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按照经典政治学的规范进行知识的积累，也要力求发现被经典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所忽视的问题和领域，同时还要对一些重要的、带有西方印记的概念进行创新，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最终形成对世界政治发展进程尤其是各种发展模式的解释。当前这一建构主要集中于经验层面而非理论层面，处于知识及概念积累阶段，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解释层次上，在企图阐述中国这一个案的典型意义或理论意义方面还缺乏深入而广泛的比较研究。
关 键 词：比较政治学 西方话语体系 中国话语体系 知识积累 理论构建 发展模式
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本涵义
话语体系是知识、价值以及各种诉求的系统而有效的表达形式，广义上是指一种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宗教的知识和价值观的表达形式，狭义上是指一个学派的体系及核心思想或价值观的表达方式。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就是由特定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理论和研究议题所构成的一个学派的基本思想和表达方式，包括对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以及各种发展模式的概括。我们所说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或建构中的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都是如此。当然，学派有大小，有分支，一个大学派往往是多个小学派的复合体，它们会形成一个整体的话语体系，同时也会在具体的理论和议题上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构成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的方法主要是指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如对政治现象的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方法，包括相关的研究设计等。理论主要是指各种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理论，如结构主义理论、比较历史分析、政治发展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有些理论是跨学科的，但将其改进并应用到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中，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比较功能。同时，理论和方法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广义的方法就是指研究所选择的“理论工具”或路径。研究议题是指经验层面的现象和行为，主要是指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以及围绕着这一进程而发生的各种政治现象，尤其是对各国共生的政治现象进行研究所形成的共生的比较性的政治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不同的“发展模式”就是在这一层面上展开的，它是比较政治学议题的集中体现。
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既存在着相同的知识基础，也有价值上的差异性。实际上，无论是哪一种话语体系，在知识、价值和诉求上，同一性和差异性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一定层次上和一定范围内或在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上，或在不同的发展空间和时间上是具有更多的相同性还是差异性，或是强调同一性还是差异性才能更合理地反映发展的实际。正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上，我们说各国的同一性是基本的，差异性则更多地是指发展过程中具体的价值诉求。我们通常不会说“建立具有中国(或某国)特色的自然科学”，这是因为在这一层次上科学是普遍性的，不分国家的。社会科学的核心也是科学，其接近这一层次的知识并非不存在。从方法上来看，在比较政治中，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较方法，无论是个案之间的小N比较还是大N的统计分析，在方法论层次上，并不受不同价值观或国家之间差异的影响，换言之，这种方法在被用来研究任何国家的政治现象时都有同样的适用性和合理性。从理论层面来看，可以就理性选择理论为例，尽管批评者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结构中人的自利性是不同的，甚至有时是以利他的形式来实现自利的，然而，这不但没有否认仍然有共同的自利性，而且就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理性而行动这一点来说，仍然具有普遍性。换言之，理性的涵义越抽象，普遍性越广泛；理性的涵义越具体，适用的范围越小。但在基本层次和所有层次的不同程度上的理性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人们行动的起点，这一点不可否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人的理性或自利性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表现形式是相同的。因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工具，它适用于所有政治现象的研究。只是研究者在应用这一基本方法时，需要把相关的文化或结构因素的影响考虑进去。
不同的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即方法、理论和议题是基本相同的，“不能由于西方率先构建了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就把它简单说成西方的东西，就认定这只是西方的理论或实践的结果。这个学科体系中有很多东西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一种理论或实践，只要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无论最初在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出现，它们都最终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作用”①。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性主要是指渗入到理论、议题和行为之中的某些差异性价值及各国所面临的具体的时序差异性发展议题。从方法和理论来看，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是不同的发展模式或国家都可以使用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由于既能研究政治现象间的共同性也能研究差异性才能成为有效方法和理论的，所以，差异性并不影响基本方法和理论的应用。从议题来看，任何国家尤其是世界主要国家都经历了传统社会并都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以及相同的理性化、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个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世界中，各国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差异性则表现为较为中观的一些议题上，例如现代化过程的时序问题，在一定的发展水平和阶段，是优先构建政治秩序、法治还是推进民主，也即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政治秩序和民主化的关系等。