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债务陷阱论”是对“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负面影响的“话语陷阱”。研究以福柯“权力-知识”理论为逻辑起点，尝试提出一套可在大规模舆论数据中操作的分析话语生产演化过程的中观框架。在该框架下，研究对2017-2024年间2436篇海外英文媒体“债务陷阱论”相关报道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债务陷阱论”呈现出“高共享知识-低共享解释”的“漂浮性能指”结构。其知识共享过程经历了“话语基础制造-解释叠加-意义凝固”三个阶段，构筑起政治、经济与价值观等多维语义框架，成为全球舆论中较为稳定传播的知识单元。然而，由于其语义边界模糊，各国媒体能够进行差异化的话语缝合，虽缺乏解释层面的共识，却促进了“债务陷阱论”在国际舆论场中的流动。研究尝试为解释国际争议性概念的生成机制与演化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为应对国际舆论战和认知战提供借鉴参考。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媒体与智库涉‘一带一路’话语建构与传播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4FXWB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债务陷阱论”/ “一带一路”倡议/ 计算舆论分析/ 舆论话语/
作者简介：宣长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嘉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原文出处：《新闻与传播研究》(京)2025年第12期 第5-20,121页
一、引言
2017年，印度学者布拉玛·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正式提出“债务陷阱论”这一论调①，学界将此认定为“债务陷阱论”的开端②。印度进一步“联合”美西方大国，共同推动这一论调的传播和扩散③。由此，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债务陷阱论”的报道数量迅速增加。例如斯里兰卡有关“债务问题”的相关报道都认为本国债务危机与中国贷款有关④，其论调与“债务陷阱论”如出一辙，强调中国通过提供贷款和援助操控债务国，使其陷入债务危机，进而扩大自身的地区影响力⑤。
自2017年以来，“债务陷阱论”已经从媒体话语演变为政治话语，成为美西方国家制衡“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话语工具。这不仅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其影响甚至还外溢到实体投资领域，增加了“一带一路”项目投资的风险⑥。虽然经济学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建设并未导致沿线国家债务水平显著上升⑦，但是“债务陷阱论”却仍在扩散，其深层原因在于“债务陷阱论”的炒作最终指向国家间的权力关系⑧。正如福柯指出的，话语即权力。话语并不仅仅是对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进行的斗争，因而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由此，我们亟须破解以“债务陷阱论”话语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国际舆论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创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
过往研究较少系统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如何在跨时段的积累和跨国家主体的流动中形成共识，亦缺乏解释这一过程的中层理论框架。因此，研究结合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计算科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尝试提出一套可在大规模舆论数据中操作的中观分析框架，并以“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债务陷阱论”英文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在过程式舆论观视阈下，围绕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下“债务陷阱论”的共识形成与话语生产过程展开量化分析，进而回答研究的核心问题：“债务陷阱论”的话语概念是如何被建构并被不同舆论主体再生产的？试图为理解国际舆论场中话语流动的一般机制提供分析路径。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债务陷阱论”
国际政治在冷战后已经成为“话语权政治”，一旦某种话语获得主导性的权力地位，它就能通过话语的压制和建构功能为其价值取向披上“合法外衣”⑨。大量经验表明，这些话语即便经不起事实的推敲和检验，也依然可以在国际舆论场获得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⑩。“债务陷阱论”便是“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典型案例，虽然被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屡屡证伪，但依然在国际舆论场中十分流行。
为驳斥“债务陷阱论”，过往研究系统考察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倡议提出前后的负债率、债务率及其增长率的变化，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减轻了这些国家的债务风险，其债务问题反而是由其自身历史和内部因素造成的(11)。虽然事实如此，但“债务陷阱论”话语仍然在“一带一路”国际舆论场中广泛传播，常见于政府、媒体、智库、民间团体等多个舆论主体中，频频成“一带一路”合作被质疑的热点话题之一。过往研究也意识到这一点，试图拆解“债务陷阱论”的传播逻辑，以厘清其在国际舆论场能够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的原因。这些研究主要从“债务陷阱论”话语建构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别展开：
