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特朗普再度执政标志着欧美关系进入“特朗普 2.0”时代，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与交易性给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欧美盟友关系带来新的挑战。本文立足欧洲视角，聚焦欧美关系不确定性的具体表现、作用机制及其深层影响。首先，本文从安全防务、经济贸易与全球治理三重维度揭示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即在美国援乌立场逆转及北约义务弱化背景下，欧洲对欧美防务合作与自身安全的不确定；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加剧情形下，欧洲对欧美经贸矛盾或将升级的不确定；以及欧洲对欧美全球治理合作的不确定。其次，基于欧美间相互依赖关系，本文提出欧洲“自身脆弱性”焦虑和“美国优先”焦虑的“双重焦虑”互动框架，剖析三重不确定性的根源。最后，本文揭示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不仅将对欧盟未来的战略选择及对外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也将推动欧美关系进入多领域再适应阶段。多维度剖析欧洲视角下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对揭示欧美关系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及准确把握欧美关系未来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特朗普 2.0；欧美关系；战略自主；美国优先；中欧关系
作为全球格局关键变量，欧美关系正面临深刻重塑。欧洲长期视美国为密切盟友与主要经贸伙伴。但伴随近年美国战略东移，特别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欧美在安全、经贸等多领域矛盾激化，双边关系跌入低谷。2024 年特朗普再度胜选标志着“特朗普 2.0”时代来临，其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引发欧洲强烈忧虑，促使欧盟召开紧急峰会商讨对策。与会者普遍预期欧美关系将面临重大挑战，前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则将此视为欧美关系面临重塑的重要信号。深入剖析欧洲视角下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对准确把握此轮欧美关系的深刻变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欧洲对欧美关系不确定性认知的主要体现
特朗普将不可预测性视为战略资产，通过制造不确定性令对手失衡。其对欧洲一贯持轻蔑甚至敌视态度，再次当选后公然宣称将加征关税并威胁撤回安全保护，以此让欧洲“付出巨大代价”。特朗普此次就职后立即宣布推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外交政策。此举强化了欧洲对欧美关系不确定性的忧虑。当前，欧洲视角下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聚焦安全防务、经贸及全球治理三大领域，即美国在北约义务及援乌问题上的反复，使欧洲不确定双方安全合作能否延续；美国强化贸易保护政策，使欧洲不确定双方经贸矛盾是否会加剧；美国对气候、卫生等全球议题的漠视，令欧洲不确定既有合作成果及进展将遭受何种冲击。
（一）欧洲对欧美防务合作与自身安全忧虑上升显著
安全合作作为欧美关系的基石与风向标，当前正经历显著冲击。特朗普再度执政引发美国的援乌政策转向及对北约安全承诺的摇摆，使欧洲安全忧虑显著上升。
一方面，美国援乌态度的转变加大了欧美在俄乌冲突中的分歧，增强了欧洲的不安全感。特朗普胜选后宣布将“根本改变”对乌支持路径，主张与俄直接谈判迅速结束冲突。上述表态引发了乌克兰、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的焦虑，并尝试通过法美乌三方领导人会晤说服美国继续援乌。但事与愿违，特朗普不仅公开批评乌克兰使用美制导弹攻击俄罗斯的行为，还质疑其加入北约的可行性，并与普京就美俄开展结束俄乌冲突谈判达成共识。2025 年 2 月 28 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时再度受挫，美方希望乌方以领土让步换取和平协议的建议引发双方激烈争吵，此事深刻暴露出美乌在结束俄乌冲突问题上立场及利益的背离。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警示美国或将断供武器迫使乌接受俄方条件，届时乌、欧将沦为最大输家。美国防长访问欧盟总部时明确划界，称未来欧洲在乌维和属“非北约”任务；2025 年6 月召开的北约峰会更对欧洲重点关注的乌克兰问题避而不谈。美国援乌态度的转变迫使欧洲直面严峻现实并尽快做出抉择。欧洲决定持续援乌，并表示欧盟必须参与关于乌克兰未来的任何谈判，强调唯有提供安全保障的公平协议才能实现持久和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直言“自由世界需要新领导”，欧洲愿担此重任。可见，特朗普政府援乌态度的反转加剧了欧美之间的分歧，欧洲安全忧虑显著增加。
