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西方诸多对去殖民化问题的讨论中，“殖民”往往被当成一种早已过去的政策。因此，对于殖民的反抗也更多像是一种对过往历史的情感或是学术性追忆。很少有讨论会将“去殖民”视作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整体性的、对更平等世界秩序的实践性探索。实际上，如果我们将殖民视为一种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内生现象，将支撑殖民的等级制政治秩序观及其暴力机器作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那么真正的“去殖民化”便不会随着殖民政策的消失而结束，而是被殖民者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的漫长的国家建设实践中，将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从殖民全球化中所建立起的压迫性结构和思想定式中解放出来的艰难历程。从这个视角出发的“去殖民化”讨论也才会具有更明确的指向现实与未来的意义。在这个漫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性去殖民化进程中，作为全球南方当然一分子的中国，乃至整个亚非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围绕着“第三世界”展开的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团结运动，也产生了面向未来建设更平等世界秩序的普遍意义。

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说，黑人“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上“与自己的同胞关联，另一个与白人关联”1。在这里，法农看到了殖民作为意识形态霸权对被殖民者的持续性压迫。这种压迫并不因为政治上的去殖民而消失，相反被殖民者总是试图将自己变成另一种人，“力求变得同殖民者一模一样”；或是尝试通过将自身文化本质化，将前殖民时代的一切描述成为十全十美的正面因素。2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都未能真正“与自己的同胞”相关联，未能与已经不可逆转地与过去的殖民者强行建造的世界密切联系的、活在现实中的同胞们相关联。

如何思考关联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世界秩序的命题。无论是变成殖民者，还是期待变成殖民者的形象，这种期待背后反映的世界秩序理想存在着一个等级分明的精英主义的前置条件。这种等级制普遍存在，但却由殖民者们用自然法、道德律、文明等级论、决定论、原子论的世界观，用一切号称反映了普遍主义的知识侵占了人们的认识空间。进行这种想象的主体期望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这种更好的“自己”与其说是与世界相“关联”，不如说是期望将自己—且只有自己—从当下的境遇中抽离出来。对不少被殖民者而言，这种“抽离”更像是置换，即在不打破殖民等级秩序的前提下，仅仅用一批新的精英取代旧殖民主精英占据的霸权地位。也正是这种切断了与他人、与历史“关联”的世界想象，将所有人关在了殖民主义创造的认识论枷锁中。而“文化”则为我们思考何为真正的普遍解放，以及突破殖民帝国主义认识论枷锁，提供了一个重要空间。

一、导言：重叠的意义

生者与死者、过去与未来、这里与那里、我们与他们的时空可以在一段话中重叠。一切不确定的可能性与无从发现的因果联系，有可能在一瞬间塌陷。这是文字的力量。

2015年10月，巴勒斯坦人达伊恩·塔图尔（Dareen Tatour）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反抗吧，我桀骜的子民，

把我写成沉香木上的散文，

因为你已成为我遗体的答案。3

当你我此时此刻在此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已经持续了77年。在这77年里，我们的祖辈、父辈、你我，以及比我们更年轻的人们，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达伊恩与她的人民，却仿佛被凝固在了一个残酷的时空漏洞中，经历着只有流血与往复，没有未来的生命历程。创造这种时空漏洞的力量是无比现实的。

因为写下了这首诗，达伊恩被以色列当局投入了监狱。那年，她33岁。这首题为《反抗吧，我的人民，向他们反抗》（Qawem Ya Shaabi Qawemahum）的诗纪念了2015年9月22日在希伯伦烈士街（al-Shuhada Street）第56号检查站被以色列士兵枪杀的18岁少女哈迪尔·哈什拉蒙（Hadeelal-Hashlamoun）。当时，哈迪尔包里装着一部手机、一支笔、一个棕色铅笔盒和一些个人物品。正是这些物品触发了第56号检查站的金属探测器，也触发了以色列士兵在光天化日下对她的谋杀。

哈迪尔的遭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日常生活。就在她被谋杀的同一天，以色列士兵还在约旦河西岸的检查站向巴勒斯坦人群开枪。除了肉体的消灭之外，以色列当局还在系统性地抹除巴勒斯坦人民的声音。自2023年10月7日的屠杀开始以来，无数巴勒斯坦诗人被以色列有目的地谋杀。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巴勒斯坦的诗歌、散文、歌曲、小说、戏剧就像巴勒斯坦人手中的石头、匕首与枪支一样，愈发成为反抗者们的武器。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在轰炸造成的废墟中，加沙的人民聚在一起，诵读反抗的诗歌。4

