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准确而系统地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之问，可为人们理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贫瘠现象何以发生提供原理依据，然而当前人文经济学研究存在以规范性议题遮蔽解释性议题的倾向，尚未阐明“两个文明”的结构性关系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由文明学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观之，“两个文明”统合于社会总体生产的时间结构。在剩余劳动增长和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的普遍规律下，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形塑出特定的社会劳动配置逻辑，进而决定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领域所能分到的劳动总量，最终造就“两个文明”的发展样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社会治理机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间势能释放机制，可以确保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实现效率与均衡的统一、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其中蕴含的本土经验可为后发国家和地区提供参照。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劳动时间 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
一、引言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下简称“两个文明”）相协调不仅在实践层面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重要论断，推进了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与全面发展，也启发众多学者在理论层面审思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与未来道路。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则直接给学界布置了一项重大课题。目前，学界已围绕人文经济学发表了不少论著，并初步达成以下共识：在学科定位上，人文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与文化相互融合从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学科；在出场逻辑上，人文经济学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守正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深厚自信以及对苏杭地区等典型人文经济样本的经验总结；在理论基础上，应着重关注身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并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石；在建构路径上，需立足中国实践深刻阐述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内在机理，打造多学科融合的体系框架。既有观点可为后续探索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发，但普遍存在重“应然”轻“实然”、重“批判”轻“建构”的研究倾向，导致研究者难以从底层逻辑上解释“两个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贫瘠现象何以发生。学界亟需准确而系统地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之问，在人类文明史中理解“两个文明”相协调的客在规律及边界条件，建构具有历史品格并观照未来的科学知识体系。
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而劳动的量以时间作为尺度，故人文经济学所指向的“两个文明”统合于社会总体生产的时间结构。具体地，“两个文明”分别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结果，故研究者可因循历史唯物主义寻觅它们的历史动因以及由此生成的经济学规律。为从“一般”中把握“特殊”和从“特殊”中发现“一般”，本文运用马克思经济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首先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界定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的基本论域，说明其如何能观照现代文明形态，其次建构一个以“劳动”为元概念的分析性框架，以此为基础比较分析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特殊机制与路径，以期呈现“两个文明”的结构性关系及其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于人文经济学领域，揭示生产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及其衍生的劳动时间分配逻辑对文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精神贫瘠与社会主义中国精神富裕的历史必然性，可为人文经济学界提供一个具有延展性的理论框架；第二，从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式现代化中提炼出实现“两个文明”相协调的基本机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经济社会治理机制和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间势能释放机制，为后发国家和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现代化方案，彰显人文经济学指导人类劳动解放的世界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及其观照下的现代文明形态
学界对于何谓“人文经济学”以及如何研究人文经济学仍莫衷一是，但普遍赞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人文经济学的基本立场。遗憾的是，现有的多数研究倾向于以规范性议题遮蔽解释性议题，未能充分凸显经济学批判特质，使得理论叙述直观化、浅表化与口号化。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思想体系中寻找理论凭据，并省思现有研究路径的局限之处，有助于准确厘定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的基本论域，进而以此观照人类的现代文明形态。
1.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的基本论域
