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助听器

我从小就耳聋，到了上大学，已觉听课很吃力，必须坐到前排。那时我很想有个助听器，可50年代市面上还没见到这玩艺儿，就是有，一个穷学生怎买得起？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郭沫若先生能送我一个。和我一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书的研究生李某，有一次随系主任杨晦教授，出席一个什么会，见到郭沫若。杨主任指着李同学向郭老介绍：“他跟你一样，也是耳朵聋。”郭老说：“噢，既是杨晦的学生，那我就送你一个助听器。”此事传了开来，并且说郭老有许多助听器，外国人送的。我真希望杨主任也带我去见郭老，只要说一句：“我还有一个聋子学生哩！”说不定郭老会说：“那我就再送一个！”可惜始终没有这样的机会，只好暗地里埋怨自己命不好。到了1964年秋，我已毕业留任助教，跟着北大部分师生去湖北江陵参加农村“社教”，即所谓的“四清运动”。如果说在校园里耳朵聋点还没什么，这回到了阶级斗争第一线，可就误大事了。我和地方干部编在一起，第一步工作是“访贫问苦”。从农民家里出来，只见地方干部竖起耳朵，紧贴门缝，屏息静气听屋里动静。我问：“你听什么呀？”答道：“在我们背后讲的才是真话。”原来他是靠偷听来了解情况，可惜我的耳朵已丧失这种功能。那阵子我就最怕“汇报工作”，别人都能讲出某队长贪污了多少，某会计多吃多占了多少，“战绩”辉煌，我这聋子什么情况也了解不到，心里只怕被认为“右倾”，这才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买个助听器。那时我已有著作出版，拿到了点稿费，钱算是有了。正好1965年春节将临，为了不扰民，工作队撤出村子。又蒙省委书记王任重特别关照，准我们北大师生的假，我得以跟着一起搞“社教”的太太回广州过年。我在广州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助听器的店，只有丹麦和日本制造的，最便宜也要360元，正是我半年的工资。我在广州看到很漂亮的整套卧室家具，卖182元，一般人还买不起，怎舍得用300多去买助听器？然而为了革命，钱算什么，豁出去了。于是急忙写信请留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替我取出锁在箱子里的存折，支400元寄给我。哪知北大也开始搞“社教”了，据说已揭发出大量惊心动魄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形势特紧张。我的好友因出身较贫寒，做了工作队在系里培养的第一个“根子”。400元在当时是“巨款”，他不敢汇给我，便请示工作队，消息便传了出去。一位老师出于特别敏锐的阶级斗争警觉性，断定我要“携款出逃”。于是系里盛传“黄某人到广州，要逃到香港去啦”。我是为革命而舍钱，没想到反被疑为“叛逃”！但不知为什么，可能是沾了“根子”的光，钱还是汇来了，只可惜迟了些，店里没货了，只好花同样价钱，买了样品。当我回到乡下，在开会时戴上这洋玩艺儿，许多农民层层围着我看热闹，年青些的好奇心重，还非要摘下来给他们听听不可。地方干部毕竟有见识，知道这是贵重物品，频频提醒“别失手！别失手！”一些农民乐了：“这回干部该老实交代了，北大老师有机器了！”但此时，揭发检举高潮已过，它已赶不上用场，加以又怕潮，又怕震，我担水挑粪还要把它装进盒子，提在手上，实为不便，索性扔到一边去了。后来呢，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人们讲话嗓门都特别大，可以不用助听器了。这时我也年过“而立”，家里添了一男一女，存款早已告罄，日子相当窘迫。太太便把我的助听器拿到广州卖给收购店，虽然只用过几次，因为是样品，只讨回个半价。我戴定了助听器，是到了五十出头，听力更差了，又来到广州工作，为了认识新环境，便须克服听力障碍。然而听的越多，烦恼也越多，不知为何生活中就有那么多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声音。本来习惯于闭门造车，在家本可不戴，又怕听不见门铃，怠慢了来访者。戴着吧，虽在校园，亦杂声频传，除了机动车声、装修的轰鸣，还有那“收买烂嘢”的男女声轮唱，被某博士称为“校园主旋律”的呼喊，此起彼伏，扰乱思绪。所以我现在最大的愿望，便是早日摘掉助听器，两耳不闻窗外事，还我一个安安静静的日子。

