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知识特质来看，比较政治是一门将规范性思维、政治学理论与经验政治现象联系起来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识、理论和学问，尤其是探索政治制度以及与政治制度相关的政治现象变化规律的知识和理论，由于这种知识特质，比较政治主要是一种中观研究。任何中观研究都离不开微观的基础和宏观的指导，这就要求比较政治学研究者既要掌握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也要对政治现象尤其是政治发展有丰富的知识和认知，还要有深刻的实证研究经验。从研究方法来看，比较政治既不是宏观性的哲学分析，也不主要是数学方法，而是以个案或变量阐释为起点，进而进行个案内的因果分析、跨国的案例比较以及历史追踪、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的应用，并由这些方法经过多重演绎和检验而建构起理论模型。在越来越需要大数据分析方法支撑的今天，这种跨国的案例比较仍然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方法。
关键词：比较政治 知识特质 中观研究 比较方法
一、比较政治的知识特质和研究层次
从知识特质和研究层次上看，比较政治既不是形而上的规范性知识和理论研究，也不是纯粹的经验或实证描述，而是一门将规范性思维、政治学理论与经验政治现象联系起来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问。尽管社会科学的任何一种学问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规范性或实证性的，但相较于很多学科，如政治学理论对于政治现象的规范性描述和阐释、对于经验现象的实证性研究，比较政治更具“中间性”特质。一方面，与政治哲学的形而上政治思维、政治学理论宏观层面的概念和理论相比，比较政治更具形而下的特征，主要研究“国家”层面之下或中观层面的制度及其与之相关的行为和文化，是对这一层面的知识和规律的探讨；另一方面，比较政治与纯粹的仅仅止步于对微观政治现定距离，是对个体行为的共同性或群体性行为、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例如，虽然比较政治的许多议题和理论，或是以个体研究为起点，或是通过对个体行为的演绎和比较展开，但它们在起点之后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中观层面的；从个体在选举中的理性选择演绎出各种选民群体的群体性偏好或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而对选民群体的选举偏好、行动逻辑、选举文化和结果进行探讨和概括；从公民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和偏好对一个政党或政治团体的集体行动和组织逻辑进行探讨和概括;从政治家或官员个体的理性选择和行为来推导制度运作的逻辑等。这些都是以微观的个体行为作为研究起点，探讨中观的制度和组织行动的规律。当然，中观并不孤立于宏观和微观之外，而是与两者密切关联，是微观走向宏观的“中间站”。正如阿尔蒙德在谈到政治文化的中观性时所言：“我们愿意认为，那些组成政治系统的彼此无联系的个人的态度和动机，以及政治系统的特征与运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政治文化的概念系统地揭示出来。换言之，微观政治学和宏观政治学之间象的描述性阐释和实证性研究也保持着一的连接纽带是政治文化。”实际上，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制度，制度是通过政治结构将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联系起来的纽带。由此看来，所谓中观的议题和理论不能与微观和宏观完全分离，正如微观是中观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一样，正如形而上的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学理论从宏观上指导和影响中观的政治运作和研究一样。正如阿尔蒙德所言，公民文化理论的核心是自由的政治思想传统；罗尔斯认为，选举和民主等政治参与行为的核心思想是自由、公平、效率与正义。哲学或宏观层面上的自由、公平、正义的政治思想会深刻影响中观政治文化的形成，影响选举和民主化过程中的个体选择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当然也深刻影响着制度的变迁和运行。
正是在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层次上，比较政治将政治的宏观现象与知识和微观现象与知识、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结合起来。一方面，它自上而下地将人的政治思维落实到制度和文化层面上，再由制度和文化规制、引导个体的行为；另一方面，它从个体行为的博弈中提炼出集体的行动规律，形成制度和文化，并上升到政治思想或国家层面上。在这一循环交流过程中，它不断给人的行为提供思想指导，进而推动社会与政治不断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它除了自己的中观特质外,还兼具政治的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的特质，是将两个层面联结起来或将两个层面混合的中间层面的知识、理论或学科。也正是在区分与混合的意义上，研究者才能正确地认识和阐释比较政治这一中观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由此也可以看到，宏观、中观与微观是一种人为的类型划分，是认识相关知识或理论的必要思维方式和工具，在现实和知识世界中，它们之间并没有绝对分离的界限，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有机现象或认知体系。
从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等议题来看，比较政治也是中观层面的知识和理论。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不断增加自身能力，从而促进社会平等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的运行和变迁。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基本重合，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包括权威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权威的理性化是指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政治权威取代各种家族的、宗教的、传统的政治权威，以中央政府的权威替代传统的地方性权威。