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积极履行同盟国的作战义务，配合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军事行动，积极派遣远征军远赴缅甸与英美军队合作对日作战，一般将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看作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于国外作战的唯一战例”，但从抗战期间中国境外军事行动的整体视角来看，还应该包括越北受降。抗战胜利前，国民政府希望派兵进入日本，协助盟国实行占领，但由于忙于内战等原因未能实现。“国民政府也曾考虑派兵赴欧洲作战，并先后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并未实现”。如上所述，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境外军事行动，只有两次入缅作战和越北受降得以实现。国内学者就两次入缅作战已经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关于中国军队越北受降研究不足，以及把两次入缅作战与越北受降作为中国境外军事行动的整体性关怀不足，本文以抗战和二战战场整体性看中国境外军事行动。
一、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
（一）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获得缅甸丰富的战略资源，切断中国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日军进攻缅甸，“不仅占领中部缅甸之要地，并企图向缅中边境追击，肃清缅甸境内之敌，起到完全切断滇缅公路，使重庆限于孤立，挫伤重庆坚持抗战的意志的重大作用”。按照日军大本营的基本构想：“为了防备将来盟军可能进行反攻，更必须在外围确保必要的反击地区……西面大致以缅甸作为重点包围区域”。对中国而言，“战时公路运输，首在求取国际路线，一面使国外军械弹药必需物资源源输入”。“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间，每月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军用物资以及其他物资共计10000吨，1941年间，滇缅公路运入的其他各类物资达132193吨”。日本攻缅的重要作战任务就是切断中国赖以输入武器的对外联络线。
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国际战略通道，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派兵进入缅甸布防。1941年3月17日，中马印缅军事考察团团长商震与驻缅英军总司令麦克莱会晤时，转达了中国的决心：“对于协助英方远东战事，夙具坚定决心，敌果南进，则无论直接、间接，中国尽量捍卫”。但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会见日本外相重光葵时，表示“我们在马来设防，并不是对日本的包围。……我们希望避免冲突，并愿为战后发展友好关系铺平道路”。英国自恃控制着新加坡要塞，可以阻断日军从海上入侵缅甸，判断日军不会从缅甸南部入侵，同时“以为中国自卫尚无充实力量”，不愿中国军队介入缅甸事务。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以“印度增援部队最近数星期当可到达”为由，一再拖延中国远征军入缅的时间，原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得在中缅边境驻守待命。
1942年2月3日，远征军第六军军长甘立初接到电令入缅参战，14日远征军第五军接到电令入缅。3月20日，同古保卫战打响。第200师人数及武器装备均不及日军，缺少空军支援，连续战斗12日，伤亡2000余人，成功掩护英军撤退。美国盛赞：“同古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为第二〇〇师和它的指挥员‘赢得巨大的荣誉’”。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也不得不承认，第200师“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仰光失守造成中英军队陷入被动，东、西两线溃败导致平满纳会战计划流产。日军攻占曼德勒后，进占腊戍，切断了中国远征军回国的主要通道。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等3个军9个师和各直属部队为避免遭遇合围，只得分别撤退到印度东北部、滇南和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参战宣告失利，其后果是：“盟国向中国军队提供的少量重型武器大部分损失了，能够把人员、武器、供给物资运入中国的一切可用的陆海通道均被截断”。入缅作战失利使日军直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和盟国在印度的战略基地。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参战失利的原因，国民党归结为“缅战失败由于作战方针之被美英所动摇”，英国对联军作战指导无全局战略构想，中、英两军各自为战，英军缺乏联盟作战的诚意以及战斗力薄弱等因素。英军一再拖延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机，导致中国远征军“集中于战场之时机过晚，无法发挥全力，自始至终战况均呈被动之态势”。中国远征军“缺乏空军，我人盲目作战者先后凡两个月……至于士气、训练、配备、人数、交通、供应、指挥、组织（日军）均优于我方”。英国殖民主义播种的后果——缅甸人无意于为维护英国人对他们的统治而战斗，使“缅甸人民感到惊奇的不是英国人的失败，而是他们失败得那么快”。黄道炫指出，“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和具体指挥上负有主要责任，蒋介石放弃领导责任，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应负一定责任”。
