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后北大复员，史学系主任为姚从吾教授，教授有郑天挺、毛子水、向达。这四人均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教授，姚、郑、毛为北大的老教授，向为1938年北大特聘教授。1946年，北大又新聘杨人楩、邓嗣禹、杨联陞(未到校)、余逊、邓广铭、张政烺、韩寿萱诸教授。

杨人楩原在武汉大学。抗战中朱光潜在武大任教务长，此时他回北大任西语系主任，乃推荐杨来北大。

余、邓、张原均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且有成绩，此时代理校长傅斯年聘他们来史学系任教。

邓、杨、韩三位是胡适校长请来的。邓仅在北大任教一年就回美国了。20世纪80年代他写过一篇《北大舌耕回忆录》,刊于199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郑天挺学记》中，对1946—1947年这一年中在北大教书及生活的情况，叙述翔实、得体。

当时姚从吾教辽、金、元史，郑天挺教明清史，毛子水教中国古籍选读，向达教中西交通史，杨人楩教西洋史，余逊教魏晋南北朝史，邓广铭教宋史，张政烺教先秦、秦汉史，韩寿萱教博物馆学，邓嗣禹教中国近代史，胡适也在史学系教历史研究法。1946年底，姚去河南大学任校长，史学系主任由郑天挺代。1948年底胡适及毛子水南去，史学系教授阵容仍壮大。

1949年后，郑天挺仍任系主任，又增加了朱庆永教授(教授外国国别史),1950年又增加由中法大学归并来的商鸿逵(教中国通史)、戚佑烈(教世界史)及博物馆专业的胡先晋(教人类学)教授，以及年轻教师汪篯、杨翼骧、胡钟达等人。

我是1951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史学系的学生一向生活散漫，不爱开会，不爱体育，甚至有些课都不愿去。我是城内沙滩北大的末班弟子，也深受其影响。关于这些事，师兄周清澍教授在其大著《沙滩北大二年》一文中曾有精彩的叙述。

我们一年级的功课有中国史(一),即先秦史，由张政烺师讲授。此外还有俄文、辩证法(由艾思奇讲授)、《共产党宣言》(范若愚讲授)。

我非常喜欢听张先生讲课，他无讲稿，因而讲课有些零乱，而却按照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先秦史的诸多问题都能解释透彻，与后来至城外那种统一教材、统一观点，甚而教条式的述说是完全不同的。

到了是年10月底，史学系三、四年级及一些老师(包括先父郑天挺及张政烺等人)都去江西泰和县参加土改，先父且担任土改第六团团长。于是张先生的先秦史，改由余逊师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余师为人谦逊，对同学极热情，毫无架子。他的课有详细的讲稿，笔体端正，讲课时慢而清楚，初学历史的人，特别喜欢上他的课，笔记也容易记。他的国学根底强，讲史学文选课，课文全能背诵，同学佩服至极。

本来课讲到1952年1月中旬即应考试，但学校忽决定停止考试，改为“三反”运动学习，而老师们则进行思想改造运动，检查思想，人人过关。

我在“三反”运动中，因参加“打虎队”(当时指涉嫌贪污的人为“老虎”)的宣传工作，所以对系中老师的思想检查参加不多。只记得3月5日余逊师继许多教授之后也作了思想检查，同学几无意见可提，勉强说他自信心不强，理论学习不够，或过分谦逊而已。事实先生乃一谦谦君子，从不张扬，唯一不足的是，不太敢写文章。

父亲是北大史学系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他第一次检查是在1952年2月23日，次日提意见，领导认为群众未通过。第二次检查是在5月二十多号，已经上课多日了。仍然是检查一个下午，次日提意见。当时师生提的意见不似后来那样慷慨激昂，火药味不浓，语气上还算是比较缓和。但临时领导系中“运动”的负责人，政治系赵某某，却说他是最最自私自利的人，他当时实在想不通，在本上写意见时手发抖，几乎写不出字来。他后来还多次提过这件事。

5月初，校方突然宣布立即上课。不料上了两周课后，又复停课，师生分头搞“忠诚老实”运动，交代个人历史问题。十天左右，又继续上课，直至8月初才放暑假。

1952年8月下旬，北大一部分老师去青岛休养，郑先生也去了，这实在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休息，一些清华历史系的教授如邵循正、丁则良等也去了。其间见到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诸同仁，互相切磋教改的问题。郑先生回来说，这次旅行的特点是需自己扛行李。周炳琳先生年已六十，自己扛，无人管，已感吃力了。

与此同时，我们一些同学则由学校组织去西北郊温泉的露营活动，为时一周。

这些地方是团中央书记荣高棠提议的。据说1936年假日，清华等校学生也是在这里野营进行锻炼。

温泉地方地处香山西北，附近有一温泉中学，环境不错，周围极为清净。周围还有七王坟(光绪皇帝父亲之墓)、九王坟(光绪叔父之坟)、大觉寺等名胜。我们一次去九王坟，还碰到一件扫兴的事：当日给九王坟看坟的老者，已七十岁左右，上台阶时，我们扶了他一下。不料即有居民说，他是地主，你们怎么还扶他，大家闻后都灰溜溜的。这次去的人还有同班同学郑笑梅、田珏、朱忠武、刘纯杰、傅同钦和我。傅同钦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大约9月初，父亲刚由青岛归来。某日，他20世纪30年代中文系的学生徐嵩龄忽来找他，告诉他从教育部方面得到消息，将调他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作系主任。此事他事前一无所知，也无人对他暗示过。此前几个月，全校教师一直讨论院系调整问题，并人人表态：要服从组织分配。

