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2日，北大国发院、南南学院联合举办承泽论坛第45期，邀请新书《共享发展》的作者团队代表解析大变局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南方机遇与挑战。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卢锋的主题演讲整理。
今天新书会聚焦“共享发展”，黄益平老师在该书前言中系统论述了“全球南方共识”，这些主题显然都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推进共享发展还是提炼发展共识，离不开理论层面分析设计，也需要发展实践的经验支持，而“一带一路”合作显然是极具当代特色的国际共享发展实践，因而观察分析“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进和经验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为理解共享发展并提炼有关共识或能提供现实素材和启发。结合我和潘松李江博士提交给新书的相关章节内容[1]，今天借此机会对“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实践及其经济学逻辑做一点观察探讨。由于2015年我们也曾讨论过类似题目，这里称作“再思考”。
一、五大优势与“四轮驱动”
2015年，我与几位青年学者合作《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2]一文，其中从开放宏观角度分析了我国倡导“一带一路”合作的五大优势条件。当时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我们认为中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将发挥特殊引领作用，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决策层的战略意愿与政策支持，同时也是基于我国作为开放型大国经济所具备的诸多优势条件。该论文从工程建造、工业制造、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等方面讨论了我国推进“一带一路”优势条件，并将其概括为中国储蓄、中国投资、中国制造、中国建造和中国储备。
“一带一路”后续发展与上述观察判断是一致的。2013年以来B&R合作取得巨大成就，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席声明公布，“一带一路”倡议“开展了3000多个务实项目，拉动近1万亿美元投资”，2024年底在共建国投资存量为3000亿美元。经匡算，这个量级与同期世界银行的投资规模大体相当。“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显著改变了当代世界经济地理版图，显著改变了很多国家谋求发展的现实选择空间，成为新兴大国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的教科书级别案例。
基于对“一带一路”波澜壮阔进程的持续观察，2024年我们进一步思考探讨其经济学逻辑，认为从过去十年以及新世纪初年以来“走出去”实践经验看，上述优势条件具体表现基于四种能力系统作用的“四轮驱动”效应：一是我国企业大规模国际承包工程能力，二是实施工程中通过贸易对相关设备、材料的配套供给能力，三是通过直接投资与各类基金提供直接融资，四是通过多种机构各种贷款提供债务融资[3]。“四轮驱动”机制重要性，首先在于其组合性能力。一些国家或许拥有较强建造能力，然而却未必有融资能力；另一些国家可能兼具融资与建造能力，然而仍缺乏配套的资本品和相关材料出口能力。对很多参与国而言，我国上述“四轮驱动”能力对大规模基建所需条件的“系统性匹配”，是“一带一路”合作具有特殊吸引力的重要机制原因，是中国在推动和引领相关合作方面能够发挥独特作用的根源所在。
另一方面，融资能力与其它能力匹配具有特殊意义。“四轮驱动”把融资分为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两种类型，二者扩张的约束条件存在重要差异。直接投资通常对东道国经济基本面和行业盈利预期有比较严格要求，另外与全球供应链重组派生的制造业直接投资往往对东道国所处地缘区位等客观条件有特殊要求，因而招商引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都力不从心与难尽人意。由于缺乏较健全的国内资本市场，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吸引大量国外证券投资流入。在债务融资方面，虽然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然而其资金规模有限通常供不应求；如果要利用国际市场进行债务融资又往往面临信用不足和收益率过高难以承受等条件约束。从合作对象立场角度看，中国超强融资能力、尤其是有能力提供必要规模的债务融资，为大量基建项目启动提供资金支持具有特殊意义。当然，债务融资也为我国企业承接这类工程项目创造有利条件，并为拓展合作国家之间贸易包括扩大我国资本品出口提供支撑，因而在“四轮驱动”中发挥特殊作用。
