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因此，深入探究农业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文明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是了解中华文明动力演进机制的关键环节。五帝时代华夏民族的重农基因，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底色，也是塑造最早“中国”的重要力量。 

作者：孙庆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12期

“多元一体”格局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征，从“多元”走向“一体”，本质上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格局的确立，也即“中国”的形成与凸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表明，距今6000年左右，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已经开始显现；至距今5300年前后，伴随着庙底沟文化的扩张，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最晚在距今3800年前后，以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地区崛起为标志，中华文明进入王朝阶段，中原中心完全确立。

从本质上说，文明的动力是指一个社会积累、集中和炫示财富的方式和特征，以及各种文明要素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生产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因此，深入探究农业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文明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是了解中华文明动力演进机制的关键环节。

农业起源与文明曙光（距今约10000—8500年）

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是一次伟大的转折，以驯化为核心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催生了建立在谷类基础上的最早人类文明。一般认为，人类首先在中国、西亚北非和中美洲这三个中心地区从渔猎采集逐步过渡到原始农业社会，进入控制和创造食物资源的新时代。

在以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为代表的一批上山文化遗址中，陆续发现了年代距今11000—8500年的水稻遗存，其中包括多粒完整的稻米。通过对稻谷粒型和小穗轴的观察研究，证明这些水稻遗存是收获于经历了相当长时间驯化的人工栽培群落，由此证明长江下游地区具有万年以上的水稻栽培驯化历史。此外，在衢州市衢江区皇朝墩遗址发现了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的古稻田，面积约1.5万平方米，年代距今约9300—8000年，为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证据。

栽培稻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最早的聚落开始形成。在以钱塘江上游金衢盆地为中心的邻近区域内，已经发现了20余处上山文化遗址。发掘表明，在上山文化早期阶段（距今约10000—9500年）就已经出现了数量较多的柱洞遗迹和带沟槽基础的房址，到了中期阶段（距今约9200—8600年）则出现了规律性的房址。最早栽培水稻的上山文化先民们，也最先开启了农业定居生活，营建了“远古中华第一村”。义乌桥头遗址是一处带环壕的聚落，中心台地上分布有墓葬、红烧土堆和包含有较多彩陶的“器物坑”，是举行仪式性活动的专门区域；在环壕东、南两侧，则分布有生活区。在桥头遗址多件陶器中发现米酒残迹，经分析，应是利用发霉的谷物等培养出有益的发酵菌群，再加上水稻等作物发酵酿造而成。在古代中国，酒被视为粮食的精粹，是丰收的象征，也是礼仪活动中的不可或缺之物。

中原和北方地区古代先民最早栽培的谷物主要是黍和粟。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粟黍遗存出土于北京东胡林遗址，考古学家通过浮选的方法发现了14粒粟和1粒黍，根据对同单位其他植物遗存的测年，年代在距今1万年前后。这些发现并非孤例，目前华北地区多处新、旧石器过渡时期的遗址，如河北徐水南庄头和阳原于家沟、北京怀柔转年，以及山西吉县柿子滩等，都发现了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并且在这些器物表面都提取到禾草类和小米类的淀粉粒。东胡林人以狩猎捕捞为生，但也使用石磨盘和石磨棒加工谷物，并掌握了制陶技术。东胡林遗址流行曲肢葬，其中M2出土一串由50多枚螺壳组成的项链，经鉴定，这些螺壳属紫游螺，目前在中国仅见于浙江沿海。

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一种观点值得重视，即把“礼”看作中国文明的基点，甚至称为“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以上所列的相关考古发现，无论是桥头遗址的聚落结构、祭祀遗迹、酒类遗存和彩陶容器，还是东胡林遗址独特的曲肢葬和精美的螺壳项链，都标志着礼的萌芽，这是原始农业带来的文明曙光，标志着早期先民正在走出野蛮，走向文明的开端。

农业发展与文明加速（距今约8500—7000年）

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数量增加，聚落规模扩大，文化内涵丰富，文明化进程显著加快。有学者把这一阶段称为裴李岗时期或裴李岗时代，它的绝对年代大约为距今8500—7000年。

