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集体行动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途径。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抗争背景下的集体行动，而忽视了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和价值。综合集体行动的概念和已有研究，提出集体行动的新分类方式及其积极转向以符合社会发展需要。通过回顾集体行动领域的理论模型发现，现有理论聚焦于微观层面解释集体行动的心理发生机制，且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最后，结合影响集体行动的情境因素，提出集体行动的情境—动机整合模型，阐释微观层面的认知和情绪如何与情境特征相互作用从而激发集体行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集体行动的动态发展变化机制、揭示个体特征在集体行动产生中的作用、挖掘宏观情境因素对集体行动的塑造。

[关键词]集体行动；亲社会集体行动；群体因素；情境因素；情境—动机整合模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体现在政治统治和政府管理能力的提升，也表现在对公共事务和社会危机事件的管理中。其中,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流行病和局部战争等全球性危机事件频发，加剧了人们对社会稳定和生命安全的焦虑。危机的发生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行为，而是集体造成的。单凭某个人的力量既无法阻止危机事件的发生，也不能缓解危机导致的伤害，只有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集体行动才能有效应对，这也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与价值所在。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不仅是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途径，也已经成为凝聚社会力量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和手段。近年来，环境保护、消除贫困等事务中集体行动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备受关注，其逐渐被应用于社会治理，这不仅有利于协调各方资源共同应对危机，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是落实国家治理理念、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因而，公民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更可能采取集体行动一直是该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以往研究从个体因素、群体因素、情境因素等角度入手，探讨了集体行动的诱因和发生机制，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模型(Thomas et al.,2020)。然而，这些研究和理论主要是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为背景，如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等(Chan,2022)，并非完全适用于环境保护、反贫困等事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关于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仍存在争议(Thomas et al.,2009；Van Zomeren et al.,2008)。此外，鉴于社会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应更加关注和倡导具有建设性的集体行动，以凝聚社会力量应对危机和挑战。为此，本文通过回顾集体行动的概念和分类，剖析以往理论模型的不足，并尝试提出集体行动的情境—动机整合模型，这将有助于集体行动研究向积极方面转变，为调动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一、集体行动的概念、分类和两面性

集体行动的研究可追溯至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对群众（the crowd）心理的研究。最早关注群体行为现象的是法国思想家Le Bon(1896)，他在著作中使用了“乌合之众”（crowds）一词，对群体的非理性行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以Le Bon为代表的群众心理研究植根于欧洲的政治背景，这种思想传播到缺乏大规模群众或社会运动的美国，就转变成美国社会学中的“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强调非理性和冲动性的思想传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Park首先明确提出了“集群行为”的概念，认为集群行为是一种在共同和集体情绪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社会互动的结果(Park & Burgess,1921)，具有自主性、去个性化、情绪性和反社会性、循环反应四个特点。但后来有学者注意到集群行为不仅仅是去个性化的、非理性的，也有其理性的一面。1965年，美国社会学家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表达的“理性人假设”给集群行为的研究带来致命的冲击，这使得具有组织性和结构性的集体行动进入社会科学界的视野，逐渐取代集群行为成为此类行为的合法术语。

（一） 集体行动的概念与分类

尽管相关研究相当丰富，但对集体行动的定义仍未达成一致。其中Wright等人(1990)提出的定义得到广泛认可：集体行动是指群体成员参与为改善群体现状以实现群体目标而采取的任何行动。之后，Wright(2009)对集体行动的内涵进一步完善。第一，参与集体行动的人数和方式无特定要求，通过网络、异地同步等形式参与也属于集体行动；第二，集体行动是群体成员联合发起的统一行动，而个体性且受个人利益所驱动的共同行动不属于集体行动；第三，个体参与旨在提高内群体或外群体地位的行动均属于集体行动范畴。这也与Agostini和Van Zomeren(2021)提出的定义不谋而合，集体行动是个人作为心理群体成员采取的任何行动，以改善弱势群体的整体地位，或保护该群体（优势群体或弱势群体）的价值观、道德原则和意识形态。此外，集体行动不必像集体的大规模行动——个体可以通过签署请愿书等方式参与集体行动，只要个体作为群体成员改善群体状况的行为均可以被视为集体行动(Van Zomeren,2013)。总的来说，Wright和Van Zomeren对集体行动的理解有以下几点相似之处：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数量和规模无具体要求，形成群体即可；集体行动旨在提高群体地位，改善群体现状；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空间和方式不受限制，但其目的是为了群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