与早先推测展望比较，近年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多方面新亮点。一是释放推动绿色转型正能量。随着中国“新三样”产业崛起，中国不仅助力相关国家实现发展，还推动了很多国家的绿色转型，越来越成为未来能源转型的解决方案的积极因素。二是成为构建新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环节，与国际地缘政治与大国竞争环境变化相适应，我国“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与工程建设不同程度体现全球与区域供应链重组的现实需要。三是是积极推进区域和全球的数字转型，2017年我国提出“数字丝绸之路”方针以来，“一带一路”成为在全球范围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通信等新兴数字产业发展的载体，不久前笔者参观上海某数据中心，该企业在多个东盟国家布局数据中心集群实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二、近年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及影响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进成就显著影响广泛深远，然而实践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新矛盾。问题之一是近年全球主权债务风险集中释放，波及某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并对相关债务融资带来影响。受疫情冲击、发展中国家总体债务过度、美西方大通胀、利率高企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近年一些“一带一路”共建国面临经济增速回落，宏观可持续性承压等问题，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上升甚至发生违约危机。到2023年中，发生债务违约的国家数目比2014年低位增加一倍多，接近上世纪90年代峰值时一半的水平。即便共建工程项目在技术和运营层面都很成功，在偿债问题上也可能面临超预期困难。
以近期媒体广泛报道的中国与印尼合作建造雅万铁路项目为例，该铁路连接雅加达与万隆，全长约150公里。从技术层面、民众接受度以及其他多个维度考虑，雅万铁路堪称“一带一路”合作的成功典范之一。然而此项目由合资公司运营，运营仅两年亏损达数亿人民币，并且即将面临数十亿人民币贷款偿还困难力，目前各方正在积极寻求应对解决方案，希望最后在两国企业与政府合作下能够妥善化解风险，让这个标杆性项目持续运营。这个案例经验表明，即便特定合作项目在技术上取得成功、运营效率较高且通过了各项评估标准，但倘若无法形成稳定和足够的收入流，仍可能面临债务偿付风险。另外一些案例则显示，即便“一带一路”项目本身能产生足够现金流偿付债务，如果受到国际经济环境或其它外生因素冲击，或者由于宏观金融管理发生过度扩张偏差，一国仍可能发生整体债务风险上升、甚至面临无法偿付到期债务的危机，“一带一路”项目也可能受到波及难以独善其身，其债务融资正常流程和循环也可能发生困难。
诸多类似案例提示“一带一路”债务融资支持模式面临早先关注较少的内在制约条件。上面提到，债务融资是“一带一路”“四轮驱动”的关键环节之一，在“一带一路”快速推进阶段，国内以政策性银行与其它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债务融资扩大，主要通过我方金融机构对共建国政府主权债务关系或主权担保方式实现，伴随我国在全球主权债务格局中相对重要性上升，快速成为当代最大的双边官方债权方。与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受到市场性因素制约不同，债务融资规模在一定时期有利的内外经济和政策环境作用下有可能以超常速度扩张，释放推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快速拓展的巨大能量。
然而债务融资支持的国际合作也有潜在风险。在主权债务这个特殊领域，一国往往对官方债权方、商业债权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等多重债权主体存在债务关系，一旦发生债务危机不存在依照相关法律实施重组清偿的法定程序，因而主权债务风险一旦释放需要多个债权方协商处置，还会涉及与集体行动相关的复杂因素。在我国对外债权因应“一带一路”合作需要大规模扩张初期，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我方对债务融资潜在风险很难一开始就有准确判断。有的双边信贷合约包含以东道国某些矿物资源出口作为抵押条款，然而在主权债务危机国面临多头国际债权方形势下，相关优先债权条款落地执行也可能面临争议和困难。
长期历史数据显示，近现代全球主权债务风险挥之不去，大约以几十年一次节奏规律性爆发，近年主权债务危机是其最新一轮比较集中释放。我国作为常态性保持较大规模贸易顺差的主要新兴经济体，不可避免需要通过债权方式在全球范围配置国民储蓄，从“一带一路”合作发展需要看相当比例储蓄需通过债权配置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认识和防控外部主权债务风险前提下合理扩大债务融资，成为有效推进资金融通需研究面对的新课题。
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债务融资，主要支持合作国投资兴建各类基础设施和工业产能，这些固定资产和硬件能力有助于增强相关国家的经济韧性与抗风险能力；然而一国金融风险受其内外经济环境的复杂因素影响，由其它环节和领域积累的矛盾与不可持续因素增长，仍可能通过经济和金融体系内部传导在特定形势下演变成危机。投资生产能力形成的债务关系，也无法排除宏观经济层面出现显著失衡与债务风险。