最能代表裴李岗时期农业成就的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里发掘的88座长方形窖穴里均发现有腐朽的粮食堆积，有的堆积厚度甚至超过2米，据估算，这些窖穴存放的粮食超过10万斤。西辽河流域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农业区，目前在多处遗址都发现了粟黍类遗存。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距今约8000—7500年）浮选出1400余粒炭化黍和炭化粟，其中炭化黍的绝对年代为距今7650年，这是已知具有直接测年数据的年代最早的栽培黍。同一遗址出土的人骨经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其为典型的Ｃ4类型食物结构，表明粟黍类作物已经是遗址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

在浙江地区继上山文化而起的是跨湖桥文化，距今约8000—7000年。跨湖桥遗址出土了1000多颗稻谷、稻米和稻谷壳，从粒型看是已经驯化的栽培稻。有迹象表明，这一时期水稻已经北上至海岱地区。在山东长清月庄遗址的两个后李文化灰坑中发现了28粒稻粒，是目前中国北方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稻谷遗存。

农业发展带来的显著变化是遗址数量的增加。裴李岗时期，仅河南省已经确认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就有160多处，其分布几乎遍布河南全境。遗址数量增加的同时，单个遗址的面积也激增。新郑唐户遗址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裴李岗文化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都得到长足发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如关中和陕南地区的老官台文化，冀南地区的磁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洞庭湖地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高庙文化，峡江地区的城背溪文化，杭嘉湖平原的跨湖桥文化，金衢盆地的上山文化，以及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等。

这一时期氏族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在一些墓地中可以辨别出某些身份特殊者。裴李岗遗址两个墓区的中心部位就有一座或两座规模较大的墓葬，如东区的M15和M17、中区的M38就属于这类墓葬。这些墓葬通常随葬多件大容量的陶三足钵、尺寸较大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或许表明这些墓主掌握了氏族的食物分配权，并由此在氏族内部获得较高地位。在兴隆洼遗址M118这座居室葬中，更是随葬有一公一母两头整猪。

种植稻或粟黍作为主粮，养殖家猪来获取稳定的肉食资源，再以采集和狩猎作为补充，裴李岗时期的先民开启了稳定的定居生活模式，为社会的巨大变革和文明的跨越发展积蓄了力量。

农业强化与“古国”诞生（距今约7000—5000年）

距今7000年左右，仰韶文化首先在关中地区形成。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实际上是多个考古学文化的集合体，宜以“仰韶时代”来统称。

农业经验的积累和农业技术的提升，是仰韶时代农业强化的重要推手。仰韶先民已经有了田间管理的经验，可能已经给粟进行集中灌溉，并对部分地块进行施肥。而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江苏昆山绰墩和姜里遗址都曾发现多块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的古稻田。长江中游地区以澧县城头山遗址的稻作遗存为代表，也已经发现距今6500—6300年前的古稻田和田埂，以及由大堰塘、水沟和小水塘组成的稻田灌溉系统。

在中原地区，仰韶中期的庙底沟阶段，开始出现河南灵宝西坡这类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之后出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有三重环壕，现存面积117万平方米，在最内侧环壕里发现有面积分别为1600和1300平方米的大型单体建筑，在环壕之外发现墓葬的总数量超过1700座，反映了当时聚落人口之盛。此等规模的聚落，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区域中心，发掘者甚至称之为“河洛古国”。

在长江下游地区，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面积约27万平方米，属于崧泽文化早期的M90随葬了5件石钺、19件玉器及大量陶器，墓主有可能是东山村遗址的“第一代王”。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面积160万平方米，包括祭祀区、墓葬区和居住区等，07M23共有随葬品330件，不仅随葬了多件玉石钺，还有可能用于占卜的玉龟、玉龟形器和玉签等物，说明墓主同时掌控了军事指挥权和通神祭祀的权力。