随着集体行动研究的不断扩展和深入，研究者们依据不同标准对集体行动进行分类，以便开展系统性的机制探讨和干预。根据集体行动模式与社会规范的关系，Wright等人(1990)将其分为常规集体行动与违规集体行动，前者符合社会系统中包括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在内的既存规则，如和平游行、联合签字抗议等；后者则违背这些规则，如冲击政府、破坏公物等。根据参与集体行动付出时间、努力和失败代价的程度，Shi等人(2015)将其分为强硬集体行动与温和集体行动。与强硬的集体行动相比，个体更愿意参与温和的集体行动，因为付出的努力和失败的代价更少。根据集体行动的破坏性，Saab等人(2016)将其分为和平集体行动与侵略集体行动。前者包括示威、静坐等，不具有破坏性，不会对他人或事物造成物理伤害；后者包括身体攻击、武装攻击等，涉及使用物理力量以伤害他人或损坏财产的行为。

（二） 集体行动的两面性

当前，世界面临着诸多挑战，不仅体现在平权运动此起彼伏、反移民浪潮不断高涨、民主制度受到独裁主义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全球气候危机逐渐加剧、全球性流行病时有发生以及全球减贫议程受阻等问题。尽管这些挑战均可通过集体行动来解决，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平权运动、民主运动等主要兴起于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希望通过集体政治斗争或社会变革解决，以维护某一群体的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平。此类集体行动可以被称为“竞争性集体行动”，其特征可以概括为存在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即“我们vs.他们”）；受益群体仅针对一部分人，如移民、性少数者等；对社会秩序和政府管理造成负面影响。相反，应对气候危机、防治流行病、消除贫困等是全球性问题，更需要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集体行动才能有效应对。与此同时，以亲社会性为特征的几个概念从集体行动中发展和衍生出来，如集体气候行动、集体公民行动、集体扶贫行动等，研究者们尝试通过跨群体的行动解决全球性问题。本文也将此类集体行动归纳为亲社会集体行动（即“我们vs.非人类”），其特征是不存在优势群体或弱势群体，所有群体均可受益，且有利于社会秩序和政府管理。总的来说，集体行动有两面性:既有消极的一面，通过发起具有暴力、破坏性的行动谋求变革，属于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有积极的一面，凝聚不同群体的力量对抗疾病或贫困，促进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在中国的集体主义背景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减缓气候变化、预防流行病等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关注集体行动的积极转向，辨别竞争性集体行动和亲社会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集体行动的解释机制与理论模型

（一） 集体行动的社会认同模型

Van Zomeren等人(2008)通过使用元分析方法提出集体行动的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SIMCA），指明了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激励因素。该模型证实了社会认同（即个人与相关群体的心理联系）、群体效能（即个人认为群体能够通过统一努力实现群体目标的能力）以及感知到的基于群体的不公正（即个体对不公正的感知或对群体劣势的愤怒体验）是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独特预测因素，它们之间也有一套明确的关系。其中，社会认同扮演着核心角色，因为它既是集体行动的直接预测者，也是通过不公正和群体效能路径发挥作用的间接预测者。个体认同某一群体，并以群体的方式看待自己及群体的背景时，会被激励来维护和增强其群体利益或独特性，参与集体行动(Van Zomeren,2013)。此外，社会认同为基于群体的不公正体验提供了基础，可以积极地保护群体成员，使其免受劣势群体地位的负面影响，并在情感上为集体行动做好准备。同样，社会认同也是群体效能的基础，更强的认同感赋予了弱势群体力量。简单来说，社会认同通过以情绪为中心（不公正）和以问题为中心（群体效能）的两条路径影响集体行动。