债务融资是“四轮驱动”的关键一轮，债务风险上升意味着我国维护境外资产权益面临新困难，国内对相关问题舆情也出现多元化情况，相关债务融资、工程建造、直接投资等指标走势不同程度变化。观察世界银行数据，可见近年我国对共建国的债务增量呈现下降态势，个别年份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对外融资净值呈负值。在国际工程承包领域我国企业拥有较大市场，然而从其动态变化来看该领域近年出现一定程度回调。另外官方统计显示的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较大部分首先流向香港等离岸金融中心，据我们结合相关信息初步推测，疫情后流向离岸中心的资金中可能有相当比例并未实际流入目标国家转化为真实有效的直接投资，可见“一带一路”实际直接投资规模或许也有所缩减。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合作经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大规模推进后，近年在新形势下进入总结经验和提升水平的巩固调整阶段。
三、十五五“一带一路”合作前景展望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几方面趋势：一是绿色革命与清洁能源转型，二是人工智能与生产数字化，三是国际组织提出的“慢全球化”与全球供应链重构，四是全球主权债务风险有所缓解但是仍呈现“高脆弱与慢调整”形势特点。国内经济即将进入十五五规划实施期，高层十五五规划《建议》提振消费促进内需以及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方针，有望对创新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提供有利条件与指引。
从开放型经济内外关系看，国内提消费扩内需推进经济再平衡对“一带一路”会有多方面影响，这里稍微展开讨论一下。当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提升新时期大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顶层设计，从开放经济平衡要求看则与我国在国外配置富余储蓄的方法创新有关。新世纪初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国内储蓄大于投资，早先通过购买较多美元高等级债券，富余储蓄在国外配置增量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扩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上述配置方式不可取也不再可行，此后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或提供债权融资，特别对国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或提供融资，一方面能促进合作共建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更有效率地配置富余储蓄，体现了政策设计与经济规律的统一性。因而我们2015年论文，把“中国储蓄”列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五大优势之首。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一项国际合作发展项目，更是在国内储蓄大于国内供给和存在较大规模顺差背景下，协调和实现内外经济平衡的重要方法创新。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新世纪初期实施“走出去”战略，还是后来的“一带一路”倡议，都可归结为外部需求的“拉力”，与国内产业技术升级以及供求平衡关系“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研究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的结构平衡状况，对于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国内经济增长“供强需弱”，企业内卷竞争与产能冗余度上升；与此相适应外部经贸领域出现新一轮顺差较快增长和失衡因素，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4年我国外部平衡总体状况的评估发生转变，认为我国已出现温和顺差失衡。上述内外形势客观上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建设以有效配置富余储蓄，然而由于上述全球主权债务风险一度上升，叠加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因素增加，扩大“一带一路”合作规模客观上受到限制。另外在国民收入与公共资源分配差距仍偏大背景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处置外国债务风险所采取的某些必要举措，在公众舆情反馈方面也出现新情况新矛盾。在这一背景下，十五五规划《建议》把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提升到更加优先地位，有望调节缓解国内经济“供强需弱”矛盾与外部顺差偏大的不平衡因素，并有助于为推进更高水平的“一带一路”合作创造必要条件。
相较于“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拟议中的“十五五”规划显著提高了支持民生消费的政策优先度。回顾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几次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对消费民生的重视程度较高，此后多年我国扩大了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水平，社保支出占GDP比例较大幅度提升，服务业和总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显著增长，经常账户顺差GDP占比这个外部平衡重要指标从金融危机前接近两位数降到2018年不到1%，显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
