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

（靳晓东：广西大学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发表于2025年第6期《社会科学家》

摘要：访谈围绕当前经济热点话题展开，聚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宏淼对于全球与中国经济的看法，以及他个人经济学求索经历的讲述。全球化转变是当代最重大事件，真实世界并非“平的”而是“有界”的。需要回归“政治的”经济学，要重新审视“人”的角色，审视制度的作用。去全球化提高了摩擦成本，具有“滞”和“涨”的效应。随着国家群组分裂与经济分化，未来是否会出现“平行世界”的竞争性开放未为可知。全球经济中的六大谜团值得关注：长期增长停滞之谜、美国的真实生产率之谜、西方的良好就业之谜、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之谜、美国股市长牛之谜、日本债务可持续性之谜。中国即将迈入“十五五”，需要通过产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来实现国家现代化，需要更多地“投资于人”。在访谈最后，王教授以有趣的方式讲述了他的经济学之路，讲述了经济所“风格”，还谈到他对于学问和生活的独特理解。

关键词：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宏观经济；全球化；“十五五”规划

中图分类号：F124; 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25)06-0000-00

全球化叙事转变与宏观经济谜团

靳晓东（简称“靳”）：感谢王老师接受这次专访。您一直关注国际宏观经济与中国发展问题，为此撰写了大量文章和报告。那您认为全球化转变是一种必然吗？它给各国经济带来困扰的同时，是否也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王宏淼（简称“王”）：当代的全球化是二战后启动的，最初的三十年是第一波全球化，世界经历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黄金增长期。1980年代初进入短期调整，全球化减速。80年代末第二波全球化兴起直至2008年，全球开放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从1990年前后的约30%跃升至2008年的52%。但2008年世纪金融海啸成为转折点，全球化开始退潮，到2019年全球开放度已降至44%。1970年代至今的五十余年间，全球贸易大约出现过十次负增长。2008年前的五次贸易萎缩幅度都不算大。其余五次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短短十几年间发生的，2009年全球贸易量直接锐减1/5，2015年和2020年的贸易衰退都接近于11%。最近的一次2023年已经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结束之后了，贸易额居然还萎缩5%。由此可知这一波的全球化调整程度，算得上剧烈。2018年以来的三大事件——贸易战、疫情大流行、俄乌战争，更是加速了原有的“去全球化”趋势。

在“全球化叙事”大转向的背景下，1980年代以来喧嚣高涨的普遍合作与全面进步时代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国家间划阵营、退群、脱钩和制裁；跨国公司原来在国际间攻城略地，商业的逻辑改写世界，资本的洪流席卷地球每一个角落，现在却是畏首缩脚、小心从事，很怕触碰到所谓的安全底线而挨一大棒。这让人想起茨威格的感叹，再也回不到熟悉的维也纳，回不到“昨日的世界”了。如此情境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理解：

一，国际间形形色色的政府，一直以来被经典经济学定义为“看门狗”、“守夜人”，是“外生”于经济系统的。现在世界被来回折腾之后，人们终于恍然大悟，政府实质不是“外生”的，而是具有“内生性”，它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制度，但同时也是不确定性的最大来源。这种巨大外溢性，甚至只来自“关键少数”的强人——“一通操作猛如虎，涨跌全看特朗普”，网民的调侃，是最好的描述。

二，在巨大的政治扰动面前，作为时代观察者、记录者、预言者和劝说者的经济学家，变得无所事事或者无能为力。纯粹演绎的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政治、制度等条件，现在似乎力有不逮了。因此需要回归政治经济学，而且是“政治的”经济学，要重新审视“人”的角色，审视制度的作用。非此，已经难以理解时下这个“不满的年代”了。

三，国家发展主义、重商主义和产业政策都在西方出现了某种回归。原先关于自由贸易的经济学信条和自由市场的美好理想得作调整，真实世界不是“平的”，而是“有界”的。

四，去全球化具有“滞”和“涨”的效应。随着各国政府将“安全先于自由”作为新政策哲学，调整成本和安全溢价将是巨大的，国际间的“流动性”降低，必然引发“去增长”“涨物价”等连锁反应。