目前学界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解路径大致分为两种：一是由“人文”联想到“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术语，将人文经济学视作以人文关怀为底色的经济学理论，以人的尊严、幸福、自由全面发展等规范性目标作为研究立场；二是将“人文”解读为广义的文化，重在剖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沿第一种路径的学者大多基于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来厘定人文经济学的基本论域，即在他们看来，西方经济学常常“以物为本”而忽视“人文价值”，最终因放任资本逻辑而引发“两个文明”的失调危机，人文经济学要寻找解决其弊端的出路，重建经济学的道德之维，让经济活动更加彰显人的主体性。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流来看，马克思毕生以实现人类解放和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追求，呼唤“人文回归经济”也就顺理成章。不过，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缺憾作为批判靶心，隐含着一种错误逻辑：西方国家的文明悖论源于“人文”缺位的经济学知识；或言之，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者建构起充满人文关怀的理论体系并付诸实践，那么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应该说，人们在实践层面践行人本主义（或者说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无可厚非，后者的诞生本就意味着历史已经发展到了需要它的阶段，但若研究者以对资本主义的道德审判遮蔽对历史事实的科学阐释，所给出的社会改造方案难免局限于对上层建筑的“缝补”而难以触及生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曾对此类观点批评道：“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在根本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悖论源于客观的经济结构，而非人本主义口号所能扭转。
虽然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论著带有人本主义色调，但他在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后便清算了从前的哲学信仰，转向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将经济学结论建立在任何道德标准之上，而且反对如此。正所谓“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二人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是出于悲天悯人的情感，而是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后得出的历史结论，因而他们为后世留下的不只是基于人本主义的异化批判理论，还有解剖经济事实的“柳叶刀”。人文经济学应当回答“应该是何”的规范性议题，但更应回答“为何”的解释性议题。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研究人文经济学的原初语境来看，人文经济学旨在解释为何苏杭等地的文化与经济均比较发达，其是一种探究事物内在规律的本体论学说。上文提到的第二种理解路径更契合于此。不过，顺沿该路径的既有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仍显薄弱，主要原因有：一是部分研究者仅将文化视作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而马克思提到“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以及精神生产“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故精神产品是广义上的经济产品，精神生产亦是经济活动；二是许多研究者持西方主流经济学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撇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他生产关系，只能概括出某种具体文化现象与经济的静态联系，由此得出的碎片化结论缺乏历史纵深感，很难得出“文化一般”与“经济一般”的关系。
就基本论域而言，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以助推全体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而且更加注重建构文化与经济结构性关系的理论体系，后者的核心议题包括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规律、不平衡发展的历史根源以及两种状态的转换原理。研究者应秉持历史唯物主义，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出发，以其所映射的社会关系及该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作为贯穿研究的线索，同时兼顾意识形态、技术知识、社会总人口等要素的再生产活动，探究文化与经济的互融互促机制。同时，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阐释也可以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屡次提到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存在不平衡关系”现象（以下简称“不平衡命题”）。例如，马克思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恩格斯也强调，“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不平衡命题”并没有否定唯物史观，而是后者的有益补充，揭示了文明发展的复杂性，但后来的多数学者未追思该命题的成立条件，仅将它当作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未解释为何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状况并不相称，而这也是当今人文经济学领域最为棘手的难题。
2.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观照下的现代文明形态
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既不拘泥于以人本主义术语来评判历史和建构理想，亦非马克思本人一贯反对的带有“庸俗性”的经济学说，而是旨在探察那些似乎以“先验的结构”呈现出的历史范畴的运动逻辑。对此，文明学维度的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可以超越并统一前文提到的两种理解路径，使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指向具体社会形态背景下“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宏伟叙事，有助于从全局观照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文明形态。