（二）中国远征军滇西缅北反攻
缅甸战役失利后，自1942年7月始，中、美、英三方就反攻缅甸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中国政府为恢复中国与盟国的路上交通线，提出反攻方案，即“规复缅甸可建立反攻日本‘本土’之基地，使盟国尔后攻势作战容易；巩固印度，彻底击破轴心国会师远东之企图；打通中印交通，使美国援华物资大量输入，及早完成中国总反攻之准备”。美国则考虑到利用中国军队牵制日军，为日后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进行前期准备。乔治·马歇尔认为，“击败日本人的唯一经济的办法是动员中国巨大的人力来对付日本。但是要对庞大的中国军队进行装备和训练，必须首先重新打通经过缅甸的路上交通线”。《新华日报》1941年报道称：“某高级权威方面人士确悉，美政府已决定保持滇缅路，盖中国之供应线，固亦攸关美国之国防”。美国的设想“就是必须让中国继续同日本作战，以便以中国为基地空袭日本的海上航线和最后以中国为跳板进攻日本本土”。但美国在反攻缅甸的问题上，强调“因船只缺乏及其他战场之需要频繁，目前尚不能派遣陆军至中国、缅甸及印度”。英国对反攻缅甸的态度消极，“不想让美国军队在它先前的殖民地作战，担心美国影响将取而代之，它也不愿让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它担心中国参战会刺激这一地区民族情绪高涨，鼓励脱离英国的倾向”，史迪威曾说英国人“只关心保卫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战局符合帝国更大的战略需要时才这样做”。从卡萨布兰卡会议、三叉戟会议、魁北克会议，直至开罗会议，中、美、英三方始终未能就对缅反攻形成统一意见。早在1943年10月，为执行盟军关于在缅甸对日军发动攻势和打通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决定，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开始向缅北的日军发动进攻。直至1944年4月，终于“核定滇西部队出击计划”。1944年5月11日，滇西反攻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为标志，中国远征军经强渡怒江、松山战役、腾冲围攻、龙陵争夺战、收复畹町等一系列战役，彻底将日军赶出滇西。
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在英军协同下攻占八莫、南坎、芒友，同自云南出击的中国远征军实现会师。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密切协同，南下进攻日军，并于3月6日攻占腊戍。据资料记载：“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滇西缅北反攻中，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歼灭了日军第33军的第18师、第56两师团，歼灭其官兵41142人（此据日本厚生省调查的数字，包括军直属部队阵亡的2854人，但不包括航空兵），并给予缅甸方面军直属的第2、第53、第49师团以沉重打击（至少歼灭其数千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根据日本厚生省救援局的调查，日军在缅甸方面作战的兵力司令部直辖部队、第15军、第28军、第33军总计303501人，战死者185149人。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重大牺牲，阵亡官兵31443人，负伤35948人。滇西缅北反攻战打破了日军对我国东西夹击的包围状态，解除了日军对中国大后方的侧背威胁，收复了大片沦陷国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日军在缅甸战线的崩溃，给了日本军部一个严重打击……自夸精锐的日本陆军被他们一向所轻视的中国军打垮了”。这次胜利使被日军切断的陆上交通线滇缅公路得以恢复。
（三）中国远征军境外军事行动的国际意义及对战后的影响
中国远征军两次赴缅参战，是中美英三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首次大规模的协同作战。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所形成的两面作战，给国内的正面战场带来了很大压力。1944年5月13日，蒋介石致电魏道明转富兰克林·罗斯福，“中国战场一方面其战场中心河南平原作战正在大规模发展之时，而一方面又欲在萨尔温江作战同时进行，以中国疲弱之身而当此两方面作战之重任，其艰危之状，更倍于往昔”。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在国内和境外积极策应和支援欧洲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被视为全球战争的核心组成部分。丘吉尔、罗斯福对此予以高度认可。罗斯福曾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为14年之久）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丘吉尔表示，“如果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滇西缅北反攻的胜利，完全粉碎了日本与德意会师中东的计划。“日军指挥部想把中国与其盟国分割开来的企图遭到破产。