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成化八年（一四七二），王阳明（名守仁，号阳明）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龙泉山。王阳明十岁时，父亲王华考中状元，授翰林修撰，即赴北京任职。一年后，小阳明在祖父王伦的陪伴下前往京城，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异乡生活。在弘治三年（一四九〇）王伦去世之前，阳明一直在父亲、祖父的指导下成长。十三岁时母亲郑氏去世，父祖二人成为王阳明在异乡最亲密的家人。除了返乡为母服丧、与诸氏完婚于南昌、在山阴参加乡试等，青少年的阳明大多时间生活在北京，并于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
父亲和祖父可谓少年阳明最初的启蒙者。今人谈阳明思想之萌动，都会归因于其家学渊源。实际上，阳明与父亲、祖父之间，关系颇为不同，不可一概而论。父亲王华（一四四六至一五二二）字德辉，号实庵、海日，因尝读书于龙泉山中，又称龙山公。年少类于神童，严整自持。“始能言，槐里公（王华祖父）授以诗。诗经耳辄成诵，稍长，读书过目不忘”。他以状元出身，深受朝廷礼遇，官最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华一生抗拒佛道之学，对其所修的程朱理学坚信不疑，被评价为“顾其职业恒在文字间，而未能达之于政”。终其一生，王华是个严肃认真的儒家学者、稳健的学者型官员。
与积极进取的王华不同，其父亲，阳明祖父王伦终身未仕。王伦，字天叙，号竹轩，好吟风弄月，咏啸诗歌，有隐逸气质。“一生未仕，聘为弟子师。居家授徒养母。与菊庄魏瑶订盟吟社，日啸咏操琴于竹轩山水间。”与人交往，“和乐之气蔼然可掬”。王伦“视纷华势利，泊如也”，淡泊名利而超然物外。其祖上“以德学位世隐儒”，父槐里先生早逝，“环堵萧然，所遗惟书史数箧”。王氏祖辈在学问德行上的数代积累，到王华时家族开始富贵。王伦、王华父子，可谓性格各异。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讨论阳明父亲、祖父的生平史迹，主要来自阳明弟子钱德洪、黄绾、邹守益所作《阳明先生年谱》《阳明先生行状》和《王阳明先生图谱》等文献。《年谱》和《行状》等经过晚年王阳明自己修订，是在他的参与下完成的，记录的是阳明觉得重要的想叙述的想留下来之事，包括关于其父亲和祖父的叙述。阳明注重以年谱的方式来勾勒其思想轨迹，他说过 ：“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者，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他认为他的思想应结合具体的生活境遇来理解，并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教条。这种年谱书写有其情境性和建构性。《年谱》和《行状》中早期部分，记录的可谓是王阳明的心灵成长史。其中祖父、父亲的生平史迹及其人格形象，作为阳明思想成长的对应物，也独具意义。
王阳明出生时，祖父王伦根据祖母梦见神人云中吹鼓之事，为他取名曰“云”。据说阳明在五岁之前，一直不会说话。一神僧见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悟，更今名，先生即能言。”（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这就是将“云”改为“守仁”的由来。取名、更名，都由王伦而定。这不仅是因为阳明六岁前，父亲王华常在祁阳等地任子弟师和考乡试，很少陪伴在他身边 ；更因为思想天赋极高的王伦“悟”到僧人话中有话 ：“云”道破了天机，所以不能说话。王伦已察觉孙子独具灵性，被天降以大任。王伦参悟天机、心有灵犀的形象，经阳明回忆而被放大。如果拿幼年“不能言”的挫折，对比王华“生而警敏，始能言……诗经耳辄成诵，读书过目不忘”的绝顶聪明，阳明可能在刻意突显自己与父亲在某些方面之不同类。再看阳明八岁时的一段记载 ：
十五年己亥，先生八岁。大父竹轩翁授以《曲礼》，过目成诵。一日，忽诵竹轩翁所尝读书，翁惊问之，曰 ：“闻公公读诗，吾虽不能出口，已默记矣。”翁于书无不读，尤好观《仪礼》、《左氏传》、司马迁史，浙东西大家争聘为子弟师。凡经指授，多有成见。先生豪迈不羁，亦不甚绳束之。（邹守益：《王阳明先生图谱》）