在时间维度上，关注“债务陷阱论”话语随时间推移的内涵和建构逻辑变化。以印度主流媒体2020年1月至8月的“一带一路”倡议报道为样本，既往研究发现中印边境冲突、国内政治周期与疫情共同推动了印度对华报道议题与叙事逻辑的变化，“债务陷阱论”常与地缘政治化解读交织，并折射出结构性偏见(12)。针对斯里兰卡两家知名媒体“债务陷阱论”报道的研究则发现，2019至2021年间“债务陷阱论”经历了从外因导向型向内因驱动反思的“本土化衰变”，叙事逐渐从归咎中国转向国内治理与政策讨论(13)。时间维度的研究揭示了“债务陷阱论”话语建构模式既受事件驱动而具有短期波动性，也受深层结构性因素影响呈现出长期演化的趋势，为理解“债务陷阱论”传播的动态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空间维度上，相关研究集中展现了“债务陷阱论”如何在不同国家与地区被建构与传播。既往研究发现，美西方国家联合政客、智库和媒体等多种类型的舆论主体，有针对性地在“一带一路”共建国炮制并放大“债务陷阱论”(14)。在南亚地区，美印等国利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的政治与经济脆弱性，通过片面报道与数据操弄构建污名化叙事。当地媒体最初也大量转引西方框架，逐渐固化负面意涵(15)。黑山等巴尔干国家同样受到西方政客、智库和媒体断章取义、数据操纵、先入为主等叙事方式的影响，形成了该地区的“债务陷阱论”叙事(16)。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则指出，尽管“债务陷阱论”会干扰舆论环境，但相关国家的政策取向仍保持相对自主性，长期上并未改变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决策文化和利益取向(17)。空间维度的研究普遍支持“债务陷阱论”的出现是外部大国战略操弄和媒体建构的结果，并进一步揭示了其“本地化”的地缘政治逻辑，以理解“债务陷阱论”如何在空间上实现扩散和再生产。
这些研究凸显了一个重要逻辑，即话语是在时空双重维度的互动过程中被不断激活和延展的。尽管既有研究具备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进行探讨的意识，但囿于研究方法的局限，在实践中对于话语的互动过程和全局分布的捕捉仍存在不足——大部分研究以质性方法为主，虽然能够细腻地刻画单个国家或特定区域“债务陷阱论”的传播逻辑，但面对当代国际舆论场的大规模、跨区域、跨时间数据时，难以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规律。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路径和方法，以有效回应“债务陷阱论”在全球舆论场中的复杂传播逻辑。
(二)过程舆论视角下“债务陷阱论”的话语生产与演化机制
过往研究通过对小样本个案的话语分析，为揭示“债务陷阱论”话语的建构逻辑与传播机制提供了重要洞见，但仍难以从全局视角充分地说明这些话语为何能够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持续流通，并最终演化为国际舆论场中极具破坏性的“话语陷阱”。过程舆论的分析视角则补足了这一缺憾，它强调舆论不是某一时间点上意见分布的静态结果，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涉及议题的生成、意见的扩散、互动的累积以及跨层次的演化机制，以分析舆论“为什么”和“怎么样”演化到某一状态(18)。研究认为必须将“债务陷阱论”话语研究的视角由“话语的静态呈现”转向“话语的生成过程”，在动态的传播链条与互动机制中把握其演化逻辑，为理解“一带一路”负面话语的扩散与演变提供新路径。
我们尝试建构一个计算方法驱动的、能够分析话语生产与演化过程的中观分析框架。该框架的理论根基源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福柯首先着眼于话语的“知识维度”——其内部的形构规则，试图通过知识考古学方法发掘出作为特定时期知识形式和感知界限的“历史的先验”，即话语作为一套建构性的系统规则，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说的和可以做的(19)。然而，知识维度无法完全解释“这个话语而非其他话语出现”的外部动力(20)，因而，福柯进一步转向了权力谱系学，揭示话语的“解释维度”。在这一维度中，话语不是静态的知识结构，而是不同社会力量围绕解释展开权力争夺的关键场所(21)。总之，福柯通过话语分析关注知识和意义的生产，认为作为“知识的基本单位”的“话语”，正是基于“策略性功能”与“战略性整合”，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连贯起来(22)。
既往研究也应用福柯话语理论分析权力动态、国家身份、安全实践等国际传播相关议题(23)，但这些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层面存在一定不足，其往往简化了对话语过程性、关系性和情境性的考察。在过程性上，过往研究多以小样本细读和截面数据分析为主，缺乏对“话语生成-扩散-演化”过程的动态追踪(24)；在关系性上，研究则往往将话语视为二元对立的结构，忽视了差异和关系网络中“话语-权力”持续的互构机制(25)；在情境性上，分析往往局限在单一政治语境中，未能充分整合微观互动与宏观地缘政治语境对意义的重塑作用。这些局限既源自福柯方法本身“非整合范式”，也反映出单纯的定性分析难以对大规模文本进行操作化与跨语境验证的结构性瓶颈。
因此，研究进一步尝试以计算方法构建一套可操作的中观框架，用于量化分析大规模文本数据中的话语生产与演化过程。尽管现有计算传播研究已能够展现“一带一路”议题中全球媒体与智库的跨国互动结构与议程扩散逻辑(26)，但大多仍停留在“议题层面”，难以揭示话语在传播过程中的生成演化机制，因此亟须在计算方法与话语分析之间建立桥梁。研究利用“债务陷阱论”相关报道的大样本数据，借助共同基础分析描绘国际舆论场中的共享知识(文本内容)与共享解释结构(内容的结构关系)(27)，自下而上刻画该话语“如何”与“为何”形成的跨国生产演化过程。
