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东南亚政党政治在政党联盟、内部结构及选民关系等方面出现了家族与政党互嵌的新趋向，超出了传统庇护主义与政党制度化的解释范畴。随着精英集团代际更替的推进，政治家族的权力、资源与纲领改造了主流政党以及政党体系的运作逻辑，塑造了以家族为主导的新型政党政治生态。家族与政党互嵌是政党体系内生缺陷、本土社会文化、地缘政治压力与技术变革共同作用的产物。家族与政党互嵌在短期内能带来政策延续性的红利，但长远来看，家族利益可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与政党代表性之上，容易导致政策剧烈波动；同时，家族利益优先与民粹主义泛滥可能加剧治理困境；此外，政党功能的退化将对东南亚政党政治的制度化造成损害。如何有效破解家族与政党互嵌的路径依赖依然是东南亚多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东南亚政党政治 家族政治 政党制度化
一、引言
在世界政党研究版图中，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的政党与政党体系长期以来被贴上了一系列标签，如“低制度化”“高度个人化”“庇护主义盛行”“组织根基薄弱”等，这与传统政党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密切相关。从政治转型的视角来看，自20世纪后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该区域以来，与西方成熟民主国家或拉美、东欧部分转型国家相比，东南亚国家的政党大多未能发展成为稳定、自主且具有深厚社会根基的现代政治组织。政党往往被视为政治精英攫取利益与分配资源的工具，其组织生命力依赖于魅力型领袖的个人声望，而其政策纲领常常模糊不清，容易根据选举权宜之需随时变换。从政党体系制度化的视角来看，东南亚国家多数政党在组织稳定性、社会根基、政党自主性以及内部程序的规范性等方面都“发育不良”，成为国家治理的关键阻碍之一。例如，菲律宾政党被形容为“方便的旗帜”，国会议员们在选举前后频繁更换党籍，政治忠诚的对象是提供资源的庇护人，而政党本身处于边缘位置。泰国政党政治则深受军方与司法政治化的影响，政党分化重组频繁，在他信家族的政治影响下，整个政党体系变得十分极化，政治不稳定性也十分突出。印尼政党同样呈现出低制度化特征，尽管印尼民主转型后涌现出大量政党，但多数政党仍围绕着特定人物构建，庇护网络在动员选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种广泛的低制度化特征使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政党政治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政治竞争的核心往往不是基于不同政策理念的程序性博弈，而是精英派系之间围绕资源与权力的竞合。因此，学界主流分析框架聚焦于庇护主义、寡头政治以及政治王朝等概念，将这些视为理解东南亚政治的基础。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政党政治出现了家族与政党互嵌的新趋向，传统政党的低制度化标签虽依旧适用，但不再足以充分阐释这一变化。家族与政党的互嵌正在重塑多个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生态，其标志性事件是多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在精英集团内部实现了基于政党体系的代际流转。2023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之子吉布兰·拉卡在极具争议的宪法法院裁决后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与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搭档赢得大选，标志着佐科家族的正式崛起。在此之前，菲律宾前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于2022年当选总统，完成了马科斯家族时隔36年的权力回归。东南亚家族政治出现一种新趋向：既不再满足于作为游离于政党体系之外的特殊存在，也不再满足于在地方层面维系其庇护网络和票仓，而是开始将家族的权力、资源以及政治纲领嵌入主流政党乃至整个政党体系之中。东南亚地区政党政治从“低制度化”向“家族—政党互嵌”的演变引出了一系列亟待回答的问题：在操作层面，家族究竟是如何嵌入政党体系的，又通过何种机制改造政党的联盟方式、内部结构、组织功能及其与选民的关系？在成因层面，为何这一现象在当前时间节点集中出现？在影响层面，家族与政党互嵌给东南亚的政党政治与国家治理带来了何种影响？