SIMCA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集体行动发生的心理机制，且适用性较强，但仍未解决社会认同、群体效能和不公正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结果。此外，集体行动的心理学不可能在真空环境中被理解，它需要考虑到历史、政治和社会因素，这也正是模型中所缺乏的。因此，进一步明确三个核心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以及考察客观的环境因素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二） 集体行动的社会认同概括模型

大多数理论专注于了解人们会不会以及何时参与集体行动，而不是他们是否会随时间的推移继续参与。针对这一问题，Thomas等人(2009)提出了集体行动的社会认同概括模型（Encapsulation Model of Social Identity in Collective Action,EMSICA）。该模型关注如何积极塑造认同，从而为行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创造长期的支持。Thomas等人(2009)认为，社会认同可以中介不公正和群体效能对行动承诺的影响。具体来说，当个体的注意力被社会不公正现象所吸引，其可能会对不公正经历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如愤怒和狂怒），同时相信通过集体的努力可以解决问题，这样的反应有可能先于群体而存在，并促进群体的形成，进而对新群体产生认同感，激发集体行动。EMSICA也提出，情绪和效能本身可以引发群体成员对“我们是谁”的共同突发理解，由此产生的群体成员是基于对不公正的情感反应的共同理解，并相信这种不平等可以通过集体努力来克服(Thomas et al.,2011)。

SIMCA和EMSICA均包括社会认同、群体效能和不公正三个核心动机。那么，哪一个理论更合理？三者之间的因果顺序到底如何？大量研究表明，多重因果顺序是可能存在的，将这些元素理解为一个系统，其中所有的元素都以一种非常动态的方式相互关联，且两种理论都具有独特的优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期望在某些情况下，强烈的情感反应和效能感会先于群体形成（EMSICA）。例如，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强烈的恐惧情绪和强大的效能信念促使人们形成抗击疫情群体并采取集体行动。在其他情况下，成为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会产生情感反应，并在群体层面上认为行动将是有效的（SIMCA）。例如，在新冠常态化之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使人们对成功抗击疫情充满希望，并产生强大的群体效能信念，进而促使人们投身于抗击疫情的集体行动之中。因此，两种理论都可以解释集体行动的发生，只是适用于不同的情境或事件。SIMCA可以描述一个成熟而有力的社会身份如何激发成员以群体代表的身份参与集体行动，主要针对已经发生或长期存在的事件；EMSICA适用于解释群体形成过程以及对新群体的认同，主要针对紧急事件中的工作，且规模相对较小。尽管EMSICA试图探讨集体行动持续发生的动力机制，但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突发情境下集体行动的产生原因，却无法解决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三） 集体行动的双核驱动模型

Agostini和Van Zomeren(2021)同样采用元分析方法，对2009—2019年集体行动的研究进行整合，并提出集体行动的双核驱动模型（Dual Chamber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DCMCA）。该模型进一步扩展了SIMCA，将集体行动的四种动机（道德信念、社会认同、不公正、群体效能）整合在一起，其中道德信念（道德动机）和社会认同（身份动机）被视为核心，也可以将其比作两个腔室，为身体周围的血液充氧，以培养基于群体的不公正和效能信念（下游动机），进而激励集体行动。

从道德动机的角度，当个体在某个问题上持有道德信念，而这些信念受到威胁时，他会感知到对道德信念的违反，由此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和愤怒情绪，促使其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护价值观。从身份动机的角度，个体通常会努力争取积极的社会身份，因而当其被赋予歧视、侮辱等弱势身份，以及感知到弱势群体地位和优势群体地位之间的界限是不可渗透时，会触发其基于群体的消极情绪，并增强对群体的效能感，使其有充足的动力参与集体行动，将消极身份转变为更积极的身份。此外，道德信念与社会认同之间也存在积极的相互作用关系(Agostini & Van Zomeren,2021)。一方面，道德信念可以强有力地定义人们社会认同的内容。例如，关于堕胎合法性的道德信念会定义并强化个体对于女权主义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强烈的群体认同也可以加强特定的道德信念，因为身份通常具有明确的、规范的内容(Van Zomeren,2013)。例如，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程度越高，就越支持孝道。