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获得解放的条件已经具备”。滇西缅北的胜利加快了轴心国彻底失败的步伐，揭开了亚洲战场盟军向日军反攻的序幕，为英军对英帕尔的坚守和对缅中出击进而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胡德坤指出，“以中国军队为主体的缅北反攻作战取得完全胜利，不仅打通了滇缅公路，使中国重获外援之路，更重要的是，为盟军在缅甸乃至在东南亚的反攻建立了前进基地”。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二战中少有的由亚洲国家主导的跨国协同作战，其战略价值深刻重塑了同盟国的全球布局，抗战使中国赢得了参与塑造战后世界秩序的权利，中国在战后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大提高了中国在盟国中的地位。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1931年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对抗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立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
二、中国军队入越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波茨坦会议》精神，“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3日发布命令：北纬16度线以北之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投降”。鉴于日军投降部队集中地点在越南北部河内，一般称之为“越北受降”。越南北部受降区是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中的一个境外受降区。
194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派卢汉为受降官，指挥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三军，暂十九师，暂二十三师，第九十三师，负责接收越南在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该区为敌第三十八军”。这次受降是在战争结束后，属于非战斗性质的军事行动。中国军队的驻留以法军开到为限，由行政院在占领军总部派设顾问团辅助处理相关事务。
8月31日，卢汉通知侵略越南的日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土桥勇逸，要求其立即派遣谈判代表，并携带驻越日军人员资料、武器及弹药的详细报告和清单，商讨投降事宜。9月1日，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酒井干城及其随从、翻译等5人抵达开远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在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主持下举行洽降仪式，接受中方的《中国战区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备忘录》及在越北向中国投降的所有安排。
9月28日在河内法国总督府举行受降仪式。朱偰作为中国政府顾问团财政代表，在其《越南受降日记》中回忆道：“上午十时正，日军司令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至，面带忧戚之色，北向立。卢司令官根据日军在南京所签降书，宣读条款，译成日文，交土桥签字，签毕即行退席”。
鉴于中国军队力量不足、国内政局不稳，国民党内部就越南独立问题意见不一，法国政府重返越南的强硬态度以及美国政府对越政策演变等因素，使中国政府在越南独立问题上受到很大影响。但在参与东南亚战后秩序重建以及利用自身影响帮助越南独立方面，中国政府还是在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中国政府主张战后联合托管，积极推动越南独立到同意法国重返越南的过程，凸显了国民政府在对越南事务中的政治转向。1942年11月9日，中国明确向美国提出“安南共同扶助”的主张。1943年11月于开罗会议期间，公开表态支持越南独立，“关于安南问题，本人表示无领土野心并请发表宣言，战后由安南独立”。二战结束前夕，《大中华民国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布告第一号》：“至于越南问题，我最高统帅业经明白发表宣言，今后一本大西洋宪章，扶植其自治基础，俾能臻于独立地位，绝无领土企图”。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从未想要占领越南，将帮助越南获得独立”。但中国政府的外交承诺往往受制于美国的外交政策，随着美国对越政策的转变，1945年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美国官员们向法国保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不会受到挑战。1945年8月24日，戴高乐与哈里·S·杜鲁门会谈，杜鲁门保证“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美国政府对于法国重返印度支那一事绝不反对”。鉴于美国态度的转变，中国政府军力不足，中法关系的改善以及在越华侨的生存现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蒋介石推动越南独立的态度产生动摇，不主张明确支持胡志明，避免引发与法国的纠纷，拒绝了胡志明要求援助越南独立的请求，“希望越南人民以不流血的和平手段及渐进的方法去实现此独立的愿望，故期盼胡志明主席与法谈判，在上述原则之下，我政府必给予协助。若法越双方希望中国出面斡旋，中国政府亦愿调停”。
