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伦理维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须以批判性视角解构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及其建构逻辑。西方现代化进程本质上遵循“资本性”、“技术性”与“殖民性”三重逻辑的交织驱动，以之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丧失了人的主体性，并使社会的伦理关系被规则“殖民”，在“闭环式”的价值壁垒中构造了“西方中心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这一“闭环式”伦理壁垒，确立了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形态中的主体地位，而“人的命题”、“主体能动”以及“整体发展”共同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中人的主体伦理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伦理形态，在与“社会”相处、与“自然”相处以及与“世界”相处的关系之中实现了“公正伦理”、“共存伦理”与“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  主体伦理形态  秩序伦理形态

郭广银，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既体现了现代化共有的属性，也指向了一种辩证的伦理实践。从反思现代化到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伦理态度转变，从本质而言就是以伦理反思方式与伦理建构方式对现代化进行“伦理破题”与“伦理立题”。中国式现代化唯有在“伦理破题”基础上形成“伦理立题”，才能真正打破以“西方中心论”为基调的闭环式伦理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形态以现代化的伦理问题为导向，对现代化进行“批判式”的伦理反思，为形成“肯定式”的伦理建构做好应有的准备。

西方现代化的伦理反思 

现代化的伦理问题到底是什么？追问这一问题的意义已不再停滞于问题的呈现之上。西方现代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现代化也习惯性地被视为西方现代化。凭借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西方国家逐步建构起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价值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然而，“西方式现代化以理性、自由、资本主导、西方中心论为支柱，只能生长出西方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在这种“围局式”的话语体系中，到处都在建构“西方唯一性”的话语体系，粉饰其“文明”异化这一野蛮行径，但这些行为难以掩饰西方现代化以“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为主导的现代化形态，其中充斥着伦理危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本就是一个辩证问题，我们所强调的伦理命题不仅要以肯定的形式来加以建构，也需要具备面对问题的勇气，对其进行反思、回应与超越。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命题”以西方现代化的伦理问题为突破口，对后者进行“批判式”的伦理反思，就是为形成“肯定式”的伦理建构而做好应有的准备。

西方现代化本质而言，就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化。资本优化了生产力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组合，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管理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性与世界性作为其显著标识的。当然，社会存在的价值逻辑也会因为西方现代化的资本主导而发生颠覆性改变，“资本表现为物的形态，但在特定的运动过程中，生产出体现资本逻辑的交换关系和权力关系，这种运动使资本不断增殖并不断谋求剩余价值，由此构成资本现代性的强大动力”。资本的产生、增殖以及扩张便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与发展动力。生产价值逻辑的变化注定了生产方式的改变，在迅速解体旧生产方式的同时，也迅速建构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物化”式的生产方式。物化的社会关系颠覆了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生存秩序，社会关系陷入了以物质利益竞争为核心的价值境地之中，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即使是这样的“物的能力”的人类活动也都被外在于人类的“物的力量”所支配。“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显然，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生产方式导致了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价值理念发生颠覆性的质变，资本效应最大化成为其核心价值理念。人、劳动产品、劳动工具以及劳动资料都被视为资本生产的要素，而人则是诸多要素中最主要的一个，也因此从封建时期的奴仆式的伦理关系走向了资本剥削与被剥削为主导的伦理关系之中。在这样的伦理关系中，人因为资本的主导性而丧失了其在社会伦理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因此，资本主导下的社会关系，也最终必然导致“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的现代性伦理危机，当价值属性被资本属性所控制的时候，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关系必然异化为以“物”为属性的伦理关系。

以技术理性作为核心要义的西方现代化以知识的确定性与合理性消解了传统伦理的整体性。传统人类社会习惯于宏大伦理叙事，其最大特点便是在出发点与终极点两极设置不可反思与质疑的精神信仰，从信仰层面为人类建构了精神家园与心灵归属。而现代化的技术理性打破了这一伦理定律，人们在追求技术理性的确定性和合理性过程中，以反思和质疑的方式颠覆了传统伦理世界的神圣性，从而导致人类社会建构的伦理世界与现代化进程中所建构的技术理性发生了错位。于是，西方现代化内部产生了另外一种危机，即人类生活被“知识性”规范所“殖民”。在现代化“为什么”的质疑声中，伦理再次被置于人类认知世界的面前，就如同技术一样，都是作为理性的认知对象。在“知识性”规范“殖民”下，维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伦理关系逐渐被规则性的“制度”“法律”所取代，“冷若冰霜”的规则制度承载了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底线原则，不犯法即是“人”，而传统伦理关系中的神圣性、人情味、道德自觉性与自律性似乎荡然无存。由此，我们必须要看到，现代化中的伦理危机真正到来了，当规则取代伦理，当伦理被以“对象”认知的时候，我们现在所说的“伦”还能不能在社会关系中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意义？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中形成的同一性取代了伦理的地位，成为有效沟通的价值路径，然而，这类路径中形成的同一性与伦理关系中建构的同一性完全是两种具有不同效果的同一性：对于前者而言，这仅仅是制度层面的规约；对于后者而言，则是以伦理为主导的社会良序。如此而言，规则性的社会秩序是缺乏人之灵魂的规约。