因此，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的整合，将权力集中于国家及公共机构之中。政治功能的专门化是指从自然的、结构单一的或没有分工的机构向专门化的政治机构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各种专门的职能部门，如在立法、军事、行政、社会、经济和科学领域建立起各种专业的管理机构。如果说这是一种横向的结构分化的话，那么与此相伴的还有纵向的结构分化，即政治机构更加科层化，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法理化的行政层级，并实行绩效管理。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是指人们有更多的参与政治发展的权利、参与决策的权利，亦即民主化的过程。在现代化过程中，从被动服从到动员性参与，再到自主性参与，民众的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不仅能够参与从基层到国家层面的各种政治事务，而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概括来说，政治现代化理论既是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阐释和概括，也是对各国具体的现代化道路的概括或理论提炼，是阐释政治的理性化、结构分化、世俗化和民主化过程的理论。
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制度和文化的变迁或集体行动、进行的比较政治研究，包括权威主义、民主政体、政党政治、集体抗争、选举竞争、民主转型、公民文化、社会资本、政治价值观的发展等，都主要是在中观层面上展开的。尽管比较政治主要关注的是中观层面的变化，但对这些问题或议题的研究是从微观层面即个体的人的行动开始的，而整个研究过程则需要政治学理论在宏观层面上的指导。由此可见，比较政治研究上接政治学理论，下连个体行为，以中观的制度、文化和集体行动变迁为主要研究内容，阐释了这一领域的知识、理论或规律。
二、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
既然比较政治的现象和知识层次、特质是明确的，那么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议题，应采取何种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或者说，现实中采取何种方法对其研究更为有效？
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一般来说，研究方法越科学、越规范，其研究结果也越精确。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作用，都是人们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总结和发明出来的。当然，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地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议题的变化，研究方法也需要不断地改进、创新，甚至进行新的建构。毫无疑问，近几十年来，大数据研究或定量分析取得了巨大进步，正在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同时，大数据研究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众多简单概念、变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检验和推导变量间的共变或异变关系，进而寻找变量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或解决社会领域的问题可以主要依靠大数据分析了呢？笔者对此并不赞同，即便在可见的将来，它也难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有很大的不同。相较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具有多重维度和多重结构，其相互间的联系更为复杂，更重要的是缺少有效的可操作的科学工具，这使社会现象既难以被全面地观察和认识，也难以被精确地界定和测量，从而使研究者难以对社会现象的结构、维度和相互间的关系进行精确而全面的阐释，也就无法精确地阐明其因果关系。同时，不同特质的社会现象的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例如微观的经济现象较为简单，经济要素及其流动是可以精确测量和计算的，但宏观的经济现象就较为复杂和难以测量，而哲学和思想的规范性概念或现象则更加难以测量和计算。
政治现象或政治学是处于思维与经济、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现象，兼具思辨性和经验性。而作为研究政治学中层现象的比较政治，较之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更具有经验性，较之个体的政治行为研究更具有复杂性。对于政治现象的研究，在起点或某个单一维度上是相对容易测量和计算的，但是在中观层面上就难以进行精确的测量和计算，因为它的维度、结构和关系更加复杂。例如，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就难以整体测量，只能分别测量，因为它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多变量，这些变量不仅有层次、维度和时空之分，而且相互关系和影响更为复杂。对于这些变量，数学方法只能对其某一方面或单一的变量及其关系进行分析，无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政治现代化这一复合变量进行分析，因而无法获得合理的，更不用说精确的结论了，自然也就无法建构中观层面的政治学理论了。
那么，在比较政治这一中观领域中，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或者说，尽管数学分析是应然的发展方向，但是否意味着其已经成为主流方法了，是否意味着其在解决比较政治所面临的问题上最为有效？在比较政治这一中观知识领域，最有效的理论模型是通过什么方法建立的？对此，我们可以从美国学界围绕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的知识特质与研究方法展开的一次著名的争论中看到这一问题的本质。这场争论是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研究而展开的，亨廷顿在1986年和1987年两度获得美国科学院院士提名，但都因另一名院士、数学家谢治·朗的反对而未能当选。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说是学术界关于在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在政治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如何看待数学方法的典型代表性事件。