另一方面，美国在欧美防务合作领域的责任“转移”或将进一步扩大欧美安全防务矛盾。防务领域长期是欧洲一体化的短板，欧洲长期依赖北约的安全保障。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反复指责欧洲国家防务投入不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北约脑死亡”的回击，凸显了双方在责任分担上的尖锐矛盾。俄乌冲突促使欧洲各国增加军费，欧盟也推出一揽子防务计划并更新了与北约的合作模式，欧美矛盾一度有所缓和。如今特朗普再度执政所秉持的“美国优先”理念虽不完全是“孤立主义”，但可能使欧美防务矛盾由“责任分担”变为“责任转移”。这意味着美国督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动机变为支持美国部分或全部撤离欧洲，并将资源集中于其他战略优先事项。这迫使欧洲亟须通过补齐防务短板减少对北约的路径依赖，推动战略自主。约 50 位欧洲领导人因此集体呼吁欧盟必须制定共同的安全防务政策，采取更强有力的防御姿态，彻底改变对美依赖。这不仅凸显了欧洲的安全忧虑，也预示着未来欧盟与北约的防务竞争或将持续存在。2025 年 3 月 24 日，特朗普政府核心内阁成员涉密群聊的曝光，再度展现出美国官员对欧洲的蔑视。副总统万斯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敌意更具对抗性和掠夺性，其厌恶在防务领域“救助”欧洲。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等人强调应向欧洲摊派美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成本。这直接打击了欧洲试图通过增加军费缓和矛盾的想法，加剧了欧洲对美国从保护者蜕变为掠夺者的担忧。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 2025 年 6 月召开的北约峰会最终在推动成员国增加军费议题上达成某些象征性共识，但实际欧美防务矛盾仍然尖锐。峰会核心议题是将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目标从 GDP 的 2% 大幅提高至 5%。这是特朗普对欧洲盟国一直坚持的强硬主张，并非常双标地宣称美国无须遵守该目标。西班牙坚决反对特朗普此举，仅承诺将军费目标提高至 2.1%；比利时、斯洛伐克等国也对过高军费目标表示担忧。对此，特朗普公开威胁将在贸易谈判中让西班牙“付出双倍代价”。由此，在自身经济持续低迷、各主要成员国财政吃紧的困境下，面对美国对盟友如此持续逼迫增加军费开支的巨大压力，欧洲安全忧虑加深，达标信心不足，跨大西洋关系陷入尴尬。
（二）欧洲对欧美经贸矛盾或将升级的焦虑更为凸显
除安全领域外，特朗普政府延续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显著加重欧洲经济负担，欧洲对欧美贸易矛盾再度爆发并可能升级的焦虑显著增加。
一方面，特朗普重新挥舞关税大棒可能导致欧美贸易矛盾进一步升级。特朗普提名资深关税政策制定者格里尔（Jamieson Greer）出任贸易代表，并在上任后发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明确将关税作为解决贸易失衡、保护制造业的核心工具，并以提高关税为威胁，督促欧洲尽快大量购买美国油气。此举引发欧洲国家领导人的焦虑，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称，欧洲正在进入一个“关税战”世界，欧美间价值链面临被拆解的风险。当前，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已展开全方位征税攻势。2025 年 2 月 10 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取消对欧盟钢铝免税配额和豁免政策，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征收 25%关税。2025 年 6 月 3 日，美国发布公告将钢铁、铝及衍生产品关税从 25% 提升至50%，并收紧关税豁免。7 月 12 日特朗普再次宣布，自 8 月 1 日起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等商品征收 30% 关税。欧盟委员会贸易发言人吉尔（Olof Gill）表示美国此举严重威胁欧洲电动汽车等产业竞争力，加剧了全球经济与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欧盟做出迅速反击，冯德莱恩 7 月 12 日发布声明表示美国对欧征的税严重扰乱跨大西洋供应链，损害两岸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欧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宣布对价值 950 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启动报复性关税公众咨询，同时欧盟仍寻求与美国在 8月 1 日前达成协议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若谈判失败欧盟将提前扩大反制。此次欧盟迅速反制表明，欧盟正尝试由被动回应转向主动博弈，以此重构欧美间互动模式。美国系统性提升关税壁垒的行为与欧盟的强硬反制或使欧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欧美之间的裂痕与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另一方面，特朗普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可能给本就增长乏力的欧洲经济再度带来巨大冲击。特朗普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将对欧洲经济造成严重损害，2025 年欧元区经济增速预计下降至0.8%。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对德国、意大利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影响尤为显著。