就个人本位主义而言，西方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标榜以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作为其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哈贝马斯指出，“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然而，人在资本逻辑主控下的西方现代社会中，主体之身份到底有没有真正实现呢？很明显，在西方现代化的物性生产逻辑中，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主体身份必然降格为“工具身份”，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工具关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人从表面看似乎获得了自由、独立和人权，但从本质而言，人堕落为资本的虚幻存在物，并被彻底工具化。西方现代化最大的症结是资本取代了人在社会存在中的主体地位，而人的主体地位逐渐被降格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条件，实现了人与物存在场次的互换。在现代资本世界中，“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从本质上而言，也就是人性异化。西方现代化最大的价值谎言就是“个体即主体”的价值理念，人的个体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信条。在这样的价值信条中，人无法突破自身的价值封闭，人在社会伦理关系中的“为他性”被生产狭隘的“自我目的性”所取代，“把这种自私自利、自满自足、孤芳自赏、自我封闭的人视为‘有个性的人’，把个人利己主义下的去中心、多元化、相对性视为‘精神自由’，把不依附、独往独来、自我中心、我行我素视为‘现代人格’，把物化的个人视为本来意义上的‘原人’，成为资产阶级构造的道德高地，是资本主义社会依托的价值支撑”。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逻辑加持下将劳动本质性与动物的本能所需置于同一层面之上，那么，哈贝马斯所言的“主体性”又从何说起呢？很明显，西方现代化中人自我价值的功利化已成为伦理价值选择的第一要义。个人本位主义被自然之需所支配，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从本质而言就是奉行利己主义价值观。不仅如此，随着现代化高新技术发展，人类面临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与自然之间的较量，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资本所带来的人性异化问题。新兴技术的兴起使人类生存空间进入了一个无法预设的虚拟空间之中，人们追捧“元宇宙”，而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以及生命技术也发起了对人类文明的挑战，似乎现代技术发展已经能概定所有的文化精髓，这也导致技术加持下的现代文明可能引发人存在的新的伦理危机，技术空间的虚拟性促使我们思考“我们到底归属何地”的问题，这在本质上而言便是人们对心与身、灵魂与肉体无法归置的伦理恐慌。

那么，西方现代化的价值权威是如何被构筑的呢？在其伦理的价值体系中形成了一种“闭环型”的价值扩张。一方面，“闭环型”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价值权威；另一方面，价值扩张强调的是“西方文明”以所谓“普世价值”方式进行价值扩张与价值殖民。于是，西方现代化在打造“西方文明”伦理世界的时候，“绝对性”“唯一性”成为伦理呈现的主要方式，如此而言，不仅在西方的文明体系之中，而且在世界的文明体系之中都会认为只有两种世界文明，一种是西方文明，一种是非西方文明。在这两种文明中，西方文明充分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民族优越感，极力宣扬“以西方为中心”的伦理秩序，刻意将“两种文明”主客二元化，授“西方文明”以最高的、独一无二的属性，主导人类整个文明，而“非西方文明”则被扣上了愚昧的、未开智的以及落后的帽子。在价值对比中，凸显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当然，更有甚者将西方文明进行封神化演绎，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西方文明是人类历史文明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抽象的历史观将西方现代化所倡导的“自由”“民主”视为人类文明的终结点，这一理论既将“西方文明”提升至无以超越的地位，也将“西方文明”概定为人类文明的引路者，这就为其进行所谓普世化价值扩张与文化霸权做了铺垫。于是，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文明观顺理成章地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代言人，在人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西方现代化也就习惯性地被等同为现代化。那么，人类现代化该往何处去？又该如何走？在人类现代化的伦理秩序中，西方现代化的文明价值观无疑充当了所谓“普世价值”的角色，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视为人类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文明”，忽视并排斥了人类文明由于地域、民族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差异性而形成的文明独特性。从本质而言，西方现代化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一种文化霸权，强调人类伦理秩序的单一性，而非多元化发展模式，因此，西方现代化的总体价值逻辑便是“把世界唯‘西’化→把西方唯‘一’化→把唯一‘统一’化→把统一‘统治’化→若不服从统治就‘打压’。”因此，西方现代化伦理价值理念宣传民主价值理念、自由价值理念以及所谓“普世价值”理念的本质目的就在于为其文化殖民行径打造护身符。

