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华:抗战大后方研究中的时空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21-08-26 15: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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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华  

  

   一、“抗战大后方”概念的产生

   “抗战大后方”(下文简称大后方)是最近十几年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进展比较快的区域,新成果不断涌现,但因为总体起步晚,有不少基本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周勇在2015年指出:“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诸多基本问题,包括抗战大后方的概念、地位、作用,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对象、研究价值以及发展趋势等,都还没有进行系统梳理和学术规范。因此,与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相比,抗战大后方研究任重道远,需要从基本问题做起。”诚哉斯言,时至今日,一些基本概念仍需进一步厘清和讨论。

   重庆的大后方研究成果是比较突出的。2008年中共重庆市委提出并开始实施“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2011年11月26日“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在国际交流、学术论著、资料整理、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带动了整个大后方研究,使之成为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有关“抗战大后方”概念的时空问题,周勇、潘洵、洪富忠等重庆学者做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本文将在这些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做一些探讨,抛砖引玉,期待更深入地讨论和交流。

   一般认为,大后方是指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当时两个区域缺少整合,作用也有相当大的不同,所以分别单独称呼的场合比较多,1949年后两个地区的整合度增加,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它们合称为“西部”。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军队一边抵抗,一边向西部退却。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开始出现大后方一词,并在中共文献中被普遍使用,“结合其使用语境,内涵或略有区别,但大部分是指国民党区域,尤其是指西南、西北国民党控制地区。”据潘洵考证,蒋介石最早提及“大后方”的概念是在1936年5月4日,称四川“能否作为大后方之根据,尚当煞费心力也”。蒋介石在1938—1945年间的日记里,基本不用大后方的说法,只在1941年提及“西南与西北之大后方基地”时,使用过一次。也就是说,国共都认可大后方作为一个与军事相关的地理区域的存在。大后方的概念没有贬义,虽然由国民党统治,但它也是整个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中共也派人前往大后方的中心重庆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活动,也是中共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区域概念。

   作为军事术语的后方,是和前方、前线相对而言的。整体来说,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中国军队的退却,后方空间整体被向西部压缩,到了武汉会战结束、国民政府政治中心西移重庆,军事形势相对稳定下来,对这部分未被占领的西部整体空间就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于12—14日做《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地使用了大后方一词,并认为它是“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大后方”是全国的,而不只是属于国民党政权。

   相对于西部大面积、连成一体的大后方,在东部沦陷区也有很多小范围、分散的后方。在一些部分沦陷的省份,国民党军队依靠军事力量控制一些区域,在这些地区,有与敌战斗的前方,也有后方。在全面沦陷的省份,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战场,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有抗击敌人的前方,也有相对稳定的后方。这些地区的后方在地理上没有和大后方连接在一起,不是大后方的一部分。陕甘宁边区虽然没有和大部分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邻接,但也被前方的八路军、新四军视为“后方”,这里主要是指政治上和心理上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

   二、抗战大后方的时空界定

   从时间上来说,“抗战大后方”概念在武汉会战后被使用,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停止武力侵略后逐渐被弃用,它是在特定时期被广泛使用、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历史词汇。中国地域辽阔,在战时可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以空间换时间,我们失去了半壁河山,但还有半壁河山在我们手里,可以利用它来进行持久抗战。在这个时间范围里,因为处于战争状态,中日双方武力冲突不断,既有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也有日军策划的新的进攻,因此大后方的空间经常处于变动中。

   大后方包括哪些地区?一般认为,关于大后方的空间地域,当时也没有统一的认识,只有一个大概的说法。潘洵、周勇认为重庆、四川是其中心,西南和西北省区是其基本区域。1940年有人指出,“目前所谓后方,除已有一部沦为战区之各省不计外,大致即指西南的川黔滇康西藏与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外蒙各省区而已”。按这个说法,除“外蒙”不计外,大后方基本区域包括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10省区。1942年在一个有关“后方工业”的表格里,作者罗列了20个省份,除了前面提到的8个省份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外,还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西、绥远。12个省份中有些已经部分沦陷,有些在地理上并不和西部地区相连,表格里的“后方”省份有的并不是大后方的一部分,10省区加上1939年5月5日成为直辖市的重庆作为大后方的基本区域是比较合理的。周勇认为,“从时间角度看,‘抗战大后方’还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范畴,其战略地位随抗战的兴起而确立,随抗战的发展而演变,也随抗战的结束而结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地域空间也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动。”