在这些聚会上，人们会通过诵读逝者诗歌的方式来纪念，并以纪念作为一种抗争。在这些逝者的作品中，希巴·阿布·娜达（Heba Abu Nada）的诗常被提及。2023年10月8日，阿布·娜达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导弹的尾焰是加沙暗夜中唯一的亮光，炸弹的轰响是加沙死寂中唯一的声音，祈祷是恐惧中唯一的慰藉，烈士是黑暗中唯一的光芒。晚安，加沙。”5 12天之后，阿布·娜达在以色列的空袭中死去。在她众多诗歌作品中，一首题为《振作起来》（Pull Yourself Together）的短诗格外有力。诗中写道：“擦掉你的诗歌，无论是新词还是旧曲/擦干那些眼泪。你，巴勒斯坦啊/振作起来。”6

的确，如果诗歌是被压迫者唯一的语言，那么它毫无意义。只有在与更大共同体的目标结合在一起之后，它才能转化成为行动者的武器，成为通往主体性意识觉醒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巴勒斯坦诗歌中传递出的反抗意志需要在一个更长更广阔的反帝反殖民历史进程中来被理解。1975年，就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巴勒斯坦战斗诗集》。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为诗集代写的序言中，工人们盛赞“这本诗集处处洋溢着……斗争精神”，是“蘸着火和血的诗行”。而阅读这本诗集，“进一步增进我们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战斗团结”，并能够使“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并肩战斗”。7

由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们写下的战斗诗歌，在辗转被译成中文后，结集成册，并被北京第一机床厂的一群工人读到，由工人们写下了千余字的评论。这个过程已经超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文化与思想的生产范畴。所有参与到这个全球性思想活动中的主体都不属于一个专门的“文人团体”（Une Societe de Gens de Lettres）。文学也绝非他们安身立命的唯一生活方式。文学更像是一种完全基于现实的神圣体验，将他们在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将巴勒斯坦与全世界的反殖民运动，将历史与未来联系了起来，并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为一群人的牺牲赋予了更普遍、更宏大的意义。

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们的诗歌仅仅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普通人民世界图景的组成部分之一。1955年，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后，一场以亚非拉世界文化作品为基础，以揭露并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为核心意志的文化交流合作运动拉开了帷幕。在这之后的数十年间，亚非拉各国的历史资料、文艺作品、游记、传记被大量译介到中国。这呼应了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对于加强亚非国家文化合作的基本诉求。这种文化合作并不是纯粹精神性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并通过合作最终改变“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8在此之后，亚非国家又于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了亚非作家大会，明确将“扫除帝国主义的黄色文化的毒害，建立自己民族的新文化，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人类共享的艺术财富”作为与政治解放相互支持的文化解放任务。9在这个与国家解放相结合的现实使命中，作家则被视为“人民的良心”，不仅对“同时代人的命运，而且也对后代的命运负有责任”。10

二、翻心：从理想到现实并向着未来的漫长历程

在第三世界文化合作的脉络中，中国的实践传递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平等现代化世界秩序理想。这种理想在国际层面包含了对现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平等结构的不满，以及通过从广大的亚非拉地区这一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薄弱环节入手，尝试通过自主发展打破这种不平等结构的现实诉求；在国内层面包含了面向广大人民不断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实践探索，以及通过马克思主义先锋政党的领导，调动并改造既有社会文化资源，实现真正的人民群众自主意识的发现。改造国内与国际层面不平等秩序在理想层面上的结合、在实践层面上的表现都是对国内自主意识建设的重视。这种自主意识的建设以广泛的文化赋能为基础，以现世的社会物质经济发展为目标，将既有社会文化成果当中以守卫等级门阀秩序为核心的神秘主义、保守主义成分清除掉，并将其与社会物质现实发展的基本诉求结合起来，转化为提供公序良俗、道德秩序的公共意志。这种公共意志又反过来能够为现代化的物质自主发展赋能。这个通往“政治、经济、文化上完全独立”的漫长过程便是中国所认识的通往“世界人民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11在这个通往独立解放的进程中，“反帝反殖的人民”在平等的原则下“像兄弟一样团结起来”，相互协助除了是一种道德理想的要求之外，更是克服实践中面临的诸多困难的重要现实手段。12

