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发 杨卓青: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

——第一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 次 更新时间:2025-11-30 22:39

进入专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  

陆海发   杨卓青  

 

【内容摘要】为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云南民族大学于2025年7月举办第一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系统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丰富内涵,明确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对构建中国自主理论范式、推动民族复兴及贡献多民族国家治理智慧具有突出价值。同时,学者们交流了学科建设试点探索经验,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需加强顶层设计、凝练研究方向及构建人才培养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应结合定性与量化分析,并善用数字技术;在现实关切的研究中,则需关注文化符号、边疆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紧密关联。会议达成广泛共识,主张从理论创新、方法融合、现实关切与人才基础等方面协同发力,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发展与体系完善。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为更好地响应和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学科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决策部署,2025年7月12日,云南民族大学在昆明举办了第一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67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赫诗锦主持,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副司长潘江如、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永全、云南民族大学校长王启梁在开幕式上致辞。王延中、陈立鹏、王文光、程京武、高向东、周传斌、阮朝奇7位学者发表主旨演讲。此外,会议设置了1个圆桌论坛与8个分论坛,重点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中涉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及意义、推进试点探索的实践、学术研究的方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现实关切等议题并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研讨会主要着力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从“局部阐释”迈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现将会议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学科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丰富内涵与深远意义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其核心前提在于确立一套系统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该理论旨在深刻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生逻辑、演进动力与发展规律,是对其内在本质与未来趋向的科学抽象。正因如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展开体系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根基。与会学者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要义,从多个维度探讨了其丰富内涵及深远意义。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丰富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国家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实体,与之相应的理论建构,不仅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工作实践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产物。与会学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的学术脉络、传承发展及历史演进等角度,探讨了其丰富含义。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与文化底蕴。梁启超于1902年在救亡图存之际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费孝通将对中华民族的阐释提炼升华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正式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在这次的学术研讨会中,与会学者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周传斌认为,“中华民族”这一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观念,源自我国古代“四方—中心”的传统宇宙观,其观念转变得益于近代民族国家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入。王文光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创新性理论,呈现了我国各民族共荣共享的持久关系。其中,“中华民族”可追溯至我国古代“华夷共祖”的思想传统,而“共同体”则源于对“持久关系”的表述。还有学者认为,“共同体”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论断深度契合,是对“多元一体”辩证议题的突破,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两个结合”思想的生动体现。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我国的民族理论发展从确立民族平等团结原则,到提出“两个离不开”“三个离不开”“四个认同”,直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出不断传承与发展的清晰脉络。王延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核心支柱,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两个结合”重要思想是其指导方针。陈立鹏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一方面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创新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还有学者指出,我国民族政策的传承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不断深化,且根植于家国同构的优秀政治传统。另有学者认为,我国当下民族政策实现了从“民族解放”向“共同发展”的战略转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也因之应运而生。亦有学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立足于“两个大局”的历史逻辑、“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与“两条主线”的实践逻辑,并进一步指向了我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构建。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高度概括。王文光认为,从先秦到近代,无论是对“五方之民”,还是对“满汉一家”等理念的强调,无不彰显着“多元一统”这一历史脉络的延续性。因此,从历史哲学视角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是“自在”的存在,并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逐步实现了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转化。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揭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必然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的自发性与自觉属性的辩证统一。还有学者通过系统梳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明确反驳了西方所谓“想象的共同体”之说,论证了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的客观性,并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正是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培育出的自觉意识与深刻默契的集中体现。此外,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有力佐证,无论是考古器物展现的文化互鉴,还是北魏、明清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抑或是抗战、长征中凝聚的共同体意识,均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民族实体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深远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深邃、意蕴丰厚。它不仅是深刻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与民族关系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更是面向未来的行动指南。与会学者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意义,着重从构建中国自主的民族理论范式、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借鉴意义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构建中国自主民族理论范式的重大理论探索。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历史连续性,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需要建构适合自身历史发展逻辑的自主的民族理论范式。阮朝奇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正以跨学科视角构建“五个共同”历史叙事,破解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解释霸权,作为有机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程京武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整合了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资源,系统解决了传统民族学在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中面临的知识割裂与碎片化困局。陈立鹏进一步指出,该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与升华,形成了区别于西方民族国家的自主话语体系。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深刻表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必须植根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这是中国梦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王延中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通过“史料、话语、理论”三大体系建构,可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高向东通过对各民族流动融居的研究指出,理论建构是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还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齐驱并进,二者都致力于聚焦并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各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此背景下,理论建构有助于推动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合力。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能为世界多民族国家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并存的背景下,世界民族关系呈现出冲突、摩擦与融合交错的复杂图景。阮朝奇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社会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挑战,民族问题的妥善解决至关重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回应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也为世界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借鉴。亦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传播,有助于突破“中心—边缘”的权力叙事,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价值。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存在统一性,展现了我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同体理念,彰显了应对世界民族问题的中国智慧。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外联动,为世界民族问题的妥善解决贡献了“文明互构”的中国方案。

