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比较所成立40周年，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对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访谈从戴锦华与比较文学的渊源切入，谈到学科创立者乐黛云先生在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以及她的工作、思想与学术所具有的开启、推进与凝聚的意义。
戴锦华教授认为，乐黛云先生始终是一位有着强大的中国文化自信的学者。对乐先生而言，比较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学科或一种方法论，而是一条连接世界、走向世界的路径。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回观中国，返归中国文化自身。她进一步谈到，近年来自己选择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中传播思想，无论是开设网络课程，还是导赏影史经典，这些实践都可视为对乐黛云先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开启的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宏大诉求的回应。
受访人：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涵盖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等，代表著作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中国妇女文学研究》（与孟悦合著）《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十八例》《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Cinema and Desire: Feminist Maxism and Cultral Politics in Dai Jinhua’s works》《电影理论与批评》《性别中国》《After the post-Cold War：The Future of Chinese History》等十余部，专著和论文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和韩文等。
采访人：滕威，1995-200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微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研究、翻译研究、西班牙语文学与文化等。
时间：2025年9月18日
滕威：戴老师您好！其实您已经在很多场合都谈过与比较文学的渊源，但是为了庆祝北大比较所成立40周年，我还是代表所里对您进行一次专门的访谈。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北大中文系78级的本科生，我们想知道您读书的时候，乐（黛云）老师已经开始讲授带有比较文学性质的课了吗？
戴锦华：我本科的时候，乐老师刚刚从“流放”中归来，当年最引人瞩目的“归来者”。她最早开的课程事实上是我对比较文学的最初印记。那时候课程名字中并没有比较文学字样，我记得当时在北大中文系的课堂上，她是第一个引入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作家的老师。
滕威：我记得您跟我们回忆过是尼采，是吧？乐老师讲尼采。
戴锦华：对，她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来对现代文学的作家展开一种全新的观照。对当时年轻而好奇的我们来说，充满了新异感，完全打开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因为在我们当时的认知当中，中国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难于想象中国文学如何用西方理论来阐释。
我记得大概大三的时候，乐老师从美国访问归来，有一次讲座中，她就明确使用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当时，这四个字，简直是光焰万丈。我们好像突然看见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一种方法，一种可能性。我当时备受鼓舞，写了一篇对本科生来说很长的论文，好像2万字吧，叫《司空图与华兹华斯》（笑）。
滕威：这是您名字登载在北大校报上获奖的论文吗？
戴锦华：没有，获奖那篇是我大二的时候写的，获得了五四文学奖。洪子诚老师拿去发表在期刊上。《司空图与华兹华斯》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读者（笑）。
滕威：哈哈哈哈。那您当时写这篇弘文的时候，您参考文献里面还没有比较文学的相关文献吧，那时候好像还都没有译介进来。
戴锦华：对，完全没有，我是彻头彻尾的望文生义、想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朴素的用了平行研究，是最便捷、但也最成问题的一种方法。
滕威：当时听乐老师的课，您的同学们都跟您感受相同吗？觉得太新奇，非常震撼，然后大家都去围着乐老师去追问讨论？
