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南方国家日益深化的合作实践，呈现出主体多元、机制多样与知识来源丰富的特征，而传统国际合作理论由于内生于全球北方的发展逻辑，难以有效回应这一复杂现实。针对既有理论的解释限度与实践指导缺位，文章提出“发展对接”概念，旨在构建兼具过程性、关系性与实践性的新型国际合作理论范式，并提炼战略对接、需求对接与技术对接的具体行动逻辑。文章以中国与柬埔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演进为例，呈现“发展对接”的理论特征与实践机制，并基于案例进一步探讨其在多样合作场域中的生成机制与历史方位。在理论层面，“发展对接”尝试推动国际合作理论体系中对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实践的经验性吸纳与理论性回应——以过程性弥补静态结构分析，以关系性重构中心—边缘预设，以实践性推动地方经验的理论转化；在实践层面，通过战略对接明确合作方向，需求对接匹配利益诉求，技术对接落实执行路径，进而构建多层级、可持续的合作机制，推动构建平等包容的国际合作秩序。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1&ZD1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发展对接/ 国际合作/ 全球南方/ “一带一路”/ 中柬合作/

作者简介：郭介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武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当代亚太》(京)2025年第6期 第4-28页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①正处于探索多元化发展理念与路径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结构和发展范式的深刻变革促使合作诉求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开始寻求平等共建、规则共商与成果共享的国际合作模式。②相较于以资源输送与规则输出为主导的传统合作方式，新型合作更强调制度结构与实践经验的双向嵌合，也更加依赖多边交往中积累的行动知识与规范共识。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合作过程中协调各国的发展诉求、政策目标与技术水平，有效衔接多元合作要素，成为当前全球南方合作理论与实践中亟待回应的重要议题。

然而，在理论层面，主流国际合作理论仍植根于全球北方的发展经验，其基本范式长期受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主导。③这些传统理论在本体论层面，或强调物质的主导性，或强调观念的根本地位。④在方法论上，则以“结构优先”为分析取向，依赖于权力结构、制度设计或文化观念的稳定性假设，⑤进而在解释当前包含全球南方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国际合作过程中，呈现出三重局限：一是对过程的漠视，合作过程被简化为静态制度安排，忽视规则与规范在历史情境中的社会性生成机制；二是关系性遮蔽，合作关系被视为观念内化的结果，忽视身份与角色在实践交往中的建构；三是实践性缺位，行动来源过度依赖西方经验演绎，忽视不同发展路径下，参与主体的在地知识贡献。正是这种对合作机制的生成性、历史情境特殊性及知识生产多样性的系统性忽视，不仅削弱了现有理论对复杂合作演化逻辑的解释效度，更暴露了其认识论根基与当前实践的结构性错位。

在现实层面，全球南方国家在具体合作实践中也面临多重困境。首先，方向协同层面，各国在发展理念、战略目标与合作意图上的认知差异，导致合作仅停留在原则共识上，难以进一步转化为持续有效的实践路径。其次，议题设置层面，南方国家长期处于被动响应位置，缺乏对合作议程的主导权，使合作项目脱离本国发展实际，呈现碎片化、外生化的倾向，难以形成基于自身发展诉求的内生性议程。最后，执行层面，合作行动常受限于标准、能力与经验上的差异，易陷入模板复制或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合作成效。

在此背景下，探索并提炼面向全球南方的国际合作范式，不仅有助于突破主流理论的解释局限，也能回应全球南方合作的现实需要。作为由南方大国发起并获得广泛响应的合作实践，“一带一路”以发展导向为核心，其机制化建设过程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间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场域。⑥尤其是中国与柬埔寨的共建实践，由于启动时间早、持续周期长、行动层次多样，已成为观察南方国家间合作机制演化逻辑的理想样本。然而，以扶南德佐运河项目为代表的合作实践所引发的国际舆论争议，⑦反映出西方主导的国际认知依旧局限于“新殖民主义”⑧“债务陷阱”⑨以及“中国威胁论”等传统地缘政治叙事框架中。⑩这种叙事模式通过标签化指认，削弱着南方国家在合作实践中的主体性与正当性。当理论解释盲区与现实行动困境交织，南方国家间的合作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实践经验被边缘化，难以在既有国际认知结构中获得正当位置；另一方面，这些经验尚未系统转化为可供阐释的理论资源，难以在全球语境中形成有力回应。南方话语的长期缺席与西方叙事的持续主导，共同构成认知偏见的积累与固化。

因此，本文提出“发展对接”概念，以过程建构主义、关系理论与实践理论为基础，阐释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过程的生成性、合作关系的演化性与合作实践的在地性，形成“战略对接—需求对接—技术对接”的行动框架。为验证该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与适用性，本文选取“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柬埔寨的合作实践为案例，通过微观经验的拆解与对理论逻辑的回溯，提炼出“发展对接”的生成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发展对接”这一概念的意义。总体而言，“发展对接”的提出，意在厘清全球南方合作的机制特征与行动逻辑，探索一种贯通宏观结构约束与微观实践动态的中层解释路径，进而推动构建能够回应发展多样性与情境复杂性的全球南方合作理论。

二、“发展对接”理论的特征及行动框架

“发展对接”理论是面向全球南方国家提出的国际合作理论，以发展共识为价值原点，通过战略对接、需求对接与技术对接，驱动多元发展主体在持续互动中生成合作行动规范、建构关系网络，并生产合作知识资源，进而推动形成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合作秩序。下文将详述其内在特征及行动框架。

(一)“过程—关系—实践”的理论特征

“发展对接”的理论内核呈现为过程性、关系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过程性揭示合作机制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动态生成与演化；关系性强调合作行为体之间身份角色的相互建构；实践性关注物质资源与知识生产的协同作用。三者共同构成理解全球南方推动合作范式转型的理论要素。

1.过程性

在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关于合作的论述中，将过程分析置于边缘位置。新现实主义将合作视为权力结构约束下的有限理性选择，(11)强调的是结构的决定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尽管关注合作，但将合作过程还原为降低交易成本与提升信息透明度的制度工具，(12)忽视行为体互动对制度演化本身的构建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合作是在长期互动下基于习惯与认同的体系文化选择结果，在早期研究中虽强调过程，但随着结构建构主义的理论化，过程被物化到施动者身份和认同的因果机制中。(13)主流合作理论对过程性的忽视，根源在于将国际秩序视为既定存在，预设合作源于结构安排或规范内化。这种思维取向遮蔽了事物运动的本质属性，也难以解释在制度供给不足、权力不对称、文化异质性等条件下，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互动过程中持续构建自主合作机制。