高关税壁垒可能导致欧洲产品出口成本上升，若欧洲企业希望维持其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可能被迫考虑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美国本土，这不仅会造成欧洲失业率上升，还将使“欧洲制造”和相关欧洲国家的经济遭受巨大冲击。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统计，美国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或将使德国经济在 2025 年至 2028 年间累计蒙受2000 亿欧元损失，若欧盟实施对等反制措施，至 2028 年德国经济损失规模可能扩大至 2500 亿欧元，德国工商大会已大幅下调 2025 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0.6% 至 0%），德国将连续第三年面临经济负增长或零增长的威胁。同时，意大利工业协会也分别将意大利 2025 年与 2026 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1%。美国保护型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导致欧洲经济增长前景黯淡。此外，欧洲国家国防预算上升，将推高政府预算赤字和债务规模，借贷成本也会随之走高，欧洲经济增长或将再度受限。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特朗普胜选将会威胁欧洲经济，再度凸显了欧洲对自身经济增长负担可能加剧的忧虑。
（三）欧洲对欧美携手全球治理合作的期望恐将落空
作为“美国优先”的坚定捍卫者和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特朗普第一任期相继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并推翻了约 100 项环境法规，使全球卫生安全和减排目标的实现面临巨大挑战。此次当选后，他再度质疑气候变化和世界卫生组织改革问题，这引发了欧洲对美国在全球气候和卫生治理中的失望，欧美全球治理合作的动力再遭打击。
一方面，欧美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合作或将倒退。除特朗普任期外，气候变化一直是欧美双边关系议程上的重要议题，欧洲始终强调与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协调与合作。维持欧美气候合作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也是欧盟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持续诉求之一。特朗普再度上任使欧美国际气候合作再遇变数，特朗普不仅抨击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为“绿色新骗局”，而且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同时废除多项清洁能源规定，转而扩大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的开发，从而释放美国“液体黄金”。前任美国气候特使约翰（John Podesta）承认特朗普此举将扭转美国大部分气候合作进展，美国减排预计出现倒退。这意味着全球节能减排进度或将再度放缓，欧美合作加速全球绿色转型的努力将被逆转。有分析指出，美国偏离其全球气候承诺并推广化石燃料的计划将使美国未来五年增加排放约 40 亿吨温室气体（GtCO2e），额外排放量将抵消过去五年（2020—2025）全球节能减排成果的两倍以上并造成超9000 亿美元的全球气候损害。同时，欧美于 2021 年组建的“欧盟—美国高级别气候行动小组”也将形同虚设，一系列双边气候合作机制的停摆或将对欧美气候合作造成更深打击。欧盟气候专员表示，美国最新气候能源政策使欧美气候合作遭遇挫折，并呼吁欧盟及其他国家必须加倍努力开展气候外交以应对美国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挑战。欧洲对欧美气候合作的悲观预期或将导致双方气候伙伴关系的停滞或倒退。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卫生与气候治理议题的质疑态度，可能削弱欧盟推动多边合作的努力，并对欧美在多边机制中的协作氛围产生负面影响。特朗普就职后宣称，因世界卫生组织未能进行有效改革以及美国支付不公平会费等问题，宣布美国再次退出该组织。首先，美国“退群”行为扰乱国际治理进程，损害治理机制有效性，加重全球治理难度。美国曾是多个关键国际组织、治理机制的重要出资方，例如美国会费通常占世界卫生组织总会费预算的 18% 左右，在所有成员国中比例最高。对欧洲而言，美国的退出不仅将使全球治理资金更加匮乏并直接影响相关组织运转，还将加重欧盟及其他国家在全球气候与卫生融资方面的责任与难度。欧洲政策中心副主任库伊珀（Elizabeth Kuiper）直言欧盟及其成员国很难独立填补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所造成的责任空缺。其次，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与世界卫生组织是对全球多边主义的又一次冲击。美国对一些重要多边机制的抵制和退出，将进一步破坏全球合作氛围，加剧各方分歧，未来恐更难达成相应合作共识，动摇国际社会推进真正多边主义的基础。欧盟宣称自身一直是多边主义制度的坚定践行者，对欧盟而言，美国“退群”或将不断拉大欧美在国际制度以及全球治理问题上的距离，不仅使欧盟制订全球绿色转型标准愿望落空，损害欧盟促进多边合作的雄心，还可能破坏欧美在全球治理领域共同资助的未来项目计划，有可能使欧洲对欧美携手全球治理合作的期望值被迫下调。
二、欧洲视角下影响欧美关系不确定性的因素