   大后方区域总体处于变动中,这没有错,但变中也有不变。首先,大后方外缘的东部和南部,因为邻接前方或者本身就是前方,变动多且大,特别是西南的云南、贵州,有一部分已经沦陷而属于前方。其次,西康、西藏、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这些地区和前线、战争没有直接关系,属于大后方的稳定区域。潘洵、周勇都把大后方分为三个区域,即核心地区(四川、重庆)、拓展地区(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康,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外围地区(包括上述地区以外的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对于“拓展地区”的概念,相关学者尚未做出具体解释,三个层次的特点也没有详细说明,令人有意犹未尽之憾,三个区域的划分有待进一步深化。尚季芳对潘洵、周勇三个区域的说法持不同看法,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有两个核心区——即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南核心区和以延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核心区。”但是,即便是存在两个核心区,强弱也有不同,不能无视大后方的区域不均衡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比以前更重视西北地区,这种同一区域的前后变化也应该重视。其实,在核心区之外,也还有很多小区域的中心,它们和周边地区的战时关系也各具特点,值得研究。

   王德中使用了“国防中心区”来分析当时的军事地理,有一定的道理。大后方是一个战时概念,也是一个军事概念,对该地区各个区域重要性的分析也主要是基于其军事重要性。也许可以从军事重要性的角度把大后方划分为四个区域:重庆、四川是当时的“国防中心区”,是重中之重;西南地区是重庆、四川的后方,具有很重要的军事价值;西北地区与西南相连,军事价值相对重要;新疆、西藏远离前方,军事上的重要性就不那么受重视了。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哪种划分法,都是基于不同的视角,不能绝对化。

   我认为,大后方的两个时空特点应该引起研究者更多的注意:

   (一)大后方北邻蒙古、苏联,没有战争,东部和南部属于前线省份,两面环敌,不仅仅是一个动态的范畴,而且因为与战争息息相关,大后方各个地区特点不同,战争体验在整个大后方中是不平衡的,影响有强弱之分。但总体上说,战争所产生的大部分冲击是由东往西,越往西越弱。

   与此相关的是大后方的战争记忆,也会有强弱之分,也是越往西越稀薄。但应该说明的是,西部人民的抗战爱国热情是没有强弱之分的。由于大后方的大部分人没有直接的战争经历,他们是如何间接感受和支援抗日战争大业的,需要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大后方和沦陷区之间没有边界,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区域,而且前方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互相之间的影响和交流虽然因战争的影响而减弱,但一直存在。而且因为处于战争状态,虽然日本陆军不能攻入西部,但可以动用航空部队深入西部,进行轰炸。航空军事力量的“一个特点是能深入敌之大后方,对其目标施加影响”。因为中国没有制空权,日军在武汉会战后对西部进行无差别轰炸,制造了很多惨案,除新疆和西藏因距离遥远没有受到日机轰炸,西康、青海两省在日机轰炸下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员伤亡外,“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甘肃和宁夏均有重大惨案分布,其中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城市最为惨烈”,各地“死亡100人以上或死伤5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共达86次”。所以,大后方远离前方的一些地区也有可能受到战争的伤害、破坏并形成特殊的与周围不同的战争记忆。

   三、如何深化抗战大后方研究

   十几年来,抗大后方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为这些研究成果高兴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抗战大后方的研究各地开花,全面结果。有几点感想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大后方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重庆,出现了一极化现象和西部抗日战争研究状态整体失衡。尚季芳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对西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有充分的研究,而对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认识很不足,仅有的研究只关注个别省份,而无整体关照。有的文章虽以‘大后方研究’冠名,但其研究对象则局限于西南地区。”这种研究力量和成果比较集中的现象确实存在。重庆在战时非常重要,政治、军事、外交都处于中心地位,资料留存多,十几年来重庆官、学界积极推动,学者们积极努力,出现了抗战研究繁盛局面,可喜可贺,希望西部其他省区把抗战研究放到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迎头赶上。有些地区虽然没有日军入侵,但也是“没有硝烟的抗争”,同样值得研究。这些地区的人民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关怀战况,并尽可能地支援前线,有些年轻人还加入军队,直接到前线杀敌。虽然这种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克服各种不利条件,为提高西部抗日战争研究整体水平做出更大努力。

   第二,“西部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课题应该引起更多学人的关注。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虽然不少地处偏僻之区,但抗战精神是一样的。他们在抗战期间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人物,应该加强研究。因为所在区域不同,这场抗争对各个少数民族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各个民族是如何抗战的,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和特点?需要做深入具体的研究。

   第三,重视区域内外的彼此联系。大后方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三个不同而相互联系的区域,不管是敌后根据地、大后方还是沦陷区,都处在变动之中,此消彼长、犬牙交错的情况一直存在。要把这段历史放在具体的时空中加以研究,那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期待更多西部抗日战争研究成果问世。

   第四,重视抗日战争前后历史的连续性。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阶段,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西部作为复兴基地,做出了伟大贡献和牺牲。同时,战时大量人员、物资进入西部,促进了西部的开放和开发,影响深远。在西部自身发展史上,抗日战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这和后来的西部三线建设和如今的西部开发都可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大力研究和发掘。在历史连续性视角的观照下,深入挖掘抗日战争时期西部的变与不变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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