“发展对接”以过程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将合作理解为嵌入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社会建构过程。在过程建构主义看来，过程与行为体相互建构，共同参与社会化实践，过程所具有的时空特性，为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提供了基础性条件。(14)历史性与社会性共同构成过程的内核，历史性是过程的纵深基础，社会性则在主体互动中赋予过程以意义。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历程来看，历史性维度体现为一种将“发展作为生存逻辑”的集体路径，是南方国家在应对霸权干预与新自由主义危机过程中所形成的集体反应。其历史根基可追溯至持续的反殖民解放运动，并在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等合作中，逐步形成主体意识与发展共识，进而推动独立自主的互动实践。社会性维度体现在，国际秩序中的规范与规则在主体间性建构的过程中产生，(15)被接受的规范与规则又进一步形塑后续的互动过程。全球南方国家在合作过程中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接纳、“东盟方式”的形成以及“非盟原则”的确立，均是在互动经验的积累中、随发展阶段的演进而不断调整的产物，并作为被普遍认可的规范与规则，进一步推动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进程。

在历史情境与社会性互动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对接”的过程具有以下三重特征：一是非预设性，合作机制并非源于先验模版输入，而是在动态博弈中通过议程设置与路径协商逐步建构；二是时空弹性，合作机制根据行为体发展阶段与具体情境不断调整优化，展现出高度情境适应性；三是规范与规则的内生性，源于历史经验的积累与共识的沉淀，将临时性、短期性的行为共识内化为可持续的行为预期和规范体系。

“发展对接”理论对过程性的强调，旨在揭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机制中历史性与社会性交织演进的逻辑。合作不是对既有规范体系的被动适应，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通过持续互动共同生成、调整并迭代合作规范与规则的动态过程。国际秩序转型，本质上是守成国与崛起国互动中，内生规范不断协商、重构的结果。(16)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实践共识的历时性积累，形成行动共识，逐步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共建者，确立其在国际合作中的主体地位，并共同参与推动新的国际秩序的生成。因此，过程维度的分析不仅尝试突破结构主义视角下对合作机制的静态理解，也为全球南方主体性的确立及其参与塑造国际合作规则的可能性，提供了存在论基础。

2.关系性

主流国际合作理论普遍将合作简化为理性行为体基于利益差异所作的策略选择。这一分析路径根植于西方科学主义与个体主义传统，将国家视为属性稳定、目标明确的原子化单元，(17)并默认将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作为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发展被抽象为制度优劣的竞争过程，文明差异则被视为扰乱体系稳定的变量。合作被纳入普世主义话语中加以规范化建构，从而形成排他性的合作叙事。这种叙事不仅赋予西方理论上的优越地位，也确立其在话语体系中的主导权，固化了非西方行为体的从属与边缘身份。(18)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秩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霸权主导下的治理模式，(19)在这一关系中，非西方被规训为“需要发展”“需要援助”的被动他者，(20)而西方则借此确立自身作为“规范输出者”的理性代表身份。虽然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依附主义(21)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不平等结构的根源，对全球南方发展困境进行了历史性解释。(22)但其分析逻辑仍普遍停留在结构性等级差异分析框架之内，忽视了合作关系本身的生成性及其对行为体身份与角色的建构作用。

关系理论对此提出根本性挑战，认为世界并非由先验的稳定单元构成，而是由持续生成的互动关系所塑造；(23)行为体的利益、责任与身份均在关系脉络中被重构，形成超越个体本位的关联共生逻辑。(24)“发展对接”的关系性特征实质上是对关系本体论的回归，强调通过“对接”关系，在具体实践中建构行为体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关系，并在互动中重塑身份定位与角色边界。同时，通过持续的关系性互动生成共享规则与共识，形成以平等包容为基本特征的可持续存在形式。(25)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作为发起国，其大国体量的优势仅限于初始动能的供给，随后的合作拓展则遵循关系网络自主演化的逻辑。共建方打破非对称的身份边界，围绕共同议题建构的是一种共生关系。在这一去中心化的合作秩序中，行为体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多重身份——在共商阶段，作为主权意志的承载者表达利益诉求；在共建阶段，作为共同行动的推动者参与机制设计与项目执行；在共享阶段，则逐步融入为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在共生的秩序中实现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

“发展对接”对关系性的强调，首先在于揭示不平等合作秩序的深层根源，即全球南方国家长期被固化为等级体系中的依附性角色。在此基础上，“发展对接”将动态关系确立为应对现实复杂性的核心资源，强调合作主体的差异性，以及合作关系在持续互动中的生成性。

3.实践性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偏重权力结构、制度安排与理性选择，对行为体在具体情境中的能动实践与经验生成关注不足。(26)虽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的经验主义将世界还原为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行动”揭示主体的能动性，对国际关系的科学主义至上提出批判。(27)但如果要在方法论层面有所超越，则需要重新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活动为认识出发点，将实践从单纯的“感性直观”升华为客观实际活动。(28)在这一视角下，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践转向”成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路径，(29)形成了以实践引导行动的实践性逻辑。(30)该逻辑强调地方性、非普遍性与难以抽象的实践知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塑，主张在物质与观念的交互中理解秩序的在地化过程，(31)以解决在“表征性偏见”下，传统理论与现实行动相脱节造成的问题。(32)这种实践性逻辑在研究取向上体现为三重转向，包括从脱离语境的抽象体系，回归到具体情境中行动的生成过程；从对普遍法则的先验预设，转向对地方性知识的在地理解；从物质与观念的二元对立，走向对二者在实践互动中辩证统一的整体把握。

基于上述认识，“发展对接”的实践性可明确从社会性与生产性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作为社会性实践，“发展对接”遵循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核心主张，认为实践是行为体理解世界与行动选择的背景性知识来源。这种背景知识嵌入在具体时空情境之中，根植于物质条件、观念结构与实践知识三者交织生成的在地经验，成为行动者认知与决策的基础。因此，全球南方国家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更是在地知识的创造者。而生产性实践，指的是具有物质性、主体性与社会性的具体社会行动，(33)所包含的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社会关系在内的全面生产。(34)“发展对接”作为生产性实践，强调从抽象个体回到具体人类的实践活动，将生存、生产与生活的具体现实置于合作结构之中。当“发展对接”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等“高阶政治”议题与民心相通、贸易畅通等“低阶政治”议题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实践框架时，实际上是对传统国际合作评价体系的重构。这种重构并非单纯的议题扩容，而是对现代性知识分类方式的根本质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5)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物质生产仍深刻影响社会发展，不能将宏观战略与微观需求、抽象理论与在地知识割裂，只有在实践中把握物质生产与经验知识生产的辩证统一，发展框架才不至滑入形而上学的窠臼。

