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中华文明均具有历史延续性，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离不开传统文化土壤和渊源。中华文明纽带与中华文化空间构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基础和传统文化渊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共有精神家园；文化渊源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对其构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出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2014年、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及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动宾结构短句动词发生了从“建设”到“构筑”变化，主谓结构短句谓语仍然使用“建设”一词。如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同时出现，说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要整体布局进行构筑，也需要不断充实、完善发展。“构筑”侧重于内涵的系统化、体系化，“建设”侧重于不断推进的变化因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在内涵要素、概念边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系等方面，仍需要加强研究。
本文从中华民族文明纽带、中华文化空间等历史因素入手，探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传统文化渊源以及内涵、外延等。
一、中华文明纽带的形成奠定了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
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形式是“内部天下”共同体，“五方”共创中华文明是共有精神家园早期历史因素的显现，充分说明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其一，中华文明形成于距今5000多年前。2002年，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主要成果表明，距今5800—5300年前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地区开始向复杂社会加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三个中心区域，相互之间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即“多点”兴起。
其二，距今4000年左右，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核心的中原地区逐步成为“内部天下”的核心区域。距今3800年前后终于迎来了转折时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各个古文明区域从以往独立性、多样性为主，向统一性、共同性为主转化。即距今3800年左右兴起的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又辐射四方，开启以中原地区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王朝时代。中原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除了本身居于“内部天下”之中统摄四方的条件外，广阔的平原以及利于旱地农业发展的自然地理优势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加速了中原核心的形成。距今5000年前，“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来在距今4000年左右比较成熟的青铜器在中原出现，象形文字甲骨文也在距今3600年左右在中原出现。文字是古代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它成为中原引领“内部天下”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中原的地域概念是不断拓展的动态过程，它与中华文明的内涵紧密相关。先秦时期，“中国”最初指京师、王畿，后来扩展至诸夏和近邻的四方夷狄聚居之地。秦朝建立第一个“大一统”中央政权，纳入“内部天下”周边更多区域。
其三，中华文明从多点兴起，到中原居于“内部天下”中心统摄四方文明资源，凝聚成为统一的古代中华文明纽带，主要是由于相对封闭并且广阔的内部地理空间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苏秉琦形容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中国”文化为“满天星斗”，他还提出六大文化区系，其中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系在距今4000年左右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严文明提出新石器文化六大文化区，其中中原文化区是“巨大的重瓣花朵”格局的花心，其他四周紧邻的五个第二层文化区是花瓣，其外还有第三层次花瓣文化区。张光直认为，新石器文化经过一定的时间在中国扩散，各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就是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的文化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 )”。新石器文化满天星斗到中华文明早期的多点兴起、自成体系，最终由中原统摄四方而形成中华文明，均是“夏夷”互动、共同创造的结果。“夏夷”围绕中华文明互动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多个独立的文明体系，也就是“天下”在内聚力量的推动下凝聚为一体，是相对封闭的独立地理空间推动、凝聚的结果。由于中原据有“天下”之中、通达四方的地理优势，拥有旱地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优势，即大型的河流及其以流域为核心的广阔的平原，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为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优势，也不是成为文明中心的绝对和唯一的选择。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领先者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晚期红山文化。赵汀阳认为，作为古中原的黄河中段流域在物质文明上虽有相对的综合优势，但并无压倒性优势，也并非每种技术都是最优。所以，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所导致的内聚属性的形成，自在其中的多数族类只能向内寻求生存空间，持续地向“内部天下”的中心——中原地区凝聚（逐鹿中原）；而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对于这种内部性的压力采取了有效化解的方式应对。为化解“天下”内部性的强大压力，在以单一文明为标准的“夏夷”互变观念的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冲突的“内部天下”秩序形成。