总的来说，上述三个模型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相较于SIMCA和EMSICA，DCMCA中的道德动机有可能通过共同的道德信念定义新的群体身份，将来自弱势群体的成员和优势群体的成员团结起来，这解释了为什么其他群体的成员会参与集体行动（例如，男性为性别平等而行动）。DCMCA也考虑了文化差异问题，纳入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集体行动（中国、日本、加拿大等），试图构建一个更全面的、潜在的跨文化集体行动模型。此外，三个模型均来自于数据分析，且有充足的实证支持。然而，它们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第一，上述模型主要关注集体行动的微观心理机制，如动机、情绪及认知过程，忽视了群体情境或社会背景对内部心理因素的影响。只有将心理因素与情境因素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反映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第二，上述模型多从内群体视角出发，倾向于将内外群体的关系视为对抗或冲突，解释单一群体的竞争性集体行动。但群体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需要从群际视角解释跨群体的亲社会集体行动，现有模型未能解决这一问题。第三，梳理实证研究发现，决定集体行动的不仅仅是社会认同、道德信念、群体情绪和群体效能，而上述模型局限于这四个心理变量，可能使集体行动的研究成为对集体行动本身的原子化和多样化的模仿。因而，迫切需要一个更宏观、综合的模型从社会和心理两方面对集体行动进行分析，并解释变量之间如何联系和相互作用。

三、理论建构

既有研究已经表明，集体行动的发生和发展不仅仅与认知和情绪因素有关，还与社会文化背景和群体环境有关。从“情境—认知/情绪—行为”的心理过程来看，集体行动是在特定的情境下产生的，而情境是与集体行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中层环境因素和外层环境因素，可由相关的环境特征所反映；情境因素主要通过影响群体成员的认知和情绪进而影响集体行动。基于上述分析和以往理论的不足，本文提出一个整合框架，尝试将与集体行动相关的情境因素和心理因素相结合，系统阐释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以及变量之间的联系，并证明情境因素可能是产生不同类型集体行动的边界条件。

（一） 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理解集体行动模式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它规定了在群体或情境中什么行为是典型的或可取的。遵从规范会增加他人的认可并维持关系，或导致对社会支持的预期，从而激励群体成员参与集体行动(Van Zomeren & Lyer,2009)。同时，群体规范不仅可以塑造群体认同，也能够强化群体认同对群体情绪的影响，导致个体将其他群体成员看作内群体的一部分，模仿和接受群体的情绪表达，实现群体内成员之间的情绪感染，并可能达到群体情绪凝聚的效果(刘春晓等,2022)。此外，群体规范也有助于培养参与社会运动的效能感，进而鼓励群体成员参与集体行动。

社会规范可分为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前者指大多数人正在做的行为，而后者指大多数人应该怎样做。相较于描述性规范，指令性规范要求人们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可能会让群体成员感受到被压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被视为义务，甚至是命令，从而助长了其对亲社会集体行动的抵触或抗拒心理(Howe et al.,2021)。与此同时，指令性规范也具有强制性和非宽容性，Eisner等人(2022)发现对性少数群体不宽容的社会规范（同性伴侣共同领养不合法）会激发他们对法律现状的愤怒，进而希望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实现变革。因此，指令性规范与具有自发性、主动性等特点的亲社会集体行动存在一定的理念冲突，反而可能成为竞争性集体行动的触发因素。同样，描述性规范也可以影响竞争性集体行动。一项智利的纵向研究发现，描述性家庭规范（父母过去和现在集体行动的参与程度）通过指令性家庭规范（子女感知父母重视参与集体行动的观念）塑造了子女对激进集体行动的参与(González et al.,2021)。然而，亲社会集体行动领域的研究发现，描述性规范可能比指令性规范对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作用更加明显(Howe et al.,2021)。一方面，群体成员的行为给个体决策提供了参考和捷径，使其将这种多数行为视为正确选择，从而采取相同的行动；另一方面，个体受到从众压力的影响，为了被群体成员所接受而做出追随行为。总的来说，社会规范作为情境因素可以通过促进微观心理因素对集体行动产生影响，而不同的社会规范可能是不同类型集体行动发生的边界条件，即指令性规范抑制亲社会集体行动，促进竞争性集体行动；描述性规范均可促进亲社会集体行动和竞争性集体行动。鉴于社会规范是动态的、可塑的，属于持续的群体过程的组成部分，未来研究可通过干预社会规范来降低竞争性集体行动或增加亲社会集体行动。