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所面临的任务会有所不同，因而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会不同，但这些问题都是各国曾经、正在或将来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在同一性与差异性共存的世界中构建普遍性的理论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的现实要求，“由于大多数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不仅涉及对于特定时空内相同、相似或者具有可比性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比较，而且往往还蕴含了某种发展观和进化观。在这些研究中，比较政治学被认为是建构关于政治现象的普遍性解释的理论，或者是收集和描绘各种跨国使用的各国和各种政治系统的数据以促成普遍性的理论建构。”②在坚持普遍性的基础上，“对于差异性的处理是将普遍性理论和特殊性个案之间的关系当作技术性问题，试图通过关注情景性分析、引入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分析来缓和普遍性理论和个案研究的张力”③。
还可以从概念的构建上来分析这一问题。比较政治学内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概念，分布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之中，用以解释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这既是比较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也是它存在的价值和支撑比较研究的前提。一个概念的适用范围越广，其价值就越大，就越可能形成一种理论；如果一个概念只适用于一个个案，那它的价值就很小，也不能成为理论。在个案与个案之间，常常需要建立一种联系，或者说用一个概念将这些个案联结起来，探讨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对它们进行解释，也即用一种处于不同文化和结构中的人们都认可的统一的概念或话语来表述相似的或相异的政治现象和行为。这就是利用政治现象的同一性来构建普遍联系，也是比较政治学中常见的研究路径以及建构概念和理论的方法。因此，比较政治学是可以在不同个案或国家中建构统一概念的方法。
有人认为概念不是客观的，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术语和常见词汇，诸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每一个概念都充满着价值色彩，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引导下，人们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会对这些概念做出不同的界定。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体系的批判有两种情况，或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种也是较多的情况，是在同一概念的外壳下争夺对于概念的定义权；另一种是构建与以往的概念和概念体系不同的、适用于自己的概念和概念体系，两者是依次递进的，从概念的理解、重新定义到概念的重设。在这方面之所以存在分歧并难以调和，是因为社会科学是一门软科学，其内涵是难以精确界定的，这就给不同的意识形态留下了以自己的价值定义概念的空间。但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也是科学，是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反映，正如上述，在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层次上，人类是有同一性或相同的基本价值观的，在所有的现象或发展模式中，也都是同一性与差异性并存，因此，那些认为不同的价值或意识形态对概念涵义有不同的影响，并由此认为不同的解释之间只有价值差异而没有共同性的观点，实际上是过多地强调了差异性而对同一性强调不足，尤其是没有区分这些概念的层次以及研究的层次。例如，对“民主”这一概念的理解，在基本的或最高的价值层次上，应该被理解为人民的主权，而在具体的和较低的层次上是各种民主的模式。人民的主权是相同的，已经成为各国人民追求的目标为各国人民所肯定。尽管对民主的理解实际上是对实现民主的方式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但这主要是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民主的要求有所不同。从世界或各国的发展进程来看，人们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追求是一致的，在任何文化和价值观中对民主和专制的判断都有着基本的一致性，不会因为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而无法区分专制与民主。价值维度是建立在现象维度之上的，而现象之间，是同一性与差异性共存，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的核心层次和维度上是有普遍性的。
“概念的扭曲”是构建比较政治学理论包括发展模式或话语体系时会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它反映了同一性和差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产生于一国或少数国家的概念在推广到他国时可能会发生“概念的扭曲”，尤其是在两个文化差异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例如产生于中国的“党国体制”或“政党中心主义”这一概念如果推广到他国，就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否则也会产生“概念的扭曲”。“党国体制”或“政党中心主义”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特点的一种描述④，符合中国的特点，但是如果把它应用于一些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主义国家来说明这一制度的合理性或一定的普遍适用性，例如新加坡，则会产生“概念的扭曲”，虽然新加坡的体制与中国的体制有很多相似之处，是强国家的治理模式，但是其政党的结构和作用与中国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不是强政党的结构。从广义上来说，世界各国的政体都是一种“党国体制”或“政党政府”，因此，“党国体制”是有普遍性的，但以政党为中心的党国体制则很少存在，即使是苏联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也并不是这种体制，1960-1980年代的很多威权主义政体却是“强国家”和“弱政党(执政党)”并存的体制。换言之，产生于中国的这一制度特点和概念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展国家是普遍存在的，但在时空和强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欧洲话语体系和美国话语体系的更迭
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与政治学的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国内外一些学者把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的起源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是在对多个城邦国家的阐述或潜在的比较中来研究国家的。虽然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⑤，但在这之前欧洲的政治学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在这之后则一直交织着欧洲政治传统与美国政治传统或欧洲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与美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的竞争与相互促进。