亨廷顿被提名为院士所依据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在这部被同行称为"现代政治学经典"的比较政治著作中，亨廷顿在对一些发展问题进行分析时运用了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例如用数学方法测量了各国的"社会满意度"，而当时仍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被列为民众"满意的社会"。朗认为亨廷顿的研究根本没有考虑南非2000万黑人的感受，当然，他批评亨廷顿不是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而是对数学方法运用的错误。亨廷顿运用的数学公式"只具科学的假象却没有科学的实质"，其简单的数学分析无法阐释"社会满意度"这一复杂问题。这也可以解读为亨廷顿对满意度的测量和计算过于简单，只考虑了较少的变量，这样的统计分析难以计算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实际上，无论亨廷顿的统计分析，他的结论是否正确，问题的关键是他没有将所有的相关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他也无力纳入。
另两位支持朗的观点的教授更是直接否定了将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合理性。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和政治学教授布雷顿认为，只有将极其不稳定、无限复杂的政治或社会现象简化到一定程度，才能用数学公式或方程计算，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舒比克也指出，即使数学应用本身是正确的，但是放在复杂的人类事务模型中就是偏颇的。这些批评的核心就是数学或科学无法计算社会现象的复杂变化。甚至亨廷顿的支持者、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也在《科学》杂志刊发文章指出，不能用数学否定政治学的研究，这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一个领域的专家偶尔指控一下另一个领域，没什么大碍，但如果演变成学人之间的派系斗争就不好了，最好还是各领域制定自己的标准。由此可见，当时很多学者，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亨廷顿成为院士，都不赞同将数学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之中。
这一争论表明数学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所有的社会现象而言，如果是简单变量构成的因果关系，那么可以使用数学计算，而复杂的变量关系则难以用数学计算。具体而言，微观个体的行为构成的简单变量关系，能够利用数学进行计算，这是对中观甚至宏观现象进行阐释的基础，但不是替代。如果对中观现象或宏观现象进行数学分析，前提是将其简化，例如对其单一维度进行定性和赋值，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量化。但是，单一维度的功能或结构的变化并不能反映或替代多重维度的功能或复杂结构的变化，由部分推导整体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层次转换的谬误。
比较单位的复杂性还可以从作为比较政治基本单位的政体的变化中窥见。亚里士多德对于158个希腊城邦的比较，就是从政体这一视角展开的。他将比较的单位确定为同一层次和同一类型的政体，即城邦国家政体及其内部的亚层次的政体。那时的政体或国家具有独立的身份，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贸易或政治联系，但也都自成体系。从那时起到20世纪,几乎所有的比较政治研究都是以政体为单位，其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也都是以这一范式为基础的。研究者可以比较"帝国""国家联盟""国家""州"，但不能跨越这些类别,因为只有这些类型的政体才具有人们所需的"代理"能力，可以在比较时视为等效单位。然而，在当代环境中不同政体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加，人们越来越不可能完全依赖主权国家的身份或单位来识别等效单位。例如，几乎所有的政体内部在身份、忠诚和利益等方面与其他政体的人员和组织存在重叠现象，也没有哪个政体可以在不考虑其他政体行为的情况下，单独作出决策并据此产生预期结果,不同政体对任何特定机会或挑战的反应能力、行动能力都有着巨大差异。这种复杂性显然会干扰或改变政体之间以及政体在结构功能上的比较精确性。
不仅数学分析本身具有局限性，而且与数学分析一脉相承、但比其更能处理复杂问题的、基于个体主义和理性选择的"形式建模"或理论演绎，也不能现象的复杂性问题。这种源于政治科学家对经济学成果模仿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排除政治学研究的其他路径，并以数学方法为支撑建构的研究路径。它是通过一套强有力的限制性初始假设，完全依赖个体行为者的理性计算来提供"微观基础"，依赖"典型事实""数学分析"来证明其互动性质的演绎假设。在这种路径中，比较维度的选择是为了证明个体行为在不同环境中是一致的，即在给定相同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个体总是具有相同的选择和行为;或者在选择和行为不一致的情况下，证明这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由于政治的情境相关性被排除在分析之外，更具体地说，就是政治环境的差异性或复杂性无法被同一种关系纳入其中，导致个体行为在不同的环境中的选择不会完全一致，即使在给定的相同激励机制中选择也会因为受不同变量的影响而不完全一致。当然，这不是否定这种研究路径的合理性，而是重在说明这种研究路径也不能解决政治现象的复杂性这一难题。
比较政治研究运用计算方法现在已经出现并且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这种研究在初始阶段就是对简单变量进行大样本或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案例选择，对精心挑选的小样本案例进行阐释分析，以对相关概念或变量进行定性和赋值，从而探寻一系列或多维度的新变量之间存在的特定序列和复杂的相互关系，进而在复杂互动的基础上证明因果关系。借用Charles Tilly的词汇，这样的研究结合了"合并"和"拆分"的优点。这是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取得的巨大进步，但与完全或精确地解读、分析政治现象的复杂性仍然有较大的距离。