戴锦华：你知道，北大永远不会有唯一的中心，唯一的偶像，对不对？但是乐老师真的是当年的超级偶像，她作为一个给我们带来新知，为我们打开新世界的人物，她受到的是异乎寻常的、广泛的拥戴。不同的人在她带来的新知识新视野当中做出了他们不同的侧重和选择。但我说过，比较文学在当时人们的感知中，远不只是一个新学科，而是一面旗帜。当时乐老师倡导的比较文学，其重要的核心议题是中国与世界。这里“比较”，不是横向或平行对照，是世界版图或全球史意义上的中国再定位，是把中国重新放在一个世界性的场域当中、世界性的视野当中来考察，其意义远远大于文学、人文学科。那不是今日作为学院体制内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时代的命题，一种思想视野和方法论的深刻转变。因此它的影响和覆盖面是多学科、全方位的。
滕威：我记得听您讲起过，乐老师曾经邀请杰姆逊、艾柯这些一流的理论家来北大讲课。这是否是您当时对当代理论产生浓厚兴趣的契机呢？还是在那之前，您已经通过电影研究接触到了结构主义、符号学之类的理论？
戴锦华：这就是你们后来者的时空压缩了。对我们来说，这中间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和不同的历史时段。其一是乐老师全新的现代文学研究视野，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一个思想和眼界的改变。其二到有了比较文学这个命名，它更像是一个超级能指。这个能指之上，被乐老师、也是我们赋予了整个七八十年代之交人们的向往、梦想、诉求，其中包含中国文化书院，乐老师、汤（一介）老师参与启动的中国文化书院，与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编辑部、“走向未来”丛书一起，践行了一场由人文学科引领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亲历了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学习。当时乐老师他们办一些就像暑期班一样的研讨班。其盛况可说是应者如云，一位难求。还有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大概五十本珍贵的自编学习资料。我那个时候已经在电影学院教书了，但仍修习了每一节课程，那套自编教材中有《比较文学》《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你明白我的意思？
滕威：全面比较和跨学科。
戴锦华：很多当年在书院学习过的、做过服务或志愿者的年轻人，比如骑着自行车去接送老师的，负责维护教室秩序的、组织学员、分发教材的，等等，不少后来成了不同领域中的学术和思想的领军人物。所以说乐老师的影响不只是开创了一个新学科，而是参与启动和助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当然，此间包含了彼时中国世界视野的改变：从亚非拉转移向欧美；也可以说是从东方到西方。乐老师的工作成了80年代新启蒙运动或者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引爆点和动力源。
说到我自己的学术道路，千真万确，得自乐老师的引领和译介。那是一次她海外归来的学术报告，在当时北大最大的报告厅——办公楼礼堂。毫无夸张地说，窗户上都“挂”着人。那种极热烈盛况。我自己是坐在窗台上听了整个讲座的。
滕威：我记得您说您很早去，但也只能坐在窗台上。
戴锦华：是啊。乐老师当时介绍很多西方新的哲学思潮、学术思潮、文学研究方法，只是只言片语提及了符号学。而这个名称就成了我的搜索索引。从有限的国内资料，直到在北图（现在的国图）找到了一本麦茨（Matz）的英文版《电影语言》（也就是《电影表意散论》）。那是我在电影学院教书大概第二年。我很笨地靠字典用逐字逐句翻译的方法来阅读，意识到这正是电影符号学的开端，由此展开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此后美国加州大学的一批电影学的教授以近乎志愿者的方式来北京暑期授课；而1985年，乐老师请杰姆逊在北大开设系列讲座，使我得以相对系统地接受了战后欧美理论与思想的学习和训练。
滕威：那么艾柯是很晚的事儿？
戴锦华：嗯，艾柯是1993年，乐老师召集的国际学术会议“独角兽与龙”。
那时候我已经回到北大任教了。我们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需要提及的一点是，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引入和建立的同时，是美学热的发生。此时，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涌入，事实上又是我要理解乐老师建立的比较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因为美学热的发生，所以那时人们热衷于接受美学的脉络，新批评的进入，也是现象学的流行。迄今为止，韦勒克、沃伦及其类似脉络的影响仍然清晰、直接和深远，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影响至今的文艺美学的主流。而与之相对照的是，乐老师指导下的对伊格尔顿的翻译（译者伍晓明是乐老师的开山弟子），对杰姆逊的邀约，乐老师主持译介的理论著作系列，其实构成了清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中的文学思想的轨迹和脉络。这和当时的那些压倒性的、非政治化的文艺思潮，其实有非常鲜明的区隔。而我自己认为，这也正是乐老师作为一个学者，同时作为一个思想领袖，极为自觉的努力。