政治学的欧洲传统或话语体系⑥，主要指以欧洲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它强调哲学、法学、历史学在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尤其是质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强调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平衡；政治学的美国传统或话语体系，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科学传统，具体言之，就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量化研究方法。
政治学研究在欧洲起源很早，而且脉络一直未断，这一学科的伟大理论几乎总是欧洲的，因为它以国家理论为开端。在欧洲传统中，政治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包括对不同国家的国别研究或潜在的比较研究，而不是美国政治学所开拓的对个体政治行为的研究方法或比较政治研究。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是一种潜在的比较研究，正如他所说，他在研究美国民主时无不是以法国民主作为参照，尽管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提到法国的民主。与之相关，欧洲政治学传统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对政治价值和理想政体的规范性研究，是对历史的国家形态的演变及其机理和对国家制度安排的宏观研究。欧洲话语体系的支配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
美国政治学早期的发展受欧洲的影响很大，欧陆传统和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分别对美国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尽管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诞生在美国，但是其在诞生过程中受欧洲传统的影响很大。在研究内容上，美国政治学主要受德国传统的影响，被称为美国政治科学之父的伯吉斯常常强调美国政治学的德国传统。美国内战后，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的精英纷纷赴德学习，他们学成回国之后，在美国从事政治学研究。这一时期政治科学关心的是传统上德国政治学一直关注的国家问题，尤其是政府及其功能问题。然而，正如威尔逊所观察到的，对国家的系统研究并没有在美国扎下根来，美国人在输入德国和法国的国家理论时对其进行了重大的修正，即除了仍然有一部分研究关注国家的一般问题外，还从原来的宏大叙事转化为中观层次的问题，使之更具有研究上的可操作性。这是美国政治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有别于欧洲的一个表现。这与当时国家规范研究的深入而缺乏对国家中观层次的研究有很大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美国政治学主要受盎格鲁—萨克森传统的影响。自19世纪以来，欧洲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着争论，基本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应该采取自然科学的模式对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另一派则认为，应该采取人文学科的模式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是通过解释学的方式探究社会的概念基础。前者主要以英国为代表，后者则以法德两国为代表。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欧洲不同的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发展，促使美国很快发生了研究的转向，换言之，尽管欧洲的这两个传统都传入了美国，并在美国不同的大学中扎下根来，但是，美国人很快就表现出对自然科学模式的青睐，使它在19世纪末即在美国取得了统治地位⑦。具体到政治学来说，是在一战期间就完成这一转变的，伯吉斯等人虽然使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内容继承了德国传统，但其阐释学的方法论没有确立起领导地位。在方法论上，美国政治学选择了盎格鲁—萨克森的科学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⑧。19世纪末，当现代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在美国诞生之时，比较政治还不是其中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比较政治学才逐步成为政治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⑨不过，当时的比较政治学被称为“比较政府”，研究的重心是少数几个欧美国家的正式的政治法律制度，而且也是描述性的，⑩这是早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所具有的普遍特点。
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创新是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推动力和条件，即政治学本身的发展和对其他学科理论的汲取促进了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的发展。1921年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发表了《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正式提出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人种学、统计学的技术和成果应用于政治学之中，这一年被视为政治科学运动开始的标志(11)。因此，美国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对政治过程和行为的动态研究，强调对政治现象进行量化分析。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变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革命”使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从“问题”向“主义”转变，它主张价值中立，注重经验分析，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揭示理论和行为的普遍性。正是通过这种经验转向，二战之后的美国政治科学得以摆脱欧陆传统话语体系的影响，形成自己的体系风格和话语。
政治环境的变化也是推动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亚非新兴国家卷入现代化进程为比较政治的研究提供了“活的实验室”，使比较政治从仅仅关注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的地区性视野拓展到世界视野，大大增加了对国家的认识和可比较性，这一变化使20世纪60年代的经验研究尤其是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并占据了比较政治学的支配地位。这一时期开始有很多年轻学者受阿尔蒙德范式的激励，动身前往亚洲、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研究国家的发展问题。这时的比较政治学形成了发展主义的统一研究范式。与早期比较政治学相比，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有了很多实质性的进步。(12)