徐嵩龄原在岭南大学教书，此时正在北京待业。他告诉郑先生之意，在于他极想也来南开教书。他最后去了云南大学。

郑先生对他去南开，情绪还算镇定，未在家人前发过牢骚，亦无何怨言。只听他说过，他几次在会上表示过，不再作系主任。

但他调津，对我们家庭影响却大。我们母亲1937年即去世，父亲一直单身，他在西南联大八年就是这样过的。因此他一去天津，这个家就全变了。当时我姐郑晏及我兄克昌都在北京工作，并都有子女，不可能动。我即将上城外北大继续学习；我弟克扬正上中学高三，亦不可能前往，因之父亲也必然和他在联大一样，仍然一人过孤单的生活。不过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

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生活及其它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

不仅如此，他还与同他一起由清华调至南开的雷海宗先生，互相鼓励，决心把南开历史系办好。因为郑先生是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雷是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1952年9月下旬，北大史学系教师拍了一张纪念照，以为留念。

照片中的前排坐者均为即将离开北大而调往其他单位者。从左至右：朱庆永教授(即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戚佑烈副教授(即调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不久又调哈尔滨师范学院)、韩寿萱教授(即调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天挺教授(即调南开大学历史系)、杨翼骧副教授(即调北京政法学院，次年调南开大学历史系)、胡先晋副教授(即调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和邓锐龄先生(研究生毕业，即去中央统战部)。

后面站立者为院系调整后继续留在北大历史系者。左起：青年教师李克珍、邓广铭教授、向达教授、张政烺教授、杨人楩教授、胡钟达先生、余逊教授和青年教师刘克华。留系的教师商鸿逵和汪篯先生有事外出，未参加照相。

留系的老教师中，余逊教授1953年即患重病，不再工作；张政烺教授与胡钟达先生1958年分别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向达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杨人楩教授1957年亦遭批判，险些落网；实际上仅剩邓广铭教授一人仍在系中尚充重要角色。

1999年，季羡林先生在给郑先生《清史探微》作序中，曾盛赞1952年前的北大史学系：

在当年(1952年前)全盛期间，历史系教师阵营之强冠全国。自先秦时代起，一直到清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坐镇，极一时之盛。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些教授调离北大，其中就包括(郑)毅生先生。于是金瓯残缺，阵营难整……当年那一个能成龙配套的阵营已不复存在。

从这张1952年史学系教师离别时的合影照片及后不几年的事实来看，是不是如此?

当时调离北京的人，只有郑先生和戚佑烈先生，所以郑先生临离北京前，特别去看了一下戚先生。

戚先生1923年生，燕大毕业后去法国深造，后回国在中法大学任教，1950年合并至北大。1952年时，他的法国妻子及孩子均已回法，所以离京前也是只身一人。

郑先生去看他时，正值家中变卖家具，状况至惨，郑回来后，颇多感触。

我在1952年9月底去亚太和平会议秘书处作抄写员，历时半月。10月中旬工作结束，离家随北大校车去城外报到，住原燕大棉花地之十斋学生宿舍中。当时美丽的校园未使我有多大感触，只觉得人多乱哄哄，宿舍住人太挤，伙食也不如城内，极感不便。过去住北大三院宿舍，离东安市场书市很近，不买书亦可随意浏览，到城外就不成了。城外的图书馆并不大，一点也不比沙滩的图书馆强，且参考书放架中者亦少，至少是不熟悉。交通也不方便，出城要排长队，总之，一切都不习惯。

不久，学校开始上课，课程主要是中国史(三),即隋唐五代宋辽金史，由邓广铭先生讲授。邓师是宋史专家，他讲王安石及岳飞令人印象深刻。他当时写的《王安石》一书即要出版，原说出版后送每人一册，后出版时已至次年，未能赠送。此事在四十多年后，即1995年我班庆毕业四十周年时，我还向邓师提及此事，一乐。

邓师还考证杀岳飞时皇帝所发十二道金牌，及朱仙镇金军之“拐子马”等问题，印象深刻。

这学期最令同学感兴趣的，是由中文系林庚教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林师本来就是诗人，他讲的课犹如吟诗一样，同学一致欢迎。可惜的是，只讲了一学期，到了第二学期，这门课即被历史系取消了，这也是教改中的一个插曲吧。

这年11月初，父亲孤零零地一人离开了北京。他走前一人不访，别人似也顾不上看望他。

临离北京时，仅我一人送他去前门火车站，替他提一个挺沉的小木箱。箱子中有六层抽屉，每层装的都是折扇面，内中有诗有画，都是几十年诸多教授及友人书写的，大约总有百多幅吧!都是他最心爱的，也是最令他留恋的。可惜这些扇面后来在“文革”中统统付之一炬。

郑先生就是这样，离别了北京，离开了北大。

(原载《民间影像》第9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