滕威：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从这个脉络去定位乐老师的贡献。但我觉得四十年回头看，您作为亲历者，肯定更能准确感受到如果没有乐老师当年的这些自觉的学术组织行动，可能后面对新启蒙的反思也无从谈起。
那我们顺着时间问，就到了您去美国访学的年头。您回到北大一年后去美国大学访问当年是比较文学、东亚研究还是电影研究，您当时是比较侧重在哪方面去交流呢？
戴锦华：你的问题好可爱。我们那个时候和你们后来去访学极为不同。我们当时没有对欧美大学状况的全面了解，对其相关的学术机构、研究领域、代表性学者知之甚少，我们也没有经费，所以是被动地接受对方的邀请，也可以说是被选择。我第一次访美走访了11所大学，比较长时间地停留在了3所学校。在11所学校进行讲座、座谈等学术交流，有东亚系，比如康奈尔大学，最早的时候就是耿德华教授向我发出了邀请；此后在UCLA也是东亚系。但是中间的讲座交流，有电影系、有文化研究项目、亚非研究、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等。
滕威：那您第一次的美国之行，最大的收获是初识文化研究吗？
戴锦华：是的。我多次回忆过这一段，就是当时我做了几次讲座，美国的同行们很兴奋地介绍我为“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而此时，我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全无概念。你可以想象，那以后是反思、购书、研读。回国后，我立刻向乐老师汇报，有些惭愧地表示我更想做文化研究。乐老师极为明确地告知，这就是比较文学的精神实质和前沿。她全力以赴地支持我将其建设为一个专业方向，她亲自将文化研究工作坊确立为一个机构性存在，而且当即要求我刻不容缓地开课。所以我95年一回国，当年就开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课程，是北大、也是中国大学中的第一门文化研究课程。
滕威：您是已经调回比较所之后才去美国访学的？
戴锦华：对的。全靠乐老师的器重和安排。返回北大出自乐老师多次邀约……
滕威：三年，好像三四年您才调过来。
戴锦华：近四年的时间，因为我当时在电影学院，对电影研究极为热衷，并不想放下电影进入比较文学，所以一直犹豫要不要接受老师的邀请。而回到母校一学期以后，就接受赴美邀请，还多次延期，乐老师都是即刻同意，无保留地支持我多交流多长见识。
滕威：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说您跟比较文学的联系“丰厚而稀薄”。我理解，稀薄就是您跟比较文学的联系完全是因为乐老师这个人；丰厚是指，乐老师所打开的这种世界的视野，文化的视野，理论的视野，对您来说一直是一种持续的滋养和持续的支持。
戴锦华：是的，是的。我以为，对于乐老师，比较文学始终都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和一种方法论。我感到，那是一个连接世界，走向世界的路径，这样才能更好地回观中国，返回中国文化自身。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我认为乐老师始终是一个有着强大的中国文化自信的人。
滕威：您曾经提到过，乐老师建立中国比较文学的初心或者雄心，您觉得是在中西古今的坐标框架内再度言说中国、图绘世界。我的理解是，今天很多人一提比较文学，因为它跟世界文学是共享一个专业名称，然后就好像做比较文学的，其实就是做外国文学甚至是西方文学研究的。但是其实乐老师在80年代那样一种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浪潮当中，她创立的中国比较文学，不只是引入了一种新的缘起于西方的理论或者学科，而是在比较文学当中看到，就是她后来经常提到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种文化乌托邦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一直是她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根基，但是其实这一点在后面的比较文学学科内部的发展当中是被有意无意变弱或者说遮蔽了的。
戴锦华：是的。我同意你的这个判断。乐老师因为有强大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所以能够在国际比较文学当中打开一个极为不同的局面。你或许知道那个时代的国际比较文学格局当中，在乐老师之前哪有中国学者的位置？乐老师不仅是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比较文学学者的位置，而且她用她自己的位置和影响把中国带入了曾经欧美独占的世界文化版图当中来。
滕威：据说她人到中年开始学英语，是因为这样一个特别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吧？
戴锦华：老师她是在流放、劳改的时候，坚持学的英语啊，是喂猪打扫卫生烧锅炉扫地的时候学的英语啊。
滕威：哦，我一直以为她是回归了之后才开始学的。
戴锦华：不是。正因为她在漫长的被放逐的岁月里没有放弃，所以她一经回归就开始与国际学术界互动交流，因为她具有这样的能力。