对于“内部天下”五方间围绕中心（中原）的互动现象，赵汀阳将其概括为“旋涡效应”，“即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逐鹿’博弈游戏，其动力结构是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模式”。这个强大的向心力来自于汉字、思想系统、天下观念、政治神学的雪球效应。“中原的特殊地位必定在于中原拥有一个具有最大附加值因而特别值得争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人都可以加以利用去获得并保有权力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地理空间的内部性导致内聚属性的形成，推动内聚化观念及其实践的出现，总体的表现形态为“旋涡内聚”，即在“内部天下”的文明中心（中原）强大吸引力的作用下，所有优势资源如文明价值、正统属性、人口、经济潜力等被中心所吸收，旋涡的入口因此吸引力强劲，而出口的外溢力量则非常薄弱，此即“内部天下”文明中心——“旋涡之眼”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旋涡内聚”的影响下，五方围绕中心（中原）逐鹿，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在“旋涡内聚”的影响之下，中原文化成为中华古代文化的精华和核心。
中原文化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以后，中原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空间内的中心区域概念，而是与文明联系在一起，逐步与“大一统”思想交融，具有了正统的蕴含。所以荀子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中央”成为文明的象征。因此，“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因为居“天下”之中自带正统的象征。“天下之中”事实上与文明中心是同一个含义，占据了中原就等于在正统性上占据了主动，而获得了文明的话语权和支配权就等于获得了对“内部天下”秩序的统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夷狄”也可以通过获取话语权和支配权获得正统地位，从而建立“大一统”或局部一统的国家。中华文明由此被“内部天下”五方争夺，逐鹿中原成为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在中原文化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财富和资源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共同的文明纽带因此形成，成为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基础。
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包容性、内聚性、内部协和理念、维新和奋斗精神、文化与价值统一性。中华文明的这些鲜明特性，被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概括为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明纽带及其突出特性，奠定了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础。
二、古代中华文化空间与共有精神家园的孕育
如果说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明纽带所起到的作用是“内部天下”五方共同创造并共享其正统性、先进性和“天下”权力、地位的话，古代文化空间则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教化”“沁润”的方式向“内部天下”传播核心精神价值，在“声威”的护驾下，构筑起“内部天下”的精神空间。这个共同的精神空间不受“内部天下”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变化的影响，是不断扩展、持续化的演进过程，是“大一统”国家形成并不断在“内部天下”暂时处于政治分裂时重新归于统一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的文化空间因此始终处于统一状态，并且持续不断地向“内部天下”的边缘扩展，实现与“内部天下”地理空间的合一。
文化空间和“声威”结合才能得以强化。“化”在先秦文献中是“教化”之意，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侧重于准则、原则，“化”侧重于实践过程。将两方面的内容合为一处，即以一种核心的价值观等为遵循，对不同族类的人群进行标准一致的精神化育、沁润，目的是将“天下”之民改造成具有同一价值标准的共同体。在“内部天下”，华夏被认为是文明的圭臬，遵循华夏礼制则无论“夏”“夷”均视为华夏，不遵循华夏礼制则视为“夷狄”，此即超越族类以文化为标准的评判原则。是否经过“教化”是划分内外的界限，“化内”是“天之臣”，即“天下”的臣民，而“化外”则是番外之民。《唐律疏议》如此定义“化外”之人：“谓番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别立君长指处于不同的政治秩序中；而这里的“风俗”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风俗习惯，而是指由于不同内涵的“教化”导致的政治制度、统治方式、价值观和信仰等的差异。在古文献中，“风”一般指“教化”，如《尚书》中的“风”就是指“教化”之意。王吉所言“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风”同样指“教化”，“贯”取贯通之意，即“天下”一体。
历史上，中华文化空间不受政权更替、分立的影响而逐步扩大，但并非不受限制。一是中华文化空间的范围受“教化”进程的影响。通常情况是“教化”与“声威”结合才有效，即“圣人之制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德”指“以德怀之”，“武力”（“声威”）指“以威服之”。如此才能“守在四夷”，“示以中国之威”。但是“教化”是在协和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主张文化霸权，即“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孔子认为人的本质是善良的，无论夏夷都是可以“教化”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也承认人的本性是善的，但只承认“夷变夏”，反对“夏变夷”。孔子、孟子都认为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影响。“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孟子将华夏居住的地方比喻为乔木，夷狄居住的地方比喻为幽谷，充分反映了他的华夏文化优越观。文化空间与政治疆域不同，它始终是向着“内部天下”空间的边缘扩展，不会受到政治疆域变化的影响。二是中华民族拥有一个固有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这个地理空间的存在说明，中华民族的所有历史活动都属于内部范畴，是内部事务。在这个固有的内部空间内，地理疆域与政治疆域、文化空间交织在一起。政治疆域的变化不会影响文化空间的扩展过程，政治疆域与文化空间都受到固有的地理疆域以及在“旋涡内聚”影响下所形成观念的制约，三者合为一处从而实现“大一统”的目标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教化”的实施是中华文化空间形成的动因，那么用什么样的内容进行“教化”则是其形成的关键因素。从孔子的“三达德”（智仁勇）到孟子的“四德”或“四端”（仁义礼智），最终由董仲舒完成“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的构筑，并提出“大一统”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正统是“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至此之后，儒家思想始终是“内部天下”观念的主线和轴心。后世历经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交汇融通、宋元理学、明清经世致用之学，但儒学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基石和灵魂，是“教化天下”、构筑中华文化空间的价值标准和信仰准则。
