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删节稿发表于《中国经济报告》2024年第1期。个别数据与文字有修正。
摘要：随着“安全先于自由”成为国家间的“默会”认知，各国政府“泛安全观”大行其道，经济民族主义上升，“去全球化”趋势凸显，社会经济流动性限制增多，摩擦成本大为增加，由此带来了近年世界经济从增长表现到宏观政策的“大分化”和国家群组的“裂变”。2023年国际地缘冲突、美欧高利率和央行缩表、制造业景气下行，拖累全球增长放缓，但反通胀显著收效，发达国家就业充分，三大经济体呈现“美强日兴欧弱”格局。中国正站在长期追赶的关键节点，疫后复苏一波三折，脱钩脱轨风险加大，增加了市场化改革的急迫性。展望2024年，大选周期扰动，美联储货币政策将由“紧”到“松”，全球经济需求弱化，增长动力不足，各国债务压力不减，国际“裂变”和“分化”仍将延续。
2023年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结束后的全面重启之年，全球“裂变”趋势并未有明显改观，反而显现某种加速趋势，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表现和宏观政策继续分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爆发的同时，全球制造业景气下滑带来较大冲击，部分制造型经济体衰退的风险上升。中国社会经济“凤凰涅槃待重生”，经济进入艰难的修复阶段[[1]]，微观主体信心和经济活力仍然偏弱，复苏过程一波三折。展望2024年，主要国家群组依然处于“裂变”和“分化”之中。地缘冲突、去全球化和“创造性毁灭”式技术创新仍是三大扰动因素。除此之外全球经济还必须直面主要国家大选周期摩擦、美联储货币政策由“紧”到“松”的新转变、以及各国债务累积所引发的新压力挑战。随着2022年人均收入终于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23年即将突破“中上收入”阶段而触及“高收入”下限门槛，中国正站在长期“追赶”的关键节点和历史新起点上。推动新一轮以市场化为核心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将成为2024年中国宏观政策的当务之急，唯此才能克服内生动力不足和内外需求弱化的挑战，恢复社会信心，促使经济回归可持续增长区间。
一、分裂的世界与分化的经济：当前全球宏观运行的典型特征
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战、俄乌战争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三大冲击后，2022年底中国正式放开“动态清零”社会管控，标志三年疫情结束，2023年世界全面进入疫后修复时代。年内地缘冲突接二连三，纷争紧绷，俄乌战争仍在交战拉锯中，2023年10月7日又爆发巴以冲突，加上持续“去全球化”中的脱钩断链，美欧高利率政策和央行缩表，以及短暂的银行业危机，都增加了全球政治经济摩擦和不确定性。在大多数国家延续一年有余的紧缩货币政策下，各国复苏动能趋弱，但通胀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展现了一定的韧性。年度全球宏观经济呈现以下五大特征。
（一）总体增速放缓。疫前已经存在的诸如“去全球化”等趋势性力量持续发挥作用，叠加美欧高利率和央行缩表、制造业景气下行，制约着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增速由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低于2000-2019年间的平均增速3.8%。
（二）经济增长分化。发达国家总体经济增速为1.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4.0%。中国当年实际GDP增长5.2%,达到官方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名义GDP增长4.6%,属于历史低速。三大发达经济体呈现“美强日兴欧弱”的格局。美国依然引领全球创新，经济表现突出，2023年GDP增速达2.5%,高于2022年的1.9%。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之后，呈现某种恢复甚至新生迹象，长期增长由负转正，年度GDP增速达1.5%。德国等制造型经济体（增速为-0.3%）则受到全球制造业景气下滑的较大冲击，导致欧元区经济增长停滞，年度GDP增速为0.5%，衰退的风险上升。
（三）发达经济体的就业良好。2023年12月美国失业率为3.7%,欧元区6.4%,英国4.3%,日本2.5%。美国和英国分别比一年前上升0.2、0.6百分点，日本持平，欧元区则下降0.3百分点。总体看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普遍处于历史较低位置，几乎达到了宏观经济学所定义的“充分就业”状态。
（四）总体通胀率下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为通胀下行贡献了主要力量。随着上游能源加速回落，推动下游消费者物价指数水平（CPI）下行至2%-4%区间，主要央行的通胀目标区达标进程已过大半。2023年末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CPI分别回落至3.1%、2.4%、3.9%、2.3%，处于一年来的低位。然而，东中欧、西亚北非等少数国家通胀依旧严重，埃及（35%）、尼日利亚（28%）、老挝（25%）等国深受俄乌与巴以危机影响出现能源粮食供应危机，委内瑞拉（283%）、阿根廷（161%）、土耳其（62%）等货币发行失控成为通胀“老大难”国家。一些国家则显现通缩迹象，中国CPI在三、四季度出现月度负值，11月份亚美尼亚、泰国也出现了CPI负增长。