滕威：老师我还有一个感觉，我是95年上北大嘛，差不多是97年开始跟您上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课，然后参加您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工作坊是95年在北大成立，今年恰好也是30周年。我有个感受，就是在工作坊最初的10年，也就是我在北大读书那10年，我感觉是一个难以复归的黄金10年。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跟着您跟比如说来自北美的，亚洲的比如日本韩国印度的学者交流，两岸三地的文化研究学者学生也经常一起开会、上课、交流。我记得您那个时候还给来自这些地方的学生在北大上暑期密集课程，然后我们也都去听。我们还会请比如说像拍《铁西区》的王兵等一些导演到我们工作坊来跟我们一起看他们的作品，然后一起讨论。那个时候咱们工作坊的讨论有的时候是在办公室，有的时候就在您家里。经常是好像不眠不休那种马拉松式的学习、讨论，从早上到晚上，您还管饭管茶，我们一起看话剧，一起翻译编书等等。而且那个时候您经常去第三世界访贫问苦嘛，每次回来我们会缠着您给我们讲所见所闻。那个时候我一方面感觉特别骄傲和满足，就是我有这样的学习经历；但另外一方面我感觉我们在中文系也好，就是在整个比较文学圈来看，觉得我们好像是另类。但您刚才也明确说，在乐老师的初心当中，就是这种左翼传统或者是国际主义，其实一直是比较文学的意义所在。我记得您在文章里说过，就是说乐老师她是深深的内在于和代表着五四文化的精神，而且又自觉地尝试超越之上。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在她的学术生涯里面一直是要寻觅发现、建构确立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的这种高度自觉。那么您在乐老师的支持下，创办国内高校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开始进行文化研究的系统教学和理论创新，而且带领我们一起打开各种多种多样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这可不可以看作是您作为知识分子对后冷战的格局当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欧洲新左派的提出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自觉回应，对乐老师的历史文化立场与实践的赓续呢？
戴锦华：应该说这是当时有高度自觉的精神状态。但是先回应一下你所描述的那种最初我们建立文化研究工作坊，然后我记得当时你是个刚开始读研一的学生，我也邀请你出席国际会议并发表论文，然后也和来自世界各地、有些甚至地位还相当高的学者一起对话讨论，而且被大家喜爱。
滕威：是的，我真的是太激动了。当时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就是跟国内外知名学者同场，比如李陀、刘禾、王瑾等等，会上发完言，与会的蔡翔老师马上就说我们论文《上海文学》要了。那个年代包括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期刊，他们对文化研究的这么一种新的批判视野非常欢迎，这都是那个年代非常珍贵的东西。
戴锦华：对，我要补充的，你刚才描述的我们工作坊的那头十年，也是我刚到比较所的十年，我们那种情感的热烈和工作的饱和状态，也是比较所的普遍状态。那个时候真的是兵强马壮、万众一心，就是乐老师指到哪儿我们打到哪儿。而且我们随时可以向乐老师，到乐老师家中找老师讨论任何问题。从个人工作的困惑，然后到每一个学术感悟等等。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那种对谈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年轻，话会说得比较尖锐，乐老师打电话叫我到家里去，跟我讨论。
滕威：是《犹在镜中》那个时候嘛？
戴锦华：不是，其实是三人谈的时候。乐老师把我叫去，会追问我的一些观点，然后会表示不赞同或者表示嘉许。我记得有时候我跟乐老师谈得极为热烈，汤老师会从他房间里出来，加入到我们讨论当中，有些时候——虽然为数不多，就是汤老师会站在我一边，我们共同跟乐老师“论战”，更多的时候，是汤老师笑我和乐老师“天真”、“激进”。类似讨论经常延续到饭店，我们一起吃饭，饭后常常继续讨论。
这也是当年比较所的方式和氛围。我记得那时的中秋节并非公共假期，大家会在所里聚会，聚餐或者叫party，饭后走路或坐汽车到颐和园，在昆明湖边上赏月。那样的一种氛围和状态，无所谓师门，更无派系。
滕威：我记得那个时候如果有的导师出国了，他们的学生就经常归到您门下。比如有一届您门下一下子出了三朵“梅花”，其中于洪梅师姐是您的硕士生，另外两位梅师姐都是您“收留”的。但我们从来都是一起听您的课，您也都一视同仁，带着我们吃“大好饭”。
戴锦华：是啊。那样的一种氛围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也是乐老师创造、召唤出来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乐老师荣退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多宝贵、多特殊的时段和体验。
滕威：嗯。后面那个问题，您还没回答我。
戴锦华：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我有非常强的自觉，就是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坚持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而不是单向地翻译、接受、应用西方理论。