在公共讨论中，对共识、一致意见(consensus)的过分追求可能会忽视对冲突点的讨论，共同基础反而可能是主体间能够达成广泛共识的所在，虽然暂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至少彼此间存在共同讨论的话语基础(28)。它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一是“共享知识(shared knowledge)”，即对基本事实内容的共同占有；二是“共享解释(shared interpretations)”，即对事实之间关系结构的共同理解。传统问卷调查往往依赖研究者“自上而下”的维度预设，难以捕捉意义生成的动态细节，然而基于大规模文本数据的分析能够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观测路径，使研究者超越静态的单一测量，从海量非结构化文本中精准捕捉话语在互动中即时生成的知识图谱与意义网络，进而动态地呈现不同舆论主体在对抗与互动中如何逐步确立共享的话语边界与解释逻辑(29)。
对于“债务陷阱论”议题来说，各舆论主体可能共享中国对外投资情况、债务国债务结构，以及债务国媒体、政要对债务问题的回应等基本事实。舆论主体面对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情境，其共享的事实性知识会经历动态积累与更新，从而形成历时性的知识变迁过程。不断演化的事实性知识则为各主体提供了可被引用与再生产的共同话语资源。这在特定情境的关系过程中揭示了话语的知识基础。在话语解释的维度上，不同国家的媒体可能会依据自身的立场、话语目标及受众预期，对于同一事实使用不同的话语符号赋予特定意义，通过不同的词汇共现与连接产生不同的认知图示，从而对知识进行差异化的解释。这揭示了不同主体如何基于其权力立场和战略需求，对共享知识进行差异化的解释和建构。
基于此，我们可以自下而上地考察话语知识演变的历时性特征，对比不同舆论主体应用“债务陷阱论”话语的解释差异，揭示话语跨时空演化的过程机制，并以此将中层的理论框架落地为一套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以当前“一带一路”舆论中的痛点与难点议题为切入点，为改善国际舆论环境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围绕“债务陷阱论”的具体研究问题：
RQ1：不同舆论主体是否对“债务陷阱论”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其共享知识和共享解释的模式整体有何特征？
RQ2：舆论主体所共享的“债务陷阱论”相关知识在时间维度上是如何积累的，是否存在某种历时性的知识扩展或叠加路径？
RQ3：不同舆论主体如何再生产“债务陷阱论”话语，其语义差异为何？这些差异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其跨语境流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研究使用ProQuest报刊数据库采集研究样本。ProQuest数据库是世界最为全面的英文报刊数据库之一，具有丰富的媒体资源与较多的变量属性，是当前西方报刊研究主要采用的数据源(30)。研究的样本收集工作分为两步：第一步，确定“一带一路”相关样本，由于各国对“一带一路”的称呼复杂多变，研究者以“belt and road”OR“silk road”OR“one belt and one road”OR“belt and road initiative”OR“silk road economic belt”为搜索条件获取样本，并剔除来自中国的英文媒体新闻报道，如China Daily、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第二步，在已获得的“一带一路”样本中，进一步筛选发布在2017年及之后，正文中包含“debt trap”的新闻文本，对相关样本中“debt trap”出现的平均频次进行计算，保留高于平均频次的样本，最终得到研究的有效样本2436篇新闻文本。
依据研究目的将所有样本涉及的国家划分为四类，分别是印度、“一带一路”共建国、非共建国-G7国家(以下简称“G7”)、非共建国-非G7国家(以下简称“非G7”)。进行这一划分的原因是，过往研究以“共建-非共建”(31)划分样本的方法掩盖了“非共建国”内部显著的异质性。首先，“债务陷阱论”的话语建构肇始于印度，且印度媒体发布的相关报道最多，因而印度是该议题下最为重要的舆论主体之一。其次，印度对“债务陷阱论”的炒作呈现出“内外互动”“印西联动”的特点(32)，其中的西方国家在话语影响力上亦有显著差别。以G7为代表的“大国”长期掌握着世界话语权，非G7的话语权则明显较弱(33)。因而，研究将“债务陷阱论”话语建构的主体分类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印度、G7和非G7。据此，我们对所有样本进行逐一编码：印度占28.90％；共建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占3***1％；非共建国-G7(美国、英国、法国等)占19.13％；非共建国-非G7(乌干达、津巴布韦、肯尼亚等)占15.56％。
(二)分析思路
研究采纳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CSS)的研究范式(34)，旨在利用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NLP)和网络分析技术，对大规模、非结构化数据集进行分析，实现对复杂国际舆论议题的过程式和结构化洞察，以此对“债务陷阱论”展开量化分析。
共同基础分析。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指的是个体在思考议题以及组织他们的观念、情感和信念方面的相似性，共同话语基础是达成态度共识的前提条件。研究首先从整体上关注“债务陷阱论”的公共讨论中，不同舆论主体之间共享的讨论基础，其中包括共享知识(事实)和共享解释(事实的关系)。
共享知识基础：研究通过余弦相似度逐月计算新闻文本间的语义相似关系，利用语篇(节点)和语义相似关系(边)组成语义相似网络以可视化媒体间共享知识的模式。对于给定的语篇，研究利用余弦相似度计算逐月的新闻文本两两间的语义相似度。得到的余弦相似度是在[0，1]上的连续变量。参考既有研究经验(35)，我们以0.15为阈值对其进行二值化处理，当余弦相似度高于0.15时，语篇之间形成边连接，低于时则不连接。