欧洲视角下影响欧美关系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包括“自身脆弱性”焦虑和“美国优先”焦虑。其中“自身脆弱性”焦虑是指在当前欧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中，欧洲因自身“脆弱性”上升可能致使欧美关系进一步失衡的焦虑；“美国优先”焦虑则指特朗普强化“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可能再次极大损害欧洲利益并对欧美关系造成不可逆损害的焦虑。
（一）欧洲的“自身脆弱性”焦虑
国际关系中“脆弱性”是指行为体双方为应对变化寻找代替性选择时的相对能力与所需付出的成本，脆弱性与行为体实力成负相关。鉴于行为主体的脆弱性与其替代性选择能力成反比，欧洲对美国经济的非对称依赖与欧洲政治右转所导致的内部协调障碍，显著放大了自身脆弱性，因欧美关系进一步失衡产生的“自身脆弱性”焦虑将增加欧洲视角中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近年来欧洲整体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经济实力差距逐渐扩大，欧洲经济“脆弱性”的上升一定程度降低了欧洲应对欧美经贸关系变数的能力。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下，近五年（2019—2024）欧盟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显著，其中2020 年欧盟 GDP 甚至出现负增长；经多次政策性调整，2021 年起欧盟经济虽实现增长，但增速疲软，2024 年欧盟经济增长率仅为 0.9%。欧元区经济活动持续疲弱扩大了欧盟与美国的整体经济差距，2019—2024 年双方国内生产总值差距从 5.73 万亿增至 9.13 万亿美元，且 2024 年美国经济总量已突破 29 万亿美元。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削弱了欧洲应对特朗普贸易政策冲击的能力。此外，就欧美经贸关系而言，欧盟对美国的经贸依赖程度更高。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欧盟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总额均大幅增加。其中，出口总额从 398 亿欧元增长至 454亿欧元，进口总额巅峰时期到达 313 亿欧元。美国分别是欧盟商品出口和进口的第一和第二大合作伙伴。近年来，欧盟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占其经济总量的百分比较高，比如 2024 年，欧对美出口额约占其 GDP 的 28.48%，而美对欧出口额仅约占其 GDP的 3.3%；2023 年，欧对美出口额约占其 GDP 的 19.7%，而美对欧出口额仅约占其GDP 的 3.41%，可见欧盟对美国在经贸领域存在非对称性依赖。与此同时，俄乌冲突迫使欧洲高价购买大量美国油气资源，美国已是欧盟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欧洲国家官员警告称，欧洲对美油气资源依赖的大幅上升将加剧欧洲对美国的非对称性依赖，并使欧洲面临新的能源安全风险。油气供应现已成为特朗普政府向欧洲施压的有效工具，欧洲经济实力的相对衰弱以及对美国在经贸领域的非对称性依赖一定程度增加了欧洲的“脆弱性”，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欧洲视野中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欧洲政治右转趋势日益明显，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及欧洲议会选举中均取得一定突破，极大削弱了欧洲抵抗右翼民粹主义冲击的能力，进一步引发欧洲对自身政治稳定及安全依赖的焦虑。2024 年 6 月，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第十次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更多议席，这进一步挤压了欧洲主流政党的生存空间并加剧了欧洲议会内部党团间的竞争与分歧，为未来欧洲的政策制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欧洲政治格局的持续右转引发德、法等欧洲国家政局动荡及欧洲内部疑欧势力增强，欧洲内部政治与安全“脆弱性”上升明显。特朗普上台后公开支持欧洲右翼政党，助长欧洲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势头，引发欧洲的不安及对未来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顾虑。另外，欧洲政治右转可能加大欧盟内部防务协作的障碍与矛盾。一些欧洲右翼政府可能更倾向于依赖北约而非欧盟安全机制，或者更愿意加强本国军力而非欧盟共同项目。内部安全资源竞争将制约欧盟成为真正独立的防务实体并可能进一步加剧欧洲对美依赖惯性，使欧洲面对美国防务政策变化时更为被动。欧洲对自身政治稳定与安全依赖的焦虑，强化了欧洲视角里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二）欧洲的“美国优先”焦虑