在漫长的著述生涯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多篇文献中广泛使用“文明”和“文明形态”范畴，但他们一贯不拘泥于经院哲学式的定义，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下赋予“文明”一词以适当的意涵。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文明”是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有制形式的人类实践成果，也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整体和综合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中，文明的基础和动力是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故可将富裕程度作为文明的标尺，而“匮乏”走向“富裕”则是文明演进的核心线索。从结果来看，文明的果实即人类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表征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可以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程度来衡量“两个文明”是否协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知识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现实批判，最终向世人呈现出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内的文明悖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而其野蛮性体现在，“文明的一切进步……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
部分学者关注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文明”相背离的危机，却只将矛头指向资本逻辑或“物本逻辑”，而没有给出详细的原理解释。马克思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悖论绝非简单的“物挤压人”的结果。作为一种“支配劳动的权力”，资本本身并不存在道德倾向，只是自发地调节社会劳动的分配结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扩大化。资本的增殖并不天然地排斥其他目的，假如需要通过生产高品质的精神产品和服务来实现最大化增殖，那么资本也会不遗余力。故而资本逻辑不是导致文明悖论的充分条件，这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合理利用和控制资本、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需要审慎发掘资本之于“两个文明”的具体作用机制。
除了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形态，马克思晚年在考察当时俄国革命的状况后提出：在特定条件下，个别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卡夫丁峡谷”，即“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没有经历西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步入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跨越“卡夫丁峡谷”而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典范，因而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为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广阔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并从该独特样本中揭示出一般性原理，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聚焦“实然”（而非“应然”）的理论体系，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均作为理解人类文明演进的样本，以多源的经验证据阐明现代化进程中“两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独特机制。
三、社会劳动分配与人类文明演进：一个分析性框架
“文明的花朵也许是细致优雅的，但是它的身躯必须是强壮的，并且它能够长成的高度依赖于它的根系在土壤中的生存状况。”纵观人类历史，丰富多样而此起彼落的文明形态均是不同的族群按照其生产力水平所建构起的实践样貌，正所谓“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文明是社会总体生产的结果，故应从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出发考察“两个文明”的发展。作为文明演进与社会生产的第一因素，“劳动”可统摄文明发展的繁枝细节，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表现为不同的经济范畴和运动规律。结合马克思经济学提到的剩余劳动增长、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和生产方式范畴，并立足于经济活动以及其所衍生的经济制度，探析物质生产部门和精神生产部门如何实现规模增长与结构转型，便可看到“两个文明”的现存样态是劳动配置、生产结构与消费层级三方面互动的结果。
1.“劳动”何以作为人文经济学的元概念
任何理论均以概念作基石，其中，统摄着其他一切概念与命题的“元概念”在特定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最根本的地位。具有原初性的元概念既是研究者思索的起点，也支撑着构成理论的范畴族群，赋予理论内在的一致性与向外的延展性，对人文经济学而言亦是如此。人文经济学与文明所涉及的全部范畴均可溯及同一个概念——劳动。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所能直接调用的初始要素并非外在的土地、资源、机器等客体，而是自身的劳动。正所谓“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由此，唯物史观“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在本源上，任何文明归根结底均是人类劳动实践的产物，因而不同的文明形态具有共同的实践前提，这为人文经济学观照下的文明研究提供了存在论基础。确证劳动在人文经济学理论中的元概念地位，也是确证劳动群众在文明史中的主体地位。若不从以劳动为核心的概念集群和原理出发，研究者将难以证成现代化进程中“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现实性。
劳动的量以时间作尺度，因而所有经济范畴均是劳动时间的相态，并可从劳动时间这里得到说明，譬如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价值是商品中凝结的一般劳动时间，资本是业已物化的并自行增殖的劳动时间，租金源于能节约个别劳动时间的垄断性生产要素，等等。总之，一切文明不外乎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时间，而在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劳动范畴往往具有不同的社会形式。我们可以将劳动时间与人类文明的演进相结合，以时间作为标定文明形态的重要尺度。社会劳动时间的分配格局直接决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规模与质量，反过来说，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样态是既往劳动时间分配的结果，那么，二者平衡与否本质上取决于劳动时间的分配比例，更进一步地说，是决定这种分配比例的历史逻辑。因此，可以抓住处在社会发展逻辑起点的“劳动（时间）”变量，进而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中人类劳动时间的分配逻辑及其文明后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能解开人文经济学之问的关键。