（五）中外宏观政策分化，中国继续降息，发达国家则持续加息。与同期中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同，发达经济体从2022年3月开启本轮加息，实行紧缩性政策。2023年以来欧美继续加息收紧银根以控通胀，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处于高利率环境。2023年内美联储加息4次，政策性利率水平提高100个BP，达到5.33%，为22年来的最高利率；欧洲央行加息6次，政策性利率水平提高200个BP，达4.5%，是欧洲央行成立以来的最高利率。此外，英国、加拿大银行也多次加息，其政策性利率分别高达5.25%和5.0%。但随着通胀率下降，本轮美欧加息周期已临近末端。
全年来看，2023年代表国际恐慌程度的VIX指数（CBOE Volatility Index）处于11.81-30.81之间，表明不确定性比2022年有了显著下降。但国际形势并不太平，甚至仍可称为复杂、多变，同时一些线索也已清晰显现。一个最重大的线索，即是近年“全球化叙事”的确定转向：喧嚣猛进的普遍合作与全面进步时代已经不见踪影，代之以国家间的划阵营、退群、脱钩和制裁；具体到个人生活，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成为幻觉，有的只是风雨如晦和焦虑不安。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很多国际评论家将国际情形与一战前情势作比较，认为真是像极了一战前的紧张局面。而主要国家的经济通胀，又隐隐约约有点像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无论如何，毕竟像茨威格感叹的那样，再也回不到他熟悉的维也纳，回不到“昨日的世界”了。全球化的退潮和转向，促使原先连结就不那么牢固的一体化世界市场和国家群组加速“裂变”，使得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产业与金融周期不再同步，宏观政策和经济表现也出现了较大差异，分裂导致了分化。
“全球化叙事”转向并非始于今日，其标志性事件可追溯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2009年欧债危机。其后全球经济一举陷入“增长停滞”或“大萎靡”，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程度加深，社会不断撕裂。中产阶级无奈沦陷，低收入者无助挣扎，成为“不被代表的人群”（Unrepresented），进一步推动“反社会”、政治极化、本土主义和民粹思潮加速升级，全球矛盾更加激化。从所谓的中东和北非多国“颜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2011年“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到2018年“黄马甲运动”（Yellow Vests Movement），再到2020年“黑命贵”抗议（Black Lives Matters），近十年来席卷全球的各种游行示威运动接连不断。2016年-2020年进入“特朗普周期”，同期也是为时四年的英国“脱欧”大博弈，政治的扰动骤然上升，退群、脱钩成为新话题，国际间摩擦增多，地缘冲突频发，大国间竞争甚至演变为对抗。2018年之后，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大流行、俄乌战争等三个重大事件，加剧了原有“全球化叙事”转向和主要国家群组的裂变趋势，不仅是全球化停滞，而且是全球化退潮，“去全球化”“逆全球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去全球化”就是“去中国化”（脱钩断链），同时对中国的“印太”包围圈已似隐然形成。“安全先于自由”成为国家间的“默会”认知，在各国政府“泛安全观”的笼罩下，社会经济流动性限制增多，强调主权的经济民族主义上升，摩擦成本大为增加，前景更加不确定，经济震荡和国际分化已不可避免。更广泛来看，分歧不仅在于经济领域的分化，还有政治的分裂，甚至是不同发展道路、价值观与文明的新一轮“大分流”。
二、市场的效率与创新的活力：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分化
分别来看，2023年三大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实绩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显现“美强日兴欧弱”格局，美国经济表现较突出。在新冠疫情的全球公开数据中，美国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居各国之首。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低迷的“直升飞机撒钱”和巨额财政支出，加上因俄乌战争而加剧的资源、粮食价格暴涨以及供应链混乱，造成了美国近40年来的大幅通货膨胀。为遏制通胀，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收紧货币政策，持续大幅度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理论上，高利率环境必然对国内消费、企业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等构成打击，造成经济减速。如：以外贸为例，2023年全年美国出口增幅从2022年的8.1%降至4.1%，而进口则从2022年的增长7.1%大幅萎缩至下滑0.2%，确实受到不少负面冲击。此外高利率也引发了硅谷银行等中型银行的破产危机。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上述紧缩性政策冲击只表现为局部影响，美联储加息1年半来，美国总体经济非但没有衰退，反而呈现出加速的势头。2023年前三季度美国经济表现明显好于预期，第三季度尤其亮眼。美国商务部2023年12月21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4.9%，创下7个季度以来的新高。个人消费支出、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私人库存投资、商品和服务净出口等增长较快。剔除其中波动较大的品类后，物价涨幅下降明显，劳动力市场的过热也开始缓解。种种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具有强劲的恢复能力，称其为“一枝独秀”也不为过。在深受新冠疫情及俄乌战争打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只有美国完全复苏” [[2]]。
