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研究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24CCXZ008）阶段性成果。
摘 要：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抗战诗歌大量涌现。抗战时期的诗歌文体和样式丰富多彩。其中，朗诵诗和街头诗在抗战诗歌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抗战诗歌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热情讴歌中国军民的伟大抗日斗争精神，书写“中华民族”应肩负的历史使命。其具体内容体现在阐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坚定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的不屈信念，弘扬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战诗歌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和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抗战诗歌；中华民族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在民族觉醒的烽火岁月中，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而来的是，抗战诗歌大量涌现。抗战时期的诗歌文体和样式丰富多彩。其中，朗诵诗和街头诗在抗战诗歌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创作目的主要体现在阐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坚定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的不屈信念，弘扬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抗战歌曲一样，抗战诗歌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和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起了促进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抗战诗歌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多数集中在对西南大后方抗战诗歌或抗战诗歌作者研究，较少涉及抗战诗歌中关于“中华民族”内容的书写。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此论题予以研究。
一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抗日诗歌创作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而愈发踊跃。艾青在《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中指出：“‘九一八’、‘一二八’这两个事变之后，正是中国临到了空前危机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强盗轻易的获取了中国东北广大的土地和民力，华北全部都将牺牲在政治阴谋与秘密协定里，这时，中国新诗和中国文学的各个部门一样，急速地、在现实主义道上，成长与繁茂起来。这时，中国新诗的作者更意识地、具体地用他们的创作的热情，与中国的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诗人“为祖国而歌”“为抗战而艺术”，已成为文艺界的共识。1937年8月，中国诗人协会发表《抗战宣言》，号召诗人们“用我们的诗歌，歌唱出民族战士们英勇的战绩！” 正是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如巴金、郑振铎、老舍、王统照、胡风、陈学昭等小说家和理论家，都成为抗战诗歌的重要作者，创作出“许多纯然是真情流露的诗篇”；许多数年未发表作品的诗人，如郭沫若、冯乃超、姚蓬子、王平陵、高长虹、黄药眠等，这时也投身于新的抗战诗歌的创作；许多善于描写个人哀愁与感伤的诗人，如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这时也转向写作为真理正义呐喊、为中国抗战发声的诗篇；一大批新的诗人在战争洗礼中成长起来，如艾青、田间等，成为这一时期创作抗战诗歌的主要力量。正如厂民（严辰）在1938年12月参加《抗战文艺》编辑部召开的“诗歌座谈会”上发言时所指出的：“敌人的炮火把诗人们逐出了故乡，逐出了象牙之塔，使他们不得不去流浪，去和死亡搏斗，自然，他们的笔尖不能不转向抗战了。”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并实现了中国文艺界的大团结。1938年3月，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武汉宣告成立。“文协”成立的当日，就在《告全世界的文艺家》一文中向全世界郑重宣告：“虽然在文艺的流派上说起来是可以区分为多种多类的，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只有一个目标一个信念：中华民族必须求得自由独立，而要求得到自由独立，必须全民族精诚团结。” 发表在《新华日报》名为《全国文艺家空前大团结》的“社论”指出，“文协”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也是抗战进程中最值得欢欣鼓舞的盛举”，它“表示了全中国的文艺作家，已经凝固的团结在一起，将文艺的武器，英勇的放在中华民族解放的疆场上发挥着比以往更强大的战斗力量”。 随后，各地纷纷组建“文协”的分会。包括诗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文艺界人士，都成了“文协”一员。1938年4月1日，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第三厅”）成立，具体领导文艺界的团结抗战工作。