中国式现代化中人的主体伦理形态 

在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发展的推动主体与历史发展的目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马克思明确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体实践活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由此我们认为，“人的现代化”既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目标，也确立和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活动的人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充分诠释了人的主体性的伦理命题，在处理自然、他人和自我关系的新模式中体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解决人的主体伦理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社会主体活力。

“人的命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主体伦理的第一伦理要务。伦理命题首先是“人”的命题，伦理的第一属性首先是“人”的属性，伦理源自人也终归于人。人类现代化运动长期以来都是以“技术命题”形式出现的，技术理性占据现代化运动的主导地位，现实社会中所有的存在元素，都成为现代化技术理性的整合对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第一要义便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既反映了中国具体国情，又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的主体性。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劳动者与劳动的统一，而劳动的动力之源便是劳动者自身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中国式现代化主张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相统一，以人的发展目标作为社会进步的总体目标，并促进社会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有序性与人的目的性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美好生活”集中体现了时代发展在个人身上的价值烙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命题内含着人的发展的价值逻辑，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与个人发展的价值理念统一在一起。人是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人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是主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定的价值身份与价值地位，“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只有增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感、获得感，实现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意义，才能获得人们对社会的价值认可。在现代化进程中，从价值实现而言，西方现代化以资本最大化为价值追求目标，导致了人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去主体化”。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一直以“人的现代化”作为价值主导，就本质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因此，重构现代化主体伦理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明确价值核心，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统一在一起，既是一种价值方向，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的主体性。