1945年8月，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发动“八月革命”，“只在半个月内，总起义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成功”。9月2日，越盟领导人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国民政府处理越南问题的方针是不主动参与，避免卷入越南独立的外交漩涡中，但基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的考量，以及中国边境安全和在越侨胞利益等问题的考虑，中国政府努力调节越南各派间的矛盾，试图以调停人的角色增加在越南政局变动中的分量，以期将越南局势引向对中国有利的一面。
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1946年3月6日，法国与越南在河内签订《法越初步协定》，双方议定内容之一是：“法兰西政府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并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的一分子。越南政府声明对于依照国际协定接防中国军队的法兰西军队，准备予以友谊的接待；接防行动的进行方式另由附在本初步协定内的附属协定规定之”。中法协定签约后，“蒋介石方面，一俟交防和撤军，就可移兵东北，发动内战”，蒋介石口头承诺并未完全放弃援助越南的计划，但已逐步让位于国内战争的现实需要。《法越初步协定》客观上为新生的越南政权争取了整军备战的时间，避免了短时间内的法越军事冲突。“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占领和撤离期间出卖和转交了大量美制与日制武器，加上其他来源，越盟部队的枪支在上述时间和范围内先从不足1万件增至3万余件，再增至8万余件”，这些举动为越南抗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壮大了抗法力量。
二是改善在越华侨待遇。二战结束后不久，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外交部代表凌其翰与法国代表团正副团长让·圣德尼和莱昂·皮农在河内就华侨权益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并得到了法方的承诺，“法方将尊重华侨历史性的、传统的权利和特权”。中国政府支持法国返回越南，但也给予了一定的限制，中法两国展开民事协定的交涉与谈判工作。在华侨待遇问题上，中国政府提出：“旅行、居住及经营工商业、购置动产和不动产等方面华侨应享有不低于最惠国人民所享有的待遇。华侨在税收上应享有与越南人民同等的待遇。力争在法律手续和司法案件的处理上，应享有与法国人民同样的待遇”。1945年12月7日，蒋介石与即将离任的大使贝志高的谈话中，暗示改善华侨待遇，并且“在国民政府各部门联合起草的、蒋介石批准的谈判方案中，法国改善越南华侨待遇并接受中国其他要求正是中国军队撤退、法军接收越南北部防务的必要条件”。围绕着在越华侨的待遇问题，法方声明只有等中国军队全部撤离越北后，才能启动谈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1946年1月，法国新政府上台，调整谈判立场，2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法协定，即《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约》《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关于法国供给中国驻越北军队越币之换文》。其中，《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约》第六条明确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人民在法兰西共和国一切领土内早已予以旅行、居住及经商之权利。……关于各项法律手续与司法事件之处理以及有关税捐之征收，不低于所给予本国人民及公司之待遇”。通过该协定，法国顺利返回越南北部，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旅越华侨的待遇，包括在越南居住、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等等。中国方面坚持，改善华侨待遇是签署中越关系协定和撤离驻越部队的必备条件，对此，法方不得不做出妥协。
三是解决海防军事冲突。该冲突也称“中法海防三·六事件”。海防是越南北部的重要门户。按照1946年2月28日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规定：“驻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中国军队交防，于三月一日至十五日期间开始，至迟应于三月三十一日完毕”。1946年3月5日上午，驻海防法国领事来到第一三〇师师部，要求允许法军登陆接防，意图强制登陆，欲将中国军队赶出海防。3月6日，中国与法国驻越南舰队在海防发生军事冲突，法国舰队偷袭中国军队海防守地，被中国国民政府第53军第130师击败。冲突之后，法国不得不求和，被迫承认应对事件负全部责任，最终形成了如下协定：“（一）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法军偷袭中国军队海防守地，被中国军队击败，此次误会，纯由法军负责。（二）海防市所有各国居民的生命财产一切损失，都由法军负责赔偿。（三）法军保证今后绝不再来偷袭海防守地。（四）击沉击伤法国军舰，在中国军队监视下，准予打捞拖走，限七日早八时前打捞完竣。（五）中国军队方面无条件地即日放回法军被俘人员，双方伤亡均由各自负责”。中国军队于5月全部撤出越南后，法军接防。