今天，政治研究在中观与宏观层面难以应用数学分析的状况改变了吗?显然没有。目前，比较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建构了有助于解决政治发展中因果关系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而且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简单变量或单一维度的测量也更加准确，在数学分析基础上对多变量和多维度的测量和分析也有了较大进展，从而有助于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及其变化的复杂性，并极大推动了计算政治学的发展。但从根本上来说，数学分析没有解决政治现象的复杂性问题，即对维度、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等多重性问题既无从测量，也无法分析。
亨廷顿及其他一些优秀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在比较政治这一中观领域，具体来说是在次宏观的、中观的和次中观的领域中，建构了一系列理论模型，包括制度化理论、政治现代化理论、欧美的三种政治现代化模式、后发展国家的各种现代化模式、威权主义模式、各种民主发展模式、民主转型及各种转型路径等理论模型。这些理论已经被多数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证明具有基本的合理性，但它们都不是通过定量分析或数学分析建构的，而是通过以案例阐释为基础的假设演绎和国家间比较等方法建构的。当然，这并不否定大数据分析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亨廷顿作为一个政治科学家，既没有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系统研究，也没有熟练掌握和运用严格的数学方法和其他学科方法，但是他却在政治现代化领域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其建构的一系列理论模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认识、解释甚至指导相关政治现代化的实践。这一方面说明，相对于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这些宏观性知识和理论为政治现代化提供的宏观思考来说，政治现代化、比较政治主要处于中观层次，其理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自成系统地通过建构这一层次的理论模型来阐明政治发展的过程；与数学方法和一些科学方法相比，尽管他的理论没有数学方法的支撑，被一些学者认为"不够科学"，但由于数学方法本身还不能解析政治现象的复杂性，不能对政治现象或变量进行精确的分析，因而无法保证其研究结果正确性，甚至会由于数据的缺乏而无法建构研究模型和理论模型。换言之，对于比较政治这一中观领域的理论建构来说，数学方法并不比传统的或经典的以案例或概念为起点的理论演绎模型更为科学。亨廷顿所建立的政治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模型，就是通过对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描述、分析和概括，将影响政治现代化的复杂变量和多重因果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进行了有效整合，尤其是通过对政治现代化理论及其各种模式的检验和修正，基本合理地解释了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和各种模式。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如果对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尤其是政治发展过程没有深入的感知和理解，就无法深刻认识和解构这些政治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难以建构合理的概念和比较单位以及选择正确的路径，从而难以正确地从微观经中观走向宏观。例如，很多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普遍出现过的一个现象，即僵化地看待自己的发展模式，将自己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快速发展时期的模式作为独特的发展模式，将来自传统的模式看成永恒不变的发展模式，然后以此为基础将处于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的模式与他国现代化刚刚起步或后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以凸显自身的发展优势。这是一个由于缺乏合理的时空观而导致比较错位的问题，即将同一空间但不同时间的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现实中，一些国家仍处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一些国家则处于现代化的中期即高速发展的阶段，还有一些国家已经处于后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因为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其发展速度是不同的。因此，在同一空间中对各国发展速度进行比较并不能判断发展模式的优劣。
探究一国高速发展是缘于某种特殊因素，还是缘于普遍性规律，抑或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合理的案例比较找出答案，但很多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决策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相应的比较思维，导致他们没有在相应的发展阶段采取相应的发展模式，而是僵化地对待自己的发展模式。对于这些问题，数学分析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的，其根本原因是将微观、中观，用微观理论或微观模式替代宏观模式。
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研究设计进一步说明。在研究现代化的文献中，一些研究设计针对特定时期各国的发展速度，运用大数据建立起严格的量表，并进行回归分析、定量分析及定性比较分析，这显然是一项较为科学的比较方法，它既能说明这一时期各国存在的发展速度，解释各国发展速度不同的直接原因。
