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北大复员后的史学系中出现了新气象，增加了张政烺(字苑峰，1912—2005)、邓广铭(字恭三，1907—1998)等一批年轻教授，张先生当时才三十四岁，是教授中最年轻也是最博学多才的。当时先父郑毅生先生(天挺，1899—1981)任史学系主任，他经常夸耀这批年轻人，并引为自豪。1936年，张先生和邓先生都毕业于北大史学系，后来两人都去过史语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郑先生亦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负责人，故他们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正如张先生在怀念郑先生的文章《忠厚诚笃·诲人不倦——悼郑天挺先生》中所说：“回顾与他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和友情，往事历历在目，音容笑貌，萦绕脑际……我常常为他的严谨的学风、忠厚诚笃的高尚品德、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和激励。”
抗战期间张先生曾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兼过课。当时郑先生与张先生亦不断有学术上之磋商。1940年，郑先生将他1938年在蒙自所写的《<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一文修改完毕，随即寄给张先生征求意见。不久，张先生即回信给他，对该文深为赞赏。据《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0年9月12日记载：
日前以所作《附国之地望与对音》一文就商于张苑峰。今日得复，有“敬读三遍，获益实多。辞文周密，不能更赞一词。附国吐蕃，隋唐异称，容有部族消长、种族更代之事。要之，附国之当为发羌，当在康藏，今后自可无疑义矣”之语。赞许逾实，甚以为愧。
随后称赞张先生“其所谓‘部族消长，种族更代’,甚有见”。
我认识苑峰师是在1946年秋冬之际的一个星期天。那天，我陪父亲毅生先生由西四去西单商场购物，路过甘石桥邮局旁一旧书店，见一瘦高身材、穿蓝布大褂极具学者模样的人，见到父亲，连忙鞠一大躬，并寒暄了几句。我极感诧异，事后问此先生为谁，父亲说，他就是刚来史学系工作不久的张政烺教授。
1951年夏我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9月11日是个星期二，乃是新生报到的第二天，上午我与傅同钦先后去红楼二楼史学系报到。说来真有缘分，同钦的学号是2251007,我的是2251008。这个学号中的第一个2,是代表文学院(1是理学院);第二个2是代表史学系(1是哲学系);51是指1951年，07、08是新生的排号。当时一共报到三天，我们第二天去的，才排到7、8号，说明大家报到并不踊跃。当年全班录取四十一人(报考博物馆组十人),实际报到三十五人，另有别系转来的病号生一人，共三十六人(女生十二人),其中真正想学历史而第一志愿报考的只占二分之一，全班分四组，每组九人。那年课程设置及入学时间均属正常，即9月10—12日报到，9月13号为正式上课日，上午要举行开学典礼，马寅初校长也准备讲话，后来不知何故，典礼被取消，马寅初校长未讲话。原本上午三、四节的史学文选课，余逊(让之，1903—1974)老师以为要开大会，没来上课。因此我们的第一堂课就是第二天张先生的中国上古史了。
次日9月14日周五上午三、四节是中国史一，即中国上古史，张先生与新生见面了。也是我班同学第一次上课。同来听课的还有史学系二年级原博物馆专修班的多名同学，现在想起来的有俞伟超、郑振香、王笑侬等人。王承诏兄当年由哲学系转到史学系二年级，故也来听此必修课。史学系三年级的湖南同学王琦兄也来听课。所以上课的人不少。可见当时听张先生课的人，日后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如精通甲骨文的王承诏，担任考古学领导的俞伟超等，都很了不起。比之他们，自叹不如之甚。
张师与大家初次见面，没架子，说话很谦和、随便，并不太愿意立即开始讲课，而一开始很愿意与我们聊天闲谈。他先问王琦：“你怎么来了?”王说：“我想学考古，故想再听听上古史。”随后向新同学问这问那，我们这些新生则胆怯至极，只能呆如木鸡，大多只是简单地回答一两句，气氛有些拘谨，但还是喜听他聊的。当他知道田珏兄是扬州人时，他的话匣子打开了，兴趣大浓，一会儿说什么瘦西湖如何如何，一会儿又说扬州的古迹，滔滔不绝，就这样，很快一堂课就过去了。第二堂课，张师聊心正浓，意犹未尽，还想聊，但苦于同学都不大敢发问。这时，二年级的一些同学如郑振香等小声地说：“快讲吧，讲吧!”又候了半天，张师才开始讲起来，先讲古代社会分期，即中国古代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由何时开始。如范文澜如何说，吕振羽如何说，侯外庐如何说，讲的都是当时的马列学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特别提到唐兰先生。他说，唐兰认为封建社会应由东汉开始。此后张师才开始讲正题。现在想来，他所以如此说，一是他对唐的尊敬，二也是唐的论点与当时张师的“魏晋封建说”有相近之处。不过张师在讲课中，并未道出自己的观点。张师的课，内容特别丰富，完全表达了他自己的学术观点，虽然有时有些乱，拿起一卡片，又换另一卡片。但“真货”颇多。
