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召集北京市的鲁迅研究者聚餐，座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学术讨论会问题。鲁研室方面，只有林非先生出面主持，党支部书记曾普同志辅助，我一人操作全部事务工作。仅靠院里一辆面包车就把唐弢、王瑶、严家炎、乐黛云，以及李何林代表人王得后，等七八位名震遐迩的“大人物”接到崇文门饭店。

在车上，林先生环视一下，判断只有一位女先生不认识我，其他都熟悉，就拉我到那位女先生身边介绍说：“这是我们新调来的张梦阳同志，这是北大乐黛云老师。”我连忙躬身问好，她点头笑笑。笑得很轻微。到了饭店，进入我事先联系好的包间，一张大圆桌上已摆好了餐具，我请各位先生就座，饭店上菜。一边开宴，一边开始座谈。

轮到乐黛云老师发言。她主要讲了刚在《北京大学学报》头条发表的大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观点。大家听得很认真，她却如她的微笑一样声音很轻微，逻辑很严密。

我边听讲，边仔细看她的脸庞。突然感觉：肯定在哪里见过她！

1966年8月中旬，北大、清华等高校开放让群众看大字报。我也随大流走，一天来到北大未名湖南畔的草坡上，见一群人正低头拔草。人流中一位不甘寂寞的中年男人向他们提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没有人答话。问话人恼了。猛然间，一位四十多岁、穿灰蓝衬衣的女士站了起来，与问话者对话，问什么答什么，既不惹恼问者，也不失自己的尊严，声音很轻微，但很清楚，显得那样平静而坦然。

嗯！肯定就是乐黛云先生！面容、身材、声音、态度，特别是答话的智慧，跟今天中午会餐时的谈话完全一样！怪不得那时人流中就有一位看来很有修养的中年男士悄悄对同伴说：“这位女士不简单！”

自此，我更加景仰乐黛云先生，后来又知道她深谙几门外语，正好我也非常喜欢英文，就特别爱和她接近。一次，开会前，三两个当时还被称为“青年学者”的同仁和她聚在会议厅一角。一位女学者问她：“在您当时的处境中，怎么会学这么多外文？”她淡然说：“正好有了空闲，就捧着大厚本的原文长篇小说闲读。”

对自己的苦难看得很淡，对别人的事，无论大小，都极尽心。那年，鲁迅诞辰百周年纪念会就要到了，刘再复先生起草的周扬讲话稿已经写完，需要订正。作为助手，我必须尽劳。文中有一段黑格尔的话要注明出处，身在饭店，无处找书，我贸然向乐先生求救。她当晚就来电话说清了，并说是黑格尔权威张世英先生由刚从德国进口的最新版本《黑格尔全集》上查到的。我们感动至极。我当时正偷空着手专业论文《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兼论鲁迅杂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又贸然向乐先生求教，询问国内有无英国随笔的译本。当时她不在家，是她儿子接的，详细记下，说母亲回来转告。我放下电话出去办事了。回来后，再复告诉我，乐先生来过电话，说目前英国随笔国内译介很少，只出过培根的随笔集，至于兰姆、赫兹里特等重要的英国随笔作家的作品不仅没有译本，连介绍都没有。如果我准备研究，是很好的事情。

大会结束后，鲁研室开始了正式的学术工作，如林先生说的：“一切都是空的。关键是要拿出实际的学术成果。”我与已故李宗英大姐合编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马了。先是印出公函式的信，寄给知名专家征求意见。收到的回复不多，而且多是应付型，唯一认真的回信是乐黛云先生的。不大的信纸上整整齐齐写满了娟秀的字，不但写上推荐篇目，还附了推荐理由。例如陈涌同志的三篇重要论文中，她重点推荐了《鲁迅小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认为经过人生沧桑后对鲁迅小说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后来由于何其芳夫人牟决鸣的关系，我与陈涌成为至交，把乐先生的话转达了。陈涌微微点头，表示首肯。

和乐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89年12月在八宝山王瑶先生悼念大会之后，我看见乐先生在礼堂外松墙边默默地低着头。我跟她打招呼，她轻微地点点头，没有说话。我明白她极其悲痛，不便多谈，就告别了。不想这竟是最后一面，她在2024年7月27日凌晨去世。

（原刊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