然而，这种分析存在两个缺陷：其一，由于这种量表分析只能对较少的变量进行计算和比较，因而无法将影响这些国家或模式发展的不同原因或变量及其影响程度纳入比较的框架，也无法对它们进行分析和计算。例如，文化、政党、制度、人口、领导人的偏好和决策、精英集团的结构和压力、民众的态度、国际关系以及由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的发展环境，都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是极其复杂的，复杂性还会受到意识形态或种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因而难以进行系统分析，必然影响人们对国家发展的判断。其二，现代化过程中纵向的复杂性即动力因素的变化也是影响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一种具有鲜明特色或独特的发展模式往往只与特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各种发展模式在相同的发展阶段具有相似性，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各国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过度强调共同性或过度强调特殊性的模式，都会在发展实践中受挫。实践证明，从16世纪以来欧陆各国的发展模式到17-18世纪的英国模式和美国到19世纪的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再到19-20世纪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种发展模式，没有永恒不变的模式。由此可见，由于时空差异所导致的发展环境的差异，使这些复杂的变量难以被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确定，因而不能同时被纳入数学分析。
具体来说，在现代化模式的比较分析中，一般的回归分析不仅不能将影响同一时期的横向变量都纳入其中，也难以将影响发展的纵向变量都囊括进去，因为研究者难以发现所有影响发展的因素。一般来说，对特定时期各国发展的量表分析和比较只是对特定时期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些因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对比，但这种分析只能表明这一时期各国的发展速度，不能显示以后的发展趋势，也不能判断其发展模式的优劣。例如，如果对一些国家近30一40年的发展速度进行回归分析，只能表明这一时期各国的发展速度或状况，并不能说明未来的发展趋势，因为从现代化的规律来看，二战后，各国的现代化高速发展时期一般为30一40年，之后可能进入一个转型、调整或较慢发展的时期。所以，如果对近10年的发展速度进行比较，更可能说明未来的发展速度。同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不断变化的，长期不变的模式通常发展得很慢。用一个时期的发展模式来固定一国模式，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而且这种比较很可能因为种族主义的偏见，将一些国家的高速发展时期与其他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时期、现代化刚刚起步的时期、后现代化的时期进行比较，以强调国家发展模式的优势。
对于现代化模式的复杂性，尤其是各国发展的特殊性、相关变量及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是难以进行概念或变量解析的，因而也难以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换言之，无论相关数据和回归分析多么科学和严谨，都不能保证所有发生作用的变量都已经被认识，也不能保证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被界定清晰，相关的分析只是对进入回归分析的变量进行测量和计算。这也是大数据研究本身难以克服的。实际上，不但数学分析难以进行，就是案例阐释和历史分析也同样如此。
然而，在处理政治现象的复杂性与多维性方面，以个案阐释为基础的比较分析更有优势，尽管它对单一变量的分析不如定量分析或数学分析那么精确。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以案例或概念为起点的假设演绎、国家比较和比较历史分析仍是建构各种发展模式或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或路径以对案例或国家的分析为起点，在对复杂性概括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演绎，这就意味着它在客观上或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将影响发展的所有变量都纳入进来；同时，比较历史分析可以在纵向上将所有影响发展的变量纳入比较的框架内，尤其是有时它可以由结果推导原因，而结果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是各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它对原因或变量的作用已经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检验。当然，它是否将所有的影响因素或变量都纳入了比较的框架内，还要通过进一步的比较分析来检验和也就是说，如果这种个案的比较分析运用合理的话，可以在客观上或在相当程度上阐明相关变量的复杂性影响或因果关系。因此，对于那些无法将现实变量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变量及其关系纳入回归分析的分析方法以及无法对已经查明的变量进行精确测量和建构数学模型的变量分析方法而言，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解决之道。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对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有深刻而丰富的知识和认知，通过个案比较分析可以在处理复杂变量的研究中建立起较为合理的理论模型，也无法保证研究过程或理论建构的精确性，因为这种理论演绎实际上是在没有经过对个案和因果关系进行大样本精确检验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试想，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的建构，尽管也可以通过案例阐释和比较以及比较历史分析来建立，但如果没有大数据的支撑，对政治态度界定的可信性就会大大降低。英格尔哈特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更是如此。对于简单变量或过程的演绎，尤其是在可以应用数学进行计算的微观领域，案例和历史比较分析显然不如数学分析那么精确，在理论演绎方面也会受到限制。换言之，如果没有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者就难以对政治现象进行精确的分析和计算，也难以获得精确的结果，因而会制约研究者对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例如，上面提到的对各国发展速度的回归分析，尽管不能对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但可以对已经确认并明显发生作用的变量进行精确的数学计算和分析，从而能够在相当的范围中提出相关变量的因果关系。这些都是数学分析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不断发展的原因。