二、交叉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试点与研究方法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建设旨在超越传统学科界限,整合多元理论方法,以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继2024年5月教育部批准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首个试点后,2025年4月,学科建设迎来新一轮深化与拓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支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15所高校自主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试点相关建设。值此契机,全国各试点高校代表与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齐聚一堂,就试点探索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方法创新进行了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多学科交叉融合驱动下的学科发展大计。

(一)学科建设试点探索与建议

学科交叉性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显著特征,是此次试点高校与学界同仁共同关切的焦点。一门学科何以成立?其根基在于明确的核心研究范畴、系统的理论架构与严密的知识逻辑,同时,还需制度与人才的双重保障。本次研讨会紧扣这一核心命题,重点从顶层设计、交叉研究方向与创新人才培养等维度入手,深入探寻了该学科实现交叉融合的实践路径。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需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跨区域协作机制成为各试点高校的共识,即通过组建“1+15”高校联盟,联合制定培养方案、共享课程资源、创立和发展学科期刊等。同时,试点高校内蒙古师范大学参会代表分享了其学科建设路径,提出了“1863”建设方案,即“1个党建引领,8大基础建设,6个实施保障,3个地缘特色”,为交叉学科建设提供了系统性思路。此外,试点高校武汉大学参会代表主张各高校应依托于地方特色,打造“研究基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学科制度框架。也有的试点高校代表创新性提出“学术码头”概念,倡导跨学科师资整合机制,建立校内双聘制及跨校柔性引进等弹性机制。同时,部分高校代表呼吁教育部与国家民委联合构建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等组织化机制,加强对试点高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的指导和支持。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需在综合多学科理论基础上凝练研究方向。首批试点高校中央民族大学的参会代表重点介绍了其整合民族学、历史学与管理学等多学科资源后所锚定的三大研究方向:其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聚焦于关乎共同体建设的重大基础性与本体论问题;其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与文化”,致力于梳理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脉络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机制;其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度与治理”,重点探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及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同时,多数试点高校代表都特别强调交叉学科研究方向的凝练和确立需因地制宜,凸显各高校的特色和优势。例如,西南地区可依托于边疆多民族特色,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治理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间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东北地区可结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开展跨境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和边疆治理研究;西北地区可顺势开展河西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相关研究。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需建构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同时也为学科的发展注入动力。中央民族大学参会代表介绍了其在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的试点探索,特别是通过本科设置“孝通班”夯实基础,强化相关学科专业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基础理论训练,并建设了100多门课程,为人才培养奠定了较好基础。有的试点高校代表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人才培养的价值观教育意义,提出教育实践与教材体系创新是学科建设基石,主张应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深度融入港澳台侨大学生教育,通过民族理论教育及文化实践强化国家认同。也有试点高校代表指出,教材体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并认为其作为国家认同与民族共识一体化培育的核心载体,需以“纵向衔接、横向融合、内容精研、形式创新”为原则推进一体化建设。