在辽西地区，红山晚期阶段，出现了牛河梁遗址群，是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共同组成的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散布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十几个山冈上。积石冢设有中心大墓，这些墓通常有较深的墓穴和宽大整齐的石棺，随葬品以玉器为主，尤以玉龙、玉凤最为引人注目，具有鲜明的“唯玉为葬”的特点。墓上先封土，再积石，形成石冢，宛如金字塔，面积在200—400平方米不等。

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距今约5700年），大汶口遗址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大型墓葬如M2005的面积近9平方米，随葬品多达104件，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大汶口文化晚期，即距今5000年前后，海岱地区开始出现城址。其中章丘焦家城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内已发现超过200座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葬，聚落内部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前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标志着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这一阶段，除西辽河流域之外，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已经出现了稳定的农业生产，农业作为主体经济的地位基本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催生了“古国”，形成了“天下万邦”的文明景象。

 “农为邦本”与最早“中国”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虽然区分中心聚落和都邑国家的界限仍然模糊不清，但目前学术界公认距今5000年左右杭州良渚古城的出现标志着王国的诞生。

良渚古城是一座超大型史前都邑，核心区由内而外依次是内城、内城墙、外郭城，城外还分布有祭坛墓地和多条水坝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古城外郭城合围面积达630万平方米，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内莫角山宫殿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核心区、水利系统和外围郊区总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发掘表明，良渚古城内居民以稻米作为主食，莫角山宫殿区设有粮食仓储，其中莫角山西坡的一个大型灰坑中曾出土过约1.3万公斤的炭化稻米，而莫角山以南的池中寺遗址更是发现超过19.5万公斤的炭化稻米。近年来在良渚文化的多处遗址都发现了稻田遗存，包括部分灌溉设施完善的大型水田，如在余杭茅山遗址发现的多块面积1000—2000平方米的良渚文化稻田。

距今5000年前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建成面积超100万平方米的大城，稍晚阶段，石家河古城总面积达到348.5万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同期规模最大的城址。而支撑石家河古城的经济基础也是发达的稻作农业，在澧县鸡叫城遗址发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网状灌溉水系和水稻田等稻作农业遗存，另有一处面积达80平方米的谷糠层堆积，据估算，大约相当于2.2万公斤稻谷。

进入龙山时代（距今约4300—3800年），红山、良渚和石家河先后趋于沉寂，而陶寺和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相继在中原地区兴起，中原中心开始形成，中华文明真正进入“中国”时代。“农为邦本”理念的诞生和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很可能就是催生“最早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农业生产是一个兼具自然与社会属性的系统工程，而中国古代先民也很早就有了“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的深刻认识。这里所谓的“人”，不单是指从事稼穑的农人，更是指农业技术、重农理念及农业组织形式等社会行为。龙山时代大体相当于文献所记的五帝时代，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部族首领深谙“农为邦本”的道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治五气，蓺五种”，帝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帝舜更是“耕历山，渔雷泽”。这些记载清楚表明，五帝时代的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国之大者”，中原文明的强势崛起当与农业生产日益专业化、国家化息息相关。

龙山时代农业发展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农官的设立。《国语·鲁语上》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记：“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由此可知，烈山氏首领柱和周人始祖弃都是因为“能殖百谷百蔬”而祀为稷神的。

社为土正，掌土地；稷为田正，掌百谷。与土正、田正类似的还有主山泽的虞正，《史记·五帝本纪》称“益主虞，山泽辟”。土正、田正、虞正的分设，说明五帝时代的农业生产已经是“有组织”的生业模式，走上专业化、制度化乃至国家化的发展道路，这是释放农业生产力的重要举措。

两千多年前，周大夫史伯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曾有一个断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舜亲耕于历山，大禹平水土，契为司徒（司土），周弃主稷，伯益职司山泽，他们的“大功”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这不仅成就了这些历史人物个人的尊崇地位，更深远影响了其部族的发展壮大，由此相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个王朝。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判断——五帝时代华夏民族的重农基因，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底色，也是塑造最早“中国”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