中法海防冲突“并非偶然发生”，而是中法双方从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出发，互不让步而导致。中国军队禁止法军入越受降以及派遣法方代表参加受降仪式，不准被释放的法国军人携带武器，也不得悬挂法国国旗，对越南人民的反法活动采取默许和庇护。中方希望法国与胡志明达成和平协定，中国军队交防，而法国试图武力迫使中国军队让防，并兵逼胡志明接受城下之盟。如朱偰在其日记中言道：“考法军急欲登陆之原因，不外有二目的：一为于三月九日以前进军河内，一雪去年三月九日为日人缴械之耻；一为以武力威迫越人，促其作城下之盟，签丧权之约”。法方则认为“中国军队没有坦克、大炮、飞机、军舰，装备很差，战斗力薄弱”，试图集结军事力量驱逐中国军队。
中法越南海防冲突最终以武力方式解决。这是由于法方过高估计自身实力，轻视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错判了中国政府应对中法军事冲突的决心。“法军的海防登陆，客观上起到了动员越南人民起来抗法的作用。海防市民全体动员，进入战时状态，民兵到处站岗巡逻，彻夜操练，虽妇女亦不例外”。而中国军队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且积极迎战，挫败法军提前登陆、造成既定事实的阴谋，成为越南人民“一道篱笆，用以暂时拦阻法军进入北方”，客观上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中国军队以二战战胜国的身份进入越南，接受驻越日军的无条件投降，是自1884年中法战争以后，中国军队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踏上越南的土地，彰显出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巨大贡献。中国军队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向全世界传递出积极的政治信号，“作为东亚大国，中国重新担负起对地区邻国的道义责任，支持朝鲜、越南两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三、云南在中国对外军事行动中的贡献
日军全面侵华后，云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同时承担着国际援华物资供应中转的重大使命，又是抗战后期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进行物资补给、部队休整的前沿军事基地。
（一）云南对中国抗战作出的巨大支持
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日军全面侵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敦促地方，尽快修筑滇缅公路，“中日战争，日渐激烈，范围日渐扩大。与我接近之海岸，亦被其封锁。滇缅公路已成必要之交通，尚希积极赶办”。云南省政府积极支援其他省份，龙云曾亲询，“闻湘地西药缺乏，部队患病甚感痛苦……拟由滇采买接济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省“总计四年内供应盟军鲜猪约87600头，肉用牛约58400头（其中有部分由贵州省买来）”。自1944年6月至1945年1月，“依据总部调查，补给军粮九千一百二十五吨，马料六百五十吨，弹药三千三百四十七吨，共计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二吨。连同食盐副食与装具器材等，大约近一万四千吨。在吾国战史上，其消耗数量，不可谓不巨。赖美方人员与地方民众之竭力帮助，克复困难，达成任务”。“滇西反攻先后参加作战之军队达十六万人之多，仅粮食一端，即成大问题，由昆明运往接济者甚少，绝大部分是滇西人民供应”。“民众协助，在围剿残敌中，收获特大；在深山大壑中，亦能得到一部由各方输送之给养”。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云南至少将42万子弟输送到抗日前线”。云南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二）云南民众积极支援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云南民众救国会大理分会就号召民众抗日，“吾滇地处边陲，强邻虎视……保国者如保家，救国者适以自救”。云南各级政府组织动员大量民力，修筑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修筑之初，“滇西人民以20多万人之众参加这一浩大工程。大理、下关的农民和居民每户都要去人参加修路，家里没有劳动力的，老人和妇女也要去出工”。滇缅公路复运后，为防日军轰炸，云南省政府令各地事先做好抢修公路的准备，“如遇本路需用民工协助抢修时，应即如数征发，以利交通而维军运”。为保障美军飞机顺利起降，争夺太平洋战场的制空权，“云南先后投入数十万劳动大军，在呈贡、沾益、蒙自、祥云、保山等地，筑成可供战斗机、轻重轰炸机使用的大中型飞机场五个，昆明原有的巫家坝机场，也扩大了数倍”。云南各地人民积极响应抗战，“普遍开展了抗战献金运动。每年的7月7日为全省的抗战献金日，到日全省各地都举行隆重的献金大会”。1942年2月上旬，“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相继入缅作战，途经龙陵。地方机关、学校、村寨、街道和寺庙、宗祠均让出房屋给军队停宿”。1942年秋，“远征军预备二师卫生队的看护排、担架排被抽调补充作战部队，空出编制两个排，遂在南甸、干崖、盏达召募少数民族女青年和腾冲流亡的女学生60名……跟随部队打游击，到前线救护伤员”。保山施甸县由旺镇“各乡镇民众，闻本军在龙陵断炊犹能奋勇杀敌，无不感动，踊跃应雇，自备雨笠、蓑衣、扁担、绳索，向兵站部报到”。腾冲沦陷后，县政府为支援军队作战，“令各乡镇成立便衣队，由乡保派丁充当，请驻军派员指导搜集情报、破坏桥梁、道路及袭击敌人等各项知识……在我军势力所及之地设置担架队、运输队，负责伤病员和运输工作”。在中国远征军反攻后，“军粮一时接济不上，各乡镇人民群众都愿自动节省粮食，供应部队，或以饭菜送达阵地，或邀食于乡公所及居民之家”。概言之，“云南8年来之农村平民，无日不在被征之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男子穷于应付，继以妇女，少壮散之四方，继以老弱，出钱出粮，流血流汗，对国家已尽其最大之努力”。