二、东南亚家族—政党互嵌的概念、定义与特征
东南亚政党政治的新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传统政党理论对于非西方国家政党体系的研究预期，实现了政党竞争的整合以及政党与选民关系的重构，故无法简单将其框定在低制度化、碎片化或者威权化政党的发展范畴内，需要寻找更加精确的概念对其进行概括。这就是本文尝试论述的“家族—政党互嵌”现象。
（一）家族—政党互嵌的定义与内涵
与家族政治或庇护主义不同，家族—政党互嵌不能简单概括为家族成员参与政治或政党内部存在裙带关系，而是反映了二者互相改造与共生的过程。家族—政党互嵌是指，家族政治逻辑如血缘、继承、庇护网络与私人资本等，系统性地渗透进了现代政党的组织逻辑，包括政党的程序规则、意识形态、公共性与集体行动。这种互嵌性体现在权力运作、政党联盟的构建以及与选民关系的塑造等多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东南亚政党政治的新图景。家族—政党互嵌通过两个过程展开。一是家族政治的政党化，即“由外而内”的政党工具化过程。其核心是政治家族（无论是新兴的还是谋求权力接续的）将政党作为实现其权力制度化、合法化与代际传承的载体。家族利用其权力、资本和关系网络，或创建新党，或俘获既有政党，将其改造为服务于家族利益的工具。二是政党政治的家族化，即“由内而外”的政党集中化过程。其核心是既有政党内部的组织逻辑与公共属性被家族重塑，政党品牌与家族高度融合，使得政党的政治起落与家族兴衰捆绑。政党的高层决策、资源分配和候选人提名也受到家族掌控。
相比于庇护主义、王朝政党等既有概念，家族—政党互嵌存在三个方面的差异。
一是权力运作逻辑。东南亚的庇护主义传统强调权力与资源分配的互惠原则，即权力在得到政治支持的情况下承诺提供未来回报，在现代政治中转化为东南亚政党政治的分包网络，权力获取与分配过程在执政党—精英、政党—选民两个层面分别进行，权力的稳定需要持续的利益分配。王朝政党则更极端，其权力运作取决于家族血缘的亲疏和裙带关系的远近，使得权力缺少监督和边界而呈现显著的权威性、集中性和个人主义倾向。相比之下，家族—政党互嵌的权力运作逻辑是，政党庇护主义及其分包网络向家族汇集和整合，从而支撑家族的政治动员能力，但权力合法性依托于家族本身的政治影响力。这意味着家族—政党互嵌的权力运作需要以政党为支撑，但家族能够主动干涉权力的分配与使用；而为了维持合法性，家族的权力运作也更具针对性，聚焦于政党的政策路线、利益分配等关键维度，以在选民需要、政党组织基础与家族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二是政党制度化机制。庇护主义历来被视为东南亚政党制度化的关键制约因素。由于在选举政治中能够发挥大规模获得选民支持的作用，庇护主义弱化了政党通过政治纲领、组织建设、选民联系、资金运作等制度化机制提升政治动员能力的动力，导致构建和维系庇护网络的重要性高于政党的制度化。受制于家族的主导性,王朝政党的制度化机制存在两方面结构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于领导层的、强大的政党组织，党内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二是竞选财务的集中化，资金由领导层统一筹集和分配，使权力传承等同于财务控制权的交接。相比之下，家族—政党互嵌中的政党制度化机制具有一定的策略性。家族会根据自身利益有选择性地强化或弱化政党的不同制度，以兼顾政党的动员能力与家族的控制力。例如，党内晋升和候选人提名程序在制度化的过程中会留有家族介入关键位置人选的空间；而对于政党的中央权威和财政纪律，家族更倾向于提高制度化水平，以更有效地维持地位和分配资源。因而，家族—政党互嵌强调制度化的选择性逻辑，使政党制度化机制呈现混合形态，在外部拥有现代政党的制度形态，但在关键的权力节点上和党内政治过程中则强调确保家族的控制力。
三是选民认同模式。庇护主义塑造了交易型的选民认同，即选民的忠诚是短期的、有条件的，需要从庇护者那里持续获得物质利益（如现金、工作、项目等），而非以政治纲领、意识形态为基础。王朝政党则依赖继承型的选民认同。选民对王朝政党的忠诚往往基于历史、传统和情感，表现为对特定领袖和个人的追随拥护。这种选民认同具有代际传承的可能，民众对政治强人的想象和倾慕会迁移至其家庭成员，但这种忠诚会随着代际更替弱化甚至消散。相比之下，家族—政党互嵌构建的则是纲领型的选民认同。为了克服传统认同模式下存在的松散性与不稳定性问题，家族—政党互嵌不仅强调家族领袖的个人魅力，而且将其政治形象与一整套强调民族主义、福利主义或发展主义的政治纲领联系在一起。
（二）东南亚家族—政党互嵌的特征
家族—政党互嵌描述了拥有“两张面孔”的东南亚政党政治：在外部呈现出现代政党的形态，包括参与选举、提出政策纲领等；但在内部权力运作、资源流转等方面仍遵循家族政治的逻辑。东南亚的家族—政党互嵌呈现出三个特征。
1.家族驱动的政党结盟模式