在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时，郭沫若对“文协”的成立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学艺术工作者……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作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 “文协”和“第三厅”的先后建立，对抗战诗歌的创作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受战争的影响，“诗人的生活仍极困苦，他们大多数都做了战地的政治与文化工作人员，少数的成了报纸副刊的编辑，所有收入仅够维持个人的极俭朴的粗陋的生活”。与此同时，“纸张油墨的价格高涨，排印工价也较战前增加了许多倍，白报纸的来源很缺乏（最近几乎是断绝了），即使用土纸印，也比战前用道林纸印更昂贵”。然而，“诗集和诗刊的出版额不但不因之减少，反而比战前增加了，而大多数的诗集和诗刊是由诗人自费出版的”。 据统计，仅在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的三年内，亦即1940年以前，出版的诗集有郑振铎的《战号》、王照统的《横吹集》、臧克家的《从军行》和《泥淖集》、征军的《蒙古少女》、王亚平的《中国兵的故事》和《祖国的血》、高兰的《高兰朗诵诗集》、力扬的《枷锁与自由》，田间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胡风的《为祖国而歌》、庄涌的《突围令》、胡明树的《朝鲜妇》和《难民船》，覃子豪的《自由的旗》、陈迩冬的《最初的失败》、韩北屏的《人民的歌》、常任侠的《收获期》、江铭竹的《自画像》、李白凤的《英雄的梦》、吕亮耕的《金筑集》、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毕奂午的《雨夕》、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婴子的《季风歌》、袁水拍的《人民》、刘火子的《不死的光荣》，以及艾青的《北方》《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和《旷野》等。出版的诗刊，有征军、王亚平创办的《高射炮》（上海），穆木天、锡金创办的《时调》（武汉），力扬创办的《诗时代》（武汉），李华飞、郝威、张夭授创办的《诗报》（重庆），孙望创办的《中国时艺》（长沙），胡明树、枊木下，欧外鸥创办的《诗群众》（广州），穆木天创办的《五月》（武汉），徐嘉瑞、溅波、罗铁鹰创办的《战歌》（昆明），莫洛创办的《暴风雨》（温州），朱维基创办的《行列》（上海），胡明树、婴子、同为创办的《诗》，戴望舒和艾青创办的《顶点》。七七事变前夕由中国诗坛社创办于广州的《中国诗坛》仍在继续出刊，创办时名《广州诗坛》，自第四期起更名为《中国诗坛》；广州沦陷后，该刊先后迁往香港和桂林，其主要编辑人员有黄宁婴、陈残云、陈芦荻、蒲风、雷石榆和欧外鸥。此外，如胡风主编的《七月》（先在上海，后在武汉，最后迁重庆）、“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先在武汉，后迁往重庆）等文艺刊物也大量刊发抗战诗歌。除此，一些报纸也开辟了诗歌专刊、诗歌专栏或诗歌专页，如《新岛日报》的“十日新诗”，后改为“半月新诗”，戴望舒主持；《救亡日报》的“诗文学”，林林主持；江西《民国日报》的“诗与画”，灰马主持；以及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新华日报》副刊“文艺之页”、《国民公报》副刊“文群”；《新蜀报》副刊“蜀道”、《广西日报》副刊“南方”、《力报》副刊“新垦地”，等等。上海的《大美晚报》和《华报》也都专门设立过“诗歌专页”。
二
抗战时期的诗歌文体和样式丰富多彩，主要有以高兰、徐迟和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的朗诵诗，以田间等人为代表的街头诗、传单诗，以蒲风等人为代表的标语诗、明信片诗，以陶行知、老舍等人为代表的通俗讽喻诗、格言诗，以于右任、柳亚子、罗家伦等人为代表的旧体诗，以及起于行伍的墙头诗、壁报诗等。 其中，朗诵诗和街头诗不仅影响最大，而且历时最长，在抗战诗歌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实，诗的朗诵并非新鲜事物。高兰发表在《时与潮文艺》的《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一文指出：“诗的朗诵，在中国、在外国，实实在在都不是什么新的东西，相反的倒是太古旧了，古旧得使我们都记不起他来了”。但在此之前，中国诗人所谓诗的朗诵，“只是自我的吟哦，或者说是风流自负的”， 从抗战开始，才与社会的需要和听众的情感结合起来。对此，王瑶认为抗战时期朗诵诗兴起的原因在于：“抗战爆发以后，诗和报告文学是最先呈现了蓬勃气象，尽了文艺的战斗任务的。”
第一个明确提出要致力于朗诵诗创作和开展朗诵诗运动的是诗刊《时调》主编穆木天。1937年10月19日，武汉文化界举行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为缅怀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演员王莹朗诵了高兰的诗《我们的祭礼》。同时，诗人柯仲平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并朗诵了自己的诗作。这是抗战时期最早在群众集会上公开举行的朗诵活动，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它开启了全面抗战时期朗诵诗运动之先声，也给参加纪念会的穆木天留下了深刻印象。10月23日，他在《大公报》发表《诗歌朗读和高兰先生的两首尝试》一文，充分肯定了朗诵活动的意义、作用和效果，并称高兰的《我们的祭礼》“不失为一篇很好的抗战诗歌，一篇须有力的哀悼战士的朗读诗”。 在此前后，以东北作家为主体的文学团体“时调社”在武汉成立。11月1日，时调社创办的刊物《时调》在武汉正式发行。顾名思义，所谓“时调”，即“时代的调子”之意，旨在高唱出时代的文艺之调。《时调》创刊号发表了冯乃超的诗《宣言》，提到“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让它吸收埋藏土里未经发掘的营养，让它哑了的嗓音润泽，断了的声带重张，让我们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这首诗以充满昂扬向上斗志的热情、铿锵有力的字句写出了民族自强的振奋之情和人民群众的觉醒之力。其目的是表达诗人对诗歌启迪心智的由衷理解，呼唤诗歌朗诵时代的来临，堪称“诗歌运动倡导者的宣言”。作为主编的穆木天在《时调》第3期发表了《诗歌朗诵与诗歌大众化》一文，明确提出“要尽量地抒发我们抗战的感情”，并提倡“朗诵运动和大众化运动”。 这个动议得到同为“时调社”主要成员的蒋锡金、高兰、光未然、邹荻帆、叶平林、厂民、力扬、卢鸿基、伍未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也因此而成了诗歌“朗诵运动和大众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
