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6日《作家文摘》有一文其中记吴晓铃先生，说他“为人极洒脱，交友广，马连良1962年所写‘海瑞罢官'的文章，即为吴先生代写”。

我认识吴先生是在1956年1月下旬。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刚参加工作，他在科学院语言所任学术秘书。当时语言所所长为罗常培先生，副所长为吕叔湘先生。

1月21日周六下午，我去天桥剧场听郭沫若、翦伯赞等人访日报告。当时《世界知识》杂志封面登载郭老在日本作报告的照片，有日本记者请郭老回答问题之话筒，听众问这是什么东西，郭老在台上说我要看看，看完后说此为录音机。翦老最后发言，说知道大家饿了，只讲原来不知道郭老在日本之威望，这次去日本才知道。散会回家后我经过历史所前院隋唐史组，见书桌上有父亲郑天挺先生(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来信，言此日到京开会。我即打电话给他，得知他列席全国政协会议，住新侨饭店。我欢呼起来，立即骑车至新侨饭店，他之同屋为南开生物系老教授刘毅然。后来我又几次去新侨饭店。当时新侨饭店刚建好，暖气特热，郑老眼睛出红点。当时不知何时开会，只是各自访友。

1月25日晚饭后，我接到父亲电话，他说与罗常培夫人及吴先生正在东四头条东口对面的东四食堂吃饭，让我和妻子傅同钦也去。我们已经吃过饭，但还是去了。我们住在东四头条1号，离东四仅半站路，走路五分钟。我们去时，罗太太及吴先生正等候罗、吕及老舍先生到来。他们三人正在开最高国务会议，来得较迟。老舍那天正感冒，是特意来看郑先生的。饭店老板一老者也出来招待，罗先生管他叫私股代表。

东四食堂虽说是食堂，实际是个大饭馆。这里原是森春阳南货店，在东四是数一数二的大店，现在改为饭馆，暂名东四食堂，第二年即改名大同酒家，由广州迁来。后来又曾改为青海餐厅。现在不知用作何用。

东四食堂菜单上有一菜叫蚂蚁上树，我不知何菜，同钦说，就是粉儿，意即肉末粉条。罗太太听后，特别高兴，也特别喜欢同钦，连说了几声粉儿，一面说，一面笑，还问她是否满族。罗太太还问我罗老气色如何，我说挺好，罗老说：“得了吧!”

一会儿，他们三人来了，吃的是烤鸭。老舍因感冒，叫了一碗三鲜面，记得当时价四角。罗先生还要了一红烧海参，特别说要九毛六的。

大家一起闲谈，罗先生问郑先生：你孙辈有几位了?郑先生言：我有两个孙女，一个孙子。罗先生称：人家都儿孙满堂了，我们这还没信呢!指他的公子罗泽珣尚未结婚。罗泽珣是研究微生物的，罗太太见菜中有香菜，就说：泽珣说香菜中细菌最多。

罗先生当时已血压高，但吃得还不少，薄饼夹鸭子，说已吃了三四张了。同钦听后说，我虽已吃完晚饭，再吃个十张也不成问题。吕叔湘席上说，陈云讲话说了什么,罗先生立即止之，认为会上说的，下边不能随便说。

席间，老舍拿出一张中央戏剧学院剧团演的《一仆二主》的票给我，说：对不起，只有一张。老舍问郑先生，新侨热吧!是时新侨刚建好，暖气特热。次日，吴先生又以“特急”件寄给我一张，可以两人去了。

吴先生席间说，明天是印度国庆，罗先生大约还要参加。临出门时，私股代表相送，还说，汽车就在外边拐弯处。

第二次见吴先生已是1979年2月，郑先生与章廷谦、陆宗达、马巽伯夫妇及吴先生聚于西四同和居，我亦参加。那天尚有我大哥之子郑光、陆先生之孙。是日吃红烧海参，大盘极多极好，为有生一次最好者。那次菜够贵，十人吃七十多元，平均每人七元多，马先生说，太贵了，不敢再来了。是时我之工资六十九元，马先生之工资一百多点，郑老先生不过三百四十五元，吴先生估计是二三级，二百八十元或二百四十元。

过了一个月，吴先生来南开参加中文系已故教授杨佩铭追悼会。1937年，吴先生与杨先生同为北大中文系助教，感情甚笃。后杨先生在南开因病不甚得意，“文革”中去世。

吴先生初到南开即来看郑先生，恰郑先生去西安及成都开会，不在天津。后我去南开招待所看他，还陪他去文庙书店观书。随后去劝业场旁之宏业饭馆吃饭。人很多，只能在入口处坐下。他认为这里菜不错。菜未吃完，他主动从口袋中拿出一塑料袋，让我“打包”回家。第二天我又去招待所看他，但他已经走了。

1984年3月，我为出版《樵史通俗演义》找过吴先生一次，想约他为此书写个序。当时他住在宣外教场头条。我去时，他正在给一外国专家讲课。他给我介绍后，我还礼貌地说，请这位专家也到南开讲讲。

《樵史通俗演义》一书，述明末农民军者，原书为北大教授马廉(隅卿)所有，后捐予北大图书馆，至为珍贵。抗战前不久，由北大出版组铅印，孟森老先生写序。旋因“事变”,北大红楼被日本宪兵队占领，书几全部遗失，只在战后装订两册，一在向达先生处，一在郑先生处。我曾将该书借予吴先生，后来吴先生来我家将书还我。此书经周绍良先生推荐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出版后，出版社并无任何酬劳，请吴先生写序事亦搁浅。

2018年1月26日印度国庆，思及62年前事。2018年6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