（二） 群际接触

群际接触被视为促进积极群际关系最有效的策略之一，但群际接触性质的差异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消极群际接触提高了群体身份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引发群体间的比较，促进对不公正的认知(Paolini et al.,2010)。相关研究证实，厌恶的接触经历可能会威胁到弱势群体成员的自我价值，激励其将消极接触归因于歧视和不公正，进而采取集体行动保护他们的自尊。对于优势群体来说，消极群际接触会让其感受到竞争和冲突，并强烈希望通过集体行动保持或加强其既有的优势地位和利益。例如，随着欧洲反移民和寻求庇护政策的变化，作为优势群体的欧洲人开始采取集体行动，以维护内群体的利益(Saab et al.,2017)。简而言之，消极群际接触与竞争性集体行动的发生存在密切的联系。

令人意外的是，积极群际接触既可以激励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变革，也可以阻碍弱势群体成员维护内群体权利。具体而言，积极群际接触为优势群体提供了解弱势群体及其处境的机会，通过增加同理心和观点采择，减少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使其愿意参与集体行动以帮助弱势群体争取利益。对于弱势群体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方面，与优势群体的积极接触可能使弱势群体加深对不公正的认识，还可能感知到优势群体的支持，增强其实现社会公平的效能感，引发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群际接触会降低弱势群体采取抗争性集体行动的概率，产生镇静效应(Cocco et al.,2023)。这是由于积极接触不仅鼓励弱势群体成员认同优势群体与上位群体，弱化群体间的差异；也会使弱势群体成员怀疑实际面临的歧视和不公，产生群际平等的错觉，从而扼杀社会变革的想法。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积极群际接触会改善群体间的关系，模糊群体之间的边界并突出共同的上位群体，进而将对亚群体的积极情绪和态度转移到共同群体上，也提高了对群体效能的感知，为亲社会集体行动的发生奠定了基础。等人(2019)以德国大学生为被试，发现通过在网站上与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积极接触，促进了德国大学生对全人类的认同，进而提升了参与集体行动的意图，以应对需要国际合作的全球气候危机。基于上述研究，可以推测群际接触的性质是导致群体成员做出不同集体行动的因素之一，消极群际接触使群体成员倾向于采取竞争性集体行动，而积极群际接触最主要的作用是促进跨群体的亲社会集体行动。综上，本研究将群际接触补充进整合模型，更全面地揭示了群际视角下不同群体成员的互动方式对其心理机制的影响，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如何动员或抑制集体行动。

（三） 威胁情境

群际威胁是引发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即使是非真实的、主观存在的威胁都会触发消极行为。根据整合威胁理论和群际情绪理论，当内群体受到威胁时，若内群体成员具有较高的效能信念并相信群体有能力应对威胁，会激发群体成员的敌意与愤怒情绪，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Szóstakowski & Besta,2023)。与此同时，群体认同会增强群际威胁对群体效能和群体情绪的影响(张书维,2013)。通常来说，相较于优势群体，弱势群体会经历更多的外群体威胁，从而引发针对优势群体的竞争性集体行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现实威胁还是象征性威胁均可以预测弱势群体对优势群体的消极态度和集体行动。同样，优势群体在面临弱势群体发起的挑战或威胁时，也会采取集体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特权。例如Shepherd等人(2018)发现，移民群体带来的独特性威胁会激发英国和意大利白人的负性情绪（焦虑、恐惧和愤怒），从而发起反对移民群体的集体行动。