在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建国浪潮的初期，一个显而易见却常被实证主义研究忽略的问题是—实现去殖民化、独立建国的信心从何而来。这在中国的革命建国经验中被表述为“文化翻身”的问题。鲁迅在《阿Q正传》中将这种信心问题生动地描绘为阿Q在面对乡村封建结构性霸权时的唯唯诺诺，以及在尊卑关系转变时对霸权者逻辑的自然复制。在对山西长治张庄土改历程的细致记录中，韩丁清楚地注意到，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除了以一种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力量之外，还包含了对“传统”的舆论把持。这种知识权力使人们相信“土地越多越好……得到土地被看作德行端正的好报应”。对财富的占有转过来又成了“道德高尚的证明”。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生不逢辰”。这类“正统观念”又在“只为少数人开办的村学里”通过宗教祭祖活动不断灌输给人们，成为“反对社会变革的顽固堡垒”。13同样，在广大的殖民地，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制文化还表现为对殖民者的宗教式崇拜。在布尔战争之前，那些非洲人民将白人殖民者视为具有异能、高高在上、无法撼动的“天神”的例子比比皆是。而随着20世纪殖民者之间机械化大规模战争的到来，这种神话开始迅速崩塌。

当然，维持这种白人至上神话的不仅仅是超验的宗教教条。在诸如卡翁达、恩克鲁玛等第一代非洲独立建国领导人的回忆录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殖民者对黑人治理国家能力的诋毁。这种认识在19世纪初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叙述中得到了最系统性的表述。这种认识强调，非洲人由于缺少主观能动性，无法真正掌握自身命运；受到自然摆布的非洲因此更毫无能力像欧洲那样形成现代国家，创造历史。作为一种文化钢印，这种“非洲没有历史”的认识论实际上从未消失。

1969年6月，时任智利外长加布里埃尔·瓦尔德斯（Gabriel Valdés）在访美时直言不讳地向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美国在美洲贸易共同体中实行的政策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霸权主义政策。瓦尔德斯批评美国优先政策使得拉丁美洲难以获得真正发展，摆脱自身困境。当时在场的还有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在第二天的午餐会面时，基辛格毫不客气地指责了瓦尔德斯。基辛格说：“部长先生，你讲的都是些怪话。你来这儿说什么拉丁美洲，但是这根本不重要。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会在南方发生。南方从来不会创造历史。历史的轴心从莫斯科，一路通过波恩，来到华盛顿，再去向东京。南方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你在浪费时间。”14

“南方”不创造历史，这并不是基辛格的独创，而是一种一元论秩序观的钢印。这种秩序观相信，秩序由一个或者一群全知全能的力量创造并自上而下地推行。被统治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统治他们的力量。这种统治的力量既可以是现世的国家，也可以是超验的神权。这种一元论并没有随着启蒙而消失。在启蒙的平等与理性主义的推动下，一个有自主能力的、富有精神凝聚力且目的明确的“文人团体”在上帝面前获得了平等—一种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这群按照自己理性与意志驱动的思想者、作家、传道者、改革者取代超验的神权，开始为人类行动赋予意义。在这个“文人团体”自建光荣的道路上，理性既是动力，也是动机。

“文人团体”是启蒙时代以来欧洲社会内部的等级上位。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加速，这种等级制也被殖民帝国主义复制到了殖民地，以种族主义、精英主义等面目展开。在这种世界秩序观下，殖民者被作为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唯一掌握者。殖民霸权主义的统治进而或是被叙述成一种具有启蒙光环的“文明使命”，或是在20世纪中期转化为美国经典现代化理论，强调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西方的全面模仿，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与这种建立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脉络里，以“文人团体”、资本主义精英为中心的现代化认识不同，于19世纪开启的第三世界去殖民化的现代化历史进程需要回答一个作为被压迫者、“无知”者、“无产”者的人民如何实现自建光荣的问题。这个现代化进程在物质层面上的发展与西方的现代化并无差别。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15如何理解这个现代化物质变迁的进程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在地化展开，则是所有非西方世界共同面对的知识自主性问题。