五，主要国家竞争加剧，脱钩断链已经导致某种程度的国家分组与分化。但会不会出现两个“平行世界”？比如，两大群组都开出优惠价码竞相吸引第三方加入本群，从而形成一种新形式的“竞争性平行开放”格局？有这种可能吗？

六，技术、资本与国家的博弈将何去何从？政府越来越强大，数据监控也日益趋严，但技术层面创新、资本趋利本性，却要求政府放松管制，优化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三者会博弈出什么样的结果来？

七，从更长时段看，整个世界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是隔离的，真正的一体化或全球化的时间还很短，说它仍只是“新事物”也不为过。人类向往交流合作，但并非毫无代价，期间经历风雨波折，潮涨潮落，有所调整也实属正常。未来国际叙事和全球治理体系能否转换、在什么时候回归正轨，将以主要国家对脱钩成本（安全溢价）的承受能力作为一个边界条件。

诸如此类的挑战和未知数，都需要经济学给出新的说法。

靳：您曾经在一次讲座中专门讲到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谜团”，非常有启发性。可否对此作些介绍？

王：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好玩的新现象，我们且称之为谜团：

一是长期增长停滞之谜。在科技飞速发展之时，人们普遍感知到世界的日新月异，但实际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却变慢了，以致拖累经济增长。《美国增长的起落》、《大停滞》等研究都提供了证据，在2004－2014年间美国TFP增长已经降到1890年以来的最低值，打造 1870－1970年美国“特殊世纪”的那些个伟大发明可能一去不复返，容易获取的经济资源与技术优势已经殆尽，没有“低垂的果实”可摘了，创新与生活进步将停滞不前。萨默斯在2014年前后提出更具理论化的“长期增长停滞”命题。这些论断多少有点悲观。但目前来看，普遍的相对停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因为工业化最具规模扩张效应，而随着中国超大规模的工业化退潮，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时代将进入平台期（稳态均衡），现代经济增长周期势必随之潮落。当服务业成为主导、人口负增长之后，未来“经济繁荣”需要再定义，经济增速将淡化。不确定的新增长因素来自印度的工业化，它人口最多，但困难也不少，因而具有未知性。

二是美国的真实生产率之谜。近年人们对美国经济的看法分歧很大，许多专业人士连续误判美国经济“将放缓”。这大概是以偏概全，尤其是混淆了宏观与微观。世界具有多面性，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从部分到总体、从微观到宏观，都会出现加总偏差。我们常常以为了解的美国、欧盟、日本，其实是总体上的美欧日，但这种认知“总体”与真实“具体”是有偏误的。比如迈克尔.波特写过“两个日本”，一个是封闭的日本，一个是开放的日本。还有大家熟知的隐然存在的两个欧盟，一个是日耳曼文化代表的“北方集团”，一个是拉丁文化代表的“南方集团”。也有“两个美国”，一个是债台高筑的政府部门，另一个生机勃发的私人部门。悲观者判断美国经济立马要完蛋，或许只看到了宏观上的高债务，却忽略了美国经济强势增长背后不易被察觉的神秘力量——“生产率提升”。最近我看到一篇测算说[1]，在经过较长时间的低生产率徘徊后，美国过去五年的季度同比生产率增幅平均为2.1%，大大超过前十年1.5%的均速。美国微观企业活力一直全球领先，2025年一季度非金融企业税后利润率高达13.8%。全球五百强公司的平均利润率接近9%，乐观者由此预言，正是由于AI等新技术驱动的新一轮生产率增长，美国已处于类似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所引发的那种大繁荣之中，甚至可能再现一百年前那样“咆哮的20年代”奇迹。从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表现看，近二十年来美国与日德法英等第二集团军的差距越来越呈“喇叭口放大”态势，经济增长并没有遵循理论假定的“国际收敛”，差距反而是扩大了。这一现象确实是值得深究的。