作为特朗普执政的核心理念，“美国优先”强调将美国的利益置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之上。这一理念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制定外交、经贸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基础，使美国在安全、外交、经贸等重要领域背离对欧政策传统，极大损害了欧洲利益并对欧美关系造成冲击。如今，欧洲需再次面对以“美国优先”为指导的美国对外战略调整，跨大西洋主义的可持续性再遭质疑，显著增加欧洲视角下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回顾 2024 年美国总统选举不难发现，本次特朗普竞选成功有赖于获得了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反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过度干预并普遍持反全球化立场的美国保守派选民的支持。这些支持者部分集中在阿拉斯加、北达科他州及得克萨斯州此类能源密集型州，该区域经济以传统能源产业为主，选民认为既有环境法规极大限制了能源产业发展，导致工作岗位流失及国家经济利益受损。另一部分持反全球化立场的支持者集中在得州等制造业州并认为全球化导致该区域工业衰退。特朗普政府政策制定需回应上述选民诉求，这意味着未来美国政策制定将优先捍卫美国利益而非遵循国际规范，这将进一步强化特朗普“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对比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对欧政策与其相关表态可知，其“美国优先”执政理念继续贯彻于美国对欧政策中并有强化趋势。
首先，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曾提出“北约过时论”。当前，他不仅要求北约盟国将军费开支目标从 GDP 的 2% 大幅提升至 5%，甚至威胁武力夺取格陵兰岛，迫使欧洲填补北极安全空白。事实上，这在 2025 年 6 月 25 闭幕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已有明显体现，绝大多数欧洲盟友慑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被迫答应其增加国防开支比例的强硬要求。此举凸显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在欧美安全防务责任分担领域的强化，但也再次凸显了北约内部和欧盟内部的分歧，以及欧洲盟友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其次，在经贸领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欧盟钢铁和铝制品征收高额关税引发了欧美贸易争端。当前，欧盟尝试通过扩大购买美国油气及大幅降低对美汽车关税来避免欧美潜在贸易战的爆发，但一系列退让并未阻止美方的关税制裁。美国更加强势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的加强。再次，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其“退群”行为对世界多边主义造成严重破坏。其再度执政后除前文所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与世界卫生组织外，还宣布要退出和终止对某些联合国组织的资助，并审查美国对所有国际组织的支持。美国现已正式官宣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大幅削减其基层人道主义援助资金。此番更激进的“退群”行为不仅将进一步扩大欧美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分歧，也给全球多边合作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美国优先”执政理念的强化可能再次破坏维系美欧关系的传统框架，致使欧洲视角下欧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加。
三、欧美关系不确定性对欧洲战略自主性及欧中关系的影响
欧洲对欧美关系不确定性的顾虑，使欧洲再次站在艰难抉择的十字路口。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为欧洲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欧洲整体战略及对外关系的调整。
（一）强化欧洲自主性与对外政策地缘政治转向
特朗普以巨大政治优势回归让欧洲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国内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欧洲而言未来美国不再可靠，跨大西洋关系难以重回亲密无间的盟友状态，欧洲需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不仅将刺激欧洲加速提升自身自主性与竞争力，还将推动欧盟从“规范性力量”向注重实力博弈的“地缘政治参与者”转型，增加欧盟政策制定时的地缘政治考量。
一方面，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刺激欧洲加速推动战略自主，并试图提升欧洲全球竞争力。面对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普遍认为应加速推进欧洲多领域战略自主，提高欧洲整体竞争力。首先，在防务安全领域，欧盟出台《共同加强欧洲民用和军用准备工作》文件，明确要求欧洲北约成员国必须填补全球安全环境变化形成的军事空白，推动构建“更欧洲的北约”（more European NATO）。同时，冯德莱恩提出“重振欧洲武装计划”（ReArm Europe），拟筹集近 8000 亿欧元促使欧洲防务能力短期内实现大幅提升，确保欧洲不再遭受地缘安全威胁。其次，在经贸领域，欧盟试图通过扩大非美贸易伙伴关系，增加欧洲经济的韧性与独立性。欧盟2025 年 1 月 17 日与墨西哥升级《欧盟—墨西哥全球协定》，降低墨西哥从欧洲进口农产品的关税并消除部分贸易壁垒，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发展。