正是由于案例或国家的比较分析与大样本的分析各有优长与缺点，所以研究者应将两者结合起来，即在以案例为起点的比较分析中尽可能地加入定量分析，实际是尽可能地对研究过程尤其是关键节点进行定量分析。阿尔蒙德是较早运用这种研究路径对政治文化进行学术分析和理论建构的学者，尽管他只是对同一时空中五国的民众态度进行了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但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实际也存在着不同时间的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案例阐释、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跨文化比较分析方法即案例或国家比较也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他以经典的文化理论和自由政治思想构建了村民文化、依附文化和公民文化的理论体系。定性比较分析是将定量分析与案例阐释进行结合的一种研究路径，它使一定数量的案例或变量的比较更为可行，但是这种结合也限制了数学分析和案例阐释的效用仍然不能保证所有的相关变量及其复杂的因果关系纳入比较分析。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微观变量的可测量性和因果关系的明确性在走向宏观时需要有合理的路径，需要经过中观分析，否则会导致推论的错误。正如前述，将某一发展阶段的模式看成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模式，就是从微观向宏观的错误推论，且这种错误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经常出现或广泛存在。此时，无论微观研究、数学分析多么精确，也不能保证宏观层面的正确性，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它没有将中观联系及相关变量纳入分析，即研究者在面对更多的复杂变量时应接不暇，不能合理地处理相关变量及其关系。总之，微观分析、数学分析要与科学的案例阐释和宏观的国家分析，而这种结合难以逾越的中介是作为中观知识和理论的比较政治。最后，在现实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哪种方法或研究路径更为普遍或有效呢?思辨的阐释方法在宏观的思想领域更为有效，尽管它也可以在经过概念或变量的解构后进行数学分析；而数学分析对简单变量的研究较为有效，主要是对个体的微观现象的研究，尽管对微观个体的研究也需要阐释方法和宏观思想的指导；而作为中观层次的现象和知识，需要将两种方法尽可能地结合，因为这是一种联系宏观与微观、理论与经验的知识和学科，但经典的比较政治方法或许现在仍然是最有效的。这种经典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既不是思辨的阐释学，不是历史叙事，也不是，而是以个案或变量阐释为起点、通过假设演绎、因果分析、案例或国家比较，包括定性比较分析，比较历史分析，由此经过多重演绎和建构理论模型的方法。当然，这同时也是新的研究起点。换言之，定量分析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但经典的研究路径或方法仍然是目前比较政治的主流方法。
三、比较政治和区域国别学中的比较主义与阐释主义
教育部在2023年颁布的新一轮学科设置目录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一级学科，这在客观上使阐释主义与比较主义开启了又一次历史际会。阐释主义与比较主义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两个基本的并相互关联的研究方法，学界对这两种方法也进行了多次的深入探讨。这一次，由于这一学科的设置，加之中国学界对发展模式的不同理解，中国的比较政治、区域国别学两个领域的一些学者，又一次关注了阐释主义与比较主义两种研究取向及研究方法的关系，尤其是这两种方法在比较政治和区域国别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相互关系。换言之，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展的过程中，阐释主义或阐释方法包括个案研究或质性方法等，比较主义包括案例比较或小样本的比较、大样本的比较或大数据计算方法等，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及方法既有激烈的争论——谁是更合理的研究方法？也有研究上的共识——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相互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这一次，这两种研究方法由于学科的关系再次受到关注和讨论。
比较政治与区域国别学、比较方法与阐释方法的关系随着区域国别学这一学科的设置而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比较政治学者对此尤其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区域国别学包含了区域国别政治即外国政治的议题或内涵，这与比较政治发生了研究议题的重合，尤其是对于比较政治这一学科来说，外国政治就是它的全部内容。那么，这两个学科对待“外国政治”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呢?具体而言，就是从规范的学科意义上来说，它们应如何看待和研究外国政治？这是比较政治关注区域国别学或两个学科关系的根本所在。正确认识并把握这种学科关系对合理运用学科工具和选择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区域国别学学科划分的原则和基本内涵，进而确定其所要研究的问题和目的。一般来说，学科是根据基本的知识特质设置的，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现象是复杂而多维度的，需要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它们，学科规划者要从不同的维度进行类型梳理和学科划分，研究者以基本知识特质划分为基础，从不同的视角或维度，借助不同的类型学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从而对人类社会某一领域现象的特质不断深化认知。区域国别学是以区域或国家为界限或标准建立的学科，以区域内的语言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为基础，几乎包括所有社会科学。与根据基本知识特质建立的学科不同，区域国别学是从国家及区域视角对社会现象和知识进行分析、整合，以概括出国家性或区域性的社会现象和知识特性，这也有助于深刻阐释各国或各地区的整体性特点。