欧元区经济弱化。在经历了2022年四季度至2023年一季度环比增长停滞的窘境后，欧元区在二季度重回经济扩张区间，但三季度增长趋势出现反转，出现了欧元区自2020年三季度以来的首次环比负增长。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全球需求放缓、能源成本依然高企，再加上持续的货币紧缩，给欧元区带来了多重压力，欧洲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激增，迫使部分企业停产、减产，或通过转移生产场所来寻求更安全稳定的供应链环境。欧元区2023年数据显示，综合PMI持续7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低于50荣枯线），而制造业PMI自2022年7月后已连续19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下，服务业PMI连续6个月低于荣枯线。四季度欧元区GDP稍有修复，免于“技术性衰退”（同比增长率连续两个季度为负），但增速为零，经济停滞。
日本经济显现回归态势。在经历漫长的低迷期之后，日本经济在“安倍经济学”等系列政策的带领下逐渐走出通缩，开始呈现复苏态势。“安倍经济学”于2012年安倍晋三就任首相时提出，由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公共投资的财政政策、推动企业创新的结构性改革等所谓的“三支箭”组成。2015年9月安倍宣布“安倍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进而提出“新三箭”口号，第一箭目标是提升日本GDP到600亿万亿日元，第二箭目标是提升日本的生育率到1.8%,第三箭是将护理离职率降为0。“新三箭”分别代表建构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具有希望的生育环境，以及安心的社会保障。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2021年10月上任时承诺打造“新资本主义”，希望促进经济增长和更平等的财富分配，并提出了投资人力资本、实现涨薪、支持初创公司等举措。2023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出现了三个季度以来的首个正增长。二季度出口强劲，经济扩张超预期，GDP环比增长1.5%。但由于家庭消费和企业支出疲软，三季度再次出现经济收缩，环比下降0.5%。长期困扰的物价通缩不复存在，日本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已连续19个月超过央行设立的2%的通胀目标。2023年11月，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内容包括减税并向低收入家庭发放补贴。12月货币政策会议仍决定维持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
新兴市场总体经济表现尚可。印度2023年经济增速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位列第一，达到了6.3%，预期在未来数年将成为继美国、中国后的第三大经济大国。2022年增速第一的沙特，未能延续石油带来的高增长，预期增速仅为0.8%。俄罗斯虽连遭制裁，但2023经济增速达到2.2%。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在2023年上涨。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继以降息来反通胀的“埃尔多安经济学”之后，高通胀仍然不止，在2023年6月终于回归正统货币政策。11月经济学家米莱当选为阿根廷新总统，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米莱式自由化“休克疗法”。
在国际“分化潮”中，需要审视和深思的是，为什么在持续激进加息条件下，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仍能一枝独秀，实现更为亮眼的稳健增长？分析家们讨论较多的原因：一是十年来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取得成效，有可能正在开启一轮新的“超级制造周期”。二是美国就业充分，居民收入稳定，支撑了消费支出。三是微观主体资产负债状况良好，家庭部门在低利率时借入长期贷款，企业部门也利用此前宽松的信贷条件延长了债务期限，导致总需求对利率上升变化并不敏感。四是2008年危机之后，家庭部门经过十多年主动的“去杠杆”，储蓄率上升，加上持续股市“长牛”，都对购买力构成支撑，提振了消费者信心。这四点原因当然不是全部。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来自美国市场的吸引力、服务业的竞争力和人力资本的创造力，来自面向全球的资源流动与人才开放竞争，造就了美国更高的经济活力和创新效率，其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天、金融等领域企业持续引领全球技术进步，因而能够获得高附加值和资本市场高估值的正面激励。近年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显现“喇叭口状”放大趋势（不妨称之为“新经济分叉”），其根本原因或正在于市场效率与创新活力的高低分化。