在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中，政党联盟是政治博弈的关键，联盟基础通常是意识形态的亲近性（如左翼或右翼联合阵营）、政策议程的兼容性（如共同推动改革）或基于执政门槛的议会席位算计。与之相比，东南亚政党政治大多存在低制度化特征，这为庇护主义与个人主义提供了空间，衍生出庇护主义体系下的联盟（如菲律宾、泰国）和社会分裂体系下的联盟（如印尼、马来西亚）两种不同的形态。然而，在当前家族—政党互嵌的模式下，东南亚政党联盟的构建逻辑围绕着特定政治家族的利益、权力与品牌展开，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庇护主义、社会裂痕以及政党卡特尔化的范畴，传统政党理论对其缺乏解释力。政治家族的整合能力超越了传统党派界限，政党本身成为家族获取政治支持、动员选票以及分配权力的载体，政党联盟的构建也从政党间的交易转化为家族间的权力整合。
家族驱动的政党结盟模式的核心在于超越传统政治分野、更加务实的家族利益逻辑，使得意识形态的界限松动，政治纲领也具备了更高的可塑性，使庇护网络与选民支持实现最大化整合。这种结盟模式通过选择性地融合各家族品牌中最具吸引力的元素，为政党联盟打造了一个能够吸引最多元选民的政治纲领。同时，政党联盟吸纳较多关键政治力量，有利于适时调整政策，将潜在的竞争对手转化为利益相关者，限制选民投票时的替代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是最核心的资源，通过对立法、行政乃至司法部门关键职位进行战略性分配，确保联盟成员都能从对国家机器的掌控中获益。这种超脱于党派的、政策灵活可控的且以权力共享为纽带的模式将分散的庇护网络整合成集中的资源分配系统，构建起了最可能获胜的选举联盟，从而实现了对选民支持的垄断性整合。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家族驱动的政党联盟是“对立政治力量之间不自然的联合”，并在东南亚多国蔓延。
2022年菲律宾总统大选中的“联合团队”（UniTeam）是这一结盟方式的典型案例。小马科斯的联邦党（Partido Federal ng Pilipinas, PFP）与萨拉·杜特尔特的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Lakas-CMD）之间缺乏政策共识，但为了整合吕宋岛与棉兰老岛这两大票仓，两大政党阵营选择结盟，通过家族势力的叠加构建最大化的庇护网络。在此过程中，政党联盟的凝聚力依赖于马科斯与杜特尔特两大家族及其结盟势力所能动员的选票、资金与地方庇护网络，菲律宾选举演变为超级家族联盟间的竞争，党派界限在家族影响力及其运作之下变得模糊不清。两大家族的“联姻将强大的家族政治提升到了新的水平”，催生了能够确保获胜的“卡特尔”。类似逻辑也体现在2024年印尼大选中。普拉博沃选择佐科总统之子吉布兰作为其副总统搭档的真正目标是绑定佐科在选民中高达80%的个人支持率。佐科家族的品牌与信誉成为整合包括专业集团党（Golkar）、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国民使命党（PAN）在内的执政联盟的重要黏合剂，其内部协商与权力分配高度依赖佐科家族的政治背书与普拉博沃的个人权威。基于同样的逻辑，他信·西那瓦领导的为泰党与其保守派宿敌结成了由11个政党组成的联盟，以共同对抗较为激进的进步主义政党前进党。
2.政党内部结构的权力集中与代际传承
除了政党联盟层面的跨政党整合之外，政党内部的家族渗透也愈发深入。这一过程与东南亚国家政党体系缺少强大的组织根基、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稳定的社会联系密切相关。在家族—政党互嵌模式下，主流政党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以家族为中心的集中化过程，涉及组织架构、人事任免与决策程序等。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将现代政党所应具备的法理型权威替换为传统型权威或魅力型权威。这主要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实现。
一是组织决策的非正式化。在成熟的制度化政党中，重大决策由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等正式机构通过既定程序作出。在家族—政党互嵌模式下，党内正式机构的决策功能被虚化，决策中心转移到家族领袖与政党精英的私人会晤等非正式场合，政党联盟的构建、候选人的选取、重大的政策议程等皆由领袖及其家族成员与少数核心亲信敲定。例如，在2024年印尼总统大选中，普拉博沃选择吉布兰作为其副总统候选人的关键决策未经过大印尼运动党及其政党联盟的正式商议，是普拉博沃与佐科的核心圈子经过数月试探和非正式谈判后达成的。