2.剩余劳动增长与社会生产结构转型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全社会的劳动时间包括两部分：一是用于维持现有的劳动力与社会财富的时间，二是可用于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剩余时间。马克思指出：“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很发达时，人们只需用较少的必要劳动就能维持社会现状，进而有更多用于其他创造和享受的剩余时间。因此，节约第一种劳动时间，同时也是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在经济上的一切节约归根结底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一旦人类开启文明史，就面临着剩余劳动的分配问题。任何族群均需考虑如何将有限的劳动分配于各生产部门，以满足不同质的需要。在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体系中（如各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各部门应该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总是与当时人们的实际需求相适应，即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由此可以推知，对于那些市场经济嵌入其中的社会而言，“两个文明”的富裕程度与处在特定经济关系中的全体民众需求相适应。
随着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相对剩余劳动的增长，人们用于新生产部门的劳动量比例逐渐上升。文明进步不只是量的增长，还伴随着社会生产的方式、结构与关系的转型。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后工业社会并不取代工业社会，就像工业社会并不消除经济中的农业部门一样……这些新的发展覆盖在旧的一层上，消除了一些特征而加厚了整个社会的结构。”随着文化、知识、信息、服务等无形要素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产业结构现代化不仅指向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工业体系，而且涉及支撑着工业活动的精神内容，故“两个文明”相协调是经济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剩余劳动不可能从无中创造出任何东西，它要找到生产的客观条件，为此一部分剩余劳动的作用是为另一部分剩余劳动寻求用处，比如生产具有新的劳动能力的人口、开辟新的消费市场、建立新的生产部门、缔结新的生产关系等。在此过程中：其一，物质生产为精神生产提供媒介资料。例如，只有人们能生产出轻薄且廉价的纸张，系统性思维劳动才可以普遍地被对象化，相应的文学作品才能脱离劳动者、具备商品化的条件。其二，物质生产的发展催生着特定的精神内容，如千百年来随经济基础而变化着的宗教教义。其三，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着精神生产的边界，“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两个文明”的发展状态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增长及分配结构。在某个历史节点，不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否平衡，皆是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的结果。
“两个文明”协调与不平衡状态的形成逻辑是同一的，即特定经济所有制与阶级关系下的剩余劳动增长和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而在此普遍规律之外，要理解特定历史条件下“两个文明”受何种特殊规律的支配，须首先诉诸“生产方式”概念，即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而某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统治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恩格斯强调，“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而阶级关系即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经济关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所经历的各种生产方式都是以生产、占有和支配剩余劳动为目的，如中国古代的徭役即统治者无偿地征召平民从事额外的强制劳动。相较于封建社会，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剥削制度——剩余劳动在这里表现为剩余价值。社会生产是为了统治者享乐、资本增殖，还是为了劳动者的幸福，根源于阶级关系，而非人的主观意志。在由剥削阶级建立的社会中，“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注定其不可能主动为劳动者谋幸福，也不可能自觉地驱使“两个文明”相协调。
3.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性原理
历史地看，不只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受剥削的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精神生活也相当贫瘠。正因为资本主义文明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剩余时间，人们的精神需求愈加凸显，所以“两个文明”不平衡的现象更加惹人注目。恩格斯指出，如果人们以更长的时间跨度来描画意识形态的变化曲线，就会发现这条曲线的中轴线接近于经济发展的轴线，并与后者平行而进。不妨照此说法，绘制出精神生产部门与物质生产部门相伴发展的历史曲线（如图1所示），继而阐释二者的协调机制及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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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多数时期如（t1，t2），精神生产的发达程度近似地环绕着物质曲线，对此人们可以解释道：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的媒介、内容与边界，所以存在后者追赶前者前进步伐的时间差，或者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生产可能稍微领先于物质生产。但这难以说明在（t0，t1）和（t2，t3）期间二者为何出现较大幅度的偏离。譬如，前资本主义时期诞生出许多文化瑰宝，而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却似乎很难复刻那样的文化盛况。该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资本逻辑。假如公众拒绝消费粗劣的文化商品，资本要么陷于绝境，要么根本不会开动生产机器；反之，当消费者对优质的文化商品趋之若鹜，资本家将不遗余力地提供市场所需的使用价值以牟求超额利润。某些精神产品可以介入资本的运动过程即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来加速其增殖，反过来讲，资本也会积极催生那些能让它受益的精神产品。资本似乎可以甚至应当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却一再加重人们的精神贫瘠危机。对这一悖论的解答需回到资本范畴本身。前文提到，资本不是物，故资本主义绝非“物本主义”，而是一种专注于吮吸价值的“计算主义”，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从量的方面去理解资本塑造文明的逻辑。