三、改造：启蒙与大众教育的辩证

如何实现文化翻身？在这个问题背后不但包含文化政策，而且包含一个历史哲学的追问。在文化政策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大多认识到了群众教育的核心作用。1948年7月20日，刚从英国殖民者监狱中获释不久的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总书记克瓦米·恩克鲁玛创办了一所名为“加纳学院”的学校。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恩克鲁玛将“解放我国青年的心灵”作为这所学院的基本任务。这些解放了的心灵能够“把最好的西方文明和最好的非洲文化结合起来”，作为“受外国统治的人民”中少数“觉悟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能够“变成反对外国统治斗争的先锋队”，并最终实现“建立一个在西非合众国中的自由和统一的黄金海岸”的目标。16卡翁达也为赞比亚构想了一个由政府推动，先面向公务员，再进一步推广至全民的“人文主义教育”运动。17这种由少部分精英自上而下推动的模式在亚非团结运动时期也作为亚非国家文化合作的基本模式，在连续四届的亚非团结大会公报中得到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具有启蒙主义色彩的先锋党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又增添了一层民本主义的内涵。如果我们将先锋党自上而下的领导与推动视为“到群众中去”的话，那么“从群众中来”的经验则彻底将启蒙发展成了一种辩证法。也正是在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辩证运动中，中国为自主精神从何而来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实证主义的解答方式。在这种实证主义基础上，解放一定会实现这种判断才不至于成为一种空泛或者超验的幻想，而转化为能够激励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精神意志。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中国革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在政治革命任务达成之后漫长的社会革命如何推进的问题。这里的社会革命任务是国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绝大多数亚非去殖民化独立的国家而言，在短时间内培养大量本土公务员、知识分子、经济工作者，使他们担负起国家正常运行的重要责任，这既是国家运行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原有殖民地政治经济格局的社会革命。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进程是在艰难的政治革命过程中自下而上地、从根据地经验中生长出来的产物。其最理想的状态需要先锋党的先锋性随着国家发展与社会革命基本任务的变化而实时更新。这种先锋队在民族与国家的现实需要前，作为“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承担着“向导”与“开辟道路”的任务，并且需要“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实现让“广大的人民参加”到社会解放进程中的目标。18将先锋队的教育与大众教育结合起来，让先锋队的工作融入群众工作中去，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观与其他亚非新独立国家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化教育观之间的显著差异。而后者广泛出现了先锋队启蒙与大众教育之间的断裂。

具体到教育内容上，民族主义诉求与国际主义理想之间的有机结合是中国革命中显现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中国的革命实践经验中，自我解放与世界解放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民”改造“世界观”的有机部分。这种世界观的改造无疑是“改造世界”运动中的一部分。这种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互为辩证的认识在20世纪上半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解放区，对普通人民群众来说，这一改造世界的过程更是一场“认识世界”方法的巨大变迁。通过公共媒体讨论、民主生活、政治教育、社会运动等多种形式，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两者之间发生了有机联系，进而形成了人民这一政治主体的主体性。在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这种世界观的改造被具体为从“政治翻身”到“经济翻身”，再到“文化翻身”的三个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原先那些在政治地理上处于边缘、在政治与经济秩序上位于底层的农民，随着自身经济状况的发展及对于“天下/世界”认识的扩展，逐渐建立起了自身命运与“社会”乃至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局势这类抽象认同之间的联系。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或者是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世界观”的改造，从工作方法上均可被看作“群众工作”的一部分。从基本指导思想上来看，“群众工作”是促进“革命的主观力量”出现，进而“推进革命的高潮”的基本要素。在中国革命的经验中，“革命高潮”不仅仅是一种对于客观形势的判断，还包含了这种通过社会调动而加强“革命的主观力量”的行动。因此，即便在经历1927年的重大损失之后，中共仍旧做出了“国际的革命形势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利的”这一判断。从理论上来看，这一判断的一个基础是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存在的内外危机。这种危机“在殖民地方面表示得更加明显”，特别是“最近殖民地所发生的一切革命运动—叙利亚埃及的反帝运动，摩拉哥的独立运动，荷领印度的大暴动，印度的不断罢工与纷扰，中国的革命等，都表示世界资本主义的大矛盾集中于殖民地”。19这种在世界反帝反殖民大背景下理解中国革命进程及意义的立场连接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历史。然而，这种抽象理论认识只有在后来的革命根据地政治建设中才真正具有了实践意义，并将“自下而上”作为一个基本工作原则。