二是政党资金来源的集中化。在家族—政党互嵌模式下，政党财政与家族资本或其关系网络所能筹集的资金高度融合，政党组织在缺少制度性或内生性的资源获取方式（如国家财政补贴、党费等）的情况下严重依赖政治家族资金。资金成为家族打击政党内潜在挑战者的关键手段。菲律宾政党是政党资金来源集中化的范例，该国政党普遍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政党与选举极度依赖候选人家族与个人的竞选资金，资金提供者大多期待获取公共职务或总统任内回馈性的政治分肥。这种模式使政党长期处于资金匮乏的状态，难以支撑政党的自身建设。
三是政党纲领与意识形态的个人化。制度化政党的纲领与意识形态是其政治理念、集体身份以及政策主张的根基，决定着政党是否能够产生稳定的、可预期的政治行动模式，因此是政党吸引选民和团结成员的关键。在家族—政党互嵌的模式下，政党的意识形态可能被重塑，从特定的政治理想或政策立场转化为对家族领袖个人魅力、愿景和品牌的颂扬。在此情况下，政治纲领也变得高度灵活，服务于塑造主导家族的形象和政治偏好。为泰党多年来稳定传承的“他信经济学”就是典型例证，相关政策（如30泰铢医保、乡村基金）是与他信个人紧密相连的一系列民粹主义政策承诺的集合，其合法性则来自泰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体）对他信个人的认同与追随。
四是党内权力与资源分配的恩庇化。在家族的嵌入下，政党内部的权力与资源分配不再严格遵循绩效主义或意识形态标准，转而以维护、巩固家族权威为目的。从资源分配过程来看，议会首脑或行政首长候选人提名权是最重要的家族权力杠杆，提名资格给了家族成员、忠诚的商业伙伴或长期的追随者。政府职位与公共项目是分配给党内支持者的核心资源，而能否获得更高的政府职位，或能否争取到更大型的项目，取决于其与主导家族关系的亲疏远近。例如，尽管为泰党强调为农民和工人谋福利，但在其内阁名单分配和议员选举方面并未向左派与改良主义人士倾斜，仍倾向于拉拢掌握资源的商业精英、职业政客或官僚，以维持他信家族在精英群体中的支持。
五是党员忠诚的依附化。理论上，政党成员应忠诚于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本身，但在家族—政党互嵌模式中，对领袖个人及其家族的追随与效忠成为党员忠诚度的衡量标准。这意味着，政党成员的政治生涯依赖家族的恩宠，依附化的忠诚有助于确保党内成员在关键政治问题与政策选择上与主导家族保持一致。从具体行为策略看，除了在成员吸纳环节进行筛选外，为了维持党内成员的效忠和内部一致性，领导人会有针对性地边缘化或剔除党内潜在挑战者及其派系。印尼前总统梅加瓦蒂对印尼民主斗争党成员的控制是上述特征的典型例证。维持苏加诺的家族遗产和个人权威是梅加瓦蒂维持党员忠诚的核心目标，在其丈夫陶菲克·基马斯和女儿普安·马哈拉尼担任除党主席外最为关键的高级顾问和副主席职务的情况下，曾试图挑战梅加瓦蒂权威的党内精英埃罗斯·查罗特等都被排挤出党。
3.政党与选民关系的家族绑定
除党际和党内关系外，东南亚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同样受到家族—政党互嵌模式的影响。一般而言，选民对政党的认同多基于阶级、宗教、地区利益或意识形态立场，这也是西方民主理论推崇的理想形态。但在东南亚低制度化的政党政治环境中，这种理性的、非人格化的联系难以建立，相反，魅力领袖、政治强人在选举中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政党—选民关系。但是，在家族—政党互嵌模式下，这种围绕个人魅力和政治形象搭建的选民动员方式被重塑为选民的纲领型认同和对家族品牌的忠诚，主要通过“名字即信任”的认知捷径和民粹主义的情感动员来实现。
萨缪尔·波希金发现，在信息不对称和制度信任度低的选举环境中，选民需要依靠信息与认知来作出投票决策。当政党纲领模糊、政党联盟构成不稳定时，为人熟知且后继有人的政治家族被认为是相对可靠的候选人。家族品牌对选民忠诚的锚定效应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继承。菲律宾诸如马科斯、阿基诺、杜特尔特等姓氏长期以来具有品牌效应，选民投票给小马科斯并非仅仅出于对其所属联邦党政治纲领的充分了解与认同，更多是出于对“马科斯”所唤起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情绪。这种基于家族姓氏的信号释放和认知启发具有代际传承性，家族的政治资本能够像商业品牌一样被后代所继承，并随着每一代人的政治实践不断累积或损耗。二是创造。草根出身的佐科虽缺乏单一政党或既有政治家族的权力根基，但通过其地方治理政绩以及“即兴访问市场”（blusukan）的亲民风格和福利导向的政策主张成功塑造了个人品牌。随着选举个人化对印尼主要政党社会根基的冲击加剧，佐科背后的家族成为其独具优势的政治资产，在2024年印尼总统选情长期“三足鼎立”的情况下，帮助普拉博沃和吉布兰仅用一轮投票便锁定了胜利。