尚不能言的阳明，已能默记祖父所诵读之书。王伦之书，是其父槐里先生传授的。“（竹轩）先生每启箧，辄挥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乃穷年口诵心惟。”（《竹轩先生传》）王伦熟读父亲这批遗书，悉心传承家族学脉。更重要的是，王伦读经“多有成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判断，这对阳明深有影响。阳明自小性格“豪迈不羁”，王伦不绳束之，让其领会发挥。这一记载表明，阳明认为自己能接续家族学脉、形成好读书但不墨守的习性，最初得益于其祖父。六岁至十岁，阳明已受王华家教，但没什么事迹见于记录中。十一岁时，王伦携阳明至北京。路过金山寺，王伦与客饮酒赋诗，阳明赋云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醉酒观月，吹箫洞眠，精神与万物和谐共生。诗气势磅礴，意境高远，依稀可见王伦“操琴于竹轩山水间”的气象对阳明的熏陶。第二年阳明在北京入学塾师。王华常忧心于儿子的“豪迈不羁”，而王伦则“知之”习性。相士告诉阳明他有“圣”相，这对十二岁的阳明有很大的心理冲击，此后经常“静坐凝思”，开始思考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他对塾师的所谓“读书登第”为“第一等事”提出反驳，认为学做圣人才是第一等事。此话遭到王华的揶揄 ：“汝欲做圣贤耶？”他不明白儿子的志向。且看邹守益的记载 ：“自是对书静坐，思为圣学，而未得所入。（龙山）公怪问曰：‘不闻书声。’曰：
‘要做第一等事。’公曰 ：‘舍读书登第，又何事耶？’对曰 ：‘读书登第还是第二等事，为圣贤乃第一等事。’”（《王阳明先生图谱》）阳明对“登第”的轻视，应联系两年前父亲之高中状元来看。父亲似乎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登第。但哪怕是登第的极致—考取状元，也无法安顿阳明困惑的心灵。父亲的状元身份、取得状元的途径，都无法让阳明产生太大共鸣，他没法将圣人与状元等同起来。对父亲人生中最骄傲的中状元一事，年仅十二岁的阳明并不在乎，甚至有意抵触父亲的理想。只有“知之”的祖父与阳明惺惺相惜。过一种圣人的生活，体会圣人的境界，比众多儒者追求的官职要重要得多。张祥龙据此事指出 ：“父亲和爷爷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爷爷对孙辈，更多是慈爱，更容易看到他的好处 ；父亲则往往是担忧，这么淘气将来怎么办？都是爱，情感是一样的，但表达方式不一样。”（《儒家心学及其意识依据》）这种感情可能更为复杂。
少年阳明在北京的生活，养成了“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好走狗斗鸡六博，从诸少年游”的习性。他爱上了骑射，钻研军事技巧和权术，曾出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又喜徜徉于佛、道徒之间。这种“豪迈不羁”“不事边幅”的性格，是在王伦“不甚绳束”、重在启发的教导方式下形成的，也可以视作是对王华严肃刻板的训导的反叛。王华得中状元，还担任皇帝、太子的老师，在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必然严厉且自信。他希望在儿子身上复制出自己成功的路径。“方先生（阳明）之幼失恃也，倜傥出常矩。龙山公欲夙其成，痛钤勒之。”有这样一则轶事 ：“王阳明幼时好棋，海日（王华）规之不止，遂将棋抛于水，阳明因之作诗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堕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流。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在这首《哭象棋》中，阳明就父亲将象棋丢入水中一事写诗，想象下象棋双方对弈的快乐情形，突然有一双巨手让千军万马都堕河溺水，惊天动地，让人发愁，又似旁涉现实战争局势，比喻边塞军事纷争，委婉地表达对严父行为的抗议。阳明喜欢象棋，既是寻内心之“乐”，又可能有经世关怀，然王华并不理解，且粗暴地干涉。又如十二岁阳明因贪玩，被王华锁在屋内 ：
（成化）十九年癸卯，龙山公命就塾师。督责过严，先生郁郁不怿，伺塾师出，率同学旷游，体甚轻捷，穷崖乔木，攀援如履平地。公知之，锁一室，令作经书义，一时随所授辄就，窃启钥以嬉。公归，稽课无所缺。久而察而忧之。（《王阳明先生图谱》）
少年阳明面对父亲和塾师的束缚，有自己的回应和反抗方式，不肯盲从，令父亲“忧之”。王华找来的塾师应是“明决刚毅，宪制严肃”“尤粹于性命之学”的名儒吴伯通，此人的严格古板令阳明郁闷。十五岁时阳明竟欲上书《平安策》论战事，惹得王华大怒而禁之：“时畿内石英、王勇盗起，又闻秦中石和尚、刘千斤作乱，（阳明）屡欲为书献于朝。龙山公斥之为狂，乃止。”少年阳明之“狂”“倜傥出常矩”，一直令父亲头疼。种种记录表明，少年阳明和父亲在个性气质上有很大差异，他不满意于父亲为自己规划的意义场域。