实践性赋予“发展对接”的解释张力在于，以实践导向分析克服体系理论对单元能动性的遮蔽，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对文化惯习下背景性知识的忽视。实践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产生于物质世界之中，也反之影响物质世界。(36)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语境中，“发展对接”作为根植于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合作实践，既是基于自身物质条件与文化经验的在地化发展路径重构，也是通过地方性知识再生产，重申发展定义权的解放性探索。

图1 “发展对接”理论特征机制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综上，“发展对接”以动态视角分析国际合作，构建起一个由过程、关系与实践三要素交织构成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1)过程与关系维度：行为体持续开展互动实践，进行学习、沟通与意义赋予，建构出共享的规则与规范，形成稳定的关系网络，这些被社会化的关系产物持续反馈并嵌入到后续的实践过程中。(2)关系与实践维度：行为体在关系脉络中展开互动时，其策略选择、行为模式以及对自身定位，均持续影响着实践行动。互动中的身份角色在不同的时空情境和具体实践活动中随着互动程度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进而塑造着新的关系。(3)实践与过程维度：行为体在特定关系网络中展开具身实践，实践过程会生成情境化的默会知识与互动经验，这些知识经验本身即是社会化学习与适应的产物，反之知识经验会持续对实践产生影响。可见，外层逻辑是内层互动逻辑持续运作所产生的外在表现和功能性结果，三个要素是相互依存、互构的共在整体。

(二)“战略对接—需求对接—技术对接”的行动框架

“发展对接”不仅是一种分析方式，更是一套系统化的行动机制。该机制围绕“战略—需求—技术”三个环节展开，分别承担方向统筹、议题锚定与路径落地的核心功能，构成了从共识建构到实践执行的逻辑闭环。如表1所示，战略对接聚焦于发展理念与合作意图的认知协调，是合作的方向锚点；需求对接在战略共识基础上推动合作议题的识别、优先排序与框架设定，构成战略回应的实践入口；技术对接通过标准协同与能力建设，将制度理念转化为具体路径，在互动实践中融合背景知识与操作经验，推动合作机制落地。三者相互作用、循环演化，构成“发展对接”的行动逻辑。

1.战略对接：价值协同中的认知锚定与方向统筹

战略对接指“非零和”“高阶”的国际合作的形式，(37)强调在发展过程中理念、目标等多层面的融合，(38)或基于各自发展战略中的契合点，合力实现共同目标。(39)作为“发展对接”的核心支撑环节，战略对接承担着确立合作意图、统一发展方向的价值引领功能。它并非简单地将各国发展战略在文本层面进行匹配，而是聚焦于不同发展主体在理念目标、发展愿景与战略布局上的认知协调，使各主体在开放性、渐进性互动中，生成并强化对合作目标的共同理解。换言之，战略对接既产生共识，也制度化共识，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行动的认知起点与行为预期。

战略对接的实现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意图表达层面：通过高层互访、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等形式，传递明确的合作意愿与战略意图。(2)制度协商层面：在认知初步统一的基础上，通过设立联合工作组、双边委员会与专项磋商机制，将意图愿景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计划或行动纲要。(3)组织调整层面：面对合作议程扩展与外部环境变化，合作方不断优化合作机制的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例如，通过增设专项工作组、调整合作委员会职能范围，强化战略议题的执行能力。同时，围绕新兴合作领域，如数字治理、绿色发展等，推进倡议机制的阶段性更新，确保战略目标在制度框架中保持动态适配。

从“发展对接”的整体逻辑来看，战略对接通过回答“我们为什么可以合作”的问题，为需求对接与技术对接设定价值取向和认知依据。其关键在于通过互动积累共识，在共识中逐步形成合作原则与基本规范，并以此引导具体合作的路径设计与方式选择。随着这一过程不断推进，战略目标从初步认同走向深度协同，推动合作由理念迈向实践。

2.需求对接：从问题识别到政策响应的实践起点

需求对接根植于合作方满足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根本诉求。存续与发展的满足既可以通过内部资源整合实现，也依赖于国际合作突破内部能力所限以获取外部所需。(40)然而，国家需求要在国际体系中得以实现，既要让自身的诉求得以表达、辨识，也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偏好、国家间的互动逻辑，以及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规范等外部条件。(41)因此，在国际合作中，需求层面的对接正是协调多元诉求、促成有效响应的关键。

需求对接作为“发展对接”的中介环节，承接战略意图并链接项目实践，解决的是“我们可以合作什么”的问题。在全球南方发展优先序分化、治理传统各异的背景下，单一主体主导的合作常陷入“议题错位”或“响应失灵”的困境。因此，需求对接的目的在于，通过诉求识别，以具体议题为导向，以多边制度协商为路径，实现差异的整合。这一过程既是对合作主体之间需求满足路径的实践探索，其本身也定义了合作的实质内涵，即只有当合作各方的需求在关系互动中被辨识、在实践行动中被有效响应，合作才能生成满足存续与发展需求的效能增值。

需求对接的实现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议题识别：在战略共识基础上，通过联合工作组、多边磋商平台与多层级制度协商，系统采集各方发展诉求，筛选出具备紧迫性与可操作性的优先合作议题，实现从价值共识到政策聚焦。(2)议程形成：在优先议题明确后，通过路线图制定、示范项目启动、合作备忘录签署等制度化操作，将具体议题嵌入阶段性合作框架，明确行动优先序与执行范畴，将分散的合作诉求整合为具备制度承载力的政策议程。(3)制度响应：通过法律文本、执行协议与监督机制等形式，将合作议题嵌入正式制度结构，实现从合作设想到规则落实的转化路径。制度响应不仅提升合作的规范性、持续性与约束力，也构建了目标与实践之间的制度化连接。例如，2019年发布的《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回应了沿线国家在贸易与投资中提升透明度与公正性的共同关切。该倡议聚焦法治建设、规则协调与反腐合作，提出加强国际对话与制度协商，旨在为跨境项目中的廉洁治理探索提供共识基础与合作平台，推动形成更具可接受性的标准。