在面临相同的自然威胁或危机时（气候危机、地震、全球新冠疫情等），人们往往走到一起。群体内的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通常在自然灾害或大规模悲剧发生后产生。例如Rao等人(2011)在汶川地震后对灾区民众和非灾区民众的合作行为进行考察，发现相比于非灾区的民众，地震威胁增加了灾区民众的合作行为倾向；且受灾越严重，人们的合作倾向越强。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国家的居民自发组织了“互助小组”，这种团结的增加可能源于身份融合、与群体的“一体”感，或对个人和社会自我的心理回避，进一步促进了保护社区的集体行动(Rudert & Janke,2022)。全球气候危机可以被视为对人类生存需求的共同威胁，引发了生存担忧和集体焦虑，不可避免地激发人们的集体行动意愿。因此，气候危机、地震、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非人为威胁均可能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的集体意识，改善群际关系，使群体成员愿意采取亲社会集体行动共同克服困难。

总之，当群体面临威胁时（无论是群际威胁还是自然/非人为威胁），群体成员会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应对危机，以维护群体利益和安全。而威胁的来源不同，会引发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即其在集体行动发生过程中扮演调节作用。因此，威胁情境是集体行动发生的重要背景因素，有必要将其纳入整合理论模型中，深入揭示这一行为的发生条件。但目前关于自然/非人为威胁的研究数量十分有限，因此未来研究者可基于该模型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并直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

（四） 文化价值观

文化作为集体行动发生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影响集体行动。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是文化价值观中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维度，使东西方群体在情绪表达、冲突解决策略和群际态度等心理认知和行为态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继而可以推测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这一框架下，不同类型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和频率也可能有所差异。具体来说，个体主义文化更加注重自由、竞争和个人利益等，强调个人特质的整体性和独特性，鼓励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因而，当他们面临歧视或不公正时，可能会为自己挺身而出，进而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而不是保持沉默或使用间接冲突管理方式。例如Fischer等人(2017)以德国、土耳其和日本为样本，研究跨文化反对性别歧视的集体行动，发现在相对更强调个体主义的德国和土耳其，不公正会更强烈地预测相对剥夺感和集体行动。相反，正因为个体主义文化注重自由和权益，使得社会规范力量较弱，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个体不愿接受政府对其行为的指导，无法和群体保持一致的防疫行为，导致疫情扩散和死亡率上升(黄丽芹等,2022)。又如，当面对气候变化时个体主义者倾向于自力更生的应对方式，并认为气候变化难以解决。Goldwert等人(2024)以63个国家为大样本的分析发现，个体主义文化倾向越强的国家，其居民越不相信气候变化，越不支持环保政策，越不愿意分享信息。基于此，个体主义文化可能是竞争性集体行动发生的有利因素，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亲社会集体行动。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问题也存在差异，这些问题会影响到人们的信念(Van Zomeren,2019)。例如相较于集体主义文化，个体主义文化将性别平等问题更加道德化，因而性别平等信念更可能预测个体主义背景下的集体行动。集体主义文化重视群体归属感和群体身份，使得个体对群体的认同程度更高，也就更愿意做出符合群体规范的集体行动。Van Zomeren等人(2016)在印度尼西亚（集体主义文化）发现，群体认同在反对少数民族歧视的违规集体行动中不具有预测作用。这是由于群体认同是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中“寻求庇护”来预测，这种关系网络优先于冲突，抑制了违规集体行动的发生。而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消极情绪不应该被表达，提倡表达更多的积极情绪，以协调群体内部的关系，进而提前消除竞争性集体行动的触发因子。与此同时，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共同意识、责任义务、情感依赖等，符合亲社会行为的价值取向。研究发现，在应对气候危机时，集体主义者尽管认为个人的贡献很小，但仍然相信个体对群体效能的作用(Van Zomeren,2019)，并且集体主义也增加了人们对自然保护的责任和解决全球生存问题的意愿。与个体主义文化相反，集体主义文化更有利于凝聚社会力量激励亲社会集体行动，由于强调集体利益而约束竞争性集体行动。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下，集体行动的核心动机——群体认同、道德信念、群体情绪和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即只有核心动机符合文化背景才能真正引发集体行动。换言之，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群体认同、积极群体情绪和群体效能可能对亲社会集体行动的预测作用更强；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中，道德信念、消极群体情绪、群体效能可能对竞争性集体行动的预测作用更有效。综上，不同文化背景下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者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挖掘，从而对集体行动有更深入的了解。

