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中日双方的基本国情和中国抗战的客观实际出发，始终站在全局高度，深入地研究战争、统筹战争、指导战争，积极倡导建立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以科学的思想理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坚定的意志品格，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一、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抗击外敌入侵，但始终不能集全民族之力共同御侮，摆脱不了一盘散沙、屡战屡败的命运。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中国要夺取抗战胜利，必须真正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
面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不仅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而且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展现出以民族大义为重、抗战大业为先的胸怀，号召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同中国工农红军一道，以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加紧在北满的军事工作，组织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提出“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三个条件下，“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9月21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经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字，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旨在“给全国民众一个明显的具体的容易懂的对日作战的行动纲领”，以“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并于10月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明确提出“抗日救国”口号，呼吁停止内战，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等主张。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为制定适合新形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论证了在抗日的条件下和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强调要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下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逐步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实行“剿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曾采取“抗日反蒋”的政策，即把抵抗日本侵略与反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并列。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掌握着全国政权和庞大军队，与他们合作，才有全民族的抗战。同时，由于日本不断侵略尤其是策动的华北事变直接威胁到英美等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超出他们所能容忍的限度，因而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态度渐趋强硬。基于这种情况，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公开把国民党列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表的《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一方针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全力促成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1937年9月下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坚定地维护、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广大民众及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战高潮。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的新阶段。相持阶段的到来，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阶段性胜利，标志着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也表明中日较量将进入一个更加长期和复杂的阶段。但此后，国民党抗日的一面趋于消极、保守，防共、限共和反共的一面明显加强。国民党顽固派连续挑起反共磨擦，甚至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在陕甘宁、山西和河北等几个地区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削弱并逐步消灭在这些地区的中共组织和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根本原则，领导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坚决反击，粉碎了各地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然后主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军区域、继续合作抗战的协议。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国内政治形势后认为，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仍处于从属地位，共产党的任务应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总结反磨擦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其中，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战的主要依靠力量；中间势力主要是指各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收敛反共活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将屠刀砍向遵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使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面对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得到全国人民、中间势力、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由此，国共两党关系几近破裂的危机得以避免。但国民党顽固派并未真正吸取教训，仍然坚持避战观战为主和限共反共的政策。1943年春夏，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暗示要消灭共产党，国民党顽固派又借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鼓噪“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秘密部署向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通过政治上的一系列有力反击，及时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与中国社会各种抗日力量风雨同舟，不断夯实统一战线的基础，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 ,成为抗战进步力量团结的核心。正如毛泽东所说：“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二、提出并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施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方略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七七事变爆发时，日本已经是高度工业化国家，工业年产值60亿美元；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年产值13.6亿美元。日本军队装备先进，士兵训练有素，进行的是现代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中国军队虽有200多万，但基本是陆军，装备、训练较为落后。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强国，必须正视现实，立足实际，扬长避短。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和实施了以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为根本遵循的以弱制强、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方略。
全面抗战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根本指导路线。鉴于中日双方军力和国力的悬殊，全国抗战开始后，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中国亟须解决的是：到底依靠什么力量，才能有效抵抗并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坚持一党专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支持和援助上，不愿也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但这种片面抗战路线，被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丧师失地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抗日战争作为民族解放战争，本质上是一场空前的人民革命战争，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必须实行一条全面抗战路线，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以人多地广的优势来弥补军力和国力的差距，才能抵抗强敌并最终取得胜利。
其实，早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就呼吁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和武力进行抗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十大纲领，号召实行“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认为：“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关键在于实行一个正确的抗战路线，这就要把单纯的政府抗战变为全民族的抗战，把单纯的军事抗战变为全面抗战，因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开始提出“全民族实行抗战”的方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为了争取全国抗战的实现，中共中央书记处于7月21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提出五项主张，即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全面的抵抗；进行统一的、积极的抵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正式提出“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同时，还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全面抗战路线作为达成持久战的基本路径。这就为动员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奋起持久抗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行动方略。
要取得全国抗战的胜利，还必须实行正确的战略方针。早在全国抗战开始前，一些有识之士就预见到即将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对如何坚持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通过何种方式打赢战争等重大问题缺乏深入思考和分析。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8月20日以大本营训令颁发《战争指导方案》，正式确定“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的持久消耗战略，明确“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但是，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能充分发动和武装群众，决定了其持久消耗战略虽有比较符合敌强我弱实际的一面，但却过分强调“以空间换时间”，作战中往往采用与敌人硬拼消耗的阵地战；过分强调依赖列强干涉和国际外援，没有看到战略相持阶段中促使敌我双方力量转变的关键在于动员和发动广大人民。因而，这是一种消极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中国共产党针对中日双方基本特点，着眼发挥中国地广人多的优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实行立足于充分发动、武装群众的持久战战略方针，这是符合国情实际、能够克敌制胜的抗战战略总方针。
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并取得最后胜利？早在 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中共中央针对当时日本侵华的形势，就提出党的战略方针是“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作了估计，指出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他预言：“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1937年8月11日，朱德、周恩来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对关于持久战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虽然中日之间敌强我弱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所以，“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加上“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不过，随着战争情况不断发展，“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同时，毛泽东科学预见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此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中国的劣势虽有更大幅度的增加，包括土地、人口、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缩减，但也要看到“向上的变化”，即“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此阶段“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漫长而困难的相持阶段，是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迎来最后的胜利。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后，胜利的坦途就要到来，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毛泽东强调：“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三阶段理论的提出，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描绘了一幅清晰的路线图。
