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受到欧洲中心论知识体系的影响，遗忘了域内与域外的联系，这造成了“历史中国”解释话语构建的困境。本文运用布罗代尔“整体史”研究范式，构建唐代“七河史”的复线型历史叙事，意图寻找一条“通过边缘反观自身”的认识路径来理解“历史中国”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区域研究；七河史；费尔南·布罗代尔；整体史；历史中国
一、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作为廊道的“七河地区”
历史上的中国与外界始终存在交流与互动。但随着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开启殖民时代，在英、俄、日等国家的压力下，中国不得不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当中，也正是在这种无奈的权力关系格局下，我们不得不学着用西方的概念（民族国家）来转述和表达我们自古沿袭的领土，重整清王朝遗留的河山。而中国的国家建设进程也就是重塑民族、创制人民的过程。民族国家范式成为理解中国的基本框架。以西方为中心的海洋视角取代了内陆亚洲视角，西北边疆被边缘化。中国与周边地区历史上的联系被中国与西方的联系所替代。“民族国家”话语形塑了我们对于自身的认知，使得我们遗忘了“历史中国”域内与域外的历史关联。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公元前121年以来，如果把散布于天山南北的绿洲相连，再将其与丝绸之路连接的话，这一部分正好是东西交通的枢纽，是一座连接中国与中亚的桥梁。这座桥梁称作甘肃“绿洲桥”（Kan-su “oasis bridge”）。“绿洲桥”作为一种通道，一端是长安、洛阳等中国的腹心城市；另一端是昭武九姓等河中地区的城市；更远的一端则是地中海腹地城市。七河地区（Semiryechye，即“谢米列契”）是其中的重要一环。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批准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包含七河地区。通过这一廊道，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的中原农耕区与七河地区建立起直接、长期的联系。 这无疑体现了七河地区的廊道作用。
王治来先生指出，“中亚史，可以说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外国史。具体地说，一半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一半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这揭示了中亚史作为二者重合地带的情况。当今学界要想通过域外与周边重新理解自身，就必须寻找连接历史中国“内”与“外”的枢纽地区。中亚（Central Asia）的七河地区正好具有这样的特质。基于此，本文以唐代“七河史”为例进行讨论，力图构建复线型历史叙事，从而恢复“历史中国”的世界性，突破民族国家叙事模式的局限。笔者之所以选择唐代，是因为唐王朝乃是第一个统治“大中国”的农牧复合型王朝，其内含的世界性表现得更加明显。而这一时期的七河地区曾经隶属唐代的安西大都护府，后又归属突骑施（Türgiš）、葛罗禄（Qarluq），因而具有“历史中国”内、外边疆的双重性，其枢纽地位不言自明。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是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之一，他的“地中海”研究范式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这一范式集中表现为一种“整体史”的视角。1985年，西域史权威张广达吸收了布罗代尔、费弗尔（Lucien Febvre）等年鉴学派学者的“整体史”视角，将绿洲、沙漠、山脉对于丝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作用纳入欧亚交通史研究中，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古“西域”称为“陆上地中海”。笔者从先贤之意，将“整体史”视角代入唐代“七河史”研究，从长时段（地理结构）、中时段（多元共生）、短时段（事件史）三个层面来构建唐代“七河史”的历史叙事。不过，本文并非全然照搬布罗代尔的研究范式，而是对其进行了一点微调。布罗代尔曾迫于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压力，承认事件可以让自身更加意义重大，他也坦承“长时段”整体史研究对短时段事件史研究的突破有害于政治史。鉴于此，笔者将着重考察事件史对于历史趋势的反向影响，避免陷入庸俗“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需要说明的是，三种时段的历史叙事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分，它们是相互交织的。
二、长时段叙事：作为欧亚大陆“过渡地带”与草原核心区的七河地区
布罗代尔认为，“讨论文明，就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因此他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最先讨论的就是环境对于历史之作用，这是一种“长时段”的视角。笔者遵循这一思路，首先讨论七河地区的环境特征。
以往的研究更多会从欧亚大陆的东西视角来看待“七河地区”，将其作为“边缘”与“边疆”，在这一视角下，七河地区往往被视为“过渡地带”。但如果从恢复该地区的主体性出发，聚焦于七河地区自身的区域特性，我们不难发现该地区往往会成为草原游牧政权的核心区。
（一）作为“过渡地带”的七河地区
在欧亚大陆的视角下，位于内陆亚洲的七河地区由于环境、气候的特性，无法形成轴心文明。该地区位于各轴心文明的边缘，具有中继特征。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指出，大陆轴线的走向差异影响着粮食、技术以及发明的传播。上述种种因素最终也会间接地影响文明的交流。欧亚大陆的文明传播方向以东西向为主，其中重要的枢纽地带之一正是中亚的七河地区，这使得该地区成为文明交汇的“过渡地带”。笔者将从中原、伊朗与拜占庭、印度、游牧以及中亚绿洲等五种视角来予以说明。
1.中原视角