在政党—选民关系趋于与家族绑定的过程中，家族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党纲领、政治动员的作用。从策略出台过程看，家族品牌内化了民粹主义，通过福利承诺、民族主义情绪、安全稳定等话语的渲染，家族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将家族政治与“腐败的建制派精英政治”分隔开来，从而掩盖了家族本身作为既有制度受益者的事实。例如，他信将自己描绘成代表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对抗曼谷精英的英雄；佐科凭借“来自梭罗的木匠”的平民背景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小马科斯则通过社交媒体将其家族独裁统治时期改写为菲律宾历史上强盛繁荣的“黄金时代”。
三、东南亚国家家族—政党互嵌现象的成因分析
东南亚地区家族—政党互嵌模式的集中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党体系的内部缺陷、选民文化的社会根基、地缘政治的外部压力以及技术变革的催化效应等。这些因素共同创造了独特的机会窗口，使东南亚家族政治不仅得以存续，而且深度嵌入东南亚现代政党政治之中。
（一）政党体系缺陷成为家族嵌入的空间
东南亚国家政党体系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为家族政治嵌入政党政治提供了条件。东南亚政党组织长期以来存在的碎片化、候选人中心性、庇护主义等内在缺陷使得该地区大多数的政党组织脆弱不堪，极易被拥有强大资源与庇护网络的家族力量所俘获。
政党政治被家族政治俘获的关键在于东南亚国家政党制度的碎片化和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制度。除越南等少数国家外，东南亚多数国家的政党体系都呈现高度碎片化特征，缺乏能够长期稳定整合社会力量的强大政党。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采用的选举制度强化了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政治，如印尼的开放名单比例代表制。候选人的个人特质成为选民投票时考量的关键要素，而候选人能否当选更多取决于其个人声望、财力以及所建立的私人庇护网络，其所属政党的品牌或纲领则难以发挥吸引选民的作用。相较于普通政治人物，政治家族成员的个人特质更为突出，往往拥有更高的知名度、更雄厚的财力以及更成熟的庇护网络。因此，政党制度的碎片化和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制度抑制了政党组织自身的发展，为家族的嵌入大开方便之门。
从政党内部政治来看，庇护主义、派系化盛行也促使家族政治得以嵌入政党政治。东南亚许多国家的政党组织内部充斥着庇护主义与派系政治，缺乏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或政策信念而形成的凝聚力。同时，党内权力掌握在少数控制着资源分配的“老板”或派系领袖手中。这些派系缺少政党组织化的约束，突出对特定个人的效忠，且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渗透，导致政党沦为派系进行权力竞争、利益分赃与交易的平台。相比之下，家族作为由血缘与姻亲构成的社会单元，具备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因而成为构建庇护网络与政治派系的优先选择。因此，强大的政治家族能够通过争取党内的关键派系、压制少数派系将党内的权力分配与组织架构家族化。
（二）选民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支撑
家族—政党互嵌不仅是精英策略选择和政党体系缺陷的结果，也与东南亚社会结构与选举文化密切相关。东南亚国家长期存在的庇护主义传统、选民的投票模式与政治认知为以家族为代表的人格化政治提供了支撑。在东南亚许多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农村和城市贫困地区，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缺位或效率低下，普通民众在遭遇困难（如失业、疾病、法律纠纷）时很难从正式制度中获得帮助，更倾向于寻求本地强人（通常是本地具有声望的政治家族）的帮助。作为回报，受助民众会在政治上支持庇护者，二者形成了具有一定忠诚基础的互惠关系。这种基于互惠原则的庇护主义文化使得农村与城市贫困地区的选民依附于具有资源和权力优势的个人及其家族，且这种依附很难被纲领性政党所取代。因此，东南亚国家选举竞争中的选票流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联盟投入的多寡，这导致东南亚诸多国家自上而下都存在“待售的民主”的现象。在特定政治家族具有民意支持优势的情况下，传统政治精英和地方强人也会倾向于将自己掌握的庇护网络整合起来，作为构建政治联盟的基础，待胜选后进行权力与资源分享，庇护网络因此成为可以被操纵的资源要素。