共享解释基础：利用共现语义网络进行分析。图式理论说明，概念之间的共现关系代表了个体如何解释事实的知识结构(36)，即词共现矩阵能够被用于量化解释网络。研究选取了全部新闻文本中前200个高频词作为核心概念，以核心概念(节点)和共现关系(边)组成解释网络，显示权重大于0.0015的边(即在一万句话中共现15次)获得可分析的网络图。
在得到语义相似网络和解释网络之后，需要进一步量化它们的结构特征，以衡量媒体在共享知识和共享解释上的网络聚合程度。网络密度和聚类系数是常用的两个指标，共同反映了媒体在共享知识和共享解释方面达成一致的程度。在新闻语篇形成的网络中，语义相似网络密度和聚类系数越高反映彼此间共享的共同知识基础越多；共现语义网络的密度和聚类系数则反映语篇中关键词共现的紧密性，即新闻媒体间对事件关注度和描述方式的一致程度，彼此间是否共享着相似的解释。
关键词分析。研究利用关键词的时间分布，分析“债务陷阱论”的相关知识概念在时间维度上是如何积累和变迁的。与简单的词频统计不同，我们首先利用收缩判别分析(shrink-age discriminant analysis，SDA)这一监督学习方法，将“债务陷阱论”语料与对照语料(NLTK库中的路透社语料)进行判别，目的是识别出在构建特定语境中最具区分度的500个名词和形容词，作为最能代表“债务陷阱论”的关键词(37)。而后，我们统计各关键词的出现次数、首次出现年份和每年新增的关键词数量，以此探究“债务陷阱论”的历时性知识变迁过程(38)。
语义网络分析。研究利用语义网络挖掘“债务陷阱”相关的概念和语义关系，以构建认知概念地图，即舆论主体对“债务陷阱论”的解释。研究在对新闻报道文本进行预处理后提取高频词，以10个词为窗口挖掘“debt trap”的共现词，构建语义网络，并测量各网络中“debt trap”节点的中介中心性，以描述“债务陷阱论”在不同主体叙事中桥接不同议题的嵌入程度(39)。我们进一步对语义网络进行Louvain社群划分(40)，选取每个语义社群中心度最大的节点作为代表性议题词，计算其与“debt trap”之间的最短路径，据此构建语义路径图，以可视化“debt trap”在网络中如何连接多个语义团体、实现话语跨越与意义桥接。
conText嵌入回归。研究利用conText嵌入回归模型进一步直观描述不同国家媒体如何再现“债务陷阱论”概念，及其运用语境和语义差异为何。区别于传统的索引行分析(KWIC)的定性展示，该方法能够量化不同主体对同一核心词进行解释的语义差异，并对群体间的解释结构进行统计学上的比较和验证。其基本原理是利用ALC嵌入，将预先在大型语料库上训练的词嵌入在目标词的上下文中进行简单的线性变换，从而为目标词生成特定的词嵌入(41)。研究以“debt trap”为目标词，利用300维的GloVe预训练词嵌入，上下文10个词作为窗口，计算词嵌入，并通过余弦相似度计算得到最临近上下文，以探究各舆论主体报道“债务陷阱”的语义和语境有何差异。
由此，研究整体的话语生产演化过程分析框架如图1。
图1 话语生产演化过程分析框架
四、结果分析
(一)话语整体特征：成为“漂浮性能指”的“债务陷阱论”
比较相关国家媒体“债务陷阱论”的共享知识网络与共享解释网络，我们发现，共享知识网络的密度(M=0.521，SD=0.043)与聚类系数(M=0.767，SD=0.050)均值较高，并且随时间发展围绕均值波动，表明“债务陷阱论”作为一种“知识”成功进入了国际舆论场，并且在某些阶段激发了一定的关注。相比之下，共享解释网络的密度(M=0.055，SD=0.026)和聚类系数(M=0.316，SD=0.047)普遍偏低，说明各国媒体在对“债务陷阱”解释层面缺乏统一框架。
共享知识与共享解释程度在不同主体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不同主体之间共享知识网络的密度(F(5，411)=9.550，p＜0.001)和聚类系数(F(5，411)=6.847，p＜0.001)均存在显著差异；共享解释网络的密度(F(5，502)=12.610，p＜0.001)和聚类系数(F(5，502)=24.456，p＜0.001)也存在显著差异。
图2 主体间共享知识、解释网络比较(*p＜0.1 **p＜0.05 ***p＜0.01 ****p＜0.001)
具体来看，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事后LSD两两比较中，“G7”-“非G7”国家媒体共享知识网络的密度和聚类系数显著高于其他组(如图2)，而二者在共享解释网络的密度和聚类系数上则显著低于其他组(如图2)。这说明非共建国间虽然默认了“债务陷阱论”相关概念的存在，但对它的解释存在差异。譬如，英国(G7国家)媒体《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和乌干达(非G7国家)媒体《新视野》(The New Vision)在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八周年的报道中针对“债务陷阱论”广泛地共享了知识，包括：基础设施投资(infrastructure)、国家政治背景(China、Beijing、US等)、透明度问题(lack of transparency)以及经济效益(benefits)。然而二者解释的切入点有所不同，英国报道倾向于强调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的风险，且更多认为中国如何通过这些债务工具增强其政治影响力；而乌干达报道则倾向于“债务陷阱”本身带来的经济问题，认为这些贷款是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不合理的管理会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到一个比较直观的结论，G7国家媒体在解释“债务陷阱论”时倾向于将其政治化，而非G7国家媒体倾向于“就经济谈经济”，因而在对债务问题的解释上缺乏统一性。
另一个发现是，共建国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共享解释程度普遍高于其他两组主体，说明共建国媒体与其他国家共享了更为一致的解释框架，其在“一带一路”国际舆论场中有其特殊的话语桥接者地位，更能与其他舆论主体在“债务陷阱论”上达成解释的共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参与者，共建国既能接触到印度和G7国家媒体的信息，并作为新闻素材和信息源被关注，同时，也能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债务问题的担忧。因此，共建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债务问题的报道是更为多元的，其他国家地区的媒体总能够从中找到合意的解释维度构建自身的话语。但也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共享解释网络整体的密度和聚类系数均较低，各主体间在解释层面的共识仍十分有限。