滕威：可能真是这种文化主体意识，让您的文章著作反倒被翻译成那么多种文字，在国际上被广泛传播和学习。您怎么看您自己被国际理论界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
戴锦华：呃……我一向对这种命名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也没错吧。而且我觉得，这还是与乐老师对我的学术影响有关。
滕威：好，我问下一个问题。近几年您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中传播思想，据说您的“云学生”超过百万，而且同时您一直也不放弃面对面的线下交流，每场在北大百讲的讲座都有近2000人聆听。以您的知名度和声望，不辞辛苦做这些普及性的工作是为什么呢？
戴锦华：事实上我认为，当年乐老师所开启的文化诉求，和此后我更多地用批判性的左翼立场去面对世界的这样一种认知相关。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这类工作并没有因为中国崛起和全球化的程度变得更为容易，相反日渐艰难。在这种情形下，我自觉地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经由电影艺术、电影现象去跟大家分享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批评。我自己觉得用这种方法去工作，目前相对有效。我在乐老师那里受到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是在学院中工作，但是并不把学院作为我们的边界。实际上我在乐老师那里感觉到的，就是我们不该是自视甚高的人，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引导别人的高人，但是我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文学者，必然承担着我们的社会责任。所以对我来说，网络课程的开设，面对两千学生的影院导赏，都是非常快乐的工作。因为在今天这给我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更真实的与世界相连接的途径。
而且可以和年轻人一起去分享，尝试和年轻人一起去分享我的社会观察、社会思考，这是我的诉求。所以有些朋友说我在15年的文化研究之后回归电影。他们说得对，但是其实也不准确，我并不是回归了电影学科，而是把从文化研究、第三世界研究时期所获得的这种对世界的认知，对资本主义、对全球化的思考，经由对电影的讨论来推进、来深入，最重要的是来分享。因为我感到很多中国人文学者的基本立场、观点、角度甚至共识，都在褪色，都在蒸发。那么如果我能够在我们文化研究喜欢说的——感知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对今天的感知系统有一点触动，甚至有一点击穿，我觉得这就是我当下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了。
滕威：前面我提到，10月份咱们要庆祝北大比较所的40周年所庆，然后我们也要庆祝咱们的文化研究工作坊的30周年。但是我记得您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比较文学的死亡和文化研究的死亡很像，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一时间悲从中来。40年、30年过去，一方面就像您说的，为什么我们会被看作已经僵化死亡，是因为其实我们早已经内化于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当中了，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们不用再刻意提起，比如说比较文学的方法或者文化研究的方法，大家觉得这就是常见的人文研究的方法。但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陷入的僵局是一样的吗？它们即将迎来的死亡是一样的吗？您觉得是同一种东西造成的吗？
戴锦华：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只是我说引起死亡发生的内在依据非常相像。因为比较文学曾经是一个全新的视野和全新的方法论，文化研究也是，那么它们都是因为所创造的这种视野和方法被人文社会科学普遍吸纳，因此独特性就不再显现。于是就有人反过来质疑，它们作为一个学科，是否仍然有必要继续存在。这是所谓的文化研究死亡和比较文学死亡议论的话题的相像性。
滕威：逻辑是一样的。
戴锦华：对，内在理路是一样的。我们说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作为学科事实上都可能消亡，但令其消亡的因素非常不同。因为我自己的认知是，我认为比较文学的诞生，原本是欧洲内部的内在差异，以及他们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当中所遭遇到的他者，这些异己如何去放置欧洲主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伴随着第三世界——就是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第三世界的崛起——它就成为了一个世界图景如何重新绘制，包括每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如何去理解自己的文化主体、文化自我的这样一个领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与解体，比较文学学科在每一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确立的那种文化机制，我觉得正在改变和消失。