民粹主义与慕强文化之间的共振进一步支撑了东南亚民众对家族权威的认同。在全球化加剧不平等和身份焦虑背景下，东南亚地区也出现了民粹主义浪潮，民众被精英背叛、抛弃的叙事成为政治竞争中常见的话语叙事，那些宣称代表“真正的人民”对抗“腐败建制派”的魅力型领袖获得巨大市场。这些强人领袖及其家族被支持者视为打破僵局、带来变革的希望，基于宗教与族群的身份认同也使部分选民的支持带有强烈的情感基础。
（三）地缘政治压力与国家稳定的现实需求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东南亚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前沿地带，外部压力的增加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东南亚国家的内部治理逻辑。地缘政治冲突对区域经济和安全的潜在影响使东南亚各国精英普遍产生了不安全感与战略焦虑，政治稳定成为首要的国家治理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家族政治被视为回应这一需求的可行方案。
导致东南亚国家面临上述外部压力的根源在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愈发激烈的霸权护持布局和行动。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其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与伙伴体系塑造区域秩序。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开始将其亚太地区安全与经济行动视为遏制中国的武器，将东南亚国家推入大国竞争的夹缝之中，导致其面临选边站队的巨大压力。地缘政治的挤压放大了东南亚国家内部政治的脆弱性与经济依附性问题。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精英而言，国内政治的频繁更迭、政策的剧烈摇摆不仅会损害投资与贸易环境，还可能造成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作出误判。因此，维持国内政治的稳定性和政策的延续性成为优先事项，民主程序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也成为潜在的治理负担。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近年来东南亚国家选举中普遍出现的政治联盟，包括普拉博沃呼吁建立“民族团结政府”、安瓦尔·易卜拉欣建立“团结政府”、小马科斯基于“团结运动”开展竞选活动等，目标都是弱化选举的竞争性，实现精英集团的内部稳定。
概言之，家族—政党互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应对地缘政治压力、确保国内政治稳定和政策延续的可行选择。在对外战略的选择、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以及对外国投资的承诺等问题上，选择成熟的政治家族被视为相对可靠的方案，因为它们能够在政党体系低制度化的环境中降低政策突变的可能，向国内外释放政策延续的信号。例如，部分商界人士和政治精英认为，佐科之所以支持其子吉布兰上位，原因就在于这样能够确保其经济议程不会因政府换届而中断。
（四）技术变革与平台能力的助推作用
上述三种因素为东南亚家族—政党的互嵌提供了地缘、制度与文化基础，而21世纪以来的信息技术变革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普及发挥了扩散性的助推作用。数字平台赋予政治家族突破信息传播与地方化庇护网络的限制以及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的强大能力。
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使传统政治中介与掮客愈发难以实现对局部选民的控制。在传统媒体时代，政治信息的传播受到主流报纸、电视台以及政党基层组织等“守门人”的过滤和控制，而Facebook、TikTok、YouTube等社交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传播的垄断，实现了政治传播的“去中介化”。借助于多样化的社交媒体，政治家族得以绕过由传统精英或寡头控制的媒介与广大民众进行直接联系和互动，强化以个人和家族品牌为核心的选举信息传播和以庇护网络为基础的选票汇集，并削弱传统媒介、政党组织作为信息渠道和动员平台的功能。