“教化”以及“声威”的实施者并非华夏独享。“中国”（京师—王畿—诸夏—诸夏与四方组成的“大一统”国家）作为“教化”实施者，由“五方”交替主导。如，秦朝实现了“夷变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质性的“大一统”国家，并实施了以文字、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改革，即“书同文，行同伦”，强化了统治区域内的精神统一性和共同性构筑，为进一步向“内部天下”空间实施“教化”奠定了基础。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坚不仅视四周其他族类为“夷”，甚至称东晋为“夷”，称“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俨然以“声威教化”主导者自居。北魏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局部一统的政权，出现双向文化融合现象，主动推动“夷变夏”，融入华夏文明体系之中。北魏作为文明的代表者和话语权的拥有者，开始“教化”四方“夷狄”，成为文化空间的构筑者。“辽朝自以‘华夏’正统而自居后，便以其他边疆民族为‘夷’。”金朝以“中国”自称，主张“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元朝“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清朝“则自古至今，主中华而称正统者，率可知矣”。以上说明，非华夏族建立的“大一统”或局部一统的政权，同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实施“教化”，构筑中华文化空间。“教化”成为“夏夷”“大一统”或局部一统政权的共识，是中华民族精神范畴共同性的集中体现。
“教化”的结果，一是“夷变夏”（化异为我）。部分“夷变夏”是由“夷”主动推动的。在“内部天下”形成“旋涡内聚”的影响下，逐渐融为一体。二是在精神化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价值观及精神内涵的共识区域，在“因俗而治”“修教齐政”等“内部天下”秩序规范下，形成超越族类的共同体（“化异为和”）。以上两种结果构筑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动态的文化空间，突出特征是不受政治疆域变化的影响，持续向“内部天下”（固有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的边缘扩展。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空间及其核心价值与所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性，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文化渊源。
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外延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中华文化及其精神纽带有密切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民族在‘多元一体’基础上复合生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高度共同性的精神情感体系，反映的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认知体验、共同情感归属、共同价值共识和共同理想信念等在内的复杂精神总和。”“四个方面”都与中华文化认同有关，均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精神内涵的范畴。
精神家园中的所谓“精神”，主要是指人的内心世界，即人的意识、思维活动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积极的、正能量的集体情绪、心理状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所谓“共有”，在此处主要是指人们共同享有某种相似认同、认知及精神价值。“共有”还可以理解为对超越族类属性的共同价值观及精神内涵等的认同，这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就是特殊性与普遍性、差异性与共同性、多样性与统一性关系。所以，“共有”就是指中华民族精神的普遍性、共同性、统一性内涵，是中华民族形成合力而结成共同体的基础。
“家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当涉及紧密与亲密的共同体的时候，才会使用“家园”一词。“家园”不是一个界限固化的概念，既可以指家庭，亦可以指家乡。家庭是一个最紧密的、亲情最浓厚的单一集体概念；而古代的家乡则是从家庭到家族、宗族扩展而形成的圈层地域社会，是一个包含差异、多样的最具共同利益和团结意识的地域社会概念。所以，《礼记》将“家”视为“国”与“天下”的基石，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如果将顺序倒置过来，则是用修身为德的标准来管理家庭、家族或家乡，家庭、家族或家乡成为以道德精神为纽带的紧密的、团结的集体，因此成为治理国家与维护“天下”秩序的基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信仰为纽带，是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共同性的最重要、最全面的体现。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内涵要素分为历史和当代两部分。属于历史的有前文所述中华民族的文明纽带和文化空间所孕育的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及精神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五个突出特性。传统文化良莠掺杂，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文化精华的体现，是适应历史而形成的。历史、辩证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即使到了近代和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仍然光彩四溢，影响着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括是：“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当代要素则非常明晰，即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也就是对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信仰的认同。这种认同是跨越族类身份的具有共享价值的认同，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个认同”等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当代思想精髓，其中爱国主义是“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价值信仰，是所有精神家园内涵的决定要素和根基。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和当代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概括，以思想作品、代表人物、文明成就、国家和民族象征、伟大工程、文化遗产等为具象化的表现形式；中华民族形象是对中华民族古今核心价值观抽象化、精神化的高度归纳和概括，体现国家和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最具代表性和思想价值的文化内涵。因此，历史因素与现代因素融合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也属于共有精神家园的要素之一。
