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七”抗战后，邵循正(心恒，1909—1972)师与先父郑天挺(毅生，1899—1981)先生同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两人同为福建人，又都家于福州，故情感上倍觉亲密。
1938年春，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暂设于云南蒙自。当时郑先生正讲授隋唐史，故关注西南边疆史地问题，先后写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等一组文章，其中“发羌”一文影响更大。
《新唐书·吐蕃传》中提到吐蕃是“发羌”之后裔。郑先生在读该传中，发现“发羌”很可能即是西藏土名Bod之对音。于是用唐代有关史籍，以地理证“发羌”之地望，以古音证“发”字与Bod可相对，从而得出“发羌”即Bod对音之结论。
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教授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共住一楼，大多单身，一二人一室，同桌共饭，共同散步、闲谈，关系极为融洽。
郑先生写好该文后，即求教于陈寅恪、罗常培、邵循正等人。陈先生曾为该文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罗先生就音韵学方面提供有关证明，邵师则据伊兰(波斯)语为之补充译文。这种对学术问题时有磋商，彼此团结共勉的精神，实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难能可贵。郑先生在文章修改后，写了一段极为兴奋的跋语：
二十七年(1938)六月，余草此文毕，就正于陈寅恪、罗莘田(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姚从吾、邵心恒(循正)、邱大年(椿)诸公。此文原题曰《发羌释》,继改今名，遵莘田、雪屏之教也。余初以“失范延”与“帆延”为古今地名之异，心恒据伊兰语为正之。译文以d对t,从吾举佛陀为证；稿中朱笔皆莘田所改；其反切及声类所属，皆傅君懋 所查。此文缮正后，寅恪又为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大集经·月藏菩萨分》文中误作《月藏经》)多处，此稿不能觅也。寅恪对此说深赞许，尤增余兴趣与努力，并识之。
七月十六日晨，天挺在蒙自
邵师当时尚不及三十岁，又精通多种语言，并得以与诸专家并列，说明邵师学问之渊博，令人崇敬。
二
1938年夏，联大文法学院自蒙自迁回昆明。与此同时，郑先生得知其表兄张耀曾(镕西，云南大理人，1885—1938)先生在上海去世。郑先生自幼系孤儿，幼时曾寄养在张家，故与张府中人关系极为密切。他决定去上海为其表兄料理后事。恰此时邵师亦拟北上探亲，于是决定二人同行。
当时由北向南至昆明，大多只能坐船经香港去越南海防，然后乘滇越路火车至昆明，一路备极辛劳。如北还，亦须经海防、香港搭船北上。
郑、邵二人自8月23日由昆明出发，26日下午才抵海防。30日上午由海防开船，船名太原号，属英商太古公司，常往来于上海、香港，上海、海防间，以运货为主。他们坐的是统舱，价安南币25.75元(当时安南币1元相当于国币1.7元)。统舱居最下，室热不堪，简直透不过气来。于是两人另以越币5元向茶房租帆布床，这样可以将床放至船尾甲板上，得以呼吸新鲜空气。但如遇雨则须移避。甲板上除船家外，尚有不少商贩由海防运至香港，其所携之鸡笼、鱼罟，时有恶臭，令人不堪。9月4日船至香港后，鸡笼鱼罟则无；而6日再上船后，甲板上突增旅客百余人，一无隙地，行走颇艰。旅客多江浙难民，妇孺为多。船中尚有妇女乞钱者，倍觉怜悯，二人乃周济之。9月10日船始达上海，合计共走十九天才至上海，其艰难可知。
邵师到上海后，还须坐船北上，于是入住沧州饭店十一天，于9月21日乘顺天轮赴天津转北平。此行省亲光路上计费去一月时间，所费亦不赀。
郑先生在上海逗留约两月，并未回北平看望子女，而是坐船在11月9日径回香港。11月12日在香港又碰见邵师，正准备由港转回昆明。
郑先生回到昆明已是11月22日，此行共三个月，而由上海经香港、海防回昆明亦走十四天。战时教授们南北往返之艰苦，于兹可知。
三
联大教授们单身的不少，时有聚餐，大多采取AA制，有时也聚于某人家中，状多愉快。一次，大概在1942年或1943年左右，大家餐后猜谜语。有人提议猜测抗日战争会何时胜利?这本是大家最关心的，故而大家踊跃参与，众说纷纭，有某人猜：明年我生日大约可以胜利；也有人猜，明年某个节日或可以胜利，大多猜的时间定在1944年以前。唯独邵师猜的是1945年10月10日。郑先生于是在日记中，把各自所述时间记了下来，看看谁猜的更接近事实。事后看来，还是邵师有眼光，估计得比较贴近。
邵师与郑先生经常长谈，或曰无所不谈。1944年春节，郑先生去北门街71号宿舍去看邵师。在其屋中，邵师忽问：外边传言你将出任林森大学校长(林原为国府主席，福建人，1943年刚去世，故传言将设立林森大学以纪念之，后未实现)?郑立即表示，此系谣言，不可信。并在当晚日记中写下对自己的评语：
余近年来读书自好，不求闻达；且与当轴暨林故主席一无渊源，何能征辟相及?纵有其议，疏惰之陋，更少储才，又何足以赴之哉!此事寸心甚明，非是客气也。
四
1946年暑假，西南联大解散，郑先生回北大，任史学系主任，邵师回清华历史系任教。两人虽城里城外相隔较远，但北大史学系却每年都请邵师讲课，友谊长存。
解放后，郑先生仍主持北大史学系，而邵师则任清华历史系主任，两人的合作又趋密切。当时北大请邵师讲授中国近代史，邵师对郑先生说，讲中国近代史应我俩合作，你讲内政，我讲外交。这确实是个好建议，郑先生也认为：可谓佳配。可惜郑先生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奉某人命，调至南开大学，两人的合作开课未能实现。
1951年6月底，一次在城内开会，郑先生碰到时在清华历史系任教的孙毓棠先生。孙说：邵师与历史系的年轻人在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问题上意见不一，少壮主张系中合作，邵认为系委托个人，与系无干。前送稿费二百万(旧币),邵自收，未向系中言及，日前史学会人谈及始知之。郑先生让孙先生婉言告邵，注意此事。7月下旬，邵师与郑先生在城内开会，邵师谓已辞历史系主任，由周一良师继。第二天，郑先生又见到孙先生，孙说，邵师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事，清华当局极注意，故不能不辞。年来细小之事积累亦多。周一良现正参加土改，已去信促归。未归前成立三人小组，由丁则良、孙毓棠、陈庆华组成，丁为召集人。
郑先生闻后，极觉惊讶与惋惜。他在日记中写道：
十年前，清华在昆明有少壮抨击元老之事，心恒为之领袖。今日(邵)以未能照顾年青朋友之意见致有此失，可惜之至。心恒学问为侪辈冠冕，又易于合作，于其去职，不胜惆怅。
言辞之间，郑老深表惋惜。郑、邵二人之情谊，跃然纸上。
2010年5月6日于南开大学东村
来源：郑克晟：《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中华书局，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