3.技术对接：规则标准化与本地化张力的治理试验

作为“发展对接”的实践落脚点，技术对接承担着将合作意图与议题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路径与治理方案的关键任务。其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能力基础和发展诉求各异的国家间，实现技术标准的有效对接。这个过程并非单纯的技术转移或被动接受，而是在“标准统一”与“在地适应”的动态博弈中，通过跨主体的知识协商与本地化经验调整实现互联互通。

技术对接需要嵌入以下三个核心抓手：(1)规则协同机制：通过联合标准制定、互认程序与监管合作，促进各方规则体系的兼容与衔接，降低制度摩擦与执行断裂的风险。(2)能力建设机制：围绕治理流程、专业技能与操作系统开展本地培训与协同管理，推动合作方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实现技术能力“共育—共用”的路径转化。(3)试验反馈机制：通过项目试点、示范推广与反馈修正机制，增强技术落地过程中的适应性，推动经验制度化，积累后续合作的可行路径。例如，在“智慧口岸”项目中，技术接入不仅涉及数据系统实时互联，更要求报关流程、人员操作、监管逻辑等多个制度环节同步演进。这意味着，数据安全、项目评估、廉政审查等标准进入具体合作场景时，需依据合作双方的法律体系、执行能力和治理传统进行在地解释与操作调整。在此过程中，能力约束与制度摩擦并存，使技术对接成为一场知识协商与制度协调的治理试验。

总体而言，作为“发展对接”中直面实践场域的核心节点，技术对接以具体项目为载体，推动制度嵌入到能力协同、规则协调到知识共生等多层次转化。在此过程中，所激活的本地知识网络与沉淀的能力资产，持续为需求对接校准优先序、为战略对接优化目标，进而反哺“发展对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图2 “发展对接”行动框架循环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2所示，在“发展对接”的行动逻辑中，战略对接为合作提供方向愿景与框架，使合作方在多样发展路径中形成共识基础；需求对接在此基础上识别问题、明确议程，转化为操作层面上的政策框架；技术对接则在标准协调与能力共建中推进机制优化与可行性落地。反之，技术对接过程中积累的项目经验和规则，反哺前端战略设定与议程更新，持续催生新的发展需求与合作议题。三者在机制逻辑上构成“价值设定—功能转化—工具支撑”的循环，使“发展对接”在全球南方国家多元路径、复杂诉求与能力差异并存的合作实践中展现出较强的操作性、灵活性与发展韧性。

三、案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柬埔寨的“发展对接”机制

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柬埔寨的合作作为“发展对接”的理论检验案例，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合作关系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为追踪合作过程、识别机制演化提供可持续的观察基础。第二，显著的发展条件差异与互补性，但同时保持较高的政治互信与合作意愿，这种异质性与互信度为观察不对称情境下构建对等合作空间提供了分析条件。第三，资料可获得性，系统的政策文本、项目数据以及畅通的沟通渠道，使得“发展对接”所描述的多层次互动中的宏观行动与微观机制，能够被更充分地挖掘与呈现。基于上述条件，中柬合作可作为“最有利于机制显现”的案例，用于检验“发展对接”的机制特征。

为系统呈现“发展对接”理论内涵与行动路径在经验层面的有机联结，本文基于前述分析，构建了“理论特征×行动框架”的解释矩阵(见表2)。鉴于篇幅限制，本文选取三组最具代表性的组合展开论述，即战略对接的过程性演化、需求对接中的关系重构与技术对接的在地实践。该矩阵不仅用于解析中柬之间的“发展对接”机制，也为后续开展跨区域、跨类型的比较研究，提供可扩展的分析框架与理论检验路径。

(一)战略对接的过程性逻辑

中柬两国虽于1958年建交，但在冷战格局与柬埔寨内部政治动荡的双重背景下，早期合作长期停留在以安全为导向的援助范式中。(42)转折发生于2000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柬并签署中柬关于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推动了双边关系开始从安全逻辑转向以发展为导向的协作路径。2006年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与2010年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通过规范性文件的迭代升级，持续推进战略目标与制度安排的协调，为两国中长期合作提供了战略锚定，构成战略对接的初步轮廓。

柬埔寨自1998年实施“三角战略”以来不断迭代其发展战略，其中“四角战略”(2004～2023)的第三阶段(2013～2018)、第四阶段(2018～2023)在时间跨度上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重合，在发展路径、优先领域与治理理念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趋同性。时任柬埔寨首相洪森亦指出，“一带一路”与“四角战略”的“道路、电、水、人”优先发展目标不谋而合。(43)这种战略层面的共鸣，推动合作由一般共识向制度路径深化。从2016年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纲要谅解备忘录》，2017年正式签署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2019年签署的《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再到2020年自贸协定的签署与联委会机制的建立，(44)成为第一个将“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独立设章的自贸协定。中柬两国合作体系在制度设计与执行程序上持续完善。

2023年，柬埔寨新政府颁布“五角战略”，以“增长、就业、公平、效率、可持续”为核心，将人的发展、廉政建设、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作为国家优先议程。(45)“一带一路”倡议与“五角战略”所倡导的开放性、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理念在逻辑层面高度契合，为双方新的战略对接提供稳定的价值基础与行动动力。中柬两国通过《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2028)》实现战略对接的进一步制度确认，合作内容从基础设施拓展至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为对接机制的持续优化提供了制度平台与议程支撑。

202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柬，强调作为率先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率先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中柬双方，要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典范。(46)联合声明中，双方进一步明确要深化“一带一路”与“五角战略”的对接，落实相关合作规划纲要，构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并积极响应三大全球倡议。(47)通过“钻石六边”合作架构及政治互信、互利合作、安全保障、人文交流、战略协作等五大领域的部署，加强战略互信，持续深入推动合作从政治承诺走向制度架构的完善，使中柬战略对接在不断演进中趋于成熟。

总体来看，中柬战略对接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通过协商互动与机制嵌入逐步演化的过程。双方通过联合声明、规划纲要、行动计划等战略对接抓手，推动碎片化合作向具有约束力与系统性的机制转化。在此过程中，双向社会化既缓冲了制度异质与发展阶段不对称所引发的摩擦，也促使阶段性共识沉淀为规则与规范，使发展目标在动态互动中稳固嵌入合作体系，为后续“需求对接”“技术对接”提供稳定且可追踪的战略支撑。