与其说精神生产滞后是资本一味追逐“物”的后果，不如说是资本主宰社会劳动时间分配的结果。之所以某些文化经典在物质生产水平较低的前资本主义世界才可能出现，是因为那时人类对于剩余劳动的使用不以剩余价值为主要目标，用于精神生产的自由时间反而更多，才有诸多“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化精品。一旦资本大规模地来到世间，它便要吸纳一切可及的自由时间。在大众的生理需要尚未得到充分满足时，资本家更加倾向于投资衣食住行等领域，这会挤压精神劳动时间。即便有人想从事精神生产，他也会面临两个困境：第一，在此分工体系下，他需要出卖劳动或精神产品来换取生活资料，但有支付能力的交换对象很少，同时，物质生活资料的单位时间成本降低意味着精神生产的成本在被动上升，直至文化商品的价格超出多数民众的消费能力。此时资产阶级不会成建制地培育文化人才和输出文化产品。第二，如前所述，人们的精神需要既取决于生理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取决于他们的文化修养。假如资产阶级靠文化生产所取得的利润无法弥补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所耗费的时间，便不会全面地培养文化人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作为复杂的人类智能活动，精神生产受限于人脑的机能，较难依靠外部工具来增进效率，例如人们创作一首诗词、起草一部法律、培养一个作家的速度并没有质的飞跃。资本要想在精神生产领域有利可图，就似乎只有一个选项，即生产粗劣的文化产品，并找到或生产出需要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于是资本不惜采用广告、教育等手段持续规训着公众，使后者的精神境界锁定在较低的层次。或言之，在既定的技术、人口、资源、基础设施等条件下，西方社会如此失调的社会财富生产结构最有利于资本增殖，这才是资本逻辑引发精神贫瘠危机的实质逻辑。只有当人们能在技术层面降低培育文化劳动者的成本、减轻人脑开展创造性思维的负担，或让精神产品独立于劳动者并更廉价地批量化生产时，才能有效降低单个文化产品所凝结的劳动量，使精于计算的资本家有动力投资高品质的精神产品。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只可能被更先进的生产力所瓦解，而不可能被人们主观设定的伦理规范所终结。
综上所述，精神文明的富裕程度取决于劳动时间的分配状况，而“两个文明”的不平衡实质上是劳动时间分配失衡的现实表现。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建立后，资本不只是直接控制精神生产，更主要的是凭借时间霸权来宰制社会。假如精神生产部门没有像物质生产部门那样受益于技术的进步，精神生产的成本居高不下，资本就不会给人们留出充分的精神劳动时间。同时，纵然当今资本家更加重视以技术进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增殖途径，他们对工人绝对时间的攫取也没有收敛，导致无产阶级陷于经济与时间的双重饥荒。随着社会进步，无产阶级的必要生活资料范围呈扩大之势，他们除了要实现温饱，还越来越让精神消费资料成为劳动力价值的部分来源。资本增殖悖论具化为精神生产的基本矛盾：资本尽可能多地榨取劳动者可用来发展文化兴趣和才能的时间，而这会摧毁剩余价值的生产前提，最终酿成资本主义的整体性文化危机，即“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
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独特机制
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地开拓出“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实践上证明与完善了马克思关于个别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迈向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理论构想，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期待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道路。为此，人们的经验直觉需要在一般性理论中得到严谨诠释，例如，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并尝试检验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文化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其实，孤立地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静态关系缺乏实际意义。如果说中国的文化传统足以奠定现代化道路，那么就难以解释早期地主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基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并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可推导出如下结论：其一，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社会治理机制可以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并通过有计划地配置社会劳动以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其二，历史地看，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内化可以极大地节约当下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时间，即腾出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社会治理机制
包括旧中国在内的半殖民地或完全殖民地国家面临着对外摆脱帝国主义和对内发展社会经济的双重任务，因此其现代化进程总是步履维艰。真正能左右某个社会文明前进方向的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当代表新生产关系的阶级要铲除有悖于它意志的旧文明、推行它所期盼的新文明时，不得不耗费一定量的社会剩余劳动来重塑群众的物质实践能力和精神文化面貌，乃至发动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和建设运动。该阶级的文明蓝图能否实现，取决于其所施行的剩余劳动分配方式是否足以瓦解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因素和激活那些积极因素。相较于剥削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通过公有制最彻底地掌控整个社会的剩余劳动并有计划地使之用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实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