此后，诗歌“朗诵运动和大众化运动”迅速在大后方的重庆、昆明、桂林等地以及革命圣地延安兴起，其活动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领先全国”。 在此背景下，“朗诵诗”这个新概念也应运而生。对于何谓“朗诵诗”，吕进概括其有两重含义：“首先特指一种以朗诵新诗为主要手段，作为宣传工具和政治活动形式，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抗战诗歌运动。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朗诵诗’有着它特定的历史价值，是抗战文学运动的一种形式。其次，‘朗诵诗’也指称一种为诗歌朗诵活动而写作的新诗文体形式，创作过程中主要以听众心理需求为依据，决定了其大众化与民族化语言表演形式的鲜明特征。”
在朗诵诗之外，街头诗也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诗歌文本和样式，是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和诗的朗诵一样，街头诗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且一直在民间流传，人们一般称它为“小诗”。但随着五四时期新诗的兴起，被称之为“小诗”的街头诗因不能登大雅之堂而陷入沉寂。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后，作为诗歌大众化方式之一的“小诗”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如果说，《时调》及其主编穆木天对于“朗诵诗”和“朗诵诗运动”的兴起发挥过重要的提倡和推动作用，那么，“街头诗”和“街头诗运动”的兴起则与田间的提倡和推动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据田间回忆，1938年夏初，他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有一天，田间与时任陕甘宁边区救亡协会副主席的柯仲平相遇，谈起战地服务团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搞的“罗斯塔之窗”，以及中国过去民间的墙头诗。针对“中国的新诗往何处去？怎样走出书斋，才能到广大群众中去，走出小天地，奔向大天地？”这个问题，一致回答“必须民族化，必须大众化，要作一个大众的歌手”。 最后，二人形成了“让诗和人民在一起”以及“我们也来一个街头诗运动”的共识。
为此，田间和柯仲平做出两项决定。第一，他们立即起草并发布了一个《“街头诗运动”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明确提出了“街头诗运动”的方向。 《宣言》号召：“我们要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这大时代中，从全中国各地，展开伟大的抗战诗歌运动。而街头诗运动，我们认为，就是使诗歌服务抗战，创造大众诗歌的一条大道。” 该《宣言》在陕甘宁边区引发热烈反响，写街头诗、出壁报诗已然是一种风尚。最初参加的青年诗人有三十多位，到后来几乎所有在延安的文学青年都参加进来。用《田间自述》中的话说：“《宣言》既出，街头诗也出。……最重要的是诗人走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同生活，一同斗争，一同歌唱，因此才能对街头诗有感情，写出群众能接受能理解的诗篇。历史已经证明，它已经与广大人民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二，1938年8月7日，由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战地社与陕甘宁边区文协的战歌社联合发起的“街头诗运动日”活动在延安举行。这一天，延安的大街上悬挂起一幅写有“街头诗运动日”醒目大字的长条红布。街头诗、诗传单遍布城门楼旁和大街小巷，其中就有柯仲平的《告同志》。田间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自然也义不容辞，即兴挥毫，写了不少的街头诗，诗传单，有的写在墙上，有的写在红绿纸上，贴在墙上，如《毛泽东同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呵，游击司令》、《义勇军》等”。据诗人自己回忆，作品一经面世，农民、士兵、教员都围上前阅读，有的还会抄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除延安外，街头诗和街头诗运动也很快在晋察冀等抗日革命根据地以及在浙江、福建、重庆、云南、广西等国统区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延安举行“街头诗运动日”活动的四个月前，亦即1938年4月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观看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剧目时，对柯仲平说：“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紧接着，毛泽东将他希望呈现出的内容概括为“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 同年5月，陕甘宁边区救亡协会发表《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就吸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并明确指出：“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7月4日，边区民众剧团成立时，也将“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确立为全团日后发展的努力方向。 广大诗人和诗作者也分别就抗战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老舍在《抗战文艺》编辑部召集《我们对于抗战诗歌的意见》的“诗歌座谈会”上指出，抗战诗作为新诗的重要分支，只有“知道过去二十年新诗之病，才能确定今日抗战诗特有的任务，才能知道怎样去改进抗战诗”，从而使抗战诗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很好地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今天抗战诗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在感情上，激发民众抗战情绪。二、在技巧上，不论音节文字要普遍的使民众接受，普遍的激动民众。三、在思想上，正面发扬抗战意识，反面检除汉奸倾向。” 因此，要实现抗战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亟须充分发挥抗战诗歌的宣传、动员民众的功能。