三、追赶的道路与艰难的爬坡：处于新关键节点的中国经济
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战、俄乌战争及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重大冲击后，2023年中国社会疫后重启，“凤凰涅槃待重生”，经济进入艰难的修复阶段。复苏进程温和而缓慢，并未出报复性或补偿性的全面大反弹，在2022年低基数的情况下，2023年四个季度实际GDP增速分别为4.5%、6.3%、4.9%、5.2%，显现出一波三折特征。疫前已经存在的趋势性力量持续发挥作用，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内外挑战仍然不小，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和全面通缩风险，微观主体信心仍然偏弱。直至年末，供给与需求的恢复尚未达到疫前趋势水平，民间投资意愿、进出口景气度都相对偏低，消费弱化并显现某种降级趋势[[3]]，地产仍然处于失血状态，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降势未止。2023年10月以来，制造业PMI连续3个月环比回落，12月降至49%。CPI同比已连续3个月为负，价格收缩和信心不足问题仍待进一步改善。但在近年崛起的 “新三驾马车”（新能源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的带动以及财政货币金融“三只箭”（债券、信贷和股权）的配合下，中国稳住了经济大盘，2023全年GDP约126万亿元，按不变价同比实际增长5.2%，完成官方年初确定的全年增长目标。但名义增长4.6%属于历史低速。随着政府专项债券等财政扩张手段的进一步运用，以及2023年下半年启动城建“三大工程”（城中村改造、保障房与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有望给脆弱的房地产和基建注入新的动力。
表1 长期追赶-中国与各收入分组国家的差距（倍数）
注：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收入（现价美元）动态调整国家分组，最新的2023-24年标准(217国)是：低收入国家≦1135美元（26国），中等偏下收入1136-4465美元（54国），中等偏上收入4466-13845美元（54国），高收入>13845美元(83国)。
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
从国民财富增长和国家追赶的长期视角看，经过改革开放45个年头的努力和奋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终于在2022年（12850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2804美元），2023年即将突破“中上收入”阶段而触及“高收入”下限门槛（13845美元），从而站在长期“追赶”的关键节点和历史新起点上(表1)。中国当前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1/6，新加坡的1/5，高收入国家组别的1/4，日本和韩国的1/3（表1和表2），在生产率和需求扩展等多方面仍有显著的差距和追赶空间。在没有大的摩擦和风险扰动条件下，通过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来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未来五至十年保持平均4.5％的增速，当是一个合意目标[[4]]。
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至3万美元期间，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新的结构转变和经济升级，具有如下典型特征。
一是“工业化退潮”，面向国际竞争而升级，形成不同的优势制造业。原先大规模、标准化扩张的工业化开始减速，物质资本的数量积累减缓，经济增长的加速度因此减弱，但开始重视产品质量和差异化技术，基于全球市场需求而升级，出现了一些各具特色的优势制造业（冠军企业）。比如，在此收入阶段，美国的电气、钢铁、汽车、飞机制造业，德国的汽车、电机、电气和大型医疗设备制造业，法国的钢铁、汽车和奢侈品产业，意大利的金属加工和设备制造业，荷兰和比利时的化学品制造业，日本的广电通信和耐用消费品制造业，韩国的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等，具有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5]]。
二是“服务业扩张”，管制放松，“经济服务化”特征凸显。此阶段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都快速发展，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较高。服务业的大发展基于“市场化”而展开，相应地各国都放松了与服务业有关的诸如科教文卫体等领域的管制，以释放服务业活力。在当代互联网技术支撑和政府管制放松条件下，服务品走向“可贸易化”，国际间的服务贸易获得巨大发展，那些服务业竞争更充分、更具备网络规模效应、更具有高增加值的国家，增长优势更明显。