在领袖形象与资源积累的基础上，政治家族可以通过数字动员跨越地域与组织壁垒，更加集中地占据政治信息的空间。近年来，东南亚政治家族对于新媒体手段的利用愈发娴熟，它们通过投入巨资建立专业的社交媒体团队，通过制作大范围传播的短视频、表情包和煽情故事等，持续塑造和美化个人和家族的形象。在印尼2024年大选中，普拉博沃—吉布兰的组合也通过可爱化萌化的社交媒体策略，淡化了普拉博沃的军事强人形象，吸引了大量偏好轻松、非政治化内容的选民支持。通过这些数字手段，家族影响力得以跨越地域和传统组织的壁垒，使家族品牌转化为海量的支持与选票。
四、家族—政党互嵌的影响与前景
家族—政党互嵌现象在东南亚诸多国家不断兴起并得到巩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东南亚本土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度的政治形态，将其简单归为“民主倒退”过于武断。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家族—政党互嵌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以牺牲政党制度化为代价，为应对短期政策不确定性提供了相对有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家族—政党互嵌与现代政治赖以存续的公共性、代表性与程序正义存在冲突，为未来政局变迁埋下了隐患。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国家治理的短期红利与内在张力
身处地缘政治夹缝中的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多次危机的冲击，包括冷战、苏联解体、亚洲金融危机等，导致其发展进程曲折不断。在大国战略竞争时代，家族—政党互嵌模式可以在中短期内保障治理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能够为经贸伙伴、国际资本以及国内精英提供可预测的政策环境。换言之，家族—政党互嵌能够确保代际权力传递平稳进行，在维持父辈相对影响力的前提下确保国家重大的发展战略、经济政策以及外交路线得以延续，从而降低政权更替带来的风险。
不过，家族—政党互嵌形成的政策连续性也是脆弱的。即便出身于政治世家，新一代领导人也不是父辈的复制品，他们同样面临建立合法性、巩固个人权威以及应对新时代挑战的压力，对于个体自主性的追求可能会使后辈偏离父辈的政治遗产。例如，尽管洪玛奈担任柬埔寨首相主要靠其父洪森，但他上台后展现出不同于其父的治理风格，积极推行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接触战略，并试图以更年轻、更具技术官僚特征的形象示人。这种调整虽然有助于其拓展外交空间、吸引多元投资、改善国际声誉，但在政治根基尚不稳固的情况下，对原有政策路线的重大修正可能触动其父辈建立的、由保守派元老和既得利益集团维持的权力基础，甚至破坏政治稳定。因此，家族—政党互嵌在提供政策连续性的短期红利的同时，其长期的内在张力体现为家族后辈难以在政策继承与突破之间达到平衡。
（二）家族利益的优先性与民粹主义的困局
家族—政党互嵌模式下家族政治存在内生的政治代表性与利益导向困境。当政治合法性、权力与资源高度集中于家族手中时，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之间的界限将趋于模糊。无论是出于权力巩固、利益扩张还是政治安全的需要，家族私利都可能在民粹主义话语下被包装为国家利益，用以激发选民情绪、获取选票支持、推动政策落地。但是，政策内在的分配性无法让所有人都获益，家族私利暴露后可能导致其他政策难以获得选民支持，并遭遇反对派和民众的强烈反对，从而侵蚀其政治合法性。小马科斯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诠释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所导致的治理困境。小马科斯与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联盟在胜选后迅速破裂，两大家族在副总统机要资金、修宪议程、对华政策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斗争。同时，小马科斯改变了杜特尔特时期接触中国的战略路线，不仅向美军增开军事基地，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冒进的立场。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小马科斯需要通过强化菲美同盟、炒作南海问题巩固政治权力，用以对抗在战略上更亲中国的杜特尔特家族。小马科斯政府的战略转向体现了家族短期政治需求优先于国家长远战略和发展利益，导致外交政策沦为家族权力斗争工具的问题。