(二)需求对接的关系性逻辑

在“发展对接”中，需求对接不仅是利益诉求的适配过程，更是多元主体在互动协商中重构身份与角色的关系性实践。中柬建交以来，双方始终尊重并支持对方根据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坚定地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柬埔寨内政；而柬方同样支持中国立场，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争端问题中保持客观中立，积极推动东盟与中国进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48)这种政治互信机制超越了短期博弈的功利逻辑，成为推动需求对接持续展开的信任基底与风险缓冲通道。

在稳定的政治互信基础上，双方围绕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社会议程的差异，展开了面向现实需求的议题识别与合作协商。柬埔寨面临基础设施薄弱与地缘安全感缺失的“双重脆弱”，(49)中国则具备全产业链能力，并处于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环节跃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序转移的关键期。(50)这一结构差异构成了高度互补的合作契机：中方产业转移与产业链延伸需求，与柬方丰富劳动力与就业期待有效对接；同时，柬埔寨作为连接东盟的门户节点，也成为区域产供链外延的重要枢纽。在此背景下，双方以“工业发展走廊”“鱼米走廊”等议程为抓手，推动产供链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实现多维供需之间的有效对接。

然而，结构互补只是对接的起点，其持续演化取决于需求对接中逐步推动的关系转变。双方在持续的互动中不断调整对彼此的角色认知，强化履约信用，拓展信任边界。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西港特区)集中体现了这种关系性逻辑。自2012年起，中国商务部与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建立协调委员会机制，并已召开四次会议，为动态识别与协同解决特区建设中的挑战提供了常态化对话平台。(51)在持续互动中，双方明确各自的发展诉求与角色定位：中方提出“共建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柬方则自我定位为“互利共赢体制的维护者”，并在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主动明确合作议题。围绕政策协调、投资便利化与技能培训，双方持续深化机制性协作，逐步构建涵盖法律、金融与劳务方面的合作规则体系。截至2025年，西港特区已吸引200余家企业入驻，创造3万余个就业岗位，进出口总额占柬全国外贸总额的7％以上。(52)上述成果反之强化了对接关系的信任基础，并推动合作身份的重塑：柬埔寨不再是单一的援助接受者，而成为具有协同共建能力的平等伙伴；中国也不再是单一的资源输出国，而是与柬方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红利的共同体成员。

(三)技术对接的实践性逻辑

中柬技术对接展现出以实践为导向的互动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在地化实践将外源技术转化为服务双方发展的内生能力。这一过程是社会性知识共创与主体能力建构的统一，既根植于双方物质条件、文化观念与实践经验，又始终指向民众的生存发展与能力提升。在技术对接中，“硬联通”改善着物质基础条件，“软联通”驱动能力建设、“心相通”融入地方性知识传统，推动技术从工具输入走向扎根于本土的知识再生产。

基础设施项目构成技术对接的显性实践场域，但意义远超物理功能本身。2022年，全长187.05公里的金港高速投入运营，成功将金边到西哈努克港的车程从5小时缩短至2小时，(53)便利了柬埔寨运输条件及民众出行条件。2023年，暹粒吴哥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显著强化了柬埔寨作为国际旅游交通枢纽的地位。亚洲水电站第一长坝——桑河二级水电站，作为柬埔寨目前最大的清洁能源项目，年均发电量达19.7亿千瓦时，每年能满足约260万人的用电需求，保障柬埔寨电网的稳定运行。(54)这些基础设施不仅为柬埔寨提供了现代化的交通与能源条件，也为后续的技术合作与标准共建奠定了基础。

技术对接在软联通层面的实践体现为规则性知识的双向适应。在金港高速建设过程中，中国路桥与柬埔寨共同协商，用数字化手段实现项目成本管理精细化的目标，提升报价文件编制的工作效率，缩短预算编审的时间，使得项目的成本管理工作更加高效和集约化，有效控制成本偏差。(55)另外，桑河二级水电站项目中，通过与柬埔寨政府及国际咨询公司反复沟通，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实现全流程采纳中国工程设计与设备管理标准，实现“技术+设备+标准+管理”全链条对接。(56)这不仅提升了中国标准在国际基础设施领域的认可度，也推动了柬方在项目实践中积累起面向本地环境的运营经验与技术适配能力，促进了双方在标准与能力层面的双向融合。

民生领域的技术对接集中体现了“发展对接”中知识共建与主体赋能的实践逻辑。中国在与柬埔寨的合作项目中，注重将技术转移与本地能力建设同步推进，激活本地知识系统。为增强柬埔寨的自主发展能力，中方在项目建设与运营中开展本地技术培训，推行“师徒制”机制，安排中国工程师与柬方技术人员进行一对一传帮带。同时，“心相通”理念贯穿于合作实践全过程，成为连接外来技术与本地知识体系的认知纽带。在民生领域，中方深度参与柬方本地实践，例如，派遣医疗队与本地卫生部门共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57)长期派驻工作队参与吴哥古迹保护修复工作，研发适应本地气候与材料条件的技术方案；(58)通过减贫项目、示范村项目改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正如习近平主席访柬时强调，更高频率人文交流、更高标准战略协作，为的是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贡献更多正能量。(59)

四、“发展对接”的生成机制和历史方位

上述案例分析揭示了中柬“发展对接”的实践图景，但若止步于经验层面的呈现，那么，中柬两国构建起“发展对接”机制的条件何在？这些条件究竟是源于个案特殊性，还是能抽绎特殊性背后所蕴含的普适性生成动力？目前对这些问题仍难以回答。下文将进一步分析“发展对接”的生成机制，并明确其在全球南方发展合作进程中的历史方位。

(一)“发展对接”生成机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从特殊性来看，柬埔寨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以及与华高度互信，构成了双方“发展对接”得以生成与稳定运行的关键基础。一方面，前首相洪森长期执政所带来的政策连续性，使柬埔寨在动荡的地区格局中维持了相对一致的发展路线，为中柬合作项目提供了可预期的执行条件。另一方面，西哈努克时期所形成的历史联结，为中柬合作塑造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外交逻辑。在多领域合作中，双方逐步形成了“信任先行、行动推动”的实践默契。这种基于深厚历史积淀的战略互信及其衍生的柔性互动范式，是能够灵活响应双方需求、快速推进项目落地并化解潜在摩擦的非正式制度基础。