三是西方的良好就业之谜。发达国家俱乐部OECD的总体增长率较低，按理说总体表现不算好，但失业率自2022 年中以来一直趋降，2024年为4.9%。主要经济体更低，如日本近年约为2.5%，美国4%，都几近于充分就业了；英国约4.5%，德国6%，这对于它们自身来说也算是不错的就业状况，因为欧洲高福利国家养懒人，有所谓的自愿失业。这说明什么？互联网（如电商）、AI等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就业替代”并没有想象的可怕，全球化“不平衡冲击”下的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也并没有造成他们的总体就业下降（当然改变了就业结构），所谓的中国等制造型国家“抢饭碗”之说缺乏依据。正是由于互联网等技术在服务业的广为应用，随着需求释放、市场范围扩大而来的是服务品的总体边际价格趋降，“鲍默尔成本病”的经典悖论——服务业的“成本－价格激增”和“需求无限”之间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得到了缓解，并实现了就业创造效应。

四是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之谜。菲利普斯曲线，讲的是通胀与失业之间此消彼长的负向关系。该曲线基于经验值，未必那么“科学”，但它仍是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理解、预测通胀以及宏观管理的有效工具。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曾出现过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或者“失灵”情景，比如70年代的“大滞涨”，经济增长停滞，就业萎缩，失业率与物价双双高涨。当代西方的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与刚才讲的西方良好就业之谜相关。也就是说，当代西方国家在实现高就业的同时还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低通胀。尽管疫情大流行和俄乌战争引发欧美出现物价高涨，但通过宏观管理以及供给链调整，物价很快就稳定下来。这一谜团已吸引大量研究。我个人认为，发达国家的菲利普斯曲线失灵，或许与人口老龄化（需求下降）、服务业扩张（就业创造）、互联网交易与全球配置（降低物价）、中国充裕的商品供应能力（降低全球物价）都不无关系。

五是美国的股市长牛之谜。2009年美股见底，此后美股开启史上最长牛市。十六年间虽然有过波折而短暂回落，但很快就能回升。这轮长牛最初是由智能手机及其生态链所驱动，最近两年则是AI革命——生成式人工智能（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支持的应用程序爆发，大市值科技股遭到热捧。这是创新的一面。当然也还有制度的另一面，整个美国体系可以说是筑基于“华尔街”之上的。宏观低利率、企业创新红利、股票回购操作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金融资本主义“金钱游戏”循环的三大支柱：美联储较长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低利率 → 高科技企业低成本发债融资、研发创新、回购股票 → 每股盈利（EPS）与净资产收益率（ROE,摊薄）提升、财报改善 → 高现金分红+股价上涨 → 股东、员工、养老金等机构的资本溢价、获得高投资回报 → …… → 回购—上涨—再回购—再上涨。十年来全部美股（不含OTC）总计回购金额高达320万亿美元。但高回购、高利润、高股价并非可以一直循环下去，个中也蕴含着泡沫风险，很多美股上市公司经过持续的大规模股票回购，其账面净资产竟然转为负值，形成了传统意义上企业“资不抵债”的局面。美股未来定会面临深层次的调整风险，在其中宏观利率水平和企业创新效率将是关键变量。