总的来看，“债务陷阱论”虽然在炒作后成功进入国际舆论场，但其解释权却未能被任一主体掌握，反而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解释趋势。一方面，共建国在共享解释层面表现出相对优势，在“债务陷阱论”相关报道中扮演着沟通不同语境的话语桥接者角色；另一方面，非共建国内部长期掌握话语主导权的G7国家，与话语权较弱的非G7国家之间对“债务陷阱论”的解释也缺乏统一性。这些现象均表明，“债务陷阱论”已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漂浮性能指”，其“漂浮性”一方面指知识概念在不同国家的媒体话语中广泛流通，呈现出“高共享”的特征；另一方面体现为意义上的漂浮，即该词汇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承载多种结构性的解释，缺乏稳定的语义边界。以上部分回答了RQ1。
(二)高共享知识：“债务陷阱论”的概念叠加与建构
“债务陷阱论”作为国际舆论场中的一个“漂浮性能指”，其在不同国家的媒体话语中广泛流通，呈现出“高共享知识”的特征。研究认为这一特征出现的原因是，“债务陷阱论”的知识概念经历动态叠加与更新的历时性变迁过程，被赋予了能够从多重维度建构和打造的“模糊性”，成为全球舆论中相对稳定传播的知识单元。
图3呈现了2017年以来“债务陷阱论”相关关键词的历年新增数量和历年新增累计数量，以反映这一知识概念的历时性变化。“债务陷阱论”关键词的增长趋势大体分为三个阶段：2017年1-6月的快速增长期(新增356个)，2017年6月-2018年9月的低速增长期(新增136个)，以及2018年9月后的增长式微期(新增8个)。在500个关键词中，印度媒体贡献超过半数(262个，52.4％)，共建国媒体提供138个(27.6％)，G7国家媒体贡献最少(22个，4.4％)，其余国家贡献83个(16.6％)(42)。这一分布不仅印证了印度作为“债务陷阱论”话语肇始者的身份相符，同时也说明“债务陷阱论”并非一个自然生成的认知标签，而是由特定主体推动、投射并赋予意义的话语建构过程。
图3 “债务陷阱论”关键词增长趋势
第一阶段(2017年1月-6月)是话语基础制造的时期，确立了有关“一带一路”债务问题话语的基本框架，并设定了其作为“陷阱”的话语原型。此时，“债务陷阱论”作为一种新兴话语尚处于建构起点，各舆论主体已经关注到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债务问题，如非G7国家就提到了“债务(debt)”“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等词汇。印度媒体运用更加有指向性的话语夯实这一基础框架，通过“担忧(concerns)”“控制(control)”“主权(sovereignty)”“威胁(threat)”等词，构成了一种基础的“陷阱”话语原型，将债务问题确定化为诱导债务累积的手段，并引发对国家主权丧失的担忧。虽然共建国媒体以“利益(benefits)”“伙伴关系(partnership)”“机会(opportunity)”等词尝试提出替代性解释，但这些词汇未在之后的话语体系中稳固下来，对“债务陷阱论”的核心结构影响有限。
第二阶段(2017年6月-2018年9月)是话语诠释叠加的时期，即各舆论主体围绕第一阶段设定的“债务陷阱论”话语原型，叠加更多相关概念并逐步赋予其能够从多维建构的意涵。此时新增关键词的速度虽然放缓，但其内涵却显著扩展。这一阶段呈现出两个主要的趋势：一是地缘政治逻辑转向，“华盛顿(Washington)”“防御(defence)”“盟友(alliance)”等词的出现，表明各国媒体开始将“债务陷阱论”纳入中美竞争与国际秩序的宏观框架中，突出其战略安全隐患与制度性对抗的意味。二是价值冲突转向，“掠夺性(predatory)”“宣传(propaganda)”等词汇的引入，反映出“债务陷阱”被更深层地阐释为一种价值观的输出，与自由主义价值相对立。由此，“债务陷阱论”具有了经济、政治、价值观三重维度的讨论空间。
随着“债务陷阱论”进入增长式微期(2018年9月后)，其新增关键词数量大幅减少，仅有8个新增词，包括“疫情(pandemic)”“消费(consumption)”“最小值(minimum)”等，且多数是由共建国和G7国家媒体提出的。这一阶段标志着话语建构的“凝固”，核心概念和叙事框架已趋于稳定，不再依赖持续引入新词来扩展，而是以既有框架为基础在不同情境中被重复使用和再解释。此时，“债务陷阱论”的基础概念和讨论维度已达成一定的共享，只要在新的情境(如后疫情时代)下进行运用和解释即可。
总的来说，“债务陷阱论”的话语建构经历了快速增长期、低速增长期、增长式微期三个阶段，分别在其中制造话语基础、叠加话语诠释，最后成为国际舆论场的共享知识，因而呈现话语凝固的样态。以上，我们回答了RQ2。
(三)低共享解释：“债务陷阱论”的话语缝合与流动
按照福柯的话语理论，话语始终在“权力-知识”网络中运作，其“知识维度”决定何种对象、问题与陈述被允许进入公共场域，“解释维度”则是不同主体围绕这些陈述赋予意义、争夺支配性的关键场所。从这一视角理解，“债务陷阱论”之所以呈现“高共享知识-低共享解释”，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国际舆论中可被各方直接调动的概念，但尚未形成稳定的“解释结构”，因而成为权力主体争夺最为活跃的地带。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舆论主体在“债务陷阱论”的解释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表1进一步展示了印度、“一带一路”共建国、G7国家和非G7国家媒体报道“债务陷阱”时最常见的搭配和语义环境。可以发现，印度媒体主要从地缘战略视角出发，将“债务陷阱”缝合至区域安全叙事，认为“一带一路”的债务问题旨在扩大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共建国媒体则多采用“转述-反驳”的结构，从西方国家的指责或言论入手，随后以反对态度结尾(如“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否认这一点”“西方传说……而事实恰恰相反”)，通过回应西方叙事尝试重新标定其意义。作为非共建国的G7和非G7国家媒体在构建“债务陷阱”话语时则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都强调债务问题的普遍存在，并将债务问题归因于中国，G7国家归因于“(中国组织的)多边机构缺乏透明度”，非G7国家认为“中国提供不可持续贷款”。