然而，穿透中柬案例中的特殊表层，“发展对接”之所以能够从潜在构想走向机制化运作，受到三重核心动力的驱动：第一，资源禀赋与发展水平差异构成的非均衡结构，客观上形成了对接的结构性动力；第二，动荡的国际局势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催生出对接的情境性动力；第三，长期合作所积累的互信资本与行动默契，为对接的持续演化提供了主体间性基础。

1.结构动力的客观存在

“发展对接”的生成首先植根于合作双方客观存在的禀赋差异与发展梯度。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进而带来了互补的潜力。(60)柬埔寨凭借其年轻化人口结构释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工业化初期对适用性技术的强吸附能力，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了承接条件；中国则依托成熟的产业配套体系、规模化基建产能及技术迭代经验，可系统性助力柬埔寨基础设施与产业建设。双方通过要素互补，将土地、劳动力与政策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效率的增量空间，形成结构驱动的发展动能。

通过有效识别发展需求与能力供给，潜在的互补要素转化为现实的对接动力，突破传统南北纵向分工逻辑，构建全球南方合作的水平互动模式。如中国与老挝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所示，双方通过《共同总体方案》创设三重维度对接，其一，空间规划协同，将老挝北部内陆的区位劣势通过空间整合转化为经济走廊的枢纽优势；其二，要素流通优化，高效对接中国基建产能与老挝基础设施缺口；其三，利益融合共享，将中老铁路经济带的增值预期与沿线城镇发展红利紧密捆绑。依托这种结构化互动，中老双方在发展水平与投资能力上的差距并未演化为单向依附，而是在共商共建中激发出协同发展的对接动力。

2.情境动力的催化传导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持续震荡，正在加深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性与规则环境的不确定性，迫使众多南方国家不得不基于战略避险逻辑重新评估其发展路径。同时，西方国家将国际规则“武器化”的倾向，不仅强化了既有的结构性压力，更在南方国家社会心理层面激发了对于稳定性、可预期性以及公平发展空间的普遍渴望。

在这种压力情境下，外部挑战被转化为寻求新型合作解决方案的契机。习近平主席指出，中越两国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的成功实践表明，双方完全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好海上问题。(61)秉持这一实践共识，在南海争议持续及区域大国博弈加剧的复杂背景下，双方通过制度化对话与分歧管控，降低地缘政治敏感度对合作的干扰，优先选择在低敏感、高互补性的领域寻求突破，将外部环境压力转化为深化双边合作的动力。通过2025年高层外交的推动，中越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签署45项合作文件，促使发展战略进一步衔接。同年，双方领导人共同出席中越铁路合作机制启动仪式，标志着基础设施合作从政策对话走向技术规划与能力共建的新阶段。依托铁路联委会机制，双方加快推进老街—河内—海防段标准轨铁路的可行性研究，同时推动同登—河内、芒街—下龙—海防段的规划立项，(62)形成了系统化、网络化推进格局。中方还提出将在技术标准与人力资源培训方面加强合作，深化双方在能力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互补对接。可见，外部压力并不一定会阻滞合作，有效识别并转化反而能催化发展共识。

情境动力的关键在于促使合作方正视共同挑战，将历史困境转化为发展使命，激发对变革性合作的内在需求。(63)围绕共同发展诉求展开的国家间互动，使危机压力逐渐转化为合作动力。在这一过程中，霸权秩序或地缘竞争制造的“裂隙”，反而为南方国家开辟以发展为导向的合作空间，推动“发展对接”在不确定性中的生成与演化。

3.主体间性动力的持续推动

在“发展对接”的生成机制中，主体间性动力是应对制度异质性与发展阶段差异所导致的认知障碍与信任缺失的关键内生驱动力。这从根本上区别于两种典型的被动合作模式：其一，依赖外部激励驱动，如援助资金、市场准入承诺带来的工具性合作，其动力随激励条件变化而波动；其二，受制于既定规范的强制性合作，如霸权主导的刚性国际规则或组织章程，参与者缺乏共同塑造议程的空间。主体间性动力的内生性与建构性，使合作双方在持续交往中不断围绕目标、方法与标准展开沟通与调适，逐步形成稳定的预期与清晰的议程。同时，反复的规则协商，持续积累起互信资本，进一步增强合作的可预期性与规则的约束力。这种建立在认知协同与信任积累基础上的关系机制，推动合作从依赖短期项目的交易型模式，升华为追求战略契合、需求融合与技术协同的机制化共生架构，构成“发展对接”深化演进的内生动力。该动力不仅有助于破解“如何合作”的认知障碍，更为“如何持续合作”奠定关系基础，并与结构性动力、情境性动力共同构成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对接”生成的基本机制。

(二)“发展对接”的历史方位

作为面向全球南方主体性实践的合作逻辑，“发展对接”需要置于特定的历史、现实与知识结构语境中加以定位。从历时性维度看，它体现了发展合作从以援助为中心转向平行经验分享的对接逻辑；从共时性维度看，它回应了全球公共品赤字所引发的发展治理困境；在知识论层面，它通过在地实践生成“新发展知识”，为全球南方的发展议程提供了现实支点与理论资源。三重坐标共同确立了“发展对接”的历史方位，为其理论建构与行动范式提供了根本立场。

1.历时性坐标：从援助逻辑到平行经验分享

在全球南方的发展历程中，国际合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援助为主导，南方国家作为资金与技术的接受者，发展路径由北方主导，缺乏议程设置能力；第二阶段进入“战略对接”，随着南方国家力量的提升，通过政策协调、战略规划逐步将本国发展目标嵌入合作框架，但仍主要在既有规则体系内争取有限的发展空间；第三阶段迈向“发展对接”，南方国家围绕共同的发展议题，开展平行经验分享，形成更具主动性的合作机制。

“平行经验分享”作为全球南方合作范式演进的关键表征，打破了传统发展合作中的援助思维，转向平等对话与经验互鉴。其蕴含“不干涉内政”“发展的自主性”“发展的有效性”等新发展话语，回应了发展知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64)南方国家通过“在场性经验”的交流，将本土实践转化为可被感知、迁移与再生的知识资源，构建起根植于地方情境的南方知识谱系。作为“发展对接”的核心体现，“一带一路”倡议汇聚多元主体，在平行经验分享的过程中共商合作模式、共建合作项目、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合作从阶段性探索走向持续性发展，最终旨在构建以发展为核心的“共同发展型社会”。(65)这一历时性进程不仅展现了合作模式的迭代，更标志着全球南方通过平行经验分享，共同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