为回击美国的关税威胁，欧盟加速推进与加拿大在关键矿产等战略领域贸易升级的谈判。此外，欧盟2025 年年初发布了《欧洲竞争力指南针》，将强化欧洲主权与竞争力列为核心议程，并直面 80% 以上的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等依赖美、中等国的结构性弱点。欧洲强调未来将集中精力缩小与美国的生产力差距，并与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签订优惠贸易协定并建立一系列新的清洁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实现欧洲能源、技术供给多元化，减少对特定国家的依赖，维护欧洲能源与经济安全，提升欧洲整体竞争力。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刺激欧洲加速提升自身防务、经济等多领域自主性以强化自身全球竞争力。
另一方面，当前欧美之间在援乌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以及欧洲的地缘安全忧虑，推动着欧盟地缘政治转向并进一步增加欧盟政策制定时的地缘政治考量。首先，欧盟通过领导签订新援乌协议并承担更多安全责任来强化欧盟地缘政治主体性。欧盟联合英法德意波西六国发布《柏林宣言》，承诺对乌提供长期军事与财政援助，还推动建立乌克兰寻求乌克兰永久和平的“志愿联盟”。上述援乌协议将欧洲安全与乌克兰安全紧密连接，强化欧盟的地缘政治主体性。欧盟还积极鼓励欧洲国家扩大援乌力度，挪威在其号召下宣布 20 亿欧元援乌计划；英国也签署了价值 22.6 亿英镑的援乌贷款协议。这些均显示出欧洲自主保障安全边界的战略意图。其次，欧盟还通过加强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强化欧洲的地缘主体性并维护欧洲地缘政治安全。欧盟分别于 2024年 12 月 16 日、2025 年 2 月 24 日和 2025 年 5 月 23 日通过了对俄罗斯第 15 轮、第16 轮和第 17 轮制裁。其中，第 15 轮制裁首次全面制裁了协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中国实体与个人，以警示第三方的形式维护欧洲安全，并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展现其以地缘政治参与者身份维护欧洲地缘安全的强势姿态。第 16 轮制裁扩大对俄“影子船队”限制，新增 53 个支持俄军工实体及 8 家宣传机构制裁，并首次禁止与使用俄金融系统（SPFS）的机构交易。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此次对白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以阻止俄罗斯整合乌克兰被占领土的企图。欧盟经济和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强调随着美国优先事项的转变，欧盟必须更好地管控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以维护欧洲的地缘安全。第 17 轮制裁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最广范围的制裁，不仅对近 200 艘俄罗斯“影子船队”、运营商及石油巨头苏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进行制裁，还新增了人权、化学武器及系列混合制裁，旨在切断俄军事技术获取渠道并压缩其能源收入。此外，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也强调欧洲需要根据地缘战略环境制定欧洲经济计划与防御措施。这些行动与宣示共同预示着欧盟未来政策制定中地缘政治考量权重将显著提升。
（二）欧盟对华政策“两面性”或将进一步增加
鉴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欧美关系的持续波动以及特朗普政府强化“交易性”的特征，未来欧美在涉华问题上进行利益交换的可能性增大，欧盟对华政策“两面性”或将进一步增加。
一方面，未来欧洲对华战略认知或将进一步受到美国的影响，欧盟部分领域的对华政策“美国化”或将更加明显。当前，欧洲对华战略认知的“美国化”更多体现在制度规则层面，而在具体产业合作中仍保留弹性空间。但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理念的强化以及欧洲在短期内改善自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欧洲可能需要通过压缩同中国的合作空间来换取美国的支持，中欧关系将面临新挑战。
首先，在技术领域，美国因素会继续纠缠于中欧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之中。美国已宣布将加大对华敏感技术的境外投资限制，并将阻止他国投资者与中国的合作。此前，欧美已就 6G 无线通信系统的研发达成共同原则并联合发布《超越 5G 和 6G 路线图》。为争夺 6G 主导权，未来由欧美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主导的全球 6G 路线图将大概率排除中国提案，这将迫使欧洲在太赫兹频段不得不采用美国的波形调制技术，从而导致欧中联合研发的无线光通信技术的兼容性下降，压缩欧中 6G 合作空间。同时，就中欧量子技术合作而言，欧盟《量子技术旗舰计划》与美国《国家量子计划法案》共享管制清单。若美国扩大对华量子技术出口管制，欧洲企业或将被迫停止对中国出售单光子探测器等实验仪器，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欧量子技术交流。