（三）云南军队支撑入越受降
以滇军为主力的第一方面军是唯一一个到境外接受日军投降的军队。第一方面军是在日军1940年侵入越南后，云南兵力不足，龙云发电要求将活动在江西的第一集团军第六十军及新三军调回云南，“海防铁道，既已突然停运，敌军自必登陆无疑。滇中空虚，毫无准备。……现又海防登陆，滇省直当其中，感受严重威胁，防务倍形重要”。蒋介石批准将第六十军麾下所属的第182、184两师调回云南，在云南另行成立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1945年8月第一方面军接受入越受降任务后，蒋介石指派卢汉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和入越受降军事主官，“当时，第一方面军指挥第六十军万保邦、第九十三军卢逡泉、第五十二军赵公武、第五十三军周福成和第六十二军黄涛等五个军及第九十三师彭佐熙、暂编第十九师龙绳武、暂编第二十三师潘期端、朱家壁团，宪兵第二营及通信营等共约二十万人”。
四、结语
即使中国人民在境内誓死抵抗日军处境艰难时，也积极遵守盟国间达成的国际协议，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赴缅甸与美英军队共同对日作战，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国际性的典型例证。与艰苦卓绝的十四年国内抗战有所不同，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虽集中于二战末期，但它依然是抗日战争国内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外的又一个重要战场，且是与英美军队一起进行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是盟国对日本法西斯作战的一部分，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
中国政府两次派兵赴缅参加盟军对日作战行动和战后派军队赴越北受降，这两次重大事件的政治意义各不相同，但实质均以武力为后盾解决军事和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战胜国，派遣军队进入越北接受日军投降，从性质上说属于军事受降和军事占领，越北受降与对日本和德国的受降、占领不同，中方并没有深度介入越南事务，军队也未长期驻扎。中国以独立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事务，履行作为盟国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这是盟国对战后国际秩序总体安排的一部分，表达出对中国军队的信任和委托。这一事件集中体现中国对日军侵略的反击和维护战后边境安全与东南亚区域秩序的影响，也是中国捍卫自身及周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宣誓，彰显中国在战后亚洲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中国军队驻扎越南期间，执行稳定当地局势、解除日军武装、对日物资接收、遣返日俘等各项任务，保障越南社会秩序的恢复，大力调解越南各政治派别的矛盾，同情并支持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国军队驻越期间与驻越法军发生了武力冲突，挫败了法军试图通过既定事实影响越南局势的阴谋。海防冲突的解决，凸显出中国在东南亚政治格局中的话语权。越北受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体的一部分，其重要作用一直被低估，应从盟国消灭日军殖民统治、重构东南亚政治秩序、中国政府推动越南独立等多方因素给予重新评价，绝不能因为非战场交锋而加以忽略。
缅甸和越南都是东南亚国家，中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军事行动当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太平洋战场的一部分，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也包括中国在太平洋战场两个国家的军事行动。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坚持了10年，但彼时中国依然是亚洲的唯一战场。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在亚洲形成了两个战场，一个是中国战场，一个是太平洋战场。中国是亚洲主战场，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4月5日，美国在日本出版了《太平洋战争史——从九一八事变到无条件投降》，极力宣传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其中心思想就是极力抬高自己，宣扬美国的巨大战斗力量为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最大贡献，没有关于中国战线的叙述，对中国两次出兵缅北参加浴血奋战更是完全不提，中国在中国国内和太平洋两个战场浴血抗战的形象被大大遮蔽。美国完全无视这些历史事实，是二战历史工具化的典型，应该予以全面深入批判。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