在1938年冀豫晋省委提出的《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中，“群众工作”被视为“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工作”，并提出“自下而上地发动斗争，争取建立群众组织”，“并从斗争中建立其经常教育、本身工作及组织作用”，避免“从上而下强迫的统治的组织及发动民众的方式”。20教育及文化建设工作，在这种改造群众、推动群众“文化翻身”的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戴伯韬在总结山东省莒南县金沟官庄的群众文化建设工作经验时说道：“群众性的文化教育不但由于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而且随着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教育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群众有甚么样的政治经济斗争，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甚么样的思想教育与之配合……而文化教育也会掉个头来起指导作用，推动政治经济向前发展的。”21这种特别是针对农村文盲群众的文化教育除了识字之外，还包含社会、科学、文艺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教育。其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可以拿文化这个武器来求个人和人民大众的更大解放，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在进行群众文化教育时，除了将科学文化知识与“本村本地区的实际任务和工作”结合之外，还需要进行引申，以追求“向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后，人民生活如何丰富，生产如何科学的思想教育提高”。文化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避免仅仅满足农民群众的“经济要求”，不去改造“农民狭隘看不到整个的及远大的利益”，“不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样的错误。通过提高政治意识，促进学习热情，达到“发展生产”，推进“生产现代化”，并“逐渐把落后的农业现代化，向工业文明推进”。其工作原则是“小道理与大道理结合”“远的和近的结合”“过去未来和现在结合”“内力与外力结合”及“文化知识与生活结合”。只有将本村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翻身的行动“引到为中国被压迫劳动人民和世界劳动人民革命利益的奋斗的意识上去”，“扩展他们的眼界和认识”，把“将来社会如何好和现在比过去已经进步结合起来”，才能“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并保证不落在“客观形势的发展后面”。22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既包含未来想象又结合当前生活实际进行群众教育的工作方法，也可以在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基础上所做的社会调动中找到。无论从方法，还是其政治目标来看，公共媒体讨论、民主生活、政治教育、社会运动等形式，在中国人民群众中建立起的国际主义共同体想象，无疑是这种从解放区走出来的“文化翻身”运动的延续。1958年，中国开始了一场快速推进文化去殖民化的运动。中国意识到，生产力高速发展需要“新思想”的激励。这是中共中央于1958年6月1日创办的双周刊政治杂志《红旗》的主要政治主张。《红旗》的使命是“在思想领域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23。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所述，新时代的“技术革命”应该伴随着“文化革命”，以满足技术革命的“需求”，并保持前进的动力。24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视，可从国民收入实际支出的分配中体现出来。1952年，“文化、教育、科学和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为13.5亿元，占国民收入总支出的2.2%。1957年，这一数字增至27.8亿元，占全国总支出的3%。25

刘少奇讲话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批准了文化部提出的一项关于改革“文化工作”行政管理方式的提议。该提议指出，大多数“文化工作”应“面向群众”。为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以及“更好地为工人、农民和士兵服务”，地方政府和公众应拥有更多自主权。文化部仅“提供思想和业务指导”。26因此，省、市政府有权制定报纸、杂志、书籍、电影票、艺术演出和剧院租赁的价格。地方政府还能够管理“区域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书店和印刷厂”的运营。当时，作为全国扫盲运动的一部分，地方文化活动发展迅速。到1957年，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增加到400个，与1952年的83个相比，增长了近四倍。到1962年，全国共有541个公共图书馆。流动艺术表演团体的数量也有增长，从1952年的2084个增加到1957年的2884个，再到1962年的3320个。到1965年，共有3458个流动艺术队伍、2943个艺术场馆、562个图书馆分布在中国各地。27

这场文化变革的目的是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成为文化的主人”。在这个关于未来的构想中，通过采用“更快、更深入、更高效”的方法进行“文化革命”，中国的工人阶级大约“15年左右”就能“都具备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届时，专业知识“将成为常识”。将会有“数百万专业人才运用他们的知识致力于工农业现代化建设”。他们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政治觉悟高，工作热情高涨”。他们将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当每个人都“具有高度文化素养”时，生活环境将“更加文明和卫生”。人们会“更健康”，“更有运动天赋的人”将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竞技。在文化方面，不仅会有更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为工人阶级服务”，更重要的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也能成为艺术和文化的创造者”。整个国家“将成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28