紧张的父子关系还体现在二人对佛、道之学的不同态度上。王华一生抗拒佛、道，以正统儒学为宗 ：“异道外术，一切奇诡之说，廓然皆无所入。”“公之学出于正，书非正不读。客有以仙家长生之术来说者，则峻拒之曰 ：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长生奚为？”少年阳明却周游于佛、道、相、卜之间，尤其爱读佛学，始终被佛、道的自然情趣所吸引 ：“少喜任侠，长好词章、仙、释”，“四溺于神仙之习”。
值得一提的是，阳明对围绕父亲的人际关系并不重视，有意违抗这种伦理秩序。十三岁时阳明生母郑氏去世，“父有所宠小夫人，待先生（阳明）不以礼”。阳明买通了一个巫婆，又买了一只猫头鹰藏在继母被子里。让巫婆假扮郑氏附身，狠狠教训了继母一顿。被吓得半死的继母再也不敢对阳明无礼。冯梦龙说 ：“先生尚童年，其权术已不测如此。”而宠爱继室的王华在此事中几乎“缺席”。大约同时，进士出身的吏部郎中、江西布政司参议诸让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结识了王华，把女儿许配给阳明。十七岁时成婚当天，“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亡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尽管束景南认为《年谱》中这段记录是阳明虚构的，其实它大有深意。新婚之日，竟入道观与道士聊得忘乎所以，错过婚辰，这首先暗示阳明没有将这桩父亲因官场关系而安排的婚事放在心上（后来阳明一生与诸氏无子）；其次，令阳明流连忘返的是王华讨厌的道教学说（如继母事件中的巫术）；再次，若对比王华对“乐”的理解 ：“人所以乐生于天地之间，内有父母昆弟宗族之亲，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从游取乐，无相离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独往于深山绝谷，此与死何异。”而阳明并不觉得人生至乐是一种天伦之乐，反倒是洒落自在的精神境界更被他重视。
上述记载未必完全属实，但都反映了少年阳明对王华所设定秩序的一种反叛态度，对自己“狂放”气魄的自矜。那是一种有别于父亲的气象和境界。再来看少年阳明对父亲笃信的程朱理学的态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朱熹）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粗细，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某年十五六时，便有志圣人之道，但于先儒格致之说，若无所入，一向姑放下了。一日寓书斋，对数茎竹，要去格他理之所以然，茫然无可得，遂深思数日，卒遇危疾。”在“格竹子”一事中，少年阳明受父亲教导，以竹子为例，学习朱熹格物致知之说，百思不得其解，还为此病了一场。值得一提的是竹轩公王伦最喜爱竹子，他将高洁坚韧的竹子视为与自己气质相似、息息相通的东西，这跟将“竹之理”视为外物的宋代格致之学很不一样。王伦和王华对竹的不同理解，都对阳明有所触动，后者的知识主义方式令阳明反感、无措。阳明早年对朱子格致说的反动，与他对父亲所设秩序的叛逆有关。此时阳明并未彻底否定朱子之说，但对这种学说的质疑和反动正在酝酿中。到了三十七岁，在遭遇变故触发下的龙场悟道，始明“格致”当求之于“心”，而非求诸外在之“理”。
如果说阳明对王伦、王华的描述和想象，无意识中受某类形象的影响，那么，王伦应是周敦颐的形象，而王华则是程颐的形象。周敦颐一生只担任通判等小官，与王伦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追求自我与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庭院有野草不除，周敦颐称“观天地生物气象”。程颢见了周敦颐说：“自再见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周敦颐给后世的形象是“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胸怀坦荡，气象开阔，有“民胞物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风貌。王伦的气质与之相似 ：“日啸咏操琴于竹轩山水间”；“雅善鼓琴，每风月清朗，则焚香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识者谓其胸次洒落，方之陶靖节、林和靖，无不及焉”。把自我放开，超越世俗的藩篱，游乐于万物之间，自我与万物息息相通，达到内心的欢愉和宁静。从采菊东篱的陶渊明、梅妻鹤子的林逋到周敦颐、程颢，都呈现出“胸怀洒落”的境界。周敦颐、王伦式的思想气质对少年阳明留下深深的影响。阳明对周敦颐体证很深：“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敦颐）程（颢）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九华山异人与阳明“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这种影响在阳明身上体现为一种主体性自由自得的洒落之境，一种徜徉于释、道、巫、武术的“不老实”的边缘意识，构成他“豪雄”和“浪漫”的生命要素，也因此得以突破理学传统。