2.共时性坐标：“器物—制度—理念”三类公共品的协同供给

在“发展对接”的合作实践中，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并不单一指向物质基础的完善，更伴随着制度规则的对接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已有研究指出，全球公共产品可划分为器物型、制度型和理念型三种。(66)在“发展对接”中，器物型公共品的提供主要指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物质性合作成果，直接回应了南方国家对设施联通的现实需求。例如，2025年在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支持下，柬埔寨31、33、41号国家公路建设完工，标志着中柬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从点状协作迈向网络化对接的新阶段。(67)公路项目的建设提升了柬埔寨的国内通达性与跨境联通水平，为其区域枢纽地位奠定基础。

制度型公共品指的是在对接过程中形成的规则体系、治理标准与执行机制。这不仅包括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议等正式制度安排，也涵盖了合作中形成的操作规范、监管框架与合规流程。例如，中老铁路项目在规划、融资、施工到运营的全周期中，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协调委员会和风险共担机制，形成了横跨国界的制度协同网络。理念型公共品体现为“发展对接”所蕴含的发展理念、价值观念与合作框架的塑造。以“共商共建共享”“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新发展理念，作为理念型公共品的重要体现，逐步被合作各方理解与接受，并嵌入具体实践过程之中，进而深刻影响合作的价值标准与方向选择。这一理念不仅回应了南方国家关于平等、互利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诉求，也为合作提供了共同的认知基础和持续的内在动力。

这三类公共品在“发展对接”中构成完整的供给体系，即器物型为规则协同提供具象载体，制度型保障物理成果的持续运转，而理念型则为规则运行与项目落地提供认知支持。“器物—制度—理念”的协同，突破了传统发展合作中“重物质、轻规则、弱认知”的公共品逻辑，呈现全球南方间兼具可见成果与内在价值的合作模式。

3.知识论坐标：新发展知识的补充

传统发展合作以西方经验为标准模板，通过理论的抽象、建构与运用，持续生成并巩固由西方主导的发展知识体系。(68)相较而言，“发展对接”强调在南方国家间的平行实践中实现经验互释，推动可抽象化、可再情境化的知识路径生成。其知识生产逻辑体现为合作经验在实践中不断被总结与提炼，形成可迁移的认知框架；这些框架又反过来嵌入新的合作实践中，指导行动、推动创新，进而构建出持续演化的知识生产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发展成效最为显著的代表，其发展经验展现出“学理”与“实践”之间高度互联互通的特征——既包括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互构，也包括域外发展理论在中国实践场域中的检验与再语境化，进一步体现为中国治理逻辑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实践的相互启发。(69)例如，中非合作区内“政府+企业+社区”的三方协作模式，已被一些非洲国家吸纳进本地治理逻辑，成为地方性制度创新的组成部分。

“发展对接”的知识论意义，在于从全球南方的立场出发，重构国际合作中的认知基础与实践框架。其核心不在于将特定经验作为模板推广，而在于将发展经验拆解为可编码的治理单元、制度片段与战略逻辑，供其他国家基于自身情境选择性吸收与再生产。这一知识生成过程，不以“西方普遍性”为唯一参照，而是以南方国家的多元实践为基础，激活新的发展知识网络。在承认各国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发展经验在南方国家间以平行分享而非规训的方式流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展对接”不仅回应了全球南方的现实发展需求，也挑战了西方在发展知识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为全球南方非依附性现代化探索打开了思想解放的空间与实践转化的可能。

五、结论

在理论层面，“发展对接”通过重构解释框架，突破传统国际合作理论中结构性权力支配与制度单向移植的局限。其核心要义在于确立全球南方为国际合作秩序构建的当然主体，这一过程必然通过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在解构方面，揭示传统国际合作、发展援助概念中隐含的等级框架，以及将“现代化”预设为普世目标的元叙事枷锁；(70)二是在建构方面，以历史经验互鉴、关系网络共治与实践知识转化为合法性根基，将南方国家从追赶者这一被动角色中解放出来，呈现其作为发展知识生产者与秩序共构者的主体性。

在实践层面，“发展对接”的三维行动框架协同运作，不仅推动器物型项目建设实现互联互通，也生成了制度型和理念型的规则体系与知识共生资源。基于这一经验框架，全球南方国家可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与要素禀赋，灵活调整对接重点和层级，从而在不同领域与区域拓展“发展对接”的深度与广度，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共商走向更高效的共建，实现更可持续的共享，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提出“发展对接”概念，旨在构建根植于南方经验、回应南方诉求的国际合作理论框架。其蕴含的理论特征与行动逻辑，为探索南方国家间合作发展路径提供了机制性解释。需要明确的是，“发展对接”仍处于理论建构的初步阶段，后续研究将进一步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即厘清概念的操作化边界；检验在不同发展禀赋国家的适用差异；追踪长期合作中对接机制的演化路径；通过系统性的南方在地实践比较，进行跨情境、跨区域研究，逐步完善“发展对接”的理论解释力。

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等概念具体内涵有所差异，但在本文中根据不同语境交替使用，泛指除发达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

②王金强、崔文星、曲舒怡：《“全球南方”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载《当代亚太》2024年第6期，第4～31页。

③孙吉胜：《“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0页。

④秦亚青、付清：《关系转向与关系主义世界政治理论——基于中西学理对话和比较视角的分析》，载《国际观察》2023年第6期，第14～33页。

⑤朱立群、聂文娟：《从结构—施动者角度看实践施动——兼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动性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第4～19页。

⑥李向阳：《“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51～70页。

⑦参见卢光盛、李雪：《柬埔寨积极推进德崇扶南运河建设》，载《世界知识》2024年第15期，第28～29页。

⑧赵明昊：《对“全球南方”问题的冷思考》，载《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24年第158期，第3页。

⑨Shalendra Sharma,"China and Debt-Trap Diplomacy:A Brief Assessment",in Ndongo Samba Sylla ed.,Imper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South's Debt,Leeds: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2023,pp.223-230.

⑩参见顾佳赟：《新时代打造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机遇、挑战与建议》，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4期，第47～51页。

(11)Joanne Gowa,"Anarchy,Egoism,and Third Images: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p.167-186.

(12)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页。

(13)参见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14)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15)Rey Koslowski and Friedrich V.Kratochwil,"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Soviet Empire's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216.