(二)跨学科方法的融合路径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强调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问题为根本导向,通过跨学科方法的有机整合实现对既有知识体系的重塑。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跨学科方法融合,与会学者对跨学科方法融合路径进行了广泛讨论,对跨学科方法论、定性与量化的综合分析、数字技术的应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第一,跨学科方法融合需更广泛地结合多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参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应突破单一学科局限,通过多学科理论、方法与视野的深度交融,构建起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体系与研究范式。相关讨论可主要归纳为以下方向:一是理论层面的方法论自觉与范式创新。有学者提出,该学科需在辨析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方法论的系统整合与超越,形成独具特色、逻辑自洽的学科方法论体系;二是尝试从多学科角度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方法论视野。有的学者运用考古学分析方法,通过对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器物的分析,从物质文化角度实证了历史上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交融关系;有的学者尝试将彝族烟盒舞的健身功能与中医“治未病”理念相结合,探索以“健康共同体”为载体,推动传统医药学、体育人类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交叉融合;有的学者主张将“增进共同性”原则融入法治全过程,从立法协同、执法创新与司法强化3个维度,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支撑体系,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

第二,跨学科方法融合需综合定性研究与量化分析的优长。参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研究需兼顾历史深度与科学精度,既要阐释意义与过程,也要揭示规律与关联。相关讨论可归纳为以下2个方向:一是在定性研究层面强调整体性认知与深度阐释。有学者提出,应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分析、口述史与参与观察等方法,在宏大叙事与个案深描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从而系统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二是在量化分析层面推动研究范式的科学化转型。有的学者主张突破以质性为主导的传统范式,系统引入社会经济地位、政策变量等可操作化指标,借助计量模型深入解析民族文化因素的内在关联与动态效应,提升研究的精确性与推论力。同时,有学者主张在数据基建层面构建支持民族交融研究的动态平台。面对“大流动、大融居”的社会现实,有学者建议构建少数民族人口空间数据库,为实现民族交融过程、空间分布模式及相关社会问题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提供技术支撑。

第三,跨学科方法融合需要结合新技术的运用。参会学者普遍认为,数字技术的引入有助于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研究深度、方法精度与传播广度。相关讨论可归纳为以下3个方向:一是数字技术在文化呈现与传播中的赋能作用。有学者指出,可通过构建“中华民族文化数字图谱”,有效地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与考古数据,实现各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可视化呈现;二是数字方法在学科研究与实践中的融合路径。有学者提出,可运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虚拟课堂建设、民族团结动态监测等技术手段,推动研究方法从传统描述向精准分析转型,提升学科建设的科学化与系统化水平;三是对数智时代机遇与挑战的理性回应。有学者强调,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应树立人文观念,注重从意识传递、能力迭代与数据治理等层面强化学科发展的伦理基础与风险应对能力,实现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三、现实关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与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的最为重大的现实关切。与会学者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议题研讨涉及广泛、视野开阔,主要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聚焦了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价值;二是探讨了边疆民族地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战略意义;三是探究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辅相成性;四是分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统一性。