进一步对比G7和非G7国家报道中“债务陷阱”上下文的差异(如图4)，我们发现，G7国家和非G7国家媒体在构建“债务陷阱论”话语时的差异在于，前者倾向于将债务问题政治化，而后者更为聚焦债务问题这一经济问题本身。G7国家更强调“债务陷阱”在“外交(diplomacy)”和“地缘政治(geopolitical)”等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理解；而非G7国家则突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负债(indebted)”等经济意味较强的解释。这也再次说明G7与非G7国家媒体对于“债务陷阱论”的解释存在前者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后者更多就经济问题而论的差异。这也与上述英国(G7国家)媒体和乌干达(非G7国家)媒体报道“债务陷阱”差异的事例一致。
图4 G7和非G7国家媒体对“债务陷阱”的解释差异(*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由此可见，不同舆论主体围绕“债务陷阱论”确实没有达成统一的解释框架。概括来看，印度媒体作为话语建构的主要推动者，主要从地缘战略视角出发，将“债务陷阱论”缝合至区域安全叙事，强调中国通过贷款扩大其在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控制力。G7国家媒体则倾向于延续印度的话语建构方式，将债务问题高度政治化，突出债务问题在国际秩序和战略安全方面的影响，并认为中国以债务工具为手段增强自身政治影响力。非G7国家媒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一带一路”相关债务问题有所担忧，但在叙述时更侧重从经济角度讨论问题本身，多围绕中等收入陷阱、负债等经济议题展开，虽然也将问题归因于中国提供的“不可持续的”贷款，但其更聚焦债务本身带来的经济后果，而非地缘政治操控。共建国媒体则扮演了话语桥接者的角色，其叙述多采用“转述-反驳”的结构，侧重于回应债务问题中的负面观点，在援引西方国家媒体观点的基础上反驳“债务陷阱论”。
不同舆论主体对于“债务陷阱论”的解释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并非语义偏差，而是各主体在不同权力位置上对同一话语的策略性使用。进一步而言，“债务陷阱论”的解释差异并未削弱其传播力，反而强化了其在国际舆论中的流动性。这一现象与福柯揭示的逻辑一致，即意义的不稳定性使话语更易被不同主体重新占有并附着以新的权力意图(43)。因此，“低共享解释”不是传播障碍，而是传播动能，为话语缝合(articulation)提供了可能，使“债务陷阱论”能够在经济合作叙事、国家安全叙事、地缘冲突叙事、价值观叙事之间进行灵活转换，在多重语境链条中持续展示和重复，为构建针对“一带一路”的话语攻势制造了舆论空间。
语义网络分析进一步显示，“债务陷阱论”在印度、G7国家、非G7国家媒体中的中介中心性均较高，说明该概念不仅是语义网络中的中心节点，更承担着“跨议题桥接”的功能。图5直观地展示了不同国家媒体中“债务陷阱论”同其他语义团体进行桥接与缝合的语义路径。可以发现，印度媒体报道中“债务陷阱论”不仅嵌入程度高(0.057)，而且桥接的议题最为多元，既包括与债务问题本身相关的“战略(strategic)”、“投资(investment)”等议题，还通过“政策”与“亚洲国家-中心”两条路径将“债务陷阱论”分别与“安全(security)”与“军事(military)”的议题相缝合，使媒介话语完成了由经济金融话语、发展合作话语向地缘政治话语、国家安全话语的转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G7国家(0.041)与非G7国家(0.050)在“债务陷阱论”的话语缝合上则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其中，G7国家媒体更多桥接“华盛顿(Washington)”与“盟友(allies)”等词，延续了地缘政治的语义体系；而在非G7国家中，“债务陷阱论”则与“关系(relation)”相勾连，表现出对与中国合作关系的评估、再定义或警惕，二者呈现对“债务陷阱论”不同的解释姿态。
图5 “债务陷阱”的语义路径图
值得注意的是，共建国媒体虽然如前文所述，在解释层面与其他主体有相对较高的共享程度，并在立场上试图反制“债务陷阱论”，但其语义路径仍不可避免地桥接了“地区(region)”与“安全(security)”两个议题，延续了“债务陷阱论”在其生成阶段形成的地缘政治框架。换言之，共建国媒体作为介于多方之间的话语桥接者，其能动性仍受既有话语结构的显著制约：在反驳中仍需借用对方的能指体系，亦即在反驳中反而加固了该术语的负面联想，陷入了“用对方的话语解释自己”的结构性困境。
共建国媒体“转述-反驳”策略的核心机制是借用西方叙事框架中的话语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因而也难以摆脱既有框架对意义生成的影响。正如莱考夫(George Lakoff)所强调的，否定语并不会抵消或中和原有语义，反而会因激活原有的认知框架而强化其联想逻辑，“当我们否定一个框架时，我们唤起的仍是这个框架”(44)。也就是说，虽然共建国媒体在否认“债务陷阱论”，但受众脑海中的“陷阱”隐喻依然会被激活并获得认知显著性，进而强化了“债务-安全威胁”这一地缘政治语义路径的合法性。由此，共建国媒体试图以“发展叙事”对抗“陷阱叙事”的努力，反而在语义竞争中面临显著劣势。例如，斯里兰卡媒体《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在报道CGTN主办的“全球南方之声(Global South Voices)”节目时就提到：“巴基斯坦前国家银行行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伊什拉特·侯赛因(Ishrat Husain)指出，……中国会询问这些国家(受援国)，你们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优先需求是什么？