“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新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等等，具有高度的共同属性，同样有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是中华文明根脉的延续，亦是“第二个结合”之下“化学反应”的时代精华。上述概念之间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不同的思考维度，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新课题、新方向、新要素，需要学术界加强研究，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内涵的深度、广度。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要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要素与现代要素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一是继承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渊源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基础是古代中华文明成就。二是固有的根基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三是转化和创新性。即现代要素的基础是历史要素，是对历史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历史要素是经过几千年的沉淀而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现代要素是历史要素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外延，存在一些需要厘清的问题。比如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等等。一是关于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在这组关系中，中华文化是广义概念，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两者的关系概括为主干和枝叶的关系，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组成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不等同于中华文化，但都是中华文化的来源。如果将中华文化视为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体系，各民族文化是塔基，中华文化是塔尖。二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前者是古代中华文化的总和，既包括精华，也有糟粕成分；而后者是属于古代各族类高度认同的价值观及精神内涵，是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稳定协和的力量。三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中华文化中包含中华文明中的精神因素。在古代，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包括物质文明的因素，比精神领域的内涵略微宽泛。在当代，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精神因素包含于中华文化中，与中华文化认同中的核心价值观、精神内涵和政治信仰等类同。
通过上述分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其传统文化渊源。在这些古今要素中，集中体现于共同的价值观、精神内涵和政治信仰以及突出的物质文明成就中。因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要特征：一是具有超越族类的高度认同性和共同性，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要素并不均是共有精神家园的组成部分，而是其来源；二是具有高度的先进性和引领性，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集中体现；三是需要经过长期历史过程的实践检验。因此，要重视、遵循传统文化渊源。我们要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些要素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过程来检验、完善。
结语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坚持“两个结合”，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成就的现代实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中华民族和国家而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如下作用：一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核心体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途径。二是各民族和国民和谐、团结的根基。任何经济的、物质的因素都具有变动性，只有精神上的共同性才具有韧性、持久性和沁入性。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动力。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精神上的统一才能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四是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国家竞争力体现于精神力量、科学技术、社会进步、经济成就，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就无法持续形成竞争力。五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持久动力。“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现代化指标中，物质化指标是外在标准，而以民主、教育、和谐、素质、健康等为内容的人类发展指标是内在标准。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因资源因素进入高收入层次，但进入不了发达国家行列，更成为不了现代文明国家。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途径主要是现代化教育、国家公共文化呈现和优秀文化作品的沁润、化育作用。与此同时，要建立一个包容和尊重各民族和国民差异性、多样性的社会，这将会更加有利于建立相互信任关系，从积极意义上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都永浩，黑龙江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