在北大讲李金发

参加在广东梅州举行的李金发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勾起了我对一段不太遥远的历史的回忆。那就是在“文革”中我向学生讲授李金发的诗。当各种现代主义都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颓废的流派，尤其在“文革”那种“砸烂一切”、“全面专政”的年代，要在课堂上公开地讲授中国象征派的始祖李金发，简直难以想象，或者以为是胡吹，然而这是我的亲历。我读过季羡林、周一良两位老师回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书，那是受迫害的教师对“文革”的血泪控诉，但不能说那就是北大“文革”的全部。若要全面反映北大“文革”，应该各种人，造反派、保皇派、走资派、工作组、宣传队、红卫兵、整人的、被整的、铁杆的、“老鸡”的，还有逍遥派等等，都来回忆，才能从不同角度，全息地因而比较完整地显现北大“文革”的面貌。现在，我就来讲讲我在“文革”中怎样讲李金发，讲讲我这一个小小的角落。那当然是工农兵学生入学以后的事。北大第一批工农兵学生于1971年就从江西农场回到北京，正适林彪“爆炸”，批林开始。许多人借着批林来批极左，发泄对“文革”的不满。周培源传达周恩来总理加强基础理论建设的指示，得到大家的拥护，工农兵学生也要上点课了。这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剩了一个鲁迅，其他全成了“黑线人物”，作品大多是“毒草”，根本不可能开课。要讲现代文学，便只能讲“文艺斗争”，于是教学小组便决定开一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并且作了分工：我讲“五四”和20年代，孙庆升讲30年代，林志浩讲40年代。这时离开课大约还有半年，我以备课为名，躲避系里的许多政治活动，整日里在旧期刊阅览室看书。我后来在一本书的“序”中说过那时的“三个馆员陪我一个读者”的生活。早在1967年北大发生武斗后，我就当了逍遥派。因为我没有资格当“革命先锋”，也不够资格做“牛鬼蛇神”，对“文革”又“很不理解”，基本上与运动处于游离状态，大量空余正好用来读书，还有闲玩像章玩照片。那时像《新青年》《小说月报》还有创造社几种主要刊物，都是从头到尾一本一本地看下来。这就发现与“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也与“文革”前的“革命文学史”，很不一样的史实，就像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我看到新文学史上许多不同色彩、风格、倾向、流派的作品。我为有这五彩纷呈的研究对象而倍感鼓舞，心里痒痒的，很想把这丰富多彩的历史面貌写出来。这其中就包括李金发的象征派诗。我接受李金发的诗，准备并不充分。李诗是早读过了。受苏雪林评论的影响，苏对李诗似乎评价不高，我也就没给予太大的注意。对外国的诗又知之不多，如与李诗关系甚大的波特莱尔的诗，读后并无多大兴趣。熟悉的还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俄罗斯诗人。法国的，读得较多的是雨果。可以说喜欢的多是浪漫主义的诗。能去关心李诗，是受了朱自清诗论的影响后，用他解读卞之琳《距离的组织》、林徽因《别丢掉》的方法，也来练习“翻译”李的象征诗。那时我选了自认为容易“翻译”的几首，有《弃妇》《有感》《律》等，连同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等的诗，编了一本薄薄的作品选，交给学校印刷。立即被中文系出身的一位主管教改的干部发觉，他来到系里说：“你们选的都是什么诗？这怎么能印？”我们的教学小组长孙庆升顶了他：“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应该讲的，就是批判，也要把原作发给学生看嘛！”那人没话可说，作品选才得以付印。不久，我在中文系第一届工农兵学生的班上和留学生班，分别讲解、评论了李诗。那时的留学生是尼克松访华后来的第一批，有的已是“中国通”，是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我曾问他们这样解读现代派的诗你们感觉如何？他们表示首肯。

我能够去讲李金发，还有胡适、徐志摩等，与批林有关。在批林的文件中，保留了一句肯定林彪战功的话，我们立即抓住这句话，在学习会上为瞿秋白鸣冤：“林彪这么坏，都没有一笔抹杀，还肯定了以前的功绩。为什么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就当作叛徒一笔抹杀呢！”推而广之，历史上即便思想倾向有问题的作家，艺术上有成就，有过历史贡献，也应该有分析地讲，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样，在“文艺思想斗争史”的幌子的遮掩下，我讲了胡适等一些“反动作家”。当时固然也要有所批判，但能让他们上了“文革”时代的大学讲堂，还讲了一点他们的历史作用，回想起来，也不容易了。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大约在1974年，“四人帮”搞了一回“反右倾回潮”斗争，这是不久后反右倾批邓的前奏。北大又大搞揭发批判。这回我在劫难逃，因为“右倾言论”多而遭揭发，连带着在课堂上讲李金发、徐志摩也成了罪状。“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只讲了一遍就停了。略感欣慰的是，听过课的工农兵学生，没有任何人出来揭发批判我的课。他们当时都“左”得可怕，但仍然爱听老师讲真话，希望知道历史的真相。“文革”期间的这些经历，使我准备了一点条件，能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出版了间隔将近30年后的第一部个人编著的现代文学史著；并且在这部著作中给了李金发比较多的篇幅和即便在今日看来也还算得上客观的评价。在“文革”中讲李金发，是需要一点胆量的。为了避祸，完全可以不讲他，完全可以照着课程的题目，很方便地叙述怎么批封、资、修。为什么那时会有那么一股劲，甘于冒险呢？依我的切身体会，这要扯到北大的传统了，但这要留待以后再来细说了。

刊登于《随笔》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