，或为直接交流，或为间接传播。直接交流指不同文明接触后互相影响，间接传播指文明通过第三方输入或传出。输入往往伴随输出。西班牙从美洲输入大量黄金和白银，以及马铃薯和西红柿等当地食物，同时向美洲输出马匹及相关技术，如驯养和马具制造等。
文明传播的方式有移民、教育、传教、贸易、战争等。以亚历山大基督教学校为代表的北非神学教育培养了多位非洲哲学家，如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古希腊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曾在埃及学习，苏格拉底的学说也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他们均是整合神学和哲学的先驱。埃及禁欲主义传遍了基督教世界。乔治·詹姆斯提出希腊—罗马哲学源自埃及，其观点得到了贝尔纳等学者的认可。这是文明传播的另一种类型。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埃塞俄比亚人活跃在舞台和竞技场上，黑人女演员也尽情表演。非洲文化博大精深，尽管经历了400多年大西洋贸易的冲击，非但没有泯灭，反而传播到全球。华人在东南亚，印度移民在非洲等地，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伴随贸易和战争的文明交流的例子很多，文明的传播与财富和金钱相连，也会带有强制性，与流血牺牲相伴。
植物的传播途径较为复杂，往往需要数百甚至上千年的漫长时间。以棉花为例，人类栽培的棉花有四种：亚洲树棉、非洲草棉、中美洲陆地棉和南美洲海岛棉，这四种棉花的驯化技术都是独立发展而来的。非洲棉制品最早于公元前500年出现在麦洛埃（今苏丹），随后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传播到埃及。公元前339至前332年间，埃及开始出现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制造业。公元70年，古罗马作家普林尼·老在《自然史》中提到：“在上埃及地区，阿拉伯半岛附近，出产一种灌木，有人称其为棉花。这种灌木很小，果实像长有胡须的坚果，里面是丝一样的东西，把丝从果实里抽出后能纺织成线。不管是洁白、柔软还是穿着而言，没有哪种已知的织物能超出这种线织成的布料……”在西非，棉花种植和纺织技术在公元前后逐渐传入。8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棉花产业得到极大发展，当时伊斯兰教教师教导女孩纺纱、男孩织布。这些技术的传播促进了棉纺织业的兴起，到11世纪末，棉纺织业进一步向南传播到现多哥地区。西班牙旅行家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在16世纪初访问马里王国和通布图王国时，发现当地棉花资源极为丰富。
文明传播有可能伴随着剥削和压迫。美国历史学家罗奇在解释米拉波的人道主义看法时，不仅提到他对穷人的同情，还涉及他对法国殖民地的看法。米拉波主张法国殖民帝国应放弃奴隶制和对贸易的垄断。他当时不仅表达了对财富引起的不良现象的担忧，还对法国殖民活动的非人性化表示不满。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提出的“文明”概念后来被各殖民帝国用来证明其殖民统治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最好诠释的是“传播文明”。1876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将非洲形容为“地球上唯一尚未被文明触及的地区”，并将殖民瓜分比喻为“一次与19世纪进步精神相称的十字军远征”。这种荒谬逻辑被所有的殖民帝国采用，殖民地人民不仅被用作劳动力，还被迫接受“基督教化”和“文明化”。殖民地独立后，前殖民宗主国仍在继续用“传播文明”的借口灌输欧美文明观念。
结 语
人类文明的价值在于其普遍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而文明互鉴正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关键所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需要进行深刻反思。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这三种关系方面，西方文明出现了三种悖论，即文明国家对环境的破坏最为严重，战争手段最为残忍，自杀死亡率也居高不下，这些悖论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非西方文明成功抵制了西方对“文明”概念的垄断，然而西方文明仍以各种方式影响当前国际政治和学术研究，在进行反恐战争动员和组织国际联盟的过程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成了借口，而西方“文明使命”的新议程不断出现。人类需要建立一种多元和谐的文明秩序，在平等主权国家之间，文明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文明互鉴意味着每一种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人类需要的是一个互相尊重、对话包容和平等互鉴的文明世界。新时代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建立在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中国对文明的理解和对文明互鉴的倡导。各种文明是人类充分利用环境创造而成的，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不存在优劣和高下之分。文明共存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文明对话是人类生存之道。文明的价值和生命力体现在其对外开放和包容互鉴的能力之上。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跨文化哲学视野下的非洲哲学研究与译介”（项目批准号：20&ZD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湖南大学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摩洛哥皇家学院外籍院士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7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