四、结语：从自主性到解放了的人

与新中国相比，20世纪新兴的亚非国家在谋求自主的道路上，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这些国家往往经济结构高度单一且依附于旧殖民宗主国。同时，社会精英阶层也高度殖民化。国家能力的脆弱也使得这些新兴国家不断遭遇形式多样的大国干涉且对之无能为力。在1950年代蓬勃的民族独立浪潮中，旧的帝国主义霸权秩序通过大国干涉主义这种形式，在第三世界形成了一股暗流，进一步损害了亚非拉国家实现独立自主、发展国家能力的可能性。其中，文化干涉便是一种经常被霸权者使用的武器。196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积极利用美国非洲文化协会（AMSAC）对新独立或者正在进行独立斗争的非洲国家进行全面干涉。1963年，AMSAC在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举办会议，参会者包括众多非洲独立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常务主席（deputy president）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爱德华多·蒙德拉纳（Eduardo Mondlane）等。CIA借此次会议观察这些非洲革命人士，试图影响非洲的政治走向。实际上，AMSAC的成立和运作得到了CIA的大量资金支持。除了直接拨款外，CIA还利用基金会和慈善机构资助AMSAC的活动。这些资助主要用于支持文化和教育项目，例如举办会议、出版杂志、资助学者和艺术家的研究和创作等。通过资金支持，CIA利用AMSAC进行情报收集，并且控制非洲的文化发展，试图将非洲文化纳入美国的文化体系中。通过支持一些亲美、“反共”的非洲文化活动和人物，CIA试图削弱非洲本土文化的影响力，推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此外，CIA还通过AMSAC制造舆论、煽动叛乱等，试图推翻一些不服从美国的非洲政府，扶持亲美政权。29

时至今日，“文化翻身”不仅对“第三世界”或是“全球南方”有意义。这一对自主性的探索更是对启蒙主义思想中那种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的进一步反抗。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首次正式提及通过文化合作对抗帝国主义“文化压制”的重要性。对许多新成立的国家而言，抵御帝国主义的“文化压制”依旧是它们未竟的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关键问题。两年后，本着万隆会议的精神，在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AASC）发布了一项关于文化合作的专门决议，提议将亚非国家之间的文化合作制度化，以“摆脱”殖民主义的“文明垄断”，确立亚非人民的文化政治主体性。其目的在于挑战帝国主义知识霸权，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夺回亚非人民的发展空间和自主权。这种平等合作的前提是在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压力下，对“民族文化”的声张，即“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这种民族特点并不否定共同性，因为共同性的基础在于“都在同一时代”，都面临着相同的世界市场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压力；同时，对民族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或全盘吸收。“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将其与更好的秩序建设任务与理想结合起来，是中国对20世纪世界文化合作发展的基本认识。30得益于亚非拉文化合作倡议下建立的庞大网络，我们不仅看到了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跨国互动的蓬勃发展，也见证了亚非文化空间的繁荣。

对亚非拉团结运动中的文化合作诉求进行历史性回顾，其目的是指向未来的。实际上，在中国革命经验中，存在一个极具普遍意义的理论主题，即以“解放”作为霸权的反题，构建被压迫者在自我解放过程中对自身历史主体性的实现。不难看出，这一主题与1955年亚非会议上，亚非人民实现“独立”的认识之间存在强烈共鸣。在亚非会议各项决议与公报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当时亚非国家的基本共识是：被压迫者的主权独立，不能仅仅止步于形式上的政治独立；更重要的是，应当通过国际合作，对内建设一个经济自主、文化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对外形成一种真正民主化的国际格局。这种旨在通往解放的合作运动，一方面需要亚非国家形成有效政府，并通过政府间合作来完成诸如扫盲、推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推动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推广劳动者保护与健康保险、反对种族歧视等一系列建设强政府与现代社会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需要民间的文化与经贸合作，促进亚非人民相互了解，构建树立文化主体性、经济独立地位的机构平台，以应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信息与文化霸权及外国资本特权的渗透。