为了维持和巩固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权力，家族领袖可能滥用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方式，向民众许下过度的福利承诺。这种“早熟”的福利主义将导致国家治理陷入财政困局。例如，泰国为泰党在2023年大选中的主打政策是向每位16岁以上的公民发放1万泰铢的数字钱包补贴。然而，这种依赖财政超支维系政治支持的模式是难以持续的，且政治风险极大。2011年的大米收购计划给泰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导致英拉下台，就是前车之鉴。为了重获执政地位，为泰党选择与其政治对手（军方支持的保守派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核心支持者认为此举背叛了其一贯的反建制路线。这种家族利益优先于政治纲领与路线的做法叠加数字钱包政策在推行过程中的争议，导致为泰党的民意支持率持续下滑，也为佩通坦的下台埋下了伏笔。印尼普拉博沃在竞选纲领中承诺为超过8000万名学童和孕妇提供免费午餐和牛奶，这项计划的年度预算估计高达450万亿印尼盾，约占财政预算的15%，但在财政资金因增值税上调受限而紧张的情况下，普拉博沃政府的福利开支承诺引发了国内外对其财政超支的担忧。简言之，家族—政党互嵌使国家治理困局被放大，选举竞争中的过度社会福利承诺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导致政党执政后不得不面对相关的财政风险与治理难题。
（三）政党体系的结构性侵蚀
家族—政党互嵌模式对政党体系同样具有长期的负面影响，会使本已低制度化的政党体系更加羸弱，引发政党体系的结构性侵蚀。家族—政党互嵌改造了政党的核心功能，资金筹集、候选人提名、政策制定、选民动员等过程围绕家族展开，在组织发展、党员吸纳和基层建设被长期忽视的情况下，政党在实质意义上蜕化为“选举主义”和“个人主义”平台。政党去组织化意味着一旦家族光环因丑闻、政策失误或代际传承失败而褪色，缺乏组织生命力的政党便会迅速失去选民支持，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对于政党—选民关系的重塑，家族—政党互嵌加剧了选举政治的金钱属性，政党体系的交易性与庇护性不断扩张。由于政党缺乏稳固的意识形态认同和组织根基来吸引选民，选举竞争便愈发依赖互惠的利益交换。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选票，候选人需要不断与政治家族、权力掮客、地方豪强和利益集团进行交易，用未来的政府职位、项目合同和政策倾斜等承诺换取支持。长期来看，金钱属性的膨胀以及庇护性的扩张趋势抬高了政治参与的门槛，将缺乏资源的普通民众和社会团体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进一步压缩了国家发展、公共政策等议题的竞争空间。因而，长期来看，东南亚低制度化的政党体系可能在家族—政党互嵌的作用下受到结构性侵蚀而变得愈发羸弱。
五、结语
21世纪第三个十年成为东南亚政党政治演化的十字路口，呈现出家族—政党互嵌的新趋向。这一现象超越了传统的庇护主义或政治王朝的范畴，演变为一种将家族的权力、资本、品牌与传承逻辑嵌入政党联盟构建、政党组织结构以及政党—选民关系之中的新型政治形态。
展望未来，东南亚国家在抑制家族—政党互嵌方面面临巨大的内在阻力。理论上，通过增强政党财务自主性与决策的组织透明度、完善政党注册与运行的制度化、改革选举制度以遏制候选人中心主义的弊病，是弱化家族政治影响力的治本之道。然而，政党与选举制度的顶层设计改革对于既有家族—政党互嵌的获益者而言无异于是自我革命，在其掌控立法、行政权力并主导政治议程的情况下，此类改革的风险与成本也异常高昂，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空间非常有限。相比之下，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与家族代际更替可能带来新的突破口，但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可能使改革付出更大的政治与经济代价。
如何在制度化建设的道路上破解家族—政党互嵌的长期路径依赖，不仅是东南亚地区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理解21世纪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转型与政党政治演化的关键命题。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