(16)李奇前：《秩序合法性、崛起国施动性与国际秩序转型》，载《当代亚太》2025年第4期，第31～59页。

(17)秦亚青、付清：《关系转向与关系主义世界政治理论——基于中西学理对话和比较视角的分析》，第14～33页。

(18)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49页。

(19)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

(20)李小云：《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从“悬置性”到“在场性”》，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4期，第86～94页。

(21)参见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and Brazi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Ingrid Harvold Kvangraven,"Beyond the Stereotype:Restating the Relevance of the Dependency Research Programme",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52,No.2,2020,pp.76-112。

(22)卢凌宇、宋博文：《从依附理论到新依附理论：兼论新依附理论对中国与后发国家经济合作的评价》，载《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1期，第115～131页。

(23)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77页。

(24)苏长和：《关系理论的学术议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第29～38页。

(25)任晓：《“中国学派”问题的再思与再认》，载《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第46～65页。

(26)殷之光：《面向解放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秩序观及其构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5期，第3～37页。

(27)Chris Brown,"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83-497.

(28)孙伯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纪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150周年》，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12期，第5～12页。

(29)朱立群、聂文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98～115页。

(30)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81～198页。

(31)Arif Dirlik,"Global South:Predicament and Promise",The Global South,Vol.1,No.1,2007,pp.12-23.

(32)Vincent Pouliot,"The Logic of Practically: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2,2008,pp.260-265.

(33)Theodore R.Schatzki et al.eds.,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1,pp.10-23.

(34)俞吾金：《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16～2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36)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International Practice",International Theory,Vol.3,No.1,2011,pp.1-36.

(37)陈杰：《“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战略对接研究》，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5期，第26～50页；段涛：《战略对接理论建构：基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6页。

(38)王存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例》，载《中国战略报告》2016年第2期，第305～322页；王存刚：《战略环境与国家方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

(39)蔡昉、彼得·诺兰主编：《“一带一路”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6页。

(40)王彩霞：《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39～42页。

(41)储新宇：《国际政治视角下的国家需求结构分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第76～81页。

(42)席桂桂、陈水胜：《从安全到发展：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以中柬关系的演变发展为主线》，载《外交评论》2023年第2期，第49～75页。

(43)《世界需要共建一带一路》，光明网，2019年5月3日，https://gffggb8de96a38cf34cc1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19-05/03/content_32802208.htm。

(44)《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柬埔寨(2024版)》，中国商务部网站，2024年12月，https://gffgg6cc875c498b748dd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dl/gbdqzn/upload/jianpuzhai.pdf，第26页。

(45)"Pentagonal Strategy-Phase I",Royal Government of Cambodia,August 2023，https://gffgg4c3d961068494478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files/uploads/1XK1LW4MCTK9/EN％ 20PENTAGONAL％ 20STRATEGY％ 20-％20PHASE％20I.pdf.

(46)《习近平抵达柬埔寨金边国际机场发表书面讲话》，中国政府网，2025年4月17日，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yaowen/liebiao/202504/content_7019304.htm。

(47)《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25年4月18日，https://gffgg51cba6a0e86e4daf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72/1207_676584/202504/t20250418_11596815.shtml。

(48)刘阿明：《东盟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立场的发展演变》，载《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4期，第4页。

(49)金山：《柬埔寨与中国：真正的朋友》，载王灵桂、宋独主编：《面向命运共同体的中柬合作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4-50页。

(50)Lin Yifu,"From Flying Geese to Leading Dragons:New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Global Policy,Vol.3,No.4,2012,pp.397-409.

(51)《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协调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中柬投资合作工作组首次会议在柬召开》，中国一带一路网，2025年7月10日，https://gffgg8fbdffc9439b4ec2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0KO2MMLL.html。

(52)《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超200家企业入园庆典成功举行》，中国驻柬埔寨王国大使馆网站，2025年S月22日，https://gffgg4927e69ff8544ec4h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hn/dssghd/202505/t20250526_11633368.htm。

(53)《金港高速公路让柬埔寨民众畅享便捷出行》，光明网，2023年11月9日，https://gffgg1bb9dec332764ef7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3-11/09/content_1303566323.htm。

(54)《中企承建桑河二级水电站为柬埔寨绿色发展提供助力》，中国一带一路网，2025年6月12日，https://gffgg8fbdffc9439b4ec2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0O6NJ44E.html。

(55)《国际工程行业数字化转型案例展示：柬埔寨金港高速项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网站，2022年4月14日，https://gffgg7eb79df3de8149dc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ICA/info/22041409504011。

(5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制定现状分析——柬埔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网站，2022年7月29日，https://gffggf85553280cda4f3bh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df688aa494ebf55c5f660327c798faec.www.samr.gov.cn.365cyd.com.cn:11080/bydt/kydt/202207/t20220729_53618.html。

(57)《中国援柬中医抗疫医疗队获颁柬埔寨王国骑士勋章》，中国一带一路网，2023年5月17日，https://gffgg8fbdffc9439b4ec2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0U16HQ9L.html。

(58)《中国援柬文物保护工作者获柬埔寨王国骑士勋章》，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年12月5日，https://gffgg8fbdffc9439b4ec2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73651.html。

(59)《习近平抵达柬埔寨金边国际机场发表书面讲话》，中国政府网，2025年4月17日，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yaowen/liebiao/202504/content_7019304.htm。

(60)林毅夫、王燕：《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宋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页。

(61)《志同道合携手前行 继往开来续写新篇》，中国政府网，2025年4月14日，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ongbao/2025/issue_12006/202504/content_7021483.html。

(6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25年4月15日，https://gffgg51cba6a0e86e4daf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1207_677304/202504/t20250415_11594984.shtml。

(63)翟崑：《“困境即使命”：构建中国—东盟—美国包容性地区秩序？》，载《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3期，第1～12页。

(64)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117～135页。

(65)参见袁正清、赵洋：《“一带一路”与共同发展型国际社会构建》，载《当代亚太》2025年第4期，第4～30页。

(66)参见田旭、徐秀军：《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第128～154页。

(67)《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支持的柬埔寨31、33、41号国家公路举行通车仪式》，中国一带一路网，2025年5月12日，https://gffgg8fbdffc9439b4ec2sof6xp95bfxc06uk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00JVP3R0.html。

(68)李小云：《发展援助的未来：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11页。

(69)王逸舟、王婉潞：《迈向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载《国际观察》2025年第2期，第2～29页。

(70)苏长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国际关系的解放》，载《国际论坛》2023年第1期，第3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