这是比较文学。而就文化研究而言，我认为文化研究的死亡不是因为文化研究丧失了力量。它始终是一个批判性的力量，但始终是建制内的反建制的一种努力，一种尝试。那么当建制、当秩序成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权威性力量的时候，文化研究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瞬间，而且变成了一个被秩序的倡导者所恐惧的力量和瞬间。所以我是觉得随着全球化进程，又一轮的学院化、学科化变局，各种各样新的专业考量，新的考核制度，新的学院壁垒等等学院体制力量，非常清晰地扼杀了文化研究，以及它所携带的社会诉求、社会关照和跨学科，这些在今天的学院建制下基本不可能。
而在另外一边，他们又把文化研究方法论化，把它变成了比如说媒介研究、电影研究、游戏研究的一种可能性、一种方法。但是事实上这种对文化研究的借用，或者他们对文化研究称谓的占有，本身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对文化研究的阉割、污名或者埋葬。因为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打开的过程，而每一次他们借助文化研究都达成一次新的封闭。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整个世界的变化，以及它急剧地向19世纪倒退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是文化研究死亡的原因。
滕威：我有一个感觉，老师你以前说过，全球化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资本主义的内部不再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国别文学或者国别研究，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时代，本该越来越没有可能性，对吧？可奇怪的是，今天区域国别研究成了比比较文学更加热络的（我不想用“有生命力”来形容）、更加有热度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领域或者学科，您怎么看这个？
戴锦华：它的合法性或者它的逻辑性正在于全球化解体，不同区域开始涌动和兴起。事实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学科其实都是在二战之后才真正兴起的，而每一个学科兴起都有它的历史的原因，也就是理论上说它应该随着历史原因的消失而消失，但是它非但没有消失，它反而以某种方式被强化，或者以某种方式被改变，对吧？它原本就是冷战学科，是服务于冷战的学科，那么今天某些时候它服务于新冷战。虽然我不大认同新冷战这个说法，我认为这一轮的世界的对抗和冷战，它不包含冷战时候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在作为国际对抗意义而言，它又是非常真切的一个命名。
滕威：最后一个问题。以前您说过，比较文学不仅关乎文学，更是重新校定中国的位置，是大学人文学科自觉的更生与重建。那么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讨论人文学科前所未有的危机，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乐老师关于比较文学的那样的一个设想，她的思想遗产在今天还能给我们这种更生或重建的力量吗？
戴锦华：我觉得今日，乐老师最早书写在旗帜上的比较文学，以及在这面旗帜下汇聚的力量，是远远大于研究方法的，是一种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宏大诉求。我以为，今天如果我们人文学者不能够再度去分享那样的诉求的话，我们就完全无法对抗世界性地要消灭人文学科的力量。我们只有分享乐老师那样的一种力度和思想，同时我们真正地能让我们的工作呈现出那样的意义和价值的话，我相信比较文学乃至人文学科也就没有那么容易被灭绝。
滕威：在比较所30年的教学经历，您最喜欢开设的课程是什么方面的？或者说您教学方面的收获是什么？
戴锦华：当然是“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然后也是“中国电影文化史”。“中国电影文化史”我分成三段来讲：1905-1949，1949-1979，1979至今。每一段的情绪基调、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每一次都会和同学们又形成一种非常不同性质的连接和互动，这让我极端珍视。虽然在比较所开中国电影文化史，很不“比较文学”，但是事实上因为电影的国际性，电影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实际上每一次讲这门课的时候，我最能够体会到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的思想力量。
滕威：您今年上完这门课以后，就要从比较所退休了。您现在对退休之后的生活有什么设想吗？
戴锦华：我还没有时间设想，我只是对自己说，没关系，有的是时间去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