由此推测，若“十五五”提振消费促进内需推进经济再平衡政策实施到位，也有望取得类似“十二五”规划开启的调整效果。不过目前我国内需不足消费短板根源更为深刻，需解决的问题将更为复杂且具结构性特征。例如“十二五”时期在扩大社保方面，主要致力于搭建和健全社保体系架构，扩大主要社保项目的全民覆盖范围并提高社保水平；目前这方面存在的比较突出问题，是不同社会群体社保资源分配差距偏大，不仅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同时对居民消费增长也带来制约。因而后续政策调整改革，应以公共资源分配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为导向，着力解决收入、社保资源与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或差距偏大问题，由此提升消费与服务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并使外部顺差偏大矛盾得到显著缓解。上述调整对创新和提升“一带一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国内收入分配矛盾得到缓解与民众获得感提升背景下，公众舆情对“一带一路”合作政策理解与支持度也有望提高。
基于上述背景，可更好理解十五五规划《建议》有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表述的内容与意义。一是强化合作规划统筹管理。这要求切实达成“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五通”，尤其要进一步做实政策联通，意味着合作不应仅局限于项目实施阶段，而需要有序拓展到宏观金融管理和协调；不仅要有外交部、商务部等涉外部门深度参与引领，发改委、财政部、人行等宏调部门也应进一步参与提升宏观金融风险防控水平。二是完善多元化、可持续且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可见决策层高度重视上述投融资风险防控的重要性。三是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与“小而美”民生项目的建设。诸如“雅万铁路”这样重大标志性工程，未来仍需持续推进，但还需注重与小型项目的平衡发展。四是加强海外利益保护。这是针对近年我国海外产权权益保护面临着一些新挑战。上述新的方针谋划和表述，代表了针对“一带一路”新形势的应对策略，为后续稳健深化高质量“一带一路”共建提供了政策指引。
四、几点小结
“一带一路”合作为当代全球共享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载体和抓手，为研究全球南方合作共识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经验素材。上文在概括十余年“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侧重观察了近年主权债务风险对“一带一路”债务融资可持续性带来的新矛盾，并结合十五五规划《建议》经济发展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方针对“一带一路”发展前景提出展望。再思考内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事实表明，我国依托五大优势条件形成的“四轮驱动”机制，为借助“一带一路”在全球范围减贫困促发展，推动绿色与数字转型提供了单个国家所具备的独一无二能力。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基于对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与科技产业综合实力提升的观察，实现上述愿景的现实经济条件正在具备。
第二，受新情况新矛盾影响制约，近年“一带一路”合作进入某种调整巩固阶段。经验显示，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需跨越多重门槛：技术能力门槛、成本效率门槛、融资风险门槛。近年部分国家债务风险外溢，为“一带一路”合作带来融资风险，对拓展深化“一带一路”提出现实挑战。历史上我国国际合作发展对防范和处置这方面矛盾和风险缺少足够经验，近年面临情况具有某种超预期性质。
第三，一个国家外债通常包含多头债主，一旦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就需要多元债主与多边机构共同协商谈判债务重组条件，因而主权债务风险处置具有多方面挑战性。经验显示，在参与这类协调合作中，我国如何既要维护自身合理权益，又需承担大国责任发挥引领作用，会面临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棘手问题。“一带一路”合作在解决现实矛盾过程中需不断拓展深化，并通过债务风险管理延伸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技术性与敏感性的领域。
第四，大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发展合作的场景与成效在国外，动能和推力在国内。基于开放经济规律，需把国内与国外平衡要求结合起来观察理解“一带一路”合作。目前学界和决策层都高度关注国内经济“供强需弱”、消费短板、收入差距以及公共资源分配方式优化等问题，有效调节经济增长的现实结构不平衡因素和矛盾，将为推动未来“一带一路”合作向纵深发展并行稳致远创造有利条件。
整理：白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