六是日本的债务可持续性之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国家的政府债务率急速攀升。MMT (Modern Monetary Theory) 即现代货币理论因而流行。MMT名曰“货币理论”，其实是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从全球范围看，当前主要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地玩这套MMT，直升飞机式地撒钱。日本是急先锋，干预刺激行动也是最早的，在失落的三十年间日本一直量化宽松，一直高债务，政府债务/GDP比率已攀升至260%。当然日本政府并不承认他们实施了MMT。长期刺激的结果，是日本央行持有了一半的日本政府债券，银行机构也大规模持有政府债券和相应的准备金。日本高债务的可持续性，成了全球经济的一大谜团。我以为，MMT理论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思量：一是政府大规模支出是否具有效率？公共投资挤出私人投资的机制早已写入经济学。二是政府以最终雇佣者 (the Employer of Last Resort, ELR) 的身份来保障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或只是美好愿望，其极致就是计划经济，全民就业但无效率，价格极度僵化，普遍贫困化，历史早已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试错代价。三是征税的难度几何？通过征税来抑制通胀固然可行，但征税本身并不容易，需要官僚过程和民意投票，不仅时效滞后，甚至有可能激发社会对抗。比如2018年法国黄马甲运动声势浩大，其起因就是抗议政府征税，仅仅是对柴油和汽油加征几美分的税。面对“黄马甲”的强烈怒火，最终马克龙只能选择不涨税。四是债务能够一直发行吗？货币是契约，是信用，甚至是信仰。坊间戏称“内债不是债，只要税还在”，通过央行购债，固然可以实现“自循环”，但能一直玩下去么？随着债务率上升，本币币值贬损，债券发行成本上升，到了一个风险临界点，“诚实货币”的根基被破坏，人们就会采取集体行动：首先是舍弃本币，转而寻求国际间的货币替代；当无法选择货币（替代）时，人们就会选择国家（逃离）；当不能选择国家时，最后就会选择（换掉）政府。今年以来日本政府10年期债券收益率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引发“债券义警”抛售潮，或许就是日债危机的一个警示。当然日本（或许以及美国）的海外经济规模相当之大，资本汇回对于债务也当有缓冲作用。

上述种种全球宏观经济谜团及更多故事，都非常有趣，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探究。

国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

靳：中国“十五五”新周期即将开启，未来五至十年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您对中国经济的走向怎么看？

王：中国从“贫困陷阱”起步，经过了近半个世纪来的改革开放，2022年人均收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从而站在了国家现代化和长期发展“追赶”的关键节点上。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可简化为两条：对外融入“全球化”，对内推进“市场化”。然而，面对去全球化、去碳化、智能化、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等巨大挑战，外部国际环境趋紧，内部的价格、就业、地产、债务等方面的困扰不小，全球化与市场化两大引擎都遭遇困难，旧的增长动能难以维持，新的内生发展机制还未找到。新周期的道路注定是不平坦的，在一定时期内将不得不面对增长减速挤压、经济高成本而低效率的困境。前路漫漫，中国仍在追赶中，稳速增质才能行稳致远。2024年底中国人均GDP为1.3万美元，如果保持5%的人均GDP增速，且汇率稳定，达到日本目前的发展水平（人均GDP约3.5万美元），还需要20年时间，这个任务并不轻松。以“现代化”目标为基准，“十五五”期间的“四个现代化”关键点需要考虑：

第一，产业现代化，跑赢新经济赛道。回顾历史，工业革命、互联网服务业革命都出现了国家崛起或衰败（第一轮大分流和第二轮大分流），当前以绿色浪潮和 AI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创新和治理革命，或许将导致第三轮的“新经济分叉”。“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可怕，“新经济赛道”中被甩开甚至脱轨，才是问题。但跑赢新赛道，加快新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升级，提高竞争力，不是继续过多倚重于产业政策，而是要放松管制，通过市场的分散式创新，激发微观个体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来才能达成。产业政策有一定效果，但它是集中试错，市场探索是分散试错，成本孰高孰低是很清楚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弯道超车和AI、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崛起，证明中国的微观市场主体是具有创造力的。只有基于市场内生机制，以分散创新为主导，从依靠投资、廉价劳动力的“数量型增长”，转变为依靠劳动力生产率、提高产业的经济附加值、提高企业利润率的“高质量增长”，才能实现全体系的高质量升级和产业现代化。