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来看，比较政治就是对区域国别政治的比较研究。我们通常讲比较政治就是用比较方法研究外国政治，或者说作为比较政治本体的内容就是外国政治，而外国政治难道不是区域国别政治构成的吗？实际上，世界多数国家的大学对比较政治这一学科的定义都是如此。在阿尔蒙德等人撰写的《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这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教材中，除了一部分讲方法和理论外，主要的内容就是国别政治与区域政治。在《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比较性的“外国政治”议题，只有少数篇章讲了比较的方法和理论。实际上，这两部著作的主旨不是定义比较政治这门学科，而是阐述如何进行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这门学科自建立以来一直是以国家或世界各国政治为研究单位和主要议题的，外国政治或区域国别政治是其重要内容，因此不能忽视比较政治的研究内容而仅将其视为一门方法论的学科，等同于比较方法。虽然比较政治是以国家政治或国别政治研究为基础，但也不是必须借鉴区域国别学中的国别政治。实际上，这两个学科对同一部分内容的表述是不同的，比较政治称其为“外国政治”，而区域国别学称其为“区域国别政治”，表述的不同也意味着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异，具体表现在研究传统、研究导向和研究方法上。
与比较政治更强调比较方法不同的是，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传统主要是阐释主义的质性研究或个案研究，包括田野调查和历史叙事等方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详细的叙事，即以质性研究为主；其二，以区域国别的语言训练为基础，高度重视区域国别的历史和文化，重视本土资料的收集与解释;其三，在前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多领域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区域国别的政治叙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构依据或基本立足点是：由于在不同文化或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国家或区域的人们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存在着差异和异质性语境，因而相似的语境或概念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含义，有时差异还可能很大，这就需要建立区域国别学对它们各自的特点或特殊性进行综合性研究。换言之，离开对特定区域或国别的文化与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离开对相关国家各领域知识的区分性和综合性研究，是不可能深刻理解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状况及其变化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区域国别学具有阐释主义传统，但并不意味着它完全不需要比较方法，或者说，尽管其研究传统是阐释主义的，但比较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区域国别学在研究中不可能离开比较性思维，而且跨文化比较传统上就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因此，现代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必须运用更为科学的比较方法，因为没有比较，就不可能深入认识不同区域国别的特殊性。差异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被认识。
这里实际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层的方法论问题。阐释性研究通常是在哲学意义上进行的，它是在叙事的基础上深刻阐释现象或事物的本质，在这个意义或层次上它与比较方法或定量分析是不相同的。因为比较方法及定量分析不是阐释现象或事物的意义，而是寻找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无论是共同性还是差异性都是如此。但是，只有在对现象或事物全面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对现象或事物进行定性和赋值，因此，阐释性研究是建构概念、变量或比较单位的基础。换言之，只有在阐释性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科学地进行比较研究；反之，对其认识就会不深刻、不完整。阐释性研究离不开比较方法，有时也需要定量方法，因为比较方法是寻找现象内或现象间因果关系的基本或不可或缺的研究路径。这样，两种方法在科学的意义上或中观的意义上进行了统一。
比较政治也是如此，比较政治所应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政治研究只是或只能运用比较方法。比较政治研究一定要包括对阐释方法的应用，因为比较的前提是建构概念或比较单位，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比较，而建构概念或比较单位则需要运用阐释方法。这一点在阿尔蒙德建构的政治文化理论中已有完美的体现。他的《公民文化》一书首先通过跨国的问卷调查获取大量的样本资料，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取相关的观念性资料；然后通过提炼和比较概括出各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并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上升到村民文化、依附文化和公民文化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使用了阐释或案例分析、大数据分析和跨国比较的方法，这是典型的或完整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过程。由此来看，比较政治已经发展出系统研究区域国别政治的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和阐释方法。当然，阐释方法不是比较政治的主要方法，比较政治的主要贡献也不是概念，而是将政治学理论建构的概念作为基本单位进行比较，以对其进行证实和证伪，尤其是检验其适用性，为理论建构提供支持。当然，将比较方法与阐释方法进行结合也能进行概念或理论建构。