其次，在供应链领域，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也将进一步凸显。此前，欧美已开展过增强双方医药供应链韧性的对话，并就降低对华药物供应链依赖存在共识。因此，美国对华医药供应链脱钩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欧洲的相关对华政策。2025 年 2 月 1日，美国宣布对中国药物供应链征收关税。在美国影响下，欧盟于2025 年 2 月 19日召开《关键药物法》制定高级别会议，强调必须减少对从非欧盟国家进口关键药品和原料的依赖，以维护供应链安全。欧盟《关键药物法》的出台必然会为中欧医药供应链领域的合作带来挑战，甚至还会破坏双方合作氛围。技术标准阵营化以及供应链审查政治化，都预示着未来欧盟在上述领域的对华政策“美国化”色彩或将在特定领域特定层面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欧洲也可能会将欧中关系视为与美国博弈的筹码，并根据具体情势释放寻求与中方扩大合作的信号。但这是否意味着将为中欧关系带来实质性改善，还须谨慎观察和判断。在欧美经贸与防务关系再适应的重压下，冯德莱恩在 2025 年 2 月 4日召开的欧盟大使会议上试图展现对华友好姿态，甚至将处理好欧中关系视为欧洲未来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要借欧中建交 50 周年契机尝试商签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协议，深化合作并重新平衡欧中关系。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总司长科旺斯特伦（Niclas Kvarnstr?m）在 2025 年 2 月访华时也表示愿意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欧中经贸分歧，维护自由贸易。可见为应对美国关税冲击，欧洲开始调整对华态度并将中国市场视为弥补其潜在贸易损失的优先选择。欧方高层的积极表态也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业界注入深化经贸合作的信心。在 2025 年年初召开的欧洲企业圆桌会上，欧洲与会代表均表示反对与中国脱钩断链，愿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从欧方释放的上述信号来看，欧洲似乎正积极转变对华态度并试图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务实因素，但这是否意味着近期中欧关系会有显著的根本性改善，还有待关注和慎重考量。因为在 2025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冯德莱恩对华展开了言辞激烈的批评甚至歪曲抹黑。这种对华表态和话语叙事再次表明目前欧洲尚未改变自 2019 年以来奉行的对华“三重定位”，这种充满矛盾的对华认知本质上反映出欧洲在“战略自主”愿景与“能力赤字”现实之间找寻平衡的困境。若欧洲无法真正走出类似困境并形成正确对华认知，欧洲释放希望同中方扩大合作等善意信号，将可能始终只是“权宜之计”，其真正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欧盟对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不利于双方互信建设，欧中成为彼此可信任的合作伙伴依旧道阻且长。
简言之，在特朗普政府压力下欧洲有可能将中国视为短期市场替代窗口，寻求扩大与华合作。但随着欧美协调的推进，涉华问题也可能成为欧美利益交换的筹码，欧中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将继续影响欧中之间的竞合态势。欧盟对华政策“两面性”或将进一步凸显。
四、欧美关系将进入多领域再适应阶段
尽管当下欧美间利益分歧持续扩大，但由于对美国长期存在的侥幸心理与非对称性依赖，欧洲短期内难以完全摆脱对美依附。出于对自身利益和尊严的维护，欧洲未来大概率将处于努力推进战略自主但又不得不依附的挣扎“破茧期”，欧美关系也将随之进入多领域再适应阶段。
首先，未来欧美安全关系将逐步进入欧洲在北约框架下尽力推动防务自主并主动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新阶段。特朗普政府再次要求欧洲扩大军费开支并彻底颠覆援乌立场，说明欧洲对美的战略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下降了，美国不愿继续承担欧洲安全的主要责任。但拥有独立防务能力的欧盟可能会削弱美国对欧洲的控制能力，这与美国霸权利益不符。特朗普政府正酝酿调整北约政策，如不再对军费未达标盟国实施保护、优先与达标国联合军演等。这表明美国会继续利用北约牵制欧洲，且相比于维持与欧盟的关系，特朗普政府似乎更愿意发展和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因为分裂的欧盟更符合美国利益。
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已认识到主动承担安全责任的紧迫性。欧盟 2025 年 3 月发布首份《欧洲防务白皮书》，标志着其加速防务自主的决心，并明确欧盟加强防务建设的三个关键行动领域：1. 缩小欧洲防务能力差距并支持国防工业建设；2. 通过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颠覆性创新深化单一防务市场并加速国防转型；3. 通过提高军事机动性等方式提升欧盟整体防务行动合作，增强欧洲军事应对能力。文件虽强调北约是欧洲集体防务的基石，但深刻反思了欧美防务的巨大差距及对外军事过度依赖的风险，强调提升欧洲防务与北约的互补性并追求防务自主目标。这意味着未来欧盟将继续在北约框架下努力强化安全与防务建设并推动防务自主的实现。但在涉及防务资金来源和军备采购机制等问题时，欧盟内部分歧显著。能否找到有效解决方案从而获得实现防务自主的内在动力是欧盟当前面临的关键考验，这也意味着欧洲短期内无法脱离对美安全依赖。因此，未来欧美安全关系将逐渐进入一种在北约框架下欧洲尽力推动防务自主并将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新阶段。