第二，城市现代化，创造美好生活。中国土地城市化已具有相当规模，基础设施也比较现代。按照经济增长模型，在人口减速的条件下，未来城市扩张投资的增量空间已经有限，一味“摊大饼”已经行不通了。但基于存量空间的更新改造或折旧补偿潜力仍然是巨大的，比如“新消费”投资、绿色更新、打造海绵城市和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增长机会将不小。十五五期间城市现代化，除了加快更新升级外，还要提升城市资源的均等化水平，减少城市人群的不平等状况。通往现代化的社会进步，不仅仅以技术和物质生活标准来定义，还需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品质来衡量，因此应激励多元化探索，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重，打造多样化城市生活休闲场景和现代生活方式，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需求，实现体面工作、美好生活和休闲旅游的有机统一。

第三，治理现代化，优化治理机制和体系。社会管理水平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仅仅在于技术管控手段的与时俱进以及全方位无遗漏、全覆盖无死角的政府精细管理，而是共商共治，采取“规则之治”，建立法律秩序，规范公权力机关的行为，通过提高社会自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来达成良好治理。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几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一是加快推动新一轮市场化议程。主要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三大“非市场化部门”的市场化改革，降低财政供养压力和补贴负担，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打破行政垄断，实现公平竞争；完善统一大市场，提高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统一大市场的第一要义是“市场”，如果没有市场化，统一大市场就失其根基。二是真实的价格信号，才是更为关键的治理变量。价格信号是“看不见的手”，也是“最为有效之手”，它改变市场参与者的激励，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体系的自适、有序和自我运转。因此要进一步推动尚未完成的各类要素价格改革，同时还需要将隐性成本显性化。价格信号失真，实际经济发展结果也就失真。三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夯实市场经济的基石。十五五期间，应妥善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对不同所有制主体的产权实行真正的平等保护；将“民营企业促进法”落到实处，尊重自主经营权和企业家权益。四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并建立相配套的现代财税体制。五是严格预算管理，控制赤字规模，着力降低宏观税负。

第四，人的现代化，将更多资源“投资于人”。

靳：对。这两年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文件提出“投资于人”，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我注意到您和课题组早在十几年前的论文就提出来要“投资于人”。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王：一国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不仅需要以客体发展的程度（物的现代化）来界定，还更应以主体的提升程度（人的现代化）来衡量[2]。人的现代化，是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成为现代人，是人作为主体掌握和支配客体世界的发展水平，表征着人的自我发展程度。“中国式现代化”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平等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以此来理解十五五期间的经济政策方向，“投资于人”是非常必要的：一是以就业为中心。只有正规的、体面的就业，以及相对公平的增长分享，才有稳定的收入和持续的福利保障，人的发展才有尊严，人的现代化才有基本保证。因此要促进机会平等，使民众参与到经济增长和普遍分享过程中。要关注“劳动参与率”“青年失业率”等多种指标。同时宜率先通过改革来提高劳动者报酬比率，这是今后一段时间最为重要的以人为本的共同富裕目标。二是加强“社会投资”。在十五五期间，可考虑实施“未来社会投资战略”，促使各类资本从“物”的投资转向对“人”的投资，比如科教文卫体，以及消费者保护、青年发展、老人与幼儿照顾、普惠金融、社区建设和保障性住房等广泛领域投资，这些是“新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三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比如模糊身份识别与等级差别，减少特权和特惠，转变依附体制，营造更加开放包容、民主平等的社会氛围等，在制度设计上表现出对人本身的尊重，充分尊重个体的独立和首创精神，倡导工作与生活平衡，同时坚持共建共享人人参与，鼓励有序的社区共治和积极的社会合作。总之，在经济学意义上，或许应当把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修改为“存天性、释活力”才行。