三是“新中产崛起”，全面转向“消费社会”。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大多数，其收入和消费支出成为消费社会之基和政府税收主要来源。不仅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来自居民消费，而且制造业的需求也更多来自居民消费。由于居民消费的不断升级基于稳定的收入预期，稳定的收入需要充分的工作机会来保证，因此创造就业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导目标[[6]]。同时，以增加公平为目标的社会政策重要性也开始上升。
四是“内生式发展”，基于人力资本的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满足生理相关的物质需求之后，人的安全、社会交往、尊严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追求更为重要。不同于此前政府干预的外生式“规模扩张”阶段，高增长可以通过集中资源投入而获得，进入新阶段后，扭曲式干预的效率下降，甚至副作用凸现，多元化、差异化的内生需求开始主导经济流程，趋动各类创新，而人自身的质量又决定了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质量。这就要求更加重视社会权利，增加对“人”的投资和保护，促进“人的现代化”和自由全面发展。
展望前路，中国经济仍处于艰难的市场供需机制“修复”和结构转型升级“爬坡”之中。以阶段划分，改革开放四十五年的前二十年，大致上是以解决基本温饱、加工制造和产品模仿为特点的“中国1.0”阶段；之后二十年，是以解决住房需求、基建投资、技术模仿为特点的“中国2.0”阶段。近年中国经济开始向大众消费、绿色转型和技术创新驱动的“中国3.0”新结构升级。但向“中国3.0”跃迁的过程并非坦途。在前两阶段，中国通过市场化和政府偏向性政策干预结合，推动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空间扩张型”城市化。随着城市化率超过60%、人均收入从中上阶段向上突破，全面转向“中国3.0”新结构，原先的增长逻辑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长期以来干预下的规模扩张效率快速递减，非均衡发展的矛盾显现。
当前，面对去全球化、去碳化、分布式智能技术创新、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等巨大挑战，外部国际环境趋紧，内部的价格收缩、就业困难、地产下行、债务压力等四大问题极其严峻，旧的增长动能难以维持，新的内生发展机制还未找到。新周期的道路注定是不平坦的，在一定时间内将不得不面对增长减速挤压、经济高成本而低效率的困境。理论和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再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都不足以应对CPI、PPI、房价、利率、汇率、股价、工资等齐步下跌的全面价格通缩压力，不足以使经济摆脱“流动性陷阱”，更不能刺激出真正的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优势，反而可能导致寻租、低效、浪费和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只有以“市场化”为导向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修复社会信心，恢复微观活力，降低制度成本，提高配置效率，保护财产权利，激励创业和创新，才能促使经济回归可持续增长区间。
四、多重的压力与改革的急迫：2024年之后的经济与政策展望
进入2024年，包括美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即将举行全国大选，全球宏观经济仍面临地缘冲突、去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挑战，并将迎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由紧到松的新转变。各主要国家群组仍处于“裂变”和“分化”之中，西方基于价值观而划阵营和组群，美、欧经济有分歧，但政治上已经合流，对中国已形成“可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认知和定位。各集团的竞争、对立甚至对抗还将延续，但会处于有节制、有控制的程度，并不至于形成那么“冷”的新冷战。国际间新“政治正确”的跟风潮流已经形成，所谓的“不脱钩、去风险”只是外交辞令，“唱衰做空”也将成为新常态。“脱钩”的实质就是“去中国化”。各种脱钩中，最需要关注的是知识和技术的“软脱钩”，这是西方作为制高点战略的着眼点，因此须警惕所谓的“降维打击”。西方主导的国际流行叙事和全球治理秩序在短期之内势难扭转，未来在什么时侯才能回归“全球化”正轨，将以主要国家对脱钩成本（安全溢价）的承受能力作为一个边界条件。
2024年的全球经济，还将面临增长下行和债务上升的双重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10月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5%、2023年的3%，下行至2024年的2.9%[[7]]，2024年1月将预估值上调为3.1%。联合国的预测则更低，从2023年的2.7%放缓至2024年的2.4%[[8]]。由于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几乎已实现完全复苏，支持服务业经济的强劲需求目前正在减弱，因此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行更为明显。全球总体通胀继续放缓，从2022年的9.2%、2023年的5.9%下降至2024年的4.8%。但多数国家的通胀在2025年之前不太可能回到目标水平。