对此，萧三在《论诗歌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指出，要使诗真正“能入耳，能唱出来、念出来使人听得懂，而且好听，动人”，真正能“普遍流传成为宣传鼓动有力的工具，就必得注意诗的形式，具体说，民族的形式”。在萧三看来，诗歌的民族形式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里许多珍贵的遗产，《离骚》、诗、词、歌、赋、唐诗、元曲……；二是广大民间流行的民歌、山歌、歌谣、小调、弹词、大鼓词、戏曲……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应向他们学习，虚心用苦功去学习。” 他尤其强调，诗歌不仅要有好的内容，而且还要有好的形式，亦即民族形式，这样才能“使内容得以最好地、很艺术地表现出来，使内容能够感动人，记得住，流传的广”。 铁夫明确表示，“诗歌的民族形式”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极正确而切要的，它就是为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提出，并不是凭某个人空想，独创出来的。”他主张将旧体诗、自由诗和民间歌谣“统统放进‘民族形式’的炼炉里，泡制成‘民族的形式’出来，供应目前的需要”。 光未然在《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诗歌一定要走到群众中间去，教育着和锻炼着大众的诗人。这就不得不依托于街头诗和朗诵诗歌的方式。” 为了更好地将诗歌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在大众中传播开来，他设想将诗歌与音乐结合起来，辅以说白、朗诵、歌唱、表演等新形式，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歌曲和弦索诗歌，从而广泛开展诗歌朗诵运动。
针对“文艺的民族形式”的讨论，进一步促进了抗战诗歌的创作以及“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深入推进，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抗战诗歌作品。在抗战期间究竟创作了多少抗战诗歌，没有人作过完整的统计，事实上也无法作出完整的统计。这不仅是因为抗战诗歌太多，出版的诗集、诗刊、专栏、副刊等数量太多，再怎样精细的统计都难免挂一漏万；更是因为一些标语诗、明信片诗、街头诗、传单诗、朗诵诗、墙头诗、壁报诗等没有也根本不可能都很好地保存下来。
三
抗日战争时期，各位诗人在对“中华民族”的具体书写方面各具自身特色。下面我们以郭沫若、艾青和高兰的作品为例，梳理这一时期的抗战诗歌是如何书写“中华民族”的。
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1928年初，他为躲避反动政府追捕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即回到国内，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之中，并担任过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新诗基本收在了《战声集》（1936—1937年作品，1938年出版）和《蜩螗集》（1939—1947年作品，1948年出版）中，也有一部分散见在报刊杂志上。如他写于八一三淞沪会战时的《抗战颂》，在诗歌的最后一节提到：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同胞们，我们放声高呼：
高呼我们中华民族的再生，
高呼我们民族战士的英武。
这首诗所表达的是作者为全民族抗战的实现而欢欣鼓舞，以及中华民族必将与入侵者血战到底、实现最后胜利的英雄气概。再如他发表于1937年10月10日上海《救亡日报》上的《人类进化的驿程》，这首诗开篇和收尾都使用了“中华民族”，所表达的是作者对抗战时期中国大地丰富而深挚的情感内涵，以及对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期盼。
郭沫若是成名已久的老一代诗人代表，他在出版《战声集》之前已先后出版过五本诗集，即1921年的《女神》，1923年的《星空》，1927年的《瓶》，1928年的《前茅》与《恢复》，《战声集》是他相隔10年后出版的第六本诗集。艾青则是在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的代表，他于1935年才出版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要比郭沫若出版第一本诗集晚了14年。七七事变后，艾青任《文艺阵地》编委，1941年赴延安，任《诗刊》主编。伟大的抗日战争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始终以成为“最伟大的歌手”来要求自己的艾青从中汲取了诗情，先后出版《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的通知》《雪里钻》等9部诗集，从而成了这一时期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的《反侵略——给日本士兵》，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希望普通的日本士兵不要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欺骗和毒害，而是站在中国人民一面，与之斗争。 又如《三国公约》，写于1940年10月1日，亦即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后的第4天，诗中除对汪精卫卖国投敌的行为进行批判外，还两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就这两次使用的“中华民族”来看，和《反侵略——给日本士兵》一诗中所使用的情况相近，都强调了全国各族人民是休戚与共、信念相同的命运共同体。