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锚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在近代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这也决定了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承担起扫清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完成地主阶级改良派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不能实现的民族复兴伟业。自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伊始，中华民族就逐渐开拓出兼顾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文明治理道路。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在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对“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政府集中人力物力推动大规模工业化，广泛发动群众扫除文盲、破除迷信及移风易俗。改革开放后，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同志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同步建设”，其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以此推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快速积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接点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胡锦涛同志告诫全党“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并注重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增强“两个文明”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续领导人民群众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协调发展，使“两个文明”贴合于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上述制度架构可促使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中的配置向人的全面发展倾斜。
当前，“两个文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受制于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下遗留的人口总体素质尚未满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高水平发展需求、物质生产领域结构性过剩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均衡并存、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偏低抑制其生活消费能力等挑战。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指引下，中国政府和人民构建起推进“两个文明”快速与均衡发展的经济社会治理机制及相应的劳动组织模式：一是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动员能力，将有限的劳动与资源集中于现代化的关键节点，在物质生产领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型增长，同时，在城市更新与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同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以有序的“分工—协作”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二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原则组织社会生产，以市场经济嵌入社会主义的生产架构来优化剩余劳动的配置结构，发挥资本提高社会组织效率的积极作用，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兼容效率与公平，如同时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一方面推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落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政策，另一方面鼓励、规范与引导资本投放于文化创意行业，输出多样化的优质文化产品。三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党和政府以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劳动者，以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广大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以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机制推动劳动成果在不同地区间均衡配置，确保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动转化为人的发展能力，并反过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进步，从而使剩余劳动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形成正反馈回路，让剩余劳动成为“两个文明”协调增长的纽带。总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既反映出人民群众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段性变化，又持续推动社会劳动配置模式的结构性调整。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间势能释放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就发展动因而言，相较于小国，大国的现代化道路更加根植于其社会历史条件。进一步地，犹如煤炭资源是自然能量的积淀，文化资源则是人本质力量的凝结。依靠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宝库，今天的劳动群众可以便捷地撷取精神生产的质料，而无需“另起炉灶”或“白手起家”，极大地节省当下的劳动时间，即释放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时间势能”。这便是基于本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开辟“自己的路”的优势所在。关于这一点，有学者从精神文化、资源文化与具身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传统文化的独特功能。假如某个民族断绝自身的文化血脉乃至照搬外来文化，那么它不仅会失去传统文化中历久弥新的精髓内容，浪费大量业已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还会引发文化冲突、社会撕裂等恶果，迟滞物质生产的进步。唯有继承传统的现代文化才能获得广泛且持久的社会认同，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文化的多元性引致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亦是文明更新的结果。