“主体能动”是中国式现代化主体伦理的实践导向，是现代化发展应该选择的文明趋向，也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伦理取向。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主体伦理而言，将“主体能动”作为伦理的实践导向，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对人的主体身份的确立，更重要的是，主体的伦理生命在于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可为性。一方面，人的主体性体现在社会实践关系中的积极可为性。伦理的主体性是一个价值关系范畴，人如果失去价值能动性，无论他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如何，也会失去作为主体的价值灵魂。而人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实践活动，充满了人的智慧与创新。习近平曾指出，“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创新理念引领国家现代治理，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国家从社会层面保障了人的智力、体力以及自由意志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中国式现代化以创新理念为引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将此二者结合在一起，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民本等价值理念，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命题中的主体回归、主体自觉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基因，促进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积极性与自觉性。另一方面，人的主体能动性还体现为劳动者与劳动的统一、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统一。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劳动者被资本控制的处境，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以劳动工具的面貌出现，而不是以劳动主体身份出现，无法真正实现对劳动美好的体会与对劳动产品的真正占有。西方现代化使劳动者与自身、与自身所创造的劳动产品相分离；而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使劳动者真正享有并支配自己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如果劳动者没有真正享有劳动成果，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整体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主体伦理的价值导向。“人的现代化”，绝对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在资本操控下形成的人的异化、物化和资本化的单面式发展，也绝对不是完全局限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整体发展，在其主体的伦理使命中首先集中体现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具体而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调的是人应该如何发展的主体伦理问题，克服西方现代化物性价值体系中人发展的单面性，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面发展旨在将人塑造为“丰富性”、“多样性”和“全面性”的“整体人”作为价值目标，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现代化的“单向度的人”。因此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了人的整体性发展。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而无论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抑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都体现了主体伦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从本质上而言，真正的主体伦理不仅定格在个体主体之上，更为关键的是实现主体间的整体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完美地承担了这一伦理使命，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了个体发展的伦理公平性，也保证了每一个中国人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权。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则更加体现了主体伦理的平等和谐的整体伦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伦理。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的秩序伦理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主体伦理的推进，同时也重视伦理秩序的建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个人无法脱离社会公共关系，个体只有在社会公共关系之中才能实现对自我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伦理关系不仅依靠主体伦理支撑，还依存于公共关系中的伦理秩序，存在于“如何求同存异”的伦理秩序之中。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也要重视在社会公共关系中的伦理秩序建构，即如何在与“他者”相处、与“社会”相处、与“自然”相处以及与“世界”相处的伦理关系之中建构公共的伦理秩序。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回应“社会秩序如何建构”这一问题，而社会良序形成与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公正伦理”作为伦理基石。公正伦理是人们对社会的一种价值诉求、一种价值规范，源自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与个人利益的内在需求。这就决定了公正伦理必须平等地面对社会公共群体，合理地分配权利与义务，使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合理地得到其本应该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匹配与统一。“公正”所关注的是正确处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同利益、价值和需求，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公平性、正义性和良序性的价值关系。从社会公共层面而言，“公正伦理”为社会奠定了一定的道德基础，本质上而言，就是起到了伦理基石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美好生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要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必须依靠社会公正，具体而言就是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但必须明确指出，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并非意味着个人利益不重要。从社会发展而言，社会活动作为一种群体性活动，是通过每个个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汇聚起来的群体性关系，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个体自我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命题的社会性意义便在于要实现社会公正，就需要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辩证统一关系，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要在社会层面实现共同富裕。从本质上而言，共同富裕追求的是人民对发展所取得的成果能够共享，并且实现财富分配的最终公平性，追求的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平等。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里“先富”与“后富”的群体都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与责任。从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后富”的人在短时期内牺牲了自身发展机遇，为“先富”之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是集体主义伦理原则；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是“先富”之人必须遵守的集体主义伦理原则，必须承担实现共同富裕的伦理义务，这也是一种伦理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并践行这一发展理念，“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顽疾，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保证社会主义性质不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以及渐进共享的发展理念，从而实现了14多亿人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伦理原则与不同阶段的伦理义务，更为重要的是，它保障了每个个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发展权，体现了公共伦理秩序的公正性。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共存伦理。这是因为，伦理的公共秩序无法回避“人—社会—自然”这三大要素，而伦理秩序的建构又必然要面临多维体系下的共存问题。在现实的社会实践关系中，“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并且在社会关系中以主体身份存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无法脱离社会关系存在，在伦理关系中就体现为伦理的共存性。针对西方现代化中的“西方中心论”以及社会伦理关系中注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以上弊病的超越，这集中体现为在社会公共伦理关系中注重对他者伦理的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延续了传统文化的伦理特性，也延续了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的特质，强调在现实社会伦理中塑造“大写之人”，在群体性伦理关系中修己成人，在创造社会价值关系中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以及在为他者的伦理关系中实现“仁”的价值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共存伦理不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还延续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之中。人与自然的伦理共存并不是停留于对事实现象的简单描述，更应该转化为共存的伦理意识、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理念与行动实践的伦理原则。我们倡导绿色发展理念，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价值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谐共生主张尊重自然而非控制自然，在尊重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自然，人类生存与自然生存休戚与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生的存在。这种命运共同体最终指向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伦理意向。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还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秩序，命运共同体的主体载体是整个人类，表达的是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与共存共荣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的不仅是一种生命共同体，更是一种精神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后者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立场与价值态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命题的践行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依靠殖民掠夺和资本扩张的西方现代化，将现代化发展理念从个体发展升华为全人类整体的共同发展理念，以人类文明的宏观伦理视角将现代化提升到新的高度。中国式现代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具备人类整体的责任伦理精神，正如康德所指出的，“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种责任伦理，当下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很多源自私权、私利的膨胀，缺乏人类整体的伦理观，淡化自身责任。习近平多次强调：“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必须注意到，现代化也是全球化，人类必须共同面对具有全球化属性的经济问题、生态问题、气候问题等。中国式现代化主张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面对全球性挑战，主张以合作精神应对普遍存在的具有共性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共赢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主张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建构共享伦理价值观，坚持开放、共同、可持续发展，实现全人类互利共赢，“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从逻辑上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范式”上升至具有共通性的“人类整体范式”，主张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统一性、互鉴性，进而在整个人类、国家与社会中形成价值凝聚、价值归属与价值引领作用。从整个人类世界而言，它最大的伦理成就在于将现代化创造为具有人类总体性意义的文明价值观，提升了现代化存在的伦理意义，这也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命题的整体价值理念。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价值属性，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的根本属性与最终价值目标。这无疑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伦理形态，其一是人的主体伦理形态，其二是社会公共伦理形态。对于前者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形态创造了以人的主体伦理形态驾驭资本伦理形态的新现代化形态。在西方现代化的资本伦理形态中，资本现代化是一种殖民性的伦理形态，在资本伦理形态之下，西方现代化无法克服其自身壮大过程中所带有的原罪性，这种现代化造成的最大伦理危机便是人与社会相分离、人与自身相分离以及人与劳动相分离。而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形态出场所要解决的第一伦理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形态找到了弥合主体缺失的道路，使资本重新回归它本该所处的位置，开启了现代化全新的主体伦理新形态。对于后者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的秩序伦理形态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公共伦理形态，“公正”、“共存”以及“共同体”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伦理形态的价值基础，在与社会、与自然以及与世界的关系中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