由此看来，区域国别学的阐释主义传统、比较政治的比较主义研究传统是它们主要的、但不是全部的研究取向。别学除了阐释方法外，也要应用比较方法，而比较政治除了比较方法外，也要应用阐释方法。换言之，从应然的视角来看，比较政治并非只有比较，而区域国别学并非只有阐释；但从实然的视角来看，比较政治主要是比较，以阐释为辅，而区域国别学主要是阐释，以比较为辅。从认识事物的基本路径来看，比较方法和阐释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建立理想的概念和类型，就无法在广泛而具体的社会现象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并进行比较。然而，理想的概念和类型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和概括，不可能反映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具体的多维性，而阐释或个案方法对解决这一认识问题有更大的优势，所以在实际研究中要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研究者就是要把两种研究取向之间的冲突转化为彼此的借鉴、补充和促进。
这里以《新加坡道路》一书为例来阐述比较政治与区域国别学的相互借鉴和促进过程。人们一般将只进行一国研究的著作视为一项国别研究，但不同的国别研究的研究取向或方法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就是以比较主义为主还是以阐释主义为主。《新加坡道路》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阐释性的，但与多数国别研究相比，具有更多的比较主义倾向，特别是各个领域的历史叙事运用了更多的比较分析。因此《新加坡道路》是一项走出个案或国别的比较性的国别研究。
于本书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通过“‘体制内’民主化范式的形成”一章进行具体分析。“体制内民主化”是一个概念建构，是作者在对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进行历史叙事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转型特色的集中概括;是通过将“体制内”和“民主化”两个已有的概念进行结合、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后进行的概念建构，这一新的含义在于将“体制内”这一在中国研究中提出的概念与民主化概念相结合，进而将“民主化”这一概念扩展到了“体制内”，发现在“体制同样存在着民主化的现象；以此概念来审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在转型前体制内的状况，发现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书将这一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建构，认为在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国家体制内，民主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特色，进而将所有在集权主义体制内产生的民主化视为民主化的一个有机阶段，从而建构其民主发展的路径。由此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早期现代化国家从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革命转型的过程中，还是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从威权主义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体制内民主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个由弱到强的普遍性过程，并且影响着转型的具体路径。这是一项只有将个案阐释与比较分析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可能产生的概念或成果。
《新加坡道路》的基本研究路径也是比较主义与阐释主义两种研究取向的结合。其一是进行国家的历史叙事，即对新加坡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以现代化为主线进行历史叙事，用现代化理论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和概括，对其各领域的现代性进行赋值，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各种比较的框架，进而置于东亚模式、后发展国家发展模式、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框架中进行比较，与马来西亚这种相似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从而概括出新加坡的发展水平和模式特色，例如一党长期执政的“体制内民主”、“小而强”的国家治理方式、高度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经济环境、高度法制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等等。在这一比较过程中，不仅有直接的案例或国家比较，还有大数据的比较和测量，（例如，通过自由民主指数测定其“民主”发展的程度）。其二是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充分的理论分析，运用国家治理理论、民主理论、制度化理论、政党理论、转型理论和政治文化理论等分析新加坡的政治发展进程。由此看来，即便只是研究一个国家、进行一项典型的国别研究，如果不将其置于一定的比较框架中，不走出个案或单一的国家分析模式，就很难评估其模式特色和发展路径的合理化程度，也就难以成为一项好的国别研究。
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日益走向科学化，正越来越多地应用大数据甚至智能分析，这为比较政治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但目前这些方法还远远不能解决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多维性问题，尤其是在中观和宏观领域。因此，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要超越经典的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现实来说，在比较政治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领域中，在理论和模式建构的过程中，经典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或路径虽然不是最科学的，却是最有效的。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