第一,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作为传递价值观念、凝聚集体认同的关键载体,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构性作用。参会学者的研究围绕不同类别的文化符号及其作用机制展开了深入探讨,主要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一是历史叙事类符号的当代转化。有学者借助敦煌遗书《王昭君变文》等文本,揭示昭君形象如何被塑造为民族和平交往的象征,为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依据与价值资源;二是现代艺术类符号的情感凝聚。有学者通过分析影像政治与舞台艺术作品如《五星出东方》,探讨现代媒介如何借助视觉叙事与审美表达,强化公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与归属感;三是传统技艺类符号的整合功能。以鹤庆银器、宁洱贡茶等非遗技艺为例,有学者指出其通过“符号再造—交往深化—利益共享”的协同机制,能有效促进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四是生产实践类符号的文化升华。有关稻作文化等传统生产方式的研究表明,物质生产实践能升华为具有凝聚力的文化符号,从深层结构增强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第二,边疆民族地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作为国家疆域的前沿、多元文化的交汇空间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边疆民族地区在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中承载着特殊功能。参会学者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展开探讨,其观点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一是历史进程中边疆治理与认同建构的互动关系。有学者通过分析明代卫所移民、清代湘黔边碑刻等案例,揭示国家制度、权力在场与地方实践如何共同塑造边疆地区的文化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二是历史书写对共同体意识的知识形塑作用。以明清云南方志为例,有学者指出其中通过“大一统”叙事、地理整合与“华夷共祖”谱系的文本建构,系统强化了边疆民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归属感;三是当代边疆治理中德治与法治的协同路径。有学者强调需构建以“互信共治”为核心的价值引导机制,通过道德规范与习俗公约调和国家法与民间规约,提升治理效能与文化凝聚力;四是现代化进程对边疆共同体建设的推动与挑战。有学者以四川凉山道路建设为例,阐释基础设施如何通过“道路赋能共同体”促进整合;同时,有学者指出部分易地搬迁安置点面临社会组织断裂、文化适应滞后与公共服务不均等挑战,亟需制度创新以重建社会联结。

第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辅相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层次的耦合关系,两者是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有机整体,共同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中。参会学者从多维度探讨了二者的内在关联,主要可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一是在宏观战略层面,二者构成民族复兴的“双重引擎”。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共同体意识奠定物质与社会基础,而共同体意识则为现代化进程注入精神动力与稳定保障,二者在目标、路径与进程上高度同步、相互支撑;二是在实践路径层面,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促进现代化与共同体互嵌共进。有学者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等数据的研究表明,有序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与区域融居,有助于构建多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与人力支撑;三是在文化认同层面,现代化媒介与叙事强化“一体多元”的集体记忆。以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为例,有学者分析其如何通过现代展陈与叙事策略,具象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从而在公众认知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推进的理解与认同。

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辩证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内在的统一关系,从根本上说是理念同源、价值共享、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与会学者从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2个维度展开探讨,其观点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一是在理念溯源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与“和合”智慧。有学者指出,该理念以“天下大同”超越民族国家本位,以“和合共生”扬弃零和博弈逻辑,体现了中华文明精神在现代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创造性转化;二是在理论建构上,两个共同体形成“本体关怀—全球视野”的双向滋养关系。有学者从范式重构、秩序供给与机制保障等层面,阐释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所展现的韧性,并为理解两个共同体的辩证统一提供了学理框架;三是在实践路径上,海外华侨华人成为连接两个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有学者以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中介角色、侨批(华侨家书与汇款凭证)所承载的认同维系功能为例,说明民间交流如何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实践支撑;四是在行动载体上,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成为理念传播与价值实践的跨文化平台。有学者以慈济慈善基金会为案例,研究分析了其如何在跨国协作中具体践行共同体价值,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国实践提供了历史参照。

结语

云南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正值国家支持第二批15所高校自主设置该交叉学科之际,不仅聚集了试点高校的代表,也汇聚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加强了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和交流。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学理支撑与交叉学科创新的前沿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其所聚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深度交织。本次会议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实践体系的协同创新,既延续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也回应了新时代民族政策的现实关切。

会议形成了广泛共识,初步勾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知识架构和核心要义,概括起来看,主要涉及4个方面:一是深化理论创新,完善自主知识框架。要开展对共同体核心概念、历史逻辑与发展规律的系统研究,构建兼具解释力与原创性的基础理论体系,科学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道理、学理与哲理。二是推动方法融合,强化学科交叉特质。要积极促进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整合,探索建立符合本学科特质的方法论体系,为学术创新提供坚实支撑。三是聚焦重大现实,增强资政服务能力。要紧密围绕民族地区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有精神家园构筑等重大议题开展实证研究,推动学术成果向政策实践转化。四是夯实人才基础,构建完整培养体系。在试点高校率先探索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快核心课程与教材体系建设,为学科可持续发展储备专业力量。

 

陆海发,云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社会智库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SHZK20252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边民的国家认同建设研究”(21BZZ096)阶段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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