西方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制造债务陷阱’，但事实恰恰相反。”(45)斯里兰卡(共建国)媒体在此处力图通过引入自身语境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概念，争取重建议题框架，使“一带一路”回到经济逻辑中。但与此同时，西方媒体长期主导的国际舆论格局已使“债务陷阱论”成为论及“一带一路”经济议题时的“默认”解释路径，这些试图将其拉回正常轨道的解释反被视作“专门”反驳“债务陷阱论”的叙事，往往只能作为附属文本存在，难以形成独立且稳定的意义结构。换言之，共建国媒体的“转述-反驳”不仅没有在话语桥接点上切断“债务陷阱论”的“生命线”，反而会不断激活原有的认知框架和负面联想逻辑，并使“债务陷阱论”能够被更广泛而持续地调用与强化。
综上，作为“漂浮性能指”中的“漂浮性”并非语义空缺，而是权力多中心竞争下的话语策略结果：话语的知识维度相对稳定，各主体在解释维度展开激烈竞争，通过话语缝合不断扩展其语义边界。这种“低共享解释”反而增强了其跨主体、跨语境的传播能力，使其成为国际舆论场中最具流动性和政治效力的负面话语结构之一。以上部分完整回答了RQ3。
五、结论与讨论
在计算社会科学范式下，研究运用多种计算方法对“债务陷阱论”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媒体中的共识形成、语义建构与再生产过程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该话语在国际舆论场中呈现典型的“高共享知识-低共享解释”的漂浮性能指特征。其中，“高共享知识”由印度媒体主导，并通过话语基础制造、话语诠释叠加与话语凝固三个历时阶段逐步形成，最终在政治、经济与价值观三个维度上构筑起跨国可调用的共享知识，使“债务陷阱论”得以进入全球舆论场。“低共享解释”则源于不同语境中的话语缝合：印度、共建国、G7国家与非G7国家分别将其嵌入自身叙事结构，使之与多重议题策略性关联，在解释逻辑上呈现显著分化。结果是媒体对“一带一路”债务问题的叙述逐渐从经济金融、发展合作框架转向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的政治化框架，在语义上固化了对中国投资的负面联想。
研究从共识形成的两个维度展示了“债务陷阱论”随时间变化在不同舆论主体间构建的共性与差异，凸显了同一话语概念在不同时间阶段、利益属性、意识形态语境下的语义张力。因此，研究初步应用了图1给出的话语生产与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福柯的“权力-知识”批判性分析落地为对“话语生产-流动-演化”的过程性分析，并验证了其在“债务陷阱论”案例中描绘话语生产流动舆论过程，及其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知识叠加、解释分化的话语实践状态等方面的可行性。
在理论层面，该框架从过程性、关系性、情境性、开放性等维度整合性地提供了一个解释国际舆论争议性概念演化过程的理论视角。具体而言，在过程性上，话语意义并非一次性生成，而是在“基础制造-诠释叠加-意义暂时凝固”的历时链条中动态构成，这为理解国际政治叙事再生产的机制提供了解释。在关系性上，话语的流动性并非源于共识，而是产生于不同主体在关系性网络中的差异互动——正是“诠释叠加”阶段语义边界的模糊性，促进了不同主体对同一概念的话语缝合，维持了其在舆论场中的传播力。在情境性上，研究将话语置于更广阔的国际政治与文化语境，考虑主体的地缘位置、制度逻辑与历史经验如何共同塑造其解释位置。在开放性上，研究揭示国际争议性概念普遍具有语义不稳定性，这不仅未削弱其传播力，反而扩大其跨主体流动性，使其成为可以被不同行动者调用的，具有“漂浮性”特征的战略传播资源。综上，研究通过这套分析话语过程的中观理论框架，在话语分析与计算方法之间搭建桥梁，使其不仅承担案例解释的功能，更能系统回答：国际舆论中话语为何得以形成、为何持续流动，以及在多主体体系中如何演化并重构。
在实践层面，研究对国际传播工作具有一定启示。面对以“债务陷阱论”为代表的“话语陷阱”，我们首先要解构其意识形态，从根本上瓦解“债务陷阱论”等西方叙事背后的政治、经济与价值观语义框架的合法性基础。其次，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共建国在解释环节中具有显著的“桥接者”地位，提示中国应以此为抓手构建跨国媒体合作机制，主动与“全球南方”国家媒体、智库建立合作机制，通过本土化案例叙事和“南方元话语”的提炼，凝聚全球南方的共识力量，以切断负面话语跨语境转译的链条(46)。最后，研究方法论的初步应用表明，国际传播可尝试从被动回应转向计算驱动的主动构建，通过语义感知、叙事生成与大模型训练中的“本土知识嵌入”(47)，打造可跨文化理解、可对抗偏见的中国叙事体系，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实现从“被解释”向“能解释”的结构性跃迁。
囿于研究视角与篇幅的限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以“一带一路”相关的“债务陷阱论”为核心案例，该话语具有高度政治化与地缘竞争特征，虽然总结出了一个分析话语生产演化的一般性中观框架，但其是否适用于科技叙事、价值观争议或其他国际公共议题，仍需进一步拓展和验证。其次，研究主要依赖ProQuest数据库中的英文报道数据，尚未涵盖社交媒体、本地语言媒体与非正式传播渠道，也没有充分考虑一个国家内部的对话结构(如政府、智库、媒体之间)，这可能导致对部分国家语义的估计有一定偏差。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数据来源，并引入跨语言嵌入模型对不同传播层级进行分层建模，在多元议题下检验本文提出的中观理论模型的适用边界。
注释：
①Chellaney,B.,"China's Debt-Trap Diplomacy," 2017-1-23,https://gffgg29fb1d3a6238402dswpxf6qkx966f66p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mmentary/china-one-belt-one-road-loans-debt-by-brahma-chellaney-2017-01,2024-11-25.