和艾青一样，高兰也是新一代诗人的代表。他出生在黑龙江，原名郭德浩。有次创作时，他抬头看见高尔基和罗曼·罗兰在莫斯科的合影，心灵火花突然爆闪，遂署名“高兰”。作为抗战时期朗诵诗运动的积极提倡者、推动者和参与者，他先后有《高兰朗诵诗》《高兰朗诵诗集》《朗诵诗集》《高兰朗诵诗新辑》等诗集出版。在高兰自己选编的《高兰朗诵诗选》中，共收录朗诵诗35首，有24首属于抗战诗歌。如《起来吧！中华民族的儿女》开篇就写有：
起来吧！中华民族的儿女！
还有什么迟疑？
全国都翱翔着敌人的飞机，
到处都奔腾着敌人的铁蹄，
假如六年来的耻辱你还不曾忘记，
假如你更不愿做亡国的奴隶。
这首诗创作于七七事变后，旨在号召中华民族儿女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的斗争，所表达出来的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英雄气概。
又如《吊“天照应”》，这首诗写于1937年10月，是为纪念在5年前与高兰曾有一面之缘的报字“天照应”、实名张锡武的东北义勇军将领为国殉难的壮举。 张锡武率部在肇州、海伦、呼兰河等地抵抗日本侵略者，炸毁铁路、碉堡等军事设施，使敌人闻风丧胆，惶惶不安。为此，日寇开出万元的赏金希望捉拿他，但留下了他本人往来松花江两岸的传奇故事。最终，张锡武因日寇调用飞机、大炮向他发动围攻，导致坐骑受重伤，弹尽粮绝，以身殉国。 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兰如雷轰顶，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愤然命笔，写成报告文学《记“天照应”》和悼亡诗《吊“天照应”》。其中，悼亡诗表达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敌、敢于斗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正是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前赴后继，方才有了日后奋起反击，金瓯无缺的民族复兴之时。
再如高兰在《五月》诗刊上发表的《我的家在黑龙江》，这首诗创作于1938年8月，它所表达的是作者对家乡的热爱和怀念，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和谴责。 1939年1月15日，《大公报》举办高兰专场诗歌朗诵晚会。晚会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请作者本人朗诵《我的家在黑龙江》。据参会者回忆，这首三百余行的长诗，“高兰一气贯之，抑扬顿挫，扣人心弦，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引起听众的高度共鸣，掌声经久不息。为了扩大影响，同月16日《大公报》“战线”副刊转载了此诗。这首诗大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目的是想表达散落各地的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同呼吸着祖国寒带的风霜”，一同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带来的灾难，一同抒发着中华民族深沉而浓郁的爱国之情。
这一思想同样在街头诗中有所体现。据田间回忆，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曾在某个村庄的门楼上看见自己写作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抄写这首诗的人配以解读的图画，并将字写得很大，方便男女老少阅读。从中，他感受到“必须彻底地实现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不达目的誓不甘休！街头诗运动是一个集体的行动。街头诗就是短小精悍的通俗政治诗。” 田间在回忆中还提到一件事，有一位乡村老太太，提着一篮子鸡蛋，到集市上去换红绿纸，为的是回到村里，好请人去写街头诗。这件事“是许多写诗的人常常引以为荣的一个故事”。
除郭沫若、艾青和高兰外，当时不少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都书写了“中华民族”，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比如，杜谈创作于1937年冬的《游击队》写有：“三五人，成一群，几十几百为一队，毛瑟、梭标都可以。中华民族将亡了，同胞们，赶快组织游击队。” 再如慕班的《抗敌募捐歌》写有：“切莫嫌我铜钿少，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四万万颗心儿一条！中华民族的抗战，永远不挠。”
伴随着这些宣扬“中华民族”观念的诗歌在诗集、诗刊、报纸的诗歌“专栏”或“副刊”以及其他出版物上的发表，尤其是朗诵诗运动、街头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华民族”观念也就在广大的诗的读者、诗的听者中传播开来。我们以“中华民族”为主题词对《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自1931年到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1939年之间， 各类报刊文章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共4734次，平均每年526次，远高于1919年至1930年的平均123次。其中，抗战诗歌对“中华民族”的书写及其观念传播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首次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这个伟大胜利，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爆发出空前的民族凝聚力。在此背景下，抗战诗歌将浓烈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感与乡土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用艺术化的表达形式激发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可以说，抗战诗歌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和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