各国目前处在加息周期的不同阶段：发达经济体（除日本外）的加息已接近峰顶，而一些较早开始加息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巴西和智利）则已开始放松政策，中国则处于持续的名义利率降息之中。预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2024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前两年4%的水平。东亚、西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金融条件收紧、财政空间缩小、外部需求疲软的问题，其短期增长前景也在恶化。低收入的脆弱经济体，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和债务可持续性风险正不断增大。
各国政府实质在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歧路上一直“裸奔”狂跑，类似欧盟奠基石的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其后1997年《稳定增长公约》）规定的3%赤字、60%债务率两条约束“红线”，早已被甩到九霄云外。国际金融研究所（IIF）估计[[9]]，按照过去5年累计增加25%的速度，2023年底前全球债务可能接近310万亿美元，高达全球GDP(100万亿美元)的3.1倍，2024年各国进入大选，民粹主义泛滥，福利主义许诺，将使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压力尤其严重。这意味着，各国需要增加现金流动性以支付到期债务，或者寻求新贷款再融资以“续命”。
主要国家中，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或放缓至1.5%。首先，消费韧性弱化。通胀快速下行之后，居民超额储蓄2023年底消耗殆尽，2024年在家庭储蓄下降、利率高企和劳动力市场逐渐疲软的情况下，预计2024年消费者支出将减弱。其次，投资预计将保持低迷。2024-2025年企业债务集中到期，即使美联储于2024年下半年开始降息，利率仍处于高位，企业部门仍将面临较高的债务置换成本，缺乏加杠杆意愿和能力，企业投资动量不足。此外，近年美国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少，但也带来了美国财政赤字高涨，面临“财政悬崖”风险。截至2023年9月30日的2023财政年度，财政赤字扩大至1.7万亿美元，同比激增23%，已达到GDP的6.3%，这一规模为有记录以来第三高。2024美国将进入大选，美国会两党对新财年预算反复博弈、难达一致，此前债务上限法案通过的一个前提条件即削减2024-2025年财政开支。
2024年欧元区经济面临“技术性衰退”风险。其原因，一是地缘冲突和政治周期摩擦。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国际地缘冲突形势并未根本好转，援助成本、能源供应和难民潮都将带来新的压力。2024年中欧洲议会大选，极右翼和欧元怀疑论者可能激增，给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扩大计划蒙上阴影，对欧盟“绿色新政”（Green Deal）的政治阻力依然存在，近期席卷欧洲的农民抗议浪潮即是突出表现。二是2024年制造业仍然不景气，全球经济放缓，将继续抑制对欧元区商品的需求，其出口依旧低迷。三是供应链修复、通胀降温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接近尾声。四是高利率仍对经济起抑制作用。居民和企业“加杠杆”的难度较大，预计信贷变得更加困难的受访者比例保持高位。五是财政的支持力度减弱。预计欧盟各国2024年能源相关补贴规模将进一步减少，并于2025年退出该补贴政策。总体上，各类国际组织和机构对2024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测皆有差异，但多持增长率将降到1%以下的“增长下行”看法，并面临“技术性衰退”风险。更有人担心，由于高利率效应的延迟传导，欧洲一些经济体可能会因投资和需求放缓而进入“衰退型”通货紧缩时期。
2024年日本经济内需回升、外需走弱，整体处于复兴之中。首先，企业盈利渐佳。2023年日本PPI-CPI“剪刀差”显著收敛，贸易逆差收窄，企业盈利有明显改善，这将对企业投资起到较好的刺激作用。其次，居民消费韧性强。预计新一轮劳资谈判后，日本居民实际薪资收入增速将转正，同时考虑到财富效应和较强的消费信心，日本居民消费潜力充足。其三，出口压力不小。2024年欧美经济增长趋弱，外需不足，且日元汇率将逆转此前贬值态势而进入升值周期，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进一步对出口形成拖累。
人类正处于绿色转型和分布式智能技术创新的长周期中。2023年是“生成式AI元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技术出现爆发，直接刺激了全球科技公司之间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引领新一波AI创新、投资和辩论热潮，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市值，2024年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依然方兴未艾。回顾人类发展史，工业革命、互联网服务业革命都出现了不同的国家崛起或衰败，可称之为“第一轮大分流”和“第二轮大分流”。当前以绿色浪潮、分布式智能技术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创新和治理革命，或许将导致第三轮的“新经济分叉”。所谓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可怕，在“新经济赛道”中被甩开甚至“脱轨”，才是问题。