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实践对一度在比较政治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发展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一些学者指出发展主义范式隐含着一个内在倾向——种族中心主义或地区主义，即它的基本假设来自西欧和美国少数几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和经验，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路径有很大的差异。为了解释这些变化，1970年代各种替代性的理论范式纷纷兴起。最先兴起的是依附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两者都强烈批评发展主义并企图取而代之。依附理论批评发展主义忽略了第三世界无法控制的国际市场力量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阶级因素，而且发达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后发展国家的落后和欠发达为代价的，因此，后发展国家不能模仿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法团主义理论指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与西方一些国家以社会为中心不同的是，很多后发展国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依附理论和法团主义丰富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从发展主义以外的视角来探讨多元变迁的路径和理论，致力于探索符合各国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发展模式。(13)然而，虽然这些理论削弱了对发展主义的关注，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发展主义，因为它们不仅只是中观的理论，至多只适用于一定发展时期或一定范围，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对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提出挑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学又逐步结束了一度多元化的局面，出现了新的统一局面。首先是新的研究范式再次将研究者的方法和议题集中起来：一是由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和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发展出一种基于理性或自身利益的政治行为模型，从而塑造出了一种像60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那样的普适的研究范式；二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14)，由于发展主义对早期比较政府的批评，而对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制度因素的忽视重新得到了重视，并掀起了重新研究国家和各种政治制度的热潮。
其次，现实政治的发展为政治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支撑。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使依附理论、官僚威权主义、法团主义等中观理论出现了衰落，代之以“民主转型”范式的兴起。“民主转型”范式与政治发展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大量事实证明，对发展起作用的因素有民主、稳定、市场、社会变迁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罗斯托、利普塞特、阿尔蒙德等早期发展主义者那里找到原型。尽管在“第三波”之后一度出现了“转型范式的终结”，在各转型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民主的混乱”和“威权的回潮”，但是自21世纪以来，这些国家重新进入了稳定民主的高速发展时期，不仅韩国等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发展，而且像印尼、菲律宾、泰国、印度等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甚至21世纪初以来多个发生了“民主的失败”的国家，也在恢复稳定的发展。提出“民主失效”观点的另一个证据是欧美国家经济上的相对衰落，然而，近几年来，欧美国家的发展令人瞩目，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强劲，从政治上看，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的批评是因为他不民主的一面，而不是他尊重民主的一面，欧美式民主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从政治发展进程来看，历史上多次“民主的失败”并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些国家自身民主质量不高或政治发展水平不高、转型条件不具备所造成的。解决的方式是提高制度化水平，包括一定程度的威权的回归，但其前途仍始终是民主的发展。
政治发展的现实使欧美和后发展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都认识到，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一方面各国的政治发展路径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人们不可能用一种发展模式或一种理论范式来充分解释所有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趋势是相同的，因此，无论是发展主义理论所阐述的现代化的一般路径还是多元性理论范式对各国发展路径的阐述，都有其合理性，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分析各种发展模式。在这方面不应过于强调各种发展观或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质性差异，而应着重分析其量性差异和共同性，在可对话和可比较的层面上探讨各种发展模式。实际上，多元发展路径和多元理论范式本身就是西方学者最先提出和建构的，是在发展主义范式的基础上来阐释多元路径的。后发展国家的学者在这方面做出的理论贡献还不多。由此看来，西方的理论构建和发展理论本身就是多元性与同一性相结合的，它与后发展国家的学者在中观理论和发展路径中强调的多元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换言之，强调发展路径的单一性和多元性并不是西方理论与东方理论的区别，它只是理论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也是美国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理论建构与模式建构
从欧洲、美国政治学以及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和所遇到的问题中可以看到，要建立一种话语体系，就要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制，形成系统的理论话语，在此基础上对发展模式进行可比较性的理论阐释，也即从各国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和建构出可比性的发展模式，从而掌握对理论和发展问题的解释权或话语权。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话语体系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在不同话语体系的交流中逐步形成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努力和积累，并以开放的态度吸收前人包括来自西方的成果。加大力度推进这一过程是必要的，但不能违背学术规律，尤其是不能以意识形态或种族中心主义偏见来替代学术判断，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否定了这样的建构方式。