现代化的实现以现代性文化观念作为引导，或作为目标。粗略地讲，人类历史上的各种精神生产可归结为两类目的：一是个人享受型，表现为供人们消费和发展其能力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二是关系修护型，其处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外围，包括减少交流障碍、调节利益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交往形式和各种规范等。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已在劳作之余创作壁画、图腾、陶罐纹饰等艺术作品，同时，他们需要与他者建立和谐的关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抵御风险。在后来的社会中，精神生产的目的依然如此，只是内容上发生着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几度掀起声势浩大的救亡图存运动，陆续出现“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国粹主义”“全盘西化”等文化思潮，但均不能使上述两类精神生产满足现代化需要。只有中国共产党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领导广大人民全面变革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才使得蒙尘的中华文化被激活，得以充分释放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生产的增益作用，例如以“敬业乐群”的修身准则培育民族复兴伟业的建设者、以“和而不同”的社会理想增进区域文化包容性、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恢复生态环境等，中国式现代化才更加行稳致远。反观某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必然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会大量地湮灭它们积攒的来之不易的剩余劳动产品，更毋庸说腾出更新社会文化与实现赶超型经济增长的时间，这也将导致某些旧文化传统愈根深蒂固、新文化愈难浸染人们的头脑，进而制约经济基础的解放，且平息由此引发的新旧文化冲突又会耗费额外的剩余劳动。由此可见，“以文化人”的目的在于持续生产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之人，而个体身上的文化品性最终要在社会生产的有机体中得到确证与致用。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表明，“两个文明”相协调的关键在于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劳动时间分配体系，以其作为联结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纽带。这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时间与文明关系的理论体系，而且彰显出“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文明意蕴。在赓续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不同于以剥削多数人的劳动来壮大自己的资本主义文明，以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意在让人民群众更充分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学界普遍以习近平总书记所作出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重要论断作为理论遵循，而“人的现代化”并不止于增强人的力量、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幸福等现象性描述，还指全面变革生产关系，让人们有时间按照自己的志趣从事非资本主义劳动性质的自由活动。
五、余论
借助以“劳动”为元概念的人文经济学理论透镜，可以看到：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两个文明”的协调样态总是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关系所形塑的社会劳动配置逻辑的外化结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遵从截然不同的演化逻辑——前者是精于计算的资本增殖逻辑，后者是人民至上的劳动解放逻辑。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步发展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而不偏废其一，建构起按人民需求配置劳动时间与按正义原则分享劳动成果的经济制度体系，从而给出了纾解“不平衡命题”的中国方案，并且用事实证明与完善了马克思关于个别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迈向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理论构想。其间蕴含的具体原理可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提供启示：
一是承前启后地厚植社会有机团结的精神根基，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融于多层次的国民教育体系，培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素养的劳动者队伍，同时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提取适配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元素，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价值观建设，增进本国人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完善经济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体系、构建面向世界的本国话语和叙事体系，以文明的延续性作为现代化的压舱石。
二是循序渐进地构筑人民安居乐业的生产体系，将前沿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作为推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支点，营造重视人才、尊重劳动、鼓励创造的社会氛围，可持续地发掘源于自然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力潜能，增加整个社会的剩余劳动量以拓宽财富增长的空间，推动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新兴部门及时消化溢出的社会剩余劳动，并给予劳动者充足的用于提升文化修养和开展文化生活的闲暇时间，以消费结构转型驱动生产结构跃迁，避免资源过度集中于物质生产部门而导致的供给结构性过剩，乃至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
三是有的放矢地完善国家经济运行的治理框架，作为现代化领导者的政府应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调查和诊治当下经济运行过程中潜在的具体矛盾，并有力地掌控社会劳动时间的归属权和支配权，综合运用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两种手段予以纾解，既发挥资本之于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势，又以强制性公共政策和普惠性公共事业维护人民的基本发展权，抑制资本对社会劳动果实的过度攫取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使更多的劳动果实转化为人的发展能力，最终以全体人民群众更加全面的自我发展驱动“两个文明”齐头并进。
杨毅，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重庆文化产业（西南大学）研究院；贺浩浩，重庆文化产业（西南大学）研究院
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