四

总结与展望

集体行动是推动社会发展、解决社会公共事务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可能转变成竞争性集体行动，破坏社会安定和秩序。本文提出了集体行动的新分类方式（竞争性集体行动和亲社会集体行动），梳理了集体行动的相关理论和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集体行动的情境—动机整合模型，在某种程度揭示了亲社会集体行动和竞争性集体行动发生的边界条件。虽然，目前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改进。

首先，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集体行动的情境—动机整合模型，增强模型对集体行动动态性的理论解释。尽管集体行动在解决某些问题上是有效的，但它很少会立即成功。社会变革、改善气候变化等可能需要数年、数十年或数百年才能实现，而许多集体行动的“成功”往往是短期的。因而，集体行动不仅仅是一个结果或终点，而是作为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的一部分，可以是随后心理变化的起点。例如，殷融等人发现集体行动失败之后，会引发参与者愤怒和沮丧的情绪，愤怒会激励参与者继续采取集体行动，而沮丧会抑制参与者的集体行动。又如Lizzio-Wilson等人(2021)发现，失败产生了多个有意义的子群体，他们对失败的反应各不相同：顺从的接受者——在失败后倾向于不再采取行动，坚持己见的反对者——使用相同的策略来维持他们的承诺，创新者——使用新的策略来维持他们的承诺，更倾向于证明采取激进行动是合理的。本文提出的集体行动的情境—动机整合模型仅能解释集体行动何时以及如何发生，未考虑集体行动的动态发展过程，其解释力和生态效度有待未来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因此，未来研究应综合考虑在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或消失过程中，个体认知、情绪、行为结果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变化，尝试构建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集体行动。

其次，有必要关注集体行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和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都被描绘为旨在实现社会变革集体行动的缩影，因为他们作为领袖通过呼吁集体行动来影响追随者。领导者在动员追随者参与社会革命和集体行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领导者如何让人们为了群体利益而参与集体行动，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认同领导力模型（identity leadership model）认为，领导者塑造了社会身份，因为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为我们做这件事，他们塑造了我们的感觉，他们让我们变得重要(Reicher et al.,2018)。此外，领导者对追随者有影响力，是因为他们通过拥护群体利益和目标来推进群体认同，通过定义和影响群体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观、规范和理想，进而影响群体的行动。尽管认同领导力模型的理论概念是详尽的，但它尚未被系统地应用于研究领导者如何通过社会认同在动员追随者参与集体行动中发挥作用。同时，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为什么追随者会响应领导者的动员?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而集体行动吗？这涉及怎样的社会认同过程？领导者在动员中如何改变群体成员的认知，如何煽动群体成员的情绪？这些问题的答案很重要，有助于我们理解领导者如何影响追随者参与社会变革。

最后，深入挖掘情境因素在集体行动发生中的作用，积极与中国文化背景或实际相结合。不论是个体特征，还是群体因素都发生在宏观的社会背景之下，从而塑造了集体行动的发生。尽管本文已经整合了部分情境因素，但仍是相对局限于小范围的群体情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更大的国家和社会背景。例如，中国一直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社会背景有助于促进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理沟通和团结，并有利于汇聚各方优势和力量应对全球性贫困、全球气候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此外，本文指出了文化价值观对集体行动存在影响，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也仅是文化价值观的维度之一。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从宏观层面上考察诸如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刚柔性等文化因素，以及共同富裕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政治和经济因素在不同类型集体行动发生中的调节作用，以进一步确定集体行动产生的社会情境和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