经济学的趣味与经济学人的修行

靳：王老师，可否分享您的学问之路和治学心得？

王：经济世界不允许有经济文盲的存在，作为现代人应具备一些现代经济观念，学习经济学可以说是现代人必须的修行。我步入经济学专业研究之路，既是偶然，也有必然，好奇害死猫嘛。考大学时，本来报的是经济学专业，但那一年到浙江招生的会计系赵老师一看我的档案，从学业到品行各方面似乎还不错，而且还是什么学生干部头目，于是毫不犹豫地把我安排到了会计学专业。四年学习，财务会计学得不算好，但培养了点“资产负债表脑袋”，毕业时还写了篇关于“共同基金”的论文，这个话题当时还算蛮新的。本科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做过金融财务、证券投资、H股增发A股、集团改革等工作，还借调到行业协会当信息部主任，做行业研究、统计和咨询服务、办内刊。那些年是中国大改革和大发展时期，金融高热无序，但也日新月异，新概念与新知识不断从国际上引进、涌现，真是令人应接不暇。

我不算好学，但多少有点好奇，还喜欢写点字，总想探究背后的“道道”。于是就有了年轻小职员用自己微薄的薪水订阅《读书》《随笔》等杂志，以及跑到建国门外社科院大楼《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买存货期刊的往事。也有过夏天大周末晚上在集体宿舍里不怕高热和蚊子叮咬而执笔疾书，第二天骑车到公司里用现在看来极为简陋的电脑打印出来，然后壮着胆子鼓足勇气给《中国证券报》等直接传真投稿的经历。中证报当时是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三大报之一，金融从业者每天必读，可谓如日中天，洛阳纸贵，一个小本科生，没什么头衔，更没关系，传真投稿就发表了，还寄了稿费来，想想也挺神奇！当时的精力也好，曾经有一次，晚上11点开始动笔，第二天早晨7点收工，写了1万好几千字的协会会员大会闭幕总结讲话稿，通篇洋洋洒洒，理事长一个字没改，8点钟点直接上大会念稿，念了可能有一两个小时。上上下下谓为“传奇”。这期间的故事确实挺多，无法一一述说。出访交流的机会也挺重要。正是在欧元即将诞生流通的“前夜”，我随团访问了德国中央银行、西门子和大众两大公司，走了西欧五个国家，这对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确实是挺开眼的。可以说，我最初的经济学理解和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是通过 “走”和“看” 学来的、是从“干”和“写”中悟来的。那时搞金融是比较有前途，也很容易赚到钱，但我总觉得前头似乎有另一条无形的“线”在牵着我。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达成了重返学校，回炉重修学习的夙愿。从硕士、博士、博士后，一直到留在社科院经济所工作，从此走上了经济学的“不归路”。在经济所二十年，期间曾赴美访学，也借调驻外客串过外交官和经济专家，都是人生的不同体验，也算对西方世界有点近距离的接触和观察。如今想起马克斯.韦伯的话，“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鲁莽是不假，但有得有失，赌得对不对就不敢说了。

我个人学疏才浅，没什么成就，但却可以讲讲我所在的经济所，讲讲独特的经济所“风格”和我个人从中获得的学养。经济所肇始于民国时期，经历了90多年来数个大时代的变迁，经济学人代代相传，能够成为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在此侧闻先贤遗风，面诣长者论道，既是幸事也是快事。这个所有几个特点：一是学术氛围相对宽松，同事之间比较平等。职位有高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观点有差异，但对长辈一般不称职位，而多以“老师”尊称。师生之间也“亦师亦友”，在学问方面大家比较平等。二是研讨之风一直非常浓厚。无论是正规的研讨会、课题报告会，非正式的读书会、午餐会，还是平常闲聊，争论都很激烈，对经济学“逻辑”的追问常常让人难以招架，很有“头脑风暴”之感，真是精神的莫大享受。可惜的是，大环境影响下现在的经济所似乎没那么天真而激烈地讨论问题之氛围了。三是注重中国问题和国际方法相结合。经济所具有较强烈的“中国问题”群体意识，强调研究要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运用经济学理论、规范方法，借鉴国际经验，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四是注重调查研究。经济所可溯源至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调查研究的传统从那时起就传承下来了。许多调研报告对决策起到重要作用，对经济学理论也有启示意义。一直以来研究人员每年都要到全国甚至国外做各种调研。二十年间，世事常新，我也跑了一些地方，非常有收获。