三、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创造有利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格局
战场是敌对双方军队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集中表现和较量的场所。在战略战役行动中，准备战场、选择战场、创造战场是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弱军对于强军作战，不能不讲求战场这个条件。抗日战争是小而强的日本攻击大而弱的中国，这就从客观上要求中国不能仅按照常规的作战样式，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还必须另辟蹊径。从敌强我弱的特点来讲，中国军队若只是实行正面的正规防御作战是难以取胜的，还必须到敌人后方即日军占领区去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广大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造成陷敌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才能有效打击和削弱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从敌小我大的特点来讲，随着日军在中国战线拉长，占领区不断扩大，其兵力分散又不足的弱点逐渐明显，敌占区留下了许多无法控制或控制薄弱的地方，给中国提供了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活动空间。
由于国共两党军队实力悬殊，全民族抗战时期两党之间军事上的合作，突出表现为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主要担负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七七事变发生后，为了推动全国抗战的早日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共中央书记处在 1937年7月21日提出，我们主张“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的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随后，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再次把“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作为“全国军队的总动员”的一个重要内容，明确提出了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担负不同的战略任务。此后的忻口、太原作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会战。在这期间，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然而，由于战争形势快速变化，1937年11月8日华北日军攻陷太原后，继续沿平汉、津浦、同蒲、平绥等铁路线展开进攻。至11月中旬，晋、察、冀、绥、鲁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日军之手。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1月13日，毛泽东又电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据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第115、120、129师分赴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晋冀豫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迅即展开于山西四角，很快在山区站稳了脚跟。1938年4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八路军又以主力一部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进军，将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随后，新四军也向华中敌后挺进，展开于大江南北，初创了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至 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开辟了广阔的华北、华中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并存的战略新格局。当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入巩固占领区，并主要用于进攻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逐步上升，成为影响和决定抗战进程的主要战场。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也是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的伟大创造。国民党曾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充实民众武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但是国民党政府言行不一，并没有完全将这一纲领付诸行动。中国共产党实行战略创新，把敌占据点与我游击根据地比作围棋中的“做眼”，敌我之间的战役战斗看作“吃子”，确定“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军队“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持久抗战中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人民军队的存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这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样，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正是按照这一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和扩大敌后战场，创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军队特点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就抗日游击战争的作战指导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创造，就是把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辩证地统一起来，不是单纯地拖延消耗，而是积极行动，主动打击敌人。其基本特点是强调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是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等战术或方法，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的优势；而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必须发挥组织指挥上的主动性、灵活性与计划性。在作战形式上，应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游击战的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二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即向运动战发展。此外，应尽可能地实行歼灭战，即“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用战役的歼灭战达到战略的消耗战的目的；同时，应执行有利条件下战役战斗的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这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使人民军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始终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智慧。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作战12.5万余次，以伤亡61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长短枪68万余支、轻重机枪1.1万余挺、各种炮1800多门，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东北抗日联军等部也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伪军，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
四、实行人民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打造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的全面抗战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这与国民党不敢广泛发动群众而信奉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并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有着根本不同。能否最大程度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是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国民党虽然有许多关于实行“全面抗战”、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的宣传，甚至其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还提出一些动员人民群众的政策，但意在要全国各阶层民众无条件地服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既想利用人民抗战，又害怕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壮大起来；既不能不对人民的合理要求作出某些让步，又想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因而总是言行不一，在实际上经常采取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措施和行动，结果必然妨碍中国抗战潜力最大限度的发挥。
中国共产党把动员和组织民众视为抗战的头等大事，认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扬自己的军事、政治优势，在敌后战场建立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体制，构建起进行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面对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紧紧依靠广大群众，采取“打磨盘”“翻边”“到敌后之敌后”“敌进我进”等战术，展开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并在实践中创造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战法，使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得到充分释放。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就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动员了最广泛的民众参战，而“这种全体动员的依据和可能性，是建筑在一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运动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将人民群众抗战的自觉能动性有效转化为坚持抗战、夺取胜利的战争伟力，是人民战争真正的领导者。
为了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与创建抗日根据地结合起来。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而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它的建立和巩固是关系到游击战争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因为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广大群众在人财物方面的支援，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下，很难长期坚持和发展。把游击战和根据地结合起来，就使游击战争不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更是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根本途径，也就必须相应地满足广大群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要求。因而，“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
中共中央早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就把“创造根据地”列为人民军队四项基本任务之首，并始终把建立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作为敌后抗战的中心任务。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据此，八路军三大主力深入冀鲁豫平原，先后开辟晋察冀、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东进北上创建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皖、苏南、皖江、浙东等抗日根据地，华南抗日游击队创建了东江、珠江、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了发展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明确：“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精兵简政、整顿三风等“十大政策”，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提高了广大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奠定了持久抗战进而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政治、物质和文化基础。正如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所总结的：“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至抗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抗日根据地不但成为坚持长期敌后抗战、对日发起战略反攻的坚固支撑，而且因其“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而成为“新中国的雏型”。
毛泽东指出：“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而“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中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变化，紧扣民族解放战争的鲜明特征，不断探索战争的内在规律和制胜机理，合理预判战争的发展演变进程，及时“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为全国军民特别是敌后抗日军民坚持持久抗战进而夺取最后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同时，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始终将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准确把握抗日战争中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关系，深刻洞察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积极创造有利的战争格局，“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既有“压倒敌人的勇气”，又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并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卓越领导能力。
作者：魏希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明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