构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首先要重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这是指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个案比较与变量比较方法的创新和运用，包括在研究设计上的创新和应用，即可以应用到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创新和运用，如对结构主义、比较历史分析、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政治文化理论以及各种中观理论的创新与应用等(15)，当然也包括提出和构建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当前主要应在中观理论建构上尤其是发展模式方面有所进展。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出一些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宏观和微观理论通常更具有普适性，而中观理论是区域性的。但无论如何反映社会现实的理论，无论是已有的理论，还是需要构建的理论，都要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这是构建比较政治学学派或话语体系的基本要求。有人指出，社会事实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而人的所有活动都受价值观的支配或影响，因此社会事实不是纯粹客观的，除了研究对象的价值因素之外，研究主体也有价值性，因而话语体系的构建会不同程度地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利益格局相关。这并没有错，但这只是强调了其差异性，而没有阐明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关系。既然是不同程度地与意识形态有关，也说明它还有与同一性有关的一面，只是要具体地分析在哪一层次或哪种环境中，尤其是哪些时间和空间中同一性或差异性会起更多的作用。话语体系的构建在尊重个案差异性的同时也要尊重理论的普遍性。
其次，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对已有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以及丰富其内涵是进行理论构建的前提。在这一阶段，我们根据中国以及他国的发展经验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尤其是对已有的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进行审视并丰富其内涵甚至修饰其定义是必要的。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学者已经提出了很多的概念，但是构建话语体系所需要的概念不能仅仅适用于中国，那些仅适用于一国的个案性的概念不是理论构建的因素，因此，我们要对由中国经验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要在多国比较的研究框架中对相关概念进行演绎、检验和修正，使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样的概念才会成为理论构建的概念。此外，构建话语体系决不能只研究中国的经验，这不仅因为“他者”是观察和定位一个现象的不可或缺的视角，而且不对世界体系或至少其他主要发展模式做出解释是无法建构理论或话语体系的。“体制内民主化”这一概念就是通过对世界近代以来政治转型方式从激进向渐进、从暴力向温和转变的趋势和当今世界一些国家政治转型的状况而提出的，它既反映了当前民主化的新的形态和趋势，也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特色相呼应(16)。当然，如果要使这一概念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还需要进行验证和修正。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构建对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对世界各国进行了分类，既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世界发展的现实和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模式找到了一定的理论根据。当然，这只是观察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视角，它无法取代其他的观察视角或分类。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概念创新，都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都不能违背政治发展的规律而为违背规律的发展观背书，为这一现象而“创新”出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一定不能在种族中心主义或意识形态偏见支配下对政治发展的现实进行研究。应该认识到正如产生于西方的某些概念和理论例如现代化的单线发展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后发展国家一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产生于中国的某些概念应用于他国，要对一国产生的概念进行普适化抽象或修饰，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本国特色，但又能基本反映一国或多国的政治实践。这其中也包括对已有的概念进行新的解释，例如，对民主的模式进行重新定义。民主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在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它是有普适性的，但是对民主的形式或模式却有不同的理解，这需要根据不同时期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情况对其进行概括和定义。但要实事求是，不能为了自己特殊的需要把非民主的制度“创新”成民主的，非民主的制度只能用非民主的概念来表述。
在研究方法尤其是研究设计上还需要有更多严谨和规范的努力，“只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实证比较研究，并形成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成果，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才算是迈出了真正的第一步。”现在的跨国比较很少有直接而规范的研究成果，“没有做到‘结构化的、聚焦的比较’，而这种‘结构化的、聚焦的比较’要求我们对两个或更多的案例追问一系列同样的问题，做类似的‘过程追问’，最后给出有价值的结论。”(17)还要寻求分析框架上的规范与创新，“……分析框架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路径：第一是可以通过纯逻辑演绎推理的方式发现前人的理论在抽象层面上的漏洞，进而进行修补，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包括抽象层面的理论描述以及经过严格挑选的变量和案例组成的体系；第二条路径正好相反，即原有的理论按照自身的逻辑推演并没有明显的漏洞，但是研究者观察的政治社会现实或者掌握的实证材料显示出来的情况与理论的预期明显不符，这就需要做重新理论化的努力来解释新出现的现象，这个重新理论化的过程就是发展新分析框架的过程。”(18)