在长期追赶的道路上，中国需要直面这一轮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国际大分流（“新经济分叉”）挑战。开启新一轮市场化改革，扭转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同时避免“去全球化”中的脱钩脱轨风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回首历史，32年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可以说是中国迈向全球化的先声，之后1993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宏观制度大变革，《中国人民银行法》、分税制、固定汇率制（以及结售汇制）、《公司法》、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相继实施，为三十年来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2001年“入世”，中国开始与世界紧密联结，正式登上国际舞台，经济增长自此大跨步向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去全球化”抬头，国际环境趋紧。在大国竞争与合作博弈的大背景下，2020年初《中美贸易协定》（第一阶段）、11月东盟10国和中日韩澳新15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年底《中欧投资协定》等三大协定的草签，对中国构成相当约束，当然也有重大的机遇，甚至可称为第二次“入世”，有可能藉此确立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惜的是，各参与方越走越远，美西方对中国的压制围堵也越演越烈。当前“去全球化”（去中国化）的国际流行叙事在短期内势难转变，中国通过努力来维护和平、沟通和开放的国际环境，实现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仍是必走之路。近年强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确实非常重要，但其关键之处并不在于规模和所谓的统一，更重要的是“非市场”部分向“市场化”的转变[[10]]，这是新时期稳经济大盘，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发展仍是时代主旋律和最大的政治，改革开放依然是国策，以提高效率为导向，“修复”、“改革”与“创新”应当成为新周期宏观政策抉择的基准。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王宏淼，2023：《凤凰涅槃待重生：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有望温和复苏》，删节稿发表于《中国发展观察》2023年度第2期。
[[2]]“only the US has fully recovered”,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专职副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在G20之前召开的东盟（ASEAN）首脑会议上的发言(2023年9月5日，The Plenary Session of 43rd ASEAN Summit)。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3/09/05/sp090523-imf-managing-director-speech-to-plenary-session-of-43rd-asean-summit
[[3]] 王宏淼、程锦锥，2023：《“消失”的消费——当前消费收缩的机理与政策应对》，《财经智库》2023年第1期。
[[4]] 高盛等机构基于“新三驾马车”拉动和多年房地产持续低迷因素，预测中国未来几年实际GDP增速将从2024年的4.5%放缓至2027年的3.7%。见Wei，Maggie；Xinquan Chen，et al., Sizing the "New Thre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Goldman Sachs（Asia Economics Analyst），19 October 2023.
[[5]] 许召元，2023：《把握主导产业发展趋势与方向》，《经济日报》（5月23日）理论版。
[[6]] 程锦锥、王宏淼，2023：《“稳就业”才能“扩消费”——当前刺激消费的误区及稳消费的逻辑》，2023年9月工作论文。
[[7]]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 2023): Navigating Global Divergences,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8]] The UN DESA,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4,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WESP_2024_Web.pdf.
[[9]] IIF, Global Debt Monitor: Politics and Climate Finance in a High-Debt World(2023/11/16), https://www.iif.com/Products/Global-Debt-Monitor
[[10]] 王宏淼，2022：《深化市场化改革：建构统一大市场的首要问题》，《中国经济报告》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