文化合作传递的世界观强调，人并非个体的、原子化的人，而是通过文化创造的空间将人的复杂社会关系真正连接起来，将被时间与空间分割的人与更广大的且无比真实的共同体连接起来。正如我们每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孤独存在的个体一样，中国也从来不是孤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国家。中国永远是亚非国家的一分子，是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这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世界秩序的初心。在不平等结构与霸权秩序仍旧在场的现实下，我们的初心便始终是打破既有世界的不平等格局。这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也不能从零和游戏中诞生，更不能用一大群人的不幸福换取少部分人的幸福。在与这个旧世界、旧秩序的不断互动中，在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秩序的共同追求中，我们探索出自己建造新世界的可能性，让更多人相信，一个新世界的可能性永远在那里。

解放是生命的必然，从巴勒斯坦到北京，再到全世界。

注释：

1 ［法］ 弗朗兹· 法农：《黑皮肤，白面具》，胡燕、姚峰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 年版，第10页。

2 梅米：《殖民者与受殖者》，载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9页。

3 中文译文引自《反抗吧，我的人民，反抗吧》（2024 年12月26日），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网站，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balesitan-douzheng-xinnian/， 最后浏览日期：2025年2月18日； 英文参见“The Poem for Which Dareen Tatour’sunder House Arrest:‘ Resist, My People, Resist Them’ ” (April 27, 2016), Arablit & Arablit Quarterly, https://arablit.org/2016/04/27/thepoem-for-which-dareen-tatours-under-house-arrest-resist-my-people-resist-them/, retrieved February 18, 2025。

4 “Gaza’s Poets Never Stopped Writing” (updated February 5, 2025),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content/gazaspoets-never-stopped-writing/50365, retrieved February 6, 2025.

5 Dan Sheehan, “Read the Last Words of Writer Heba Abu Nada, Who Was Killed Last Week by an Israeli Airstrike” (October 24, 2023),Lit Hub, https://lithub.com/read-the-last-words-of-writer-heba-abu-nada-who-was-killed-last-week-by-an-israeli-airstrike/, retrieved February20, 2025.

6 Hiba Abu Nada, “Pull Yourself Together; Seven Skies for the Homeland” (January 29, 2024), Words Without Borders, https://wordswithoutborders.org/read/article/2024-01/pull-yourself-together-and-seven-skies-of-homeland-hiba-abu-nada-huda-fakhreddine/,retrieved March 5, 2025.

7 《巴勒斯坦战斗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6页。

8 《在亚非会议十九日下午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5年4月20日，第1版。

9 《亚非作家们，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前进！》，载《人民日报》1958 年10 月14 日，第5版。

10 《亚非国家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载世界文学社编：《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11 这是毛泽东1964 年5 月9日在上海会见肯尼亚政府代表团时给出的表述，详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47页。1960年代，毛泽东曾经多次在会见亚非拉国家代表团、欧洲友好国家代表团时表达过类似的意见。

12《毛泽东年谱》第8 卷，第413页。

13韩丁：《翻身：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 年版，第51—52页。

14转引自Seymour M.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Nixon, and Chile” , Atlantic Monthly, 1982, December, pp.21—58。

15 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8 年第1期。

16 ［加纳］ 克瓦米 · 恩克鲁玛：《恩克鲁玛自传》，国际关系研究所翻译组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年版，第95—96页。

17 Kenneth David Kaunda, Letter to My Childre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3, pp.24—37.

18 《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2页。

19 《中央给润之、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的指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八）》第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664 页。

20 《努力开展群众工作》，载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106页。

21 白桃：《从一个村庄看怎样建设农村文化？》，载白桃等：《从一个村看解放区的文化建设》，胶东新华书店1947 年版。

22 同上。

23 《发刊词》，《红旗》1958 年第1期。

24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 年5 月5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第285—325页。

25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版，第21、24、86 页。进一步讨论，详见Zhiguang Yin,“ ‘World of Tomorrow’ : Afro-Asian Solidarity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f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23, Vol.44, No.10, pp.2263—2280。

26 《中共中央批准文化部党组关于进一步改进文化工作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1958 年7 月10 日》，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966 年》第28 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21—226页。

27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第21、24、86页。

28 柯庆施：《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红旗》1958 年第1期。

29 Ellen Ray, et al., eds., Dirty Work 2: The CIA in Africa, Zed Press, 1980, pp.50—69.

30 引文中的内容是1960 年12 月24 日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发表的意见，详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7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年版，第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