靳：很早就听说王老师喜欢研究写作，热爱读书，博闻强记，而且多才多艺，吟诗作对，喜爱书法，球打得也好。您是怎样来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可否对年轻学者提一些建议？

王：少年时代，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莫名的“大志”，幻想能够干一番大事。学问之途也如此，初入门径时总有各种内心的“涌动”和“遥想”。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又似乎强化了这样一种想象，比如把“经世济民”当作目标；政策建议，又几乎是经济学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八股文”写作中一个绕不开的必选项。凡此种种，都很容易让人指点江山慷慨激昂起来。我今天在这里，不就让你见证了“无用之人”运用“无用之学”来夸夸其谈吗？哈哈。其实，社会科学家并不该过多背负“经世济民”那样的伟大使命，而应更专注于恪守专业学人“格物致知”的本职本份。研究政策，也并不为证明它有多正确，而是对“万能的手”以理性的质疑。格物致知，也是我认同的经济学精神，它首先要求记录与揭示真实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谈得上探求规律以“穷理尽性”。事实可能比理论更重要，对真实世界我们其实所知甚少。这得有点“认真”、“较真”的劲头。其次，概念的抽象，是建构理论所必需的，但对于那些“大词”、“抽象概念”，正如胡适先生所说，不能随便就造、或者拿来就用，必须用实际的生活加以检验，检验通得过的，我们才用它。最后，经济学是有力量、有品格的。当然有好的经济学，也有坏的经济学，更有造假、愚弄、一无是处（但可能自以为是）的经济学。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经济学“品格”，是不配称为“经济学人”的。

审视自身，我不敢说对写过的每一个字都做到了“正心诚意”，但还算得上认真。却并不是勤奋的人，所以产量不高。现在出版物和网络产出“天量级”增长，学者适当减少“排放量”，降低“知识污染”，是不是同样符合“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哈哈！当然这也是给自己的慵懒找借口。个人天赋、水平有限，因而在专业研究中也常有“何处寻求大智慧”之感。真正好玩有趣的，则是那些个零零碎碎的小品文，有些甚至在知网上都找不到电子版。但那确实是自己心有所感，思有所得，一气呵成写下来的。现在回看起来，可能还有那么点意思。偶尔也会无病呻吟，凑个对子，不择文体，信笔所谓的“四六句”，权且当作“心情志”，但也是真情实感的记录。更搞笑的还在多年前的某个深夜，晚上打球兴奋后睡不着，居然挥笔划拉了一篇“羽球赋”——遑论写得好赖，后面有无来者不知，但肯定是前无古人了，哈哈！这些都只是“渔樵闲话”，难登大雅之堂的，自娱自乐而已。苏东坡讲“着力即差”，对于做人，对于为文，那都是顶流说法了，而两者实际是一码事。我理解，真正的好文，得有“妙味”；妙味自“妙悟”来；有妙悟，只因他是个“妙人”——虽达不到那样的境界，但是我愿意欣赏之。

我曾戏言“文字即修行，游戏且为乐”。修行既是身体的，也是头脑的，更包括心灵的。大环境我们改变不了，每个时代都会有所谓的“时代病”，有时难免令人沮丧。但作为个人，还是应警醒自己切莫深陷“时代病”，不能完全随波逐流或躺平无望，多少得保留那一点点热情吧。强健身心，增长阳气，以读书为乐，以写字为业，以卖文为生，且把文字作为一个人的终生修行，来对抗“时代病”和人性弱点，这或许也是一种自我的“救赎”。

但归根到底，生活才是最高的学问。与好玩有趣、精彩多味的生活本身比起来，我们认定的所谓学问，没准根本不值一提。年轻时真该早点懂得，学会生活，好好生活，才是头等大事。

[1] Grossman, Matt, 2024: U.S. Economy Is Doing What Few Others Are: Getting More Productive，https://www.wsj.com/ economy/u-s-economy-is-doing-what-few-others-are-getting-more-productive-4c2116f5

[2]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