而王华则像“烈日秋霜”“非礼勿动”的程颐。程颐给人的印象是“举动必由乎礼，进退必合乎宜，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于诸儒之表”。与王华做帝师相似，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给年幼的宋哲宗讲课，注重师道规矩，满怀教育皇帝的信心。春游时程颐以“方春之时不可无故而摧折”批评小哲宗顽皮折柳，因过于严肃，不能以鲜活的方式感染皇帝，很快就被打发出朝廷。程颐端严、守礼、排佛、恶诗，乃至政治上的不成熟，都跟王华有所相似。这种严谨而无趣，正是父亲给阳明留下的印象。另一方面，阳明立志于成圣，勤学深思，经世致用，百折不挠的个性又可见出程颐和王华的积极影响。在龙场悟道之前，程朱之学对青年阳明一直有某种吸引力，如王畿所说：“先生之学始泛滥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二十七岁时，阳明“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朱熹）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无论是周子还是程颐，阳明对父、祖二人的摹写有其对应性，反映出他早年深受注重内在精神性的北宋濂洛身心之学的影响。
陈来认为，宋代以来理学内部存在“敬畏”与“洒落”之辩，“明代理学可以说是围绕着阳明所谓‘慎戒’与‘和乐’或‘敬畏’与‘洒落之辩展开的”（《有无之境》）。王华、王伦对阳明的影响，就体现在“洒落”与“敬畏”两种人生态度上。阳明大无畏的洒落性格使其被刘瑾迫害后不顾生死前往贵州龙场赴任，面对刘瑾追杀的威胁“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 自誓曰 ：‘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因而悟得良知之道 ：“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在困顿中，阳明为随行的侍从唱歌，念诗，说笑话，唱家乡的俚曲，激励他们忘掉身处夷狄的处境。这种行为带有祖父“日啸咏操琴，使子弟和之”乐观豁达的影子。阳明一生经历不少遭遇不幸而逆转顿悟的境况，这跟他洒落的性格，及其出入游离于各方思想而萌生的“边缘意识”有关，二者相辅相成。他既注重反求内心、默坐澄心的“未发”功夫，又重视克己省察的“已发”功夫。他据《大学》古本立诚意格物之教（一五一二），在南京、赣州为官时期（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八）疾于时下学者的空疏而称“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而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在金陵时已心切忧焉，故居赣时则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实功”。阳明认为，良知本体虽然人人具足，但现成表现在意识活动中的良知是不完整的，且不虑而知的良知被混入一些不虑而知的情欲和本能，因此修身诚意、“格致”良知的实践过程依然非常重要。这是他与主张良知现成的王艮诸后学之区别。除了洒落境界，“敬畏”的道德理性在阳明身上也有所体现。“一方面他对洒落自得、无滞无碍的境界有真体会，另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以有为体、以无为用，以敬畏求洒落。”正是阳明这种“洒落”和“敬畏”兼备的性格胸怀，决定他或豁达无畏，或慎戒循理的人生选择，使他在跌宕起伏九死一生的境遇中化险为夷，安然度过，促成他一生思想的几次重大转折，最终抵达“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有无合一的境界。阳明的理想人格既有狂者胸次，又具民胞物与之仁心。洒落和敬畏的两种人生态度，或许就来自王伦和王华对少年王阳明的两方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