在经验层面上进行构建，也就是阐释特定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阐述中国模式仅仅是第一步，是阐述世界模式的起点，还需要对各种模式进行解释，这是构建话语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即我们阐述的发展模式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发展模式，还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或发展水平上的发展模式?尽管两者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但仍然是需要回答的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些后发展国家都是在后者的意义上看待发展模式的，例如转型后已经进入稳定发展的国家的学者多持这样一种观点。还有一些国家是在前者的意义上来看待自己的威权主义模式的，这既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启动较晚、它们还远未完成这一进程有关，也与它们急于赶超或总是把自己与西方现代化进程对立起来有关。未发生经典意义上转型的国家的学者通常更多地持这样一种观点。由于多数后发展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同处一个时代，但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水平都还有很大差距，不是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因而这种比较并不完全恰当。在中国，对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或发展模式如何进行定位的分歧较大，有人认为尽管西方现代化的单线发展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和后发展国家，但这不意味着现代化的主要趋势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现代化的基本道路和趋势是相似的，只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换言之，它认为尽管现代化的模式或发展的早晚和时序以及由此带来的某些制度特征各有不同，但发展的基本要素和趋势即理性化、民主化、市场化的基本路径是相同的，要把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看成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要在自18世纪以来相继出现的“英国奇迹”“美国奇迹”“德国奇迹”“日本奇迹”“拉美奇迹”“东亚奇迹”以及多种奇迹中来看待“中国奇迹”；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在走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是一种需要政治上集权的“人民民主”或强国家治理的体制模式，因此，中国模式是一种与西方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并行的一条完整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种把东西方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
具体来说，对中国模式的阐述面临着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解释：中国的发展将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19)，这需要我们对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的关系及政治转型理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甚至丰富。然而这种表述似乎仍是把中国作为一种威权主义模式，而实际是把中国归入了已有的由西方学者早已阐述的一种类型，这样，“尽管比较政治学者从关注民主转型向检视威权体制及其稳定性转变，中国正在成为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的试验场，但这一理论构建可能至多类似于依附论这样的中观理论的构建，是在提出并验证一种特定发展阶段的模式和相关理论”(20)。如果把中国作为一个政党中心主义国家，那这种模式在后发展国家中并不普遍，只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关，对它们来说，也只是与一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一种发展模式甚至一段并不成功的历史，而在市场化改革后发展成功的仅中国一家(21)，缺乏普遍性和可借鉴性。如果将中国模式看成是一种非竞争性选举的中央集权的民主国家，那么其概念内涵与经典的选举和民主有很大的不同，需要重塑和取代已有的民主概念，这很难得到普遍认同。对此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在中国的实践上统一民主的内涵和形式，“第一，对民主化理论的重构，其经验基础是中国的，但智力资源根植于西方民主的知识脉络。第二，对选举主义偏见的揭示和批判，绝不意味着对选举的否定。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选举对于代议制民主来说是根本性的，我们无法想象离开选举的民主”。(22)如果把“体制内”民主化或转型看成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种情况是今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一种趋势，但中国并不是引领者，而且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这一特征，这一趋势表现得并不明显，甚至也不被中国的主流观点所承认。如果把中国模式作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一种完整的现代化模式，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基本像发达国家一样完成了现代化道路，这得不到历史的证明，无论是中国近代史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改革都不能支撑这一观点。中国人均GDP还不到9000美元，还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23)，即在人均GDP和中等收入陷阱这两个重要的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上，都不能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基本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两个指标是动态的或不断提高的，所以中国的发展水平距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有较大的一段距离，现在还不足以证明其可以以固定不变的模式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些都是构建比较政治学理论或话语所需要的经验证据。
对于持不同观点的多数研究者说，他们之间的差异是程度上的而非根本性的。例如，关于中国模式是特定发展阶段的模式还是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模式的两种不同观点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强国家治理模式都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差异之处在于对当前尤其是未来所需要的改革程度的判断不同，前者主张需要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来适应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后者则强调治理模式的稳定性，即两者提高治理效率的路径或现实判断有所不同。对中国模式的判断也延伸到了对世界发展模式的判断上，即两者都用自己对中国的判断来看待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模式，这又经常回到了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只不过这一次增加了国家治理的维度。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在许多后发展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都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争论，甚至在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对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和争论。