其次，未来欧美经贸关系或将持续紧张，欧洲经济自主实现难度增大。特朗普政府追求“绝对公平”贸易，对欧征收“对等关税”，跨大西洋经贸关系持续承压。一方面，虽然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宣称准备与美进行艰难谈判并坚定维护欧洲利益，但若美国在农业、政府采购等领域加征关税并逼迫欧盟单方面开放市场，未来欧美经贸关系有可能持续紧张。另一方面，尽管欧洲已意识到需要尽快实现经济自主以应对美国关税威胁，但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导致欧洲经济自主的步伐依旧缓慢。2022 年以来美国一直是欧盟商品出口的最大合作伙伴以及欧洲最大的能源供应国。尽管欧盟已开始尝试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合作、推动贸易多元化等措施来应对美国的贸易威胁，但尚难找到能够完全替代美国的其他消费市场，且欧洲对美国能源的依赖使其在当前的外交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为避免使欧洲遭受“净负面”（net negative）贸易战，欧洲央行行长敦促欧洲各国主动购买更多美国产品。若欧洲为避免贸易冲突而大量购买美国商品不仅将导致本土产业遭受更大冲击、就业减少，还可能加重欧洲财政负担及对美贸易依赖，并影响其他重要领域开支，从而损害欧洲整体经济利益，欧洲经济自主或将更难实现。
此外，未来欧美在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或将加剧。考虑到数据主权及竞争力等多重因素，欧盟 2021 年颁布了《2030 年数字指南针》政策，并计划到 2030 年 75% 的欧洲企业采用云计算服务等技术。同时，欧盟长期严格监管数据跨境，并对全球大型互联网公司征收数字税，以提升欧洲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力。但是，当前欧洲本土数字化发展仍然高度依赖美国互联网公司。截至 2025 年初，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美国互联网公司已占据欧洲超 50% 的云计算市场。这意味着欧洲搭建云平台建设欧洲数字主权时也不得不使用谷歌和微软的云技术。欧盟认识到欧洲因错过此轮互联网主导的数字革命，导致本土 30%“独角兽”企业总部搬至美国，欧美新兴科技实力差距持续扩大。因此，欧洲宣布将通过人才招揽、资金支持、政策优惠等方式大力支持本土数字企业发展，并最终实现超越美国的愿景。截至 2024 年底，欧洲云计算市场规模已达 808 亿美元，预计 2025 年—2034 年将以 17.1%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欧洲本土数字科技企业崛起势必将挤占美国相关企业的欧洲市场份额，加之美国对欧洲数据跨境监管及征收数字税行为长期不满，将可能促使美国出台相关保护性政策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及在数字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届时，欧美在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可能更加激烈。总之，欧美关系将在安全防务、经济贸易、数字技术等多领域进入再适应阶段。
五、结语
对欧盟而言，“特朗普 2.0”时代的正式到来引发了欧洲对欧美双方在防务安全、经济贸易及气候合作等多领域的忧虑，从而使欧洲面临“分水岭时刻”。伴随着欧洲“脆弱性”增加以及特朗普“美国优先”执政理念的延续与强化，欧洲对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认知凸显。对欧洲而言，欧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将使双方进入多领域再适应阶段，并有可能强化欧洲战略自主性与地缘政治转向；而欧洲在“自主诉求”与“依附惯性”间的挣扎也或将增加欧盟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当前，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理念下的相关政策对以规则为基础的欧美盟友关系带来系列冲击，以及双方内部民粹主义的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压力，使欧美之间利益背离的倾向似乎有所增加。但鉴于欧美长期共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遗产，双方彻底脱离既有制度框架的政治和经济成本较高。这对欧洲而言或许意味着未来战略自主的实现需要在跨大西洋关系“制度韧性”与“利益离心力”之间寻找平衡点。这预示着未来欧洲处理欧美关系或将采取在安全议题上被迫“有限追随”，在经贸领域实施“风险对冲”，在技术竞争中尝试“制度创新”的政策路径。对中国而言，在审慎判断当前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或可尝试结合此轮欧洲在多重焦虑驱动下积极谋求合作的机会窗口与中欧建交 50 周年的契机，尽可能引导欧洲对华政策更加务实理性，为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张雪儿，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3 级博士研究生；房乐宪，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国际论坛》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