②鲍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债务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40页。
③Irish,J.,"Macron Warns of Chinese Risk to African Sovereignty," 2019-3-12,https://gffgg48b18c917ab84fb2swpxf6qkx966f66p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world/macron-warns-of-chinese-risk-to-african-sovereignty-idUSKBN1QS2QP，2024-11-25; Ruptly,"Austria:Chinese Aid Causing 'Massive Increase in Debt among African Countries'," 2018-12-18,https://gffgg75b6f367a66e4d6fswpxf6qkx966f66p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lay:a973dccd0b,2024-11-25.
④Abi-Habib,M.,"How China Got Sri Lanka to Cough up a Port," 2018-6-28,https://gffgg9171e6f56c1e4fb8swpxf6qkx966f66p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pecial-report/How-China-got-Sri-Lanka-to-cough-up-a-port/22-657943,2024-11-26；王秋彬、李龙龙：《“中国债务陷阱论”的兴起及其实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⑤Yang,S.L.,& Jiang,A.Y.,"'Debt Trap Theory':The Logic of Power Politics in India," in Peng,N.,& Cheng,M.Y.,eds.,The Reality and Myth of BRI's Debt Trap:Evidences from Asia and Africa,Singapore:Springer Nature,2024,pp.25-45.
⑥孙现朴、杨路：《斯里兰卡危机的演进、根源及发展趋势》，《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2期。
⑦鲍洋：《“一带一路”倡议会引发“债务陷阱”吗——基于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视角》，《经济学家》2020年第3期。
⑧钟飞腾、张帅：《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⑨阮建平：《话语权与国际秩序的建构》，《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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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许娟、涂栓：《“债务陷阱论”的“衰变”：斯里兰卡媒体叙事及层次分析》，《南亚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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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颖慧、王瑟、赵亮：《“中国债务陷阱论”剖析——以斯里兰卡政府债务问题为视角》，《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6期；刘雅菁：《西方在巴基斯坦炮制“中国债务陷阱论”剖析》，《公共外交季刊》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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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Lazer,D.,et al.,"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Science,vol.323,no.5915,2009,pp.721-723.
(35)Liang,H.,"Coevolution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Common Ground in Web Discussion Forum,"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vol.32,no.2,2014,pp.155-169.
(36)Kuklinski,J.H.,Luskin,R.C.,& Bolland,J.,"Where is the Schema? Going Beyong the 'S' Word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5,no.4,1991,pp.1341-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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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李钧鹏、周港：《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与遗忘(1980-2022)》，《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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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Blondel,V.D.,Guillaume,J.L.,Lambiotte,R.,& Lefebvre,E.,"Fast Unfolding of Communities in Large Network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Theory and Experiment,vol.2008,no.10,2008,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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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其中有部分关键词由多个主体在同一天提出，因而此处的关键词总和超过500个。
(43)Goodin,R.E.,Pettit,P.,& Pogge,T.W.,eds.,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Blackwell,2012,pp.545-546.
(44)Lakoff,G.,Dean,H.,& Hazen,D.,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The Essential Guide for Progressives,White River Junction,VT:Chelsen Green,2004,p.3.
(45)Daily Mirror,"CGTN Launches Its First Online Show Targeting the Global South," 2024-3-6,https://gffggfebb2329ef3a41caswpxf6qkx966f66p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ress-releases/CGTN-launches-its-first-online-show-targeting-the-Global-South/335-278342,2025-12-10.
(46)马立明、赵甜芳：《走向“全球南方”：中非媒体“话语联盟”的可能与可为——基于非洲四国大报涉华议题的实证分析》，《新闻与写作》2025年第6期。
(47)丁凡、张婧妮、凌子怡：《结构中介、价值同构与文化共通：大模型驱动国际传播的三重演化路径》，《中国编辑》202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