这种争论的持续性或普遍性本身就说明了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都是存在的，只是在价值和经验的不同层次上、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或发展模式中占据的分量不同罢了。所以西方的模式既有特殊性的内容，亦有普遍的内容，如同东方的模式既有特殊的内容，也有普遍的内容一样。如果东方的价值和经验只有特殊性而没有普遍性，那么我们就没有融入全球化的必要，中国模式也就没有比较的价值和世界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普遍的价值和经验说成是特殊的，也不能把特殊的价值和经验说成是普遍的。在西方产生的社会科学知识乃至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是适合于西方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经验和知识也承载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要素，反映着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我们不能由于西方国家最早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具有早发优势，就把它说成是西方的或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是一种普遍性趋势，只是具体的现代化道路有所不同。无论是西方各国还是东方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都不能改变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性的理性化与民主化趋势。从另一方面来看，关于政治发展路径的多元性和后发展国家政体巩固是多元而非直线性的这一论述本身最早就来自于西方学者。
中国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目前还处于知识积累阶段，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进一步挖掘中央集权和强国家的治理方式，从而建构更精细的关于中国政体的制度和控制策略的理论，尤其是它如何才能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展，在这些领域无疑正在不断取得进展。但在这一领域还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还需要更多地在全球视野或比较的框架中对中国模式和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模式做出被广泛认可的解释和概括，还要对这些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关系做出被广泛承认的理论概括和解释。换言之，“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仍然处于将中国作为个案进行阐释的阶段，具有一定比较意义的中国经验多是具体的治理经验，构建国家治理能力的类型学虽然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这一领域还不足以对内容更为丰富的“发展模式”构成挑战。
注释：
①俞可平：《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载《浙江日报》2014年11月28日。
②③黄冬娅：《国外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及其内在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④欧树军、王绍光：《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7-202页。
⑤西方政治学界一般将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学院作为政治学学科建立的标志，主要创立者约翰·伯吉斯(John W.Burges)也因此被尊为美国政治科学之父。
⑥欧洲或西方政治学传统是大而化之的表述，因为在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最粗略的意义上讲，存在着欧陆传统和盎格鲁—萨克森传统的差别；从国别上讲，英国的政治学研究是哲学取向、历史取向和科学取向的混合，德国的政治学研究思辨色彩更重，法国的政治学研究则主要沿着行政法的脉络展开。见谈火生《政治学的学科传统之争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5期。
⑦谈火生：《政治学的学科传统之争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5期。
⑧Erkki Berndtson,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Personalities,Quotations,Speculation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1,Vol.8(1987),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Selected Case Studie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1,Vol.8(1987),pp.85-99.
⑨(13)陈剩勇、李力东：《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发展评述》，《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⑩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43页。
(11)宝成关主编：《政治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
(12)张小劲：《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4)斯文·斯坦莫(Sven Steinmo)：《什么是历史制度主义?》，李鹏琳、马得勇译，《比较政治学研究》第11辑，2016年，第70-92页。
(15)中观理论如依附论、官僚资本主义、法团主义等诸多理论，其适用范围通常会狭隘一些，或是有时效性，或有地区性，但较宏观理论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这些理论的建构一定要在比较的意义上或全球视野的范围中进行才有价值。
(16)李路曲：《“体制内”民主化范式的形成及其类型学意义》，《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17)(18)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比较政治学研究》第4辑，2013年，第101-122页。
(19)不过，这种“新的历史高度”并不丰满，因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俄罗斯也是威权主义体制，它们的人均GDP分别是55000美元、11000美元和10000美元，中国是9000美元。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将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Lily L.Tsai,“Bringing in China:Insights for Build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No.3,Vol.50(2017),pp.295-328.
(21)越南似乎也在走与中国不同的道路。
(22)景跃进：《关于民主发展的多元维度与民主化序列问题——民主化理论的中国阐释之二》，《新视野》2011年第2期。
(23)当今中等收入陷阱的上限是人均GDP1200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