现在有人一回忆张师讲课，总说讲得散漫，但我却很喜欢张师的课，每次都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正中。当时有给上课老师递条子的习惯，提问题或者建议，而第一排正中的位置就在老师的讲台下面，最适合递条子。的确，我给张师递过条子，希望张师多讲，多照自己意见讲。当时有个同学开玩笑说：张师转个身、甩个手，郑克晟也能记下来!同班杨杰讽刺我说：张先生放个屁，你也记。张师讲课不用讲稿和卡片，而是用随手抄的纸片，大小不一，拿起一片纸就讲，这对我们这些还不大会记笔记的新生来说，确实有些困难。因为中学时我们本无记笔记的习惯，都是抄黑板，而现在碰到凡老师讲都要笔录，很不习惯，生怕记不全。于是，我乃先用白纸速记讲课内容，课后还须用同样或更多的时间誊在笔记本上，这样笔记才显得清楚易懂。但我的笔记记得全，整理也好，所以当时有许多同学喜欢与我对笔记。我特别珍惜当时上张师课的笔记。听说1952年北大迁到城外后，张师讲课很少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故我的笔记犹足稀罕。我一直珍藏着听张师课的笔记，工作多年后，仍然带在身边，舍不得扔掉，直到1970年，全家下放农村，变成人民公社“新社员”,要求除“毛著”外，其他片纸不留，才不得不割爱处理了。
张师上了四周课，就到江西参加土改去了，系里安排余逊师接着讲秦汉史。到了第二年5月末，张师“土改”归来，大约6月中教师忠诚老实运动后，又开始补讲先秦史，一共又讲了六周。张师学问渊博，当时讲课还无多大顾虑，还完全讲自己的观点，所以同学都觉得过瘾，也希望他多讲。同学已知课讲不完，建议张师每周四节改为每周六节，他同意了。这样六周等于九周，但课还是只讲完春秋，未来得及讲战国。7月底课结束，8月1日考试。记得是年7月初郭沫若之《奴隶制时代》出版，我倾一周之时间读完。张师考卷中，有一题涉及分期，我举郭之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为分期标准之新说，得九十三分，而其得意弟子王承诏才九十分。这是8月中下旬在温泉时，博物馆专业王笑侬告我的。我听后极高兴，乃写片寄府学胡同26号，说以天挺先生为首的18号的同志们，如何如何，说自己得九十三分，而王承诏得九十分，郑某人太不简单了，等等。当时之幼稚、狂妄如此，今天思之，可笑之至。
195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现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到历史所报到后，我与同钦都分在了明史组。第二年张师也调到了历史所工作，他在先秦史组。虽同在历史所，但办公室相距较远，仍与张师不断见面。1956年夏张师到我办公室，特地问我正读何书，我说正读新版的《醒世恒言》。他马上来了兴致，于是把每章内容如何，细说了一遍，如数家珍，也如谈其他业务书一样兴奋。当时历史所还实行导师制，即每位导师带几位年轻人。当一位年轻人问张师应先读何书时，张师答：你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那位年轻人听后不大以为然，认为不大负责任。1958年春历史所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时，还贴出大字报，认为张师“以不变应万变”。其实熟知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1957年五六月间，历史研究一、二所诸年轻人，听说两所每年都有研究经费一万元，于是纷纷要求去外地短期参观，增加感性认识。当时张师所带的中国古代史组已经去了西安、洛阳等地。明清史组则打算去山西阳泉(土法挖煤)及河北高阳(土法织布),但并无任何资料可寻。正在犹豫中，张师所带领的古代史诸人恰由西安等处回来，并说路过曲阜。张师乃向明史组的王毓铨先生说，曲阜存有明清时期不少资料，正待整理，你们何不乘此机会快去了解一下。于是王先生就带我们十数人去曲阜参观，果然见到了众多资料，并在几天时间，抄了许多资料目录，收获颇丰。后来20世纪60年代杨向奎等先生与曲阜当地学者合作整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到20世纪80年代，先后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三编，影响很大。
20世纪60年代，傅同钦调入张师在历史所主持的《中国历史图谱》组，这正是向张师学习的好机会。图谱组年纪大的先生多，大多博学多才，加之张师“无为而治”的性格，使组内气氛活跃，大家都很开心，真是“寓教于聊”。每逢开会，在聊天中得到很多知识。可惜，在图谱组工作没几年，就离开历史所到南开历史系了，直到退休。记得20世纪70年代，南开历史系为了配合教学，编辑了一部中国古代史讲义，其中插图方面由同钦负责，顺利完成任务，这首先要归功于在历史所张师领导下的图谱组。
20世纪80年代初，南开历史系成立博物馆专业，由同钦负责。她首先向张师请教，随后张师每逢到南开来，我们都会去看望他。
1996年5月下旬一个上午，我与同钦去北京永安西里看望何理路、马默怡，同时去永安里张师家中探望，张师正在楼下小院中观看花草。当时他还认识我们，唯耳朵有些重听，这是我们最后见到张师了。如今张师辞世也已经七八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眼前，他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02年7月10日初稿于东村42号之幻乂斋(此斋名乃北大一年级时在三院所起)2011年12月4日补充
(原载张世林主编《想念张政烺》,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3月版。有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