七河地区并非唐王朝直接统辖的内地州县，而属于间接统治的范畴。历史上，西域一直作为中原王朝抗衡北方游牧政权的侧翼（第三方）而被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中。中亚的地理破碎性无法适应中原地区的集权管理模式，因此唐王朝只能部分地采用中原的统治方式。唐王朝的西域统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伊州、西州、庭州三地的州县制；第二层是安西四镇的羁縻制；第三层是安西四镇以外的其他羁縻府州制。七河地区之于唐朝而言，其核心城镇碎叶在一段时间属于第二层的统治模式，而其他地区基本属于第三层。
这种统治无疑是不牢固的。当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王朝为了维护内地的统治，自然就将统治力量收缩，其西域经营由此走向崩溃。
2.伊朗（Iran）与拜占庭（Byzantium）视角
伊朗高原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其轴心文明主要发端于法尔斯（Fars）地区。当波斯阿契美王朝（Achaemenid Persia）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时，其东部边疆受制于游牧民的侵扰，最北方只能到达锡尔河（Syr Darya）流域。随着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入侵以及之后“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的到来，希腊统治者采取移民实边的措施，同时在中亚修筑大量的城市，以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由于绿洲能量级较粟特（Sogdiana）更高，同时又毗邻伊朗高原，因而获得了城市化发展的契机，成为闻名遐迩的“千城之国”。而粟特本土地理偏远，绿洲规模不如巴克特里亚，城市化速度缓慢，成为了伊朗文明政治控制、文化影响的东向极限。
此外，不应忽视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巴尔干半岛与东欧草原往往通过草原之路与中亚地区建立联系。东罗马帝国与突厥（Türks）出于与萨珊波斯（Sassanid Persia）抗衡的目的，曾结为同盟。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既是萨珊波斯的经济核心区与政治核心区，又是军事前线，该地区对于萨珊波斯而言至关重要。拜占庭的压力与牵制，使萨珊波斯不得不集中精力于西部边疆，其东部地区的经营与发展自然受制。
3.印度（India）视角
古印度往往以摩羯陀（Magadha）为核心形成结构松散的王朝国家，这些王朝呈现出一种圈层结构，而其所能辐射的最边缘地区则是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 Mountains）南缘。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则以紧邻兴都库什山的犍陀罗（Gandhara）为中心，向北方传播，贵霜人（Kushan）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度西方是拥有轴心文明的伊朗高原，伊朗文明拥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即萨珊波斯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萨珊王朝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同琐罗亚斯德教相联系，因而在集体意识层面构建起以琐罗亚斯德教为核心的复合型信仰体系。这对印度文明的西向传播造成了阻隔。
4.游牧视角
蒙古高原是游牧势力的最大发源地。欧亚大陆的草原呈东西向分布，具有极强的联系性。在前现代，草原就如同海洋一样，是不同族群相互交流的便捷通道。这使得游牧政权能够西向扩张，整合草原势力。
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单一性使得游牧政权必须依赖商业与农业补充自身的经济体系，因此控制绿洲、商道就至关重要。3—5世纪的气候变迁为欧亚大陆游牧民的普遍入侵提供了契机。要想进入中亚的绿洲地带，七河流域就是枢纽。该地区位于丝路交通线上（可以通往中亚绿洲与塔里木盆地绿洲），它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可以作为游牧核心区（笔者将在下文做详细阐述）。西突厥正是以此地作为统治的核心地带，以便控制中亚绿洲诸国。
5.中亚绿洲视角
粟特本土的城市化进程要晚于巴克特里亚地区。随着萨珊波斯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城市文化逐渐衰落。而游牧民南侵也导致了粟特本土的人口增加以及经济交换方式日益丰富。这使得粟特城市得以快速发展。在粟特城市文明对外扩张的方向中，北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位于农牧交错带的石国（Tashkent）与七河地区成为粟特人移民的首选。绿洲社会原子化的特征，使得它们要么依附周边定居文明、要么依附于游牧文明。七河地区也不例外。
小结
从上述梳理中不难发现，七河地区正是亚洲边缘各轴心文明政治、军事扩张的极限。但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往往并不重合，这主要取决于政权能量与人群互动的衔接。当某一区域的社会、文化与政权直接统治的区域具有较高的统一性时，各族群就能更加和平地交流，中央政府的统治难度降低。反之，当该区域社会、文化层面与中央区的差异性较大，则族群交流不顺，这就加大了中央政府的统治难度。七河地区就是这样的“过渡地带”，其异质性、混合性特质，使得它无法被任何轴心文明控制。位于亚洲边缘的轴心文明只能用羁縻的方式间接控制七河地区，或者使该区域暂时倒向自己。这种经营方式主要依靠经济区来对边疆核心区（七河地区）进行支援。当中央政府能量减弱时，其对于七河地区的控制自然就会崩溃。
七河地区“亲游牧”的特性使得游牧政权更容易将此处作为自己的统治核心区。但历史经验表明，当游牧政权深入绿洲区域时，其自身的游牧性就会减弱，留在绿洲的游牧民与游牧区的同胞分离，最终融入绿洲社会。因此，七河地区的游牧力量无法完全兼并绿洲力量，而只能在维持自身统治优势的情况下，形成一种基于“游牧—绿洲”二元模式的混合型次级文明。
归根到底，七河地区作为“过渡地带”的这种结构性特征是由其地缘环境所决定的。
（二）作为草原核心区的七河地区
松田寿男指出，天山山脉就是干燥亚洲的一个重要地理标志。所谓干燥亚洲，其实就是与内陆亚洲相近的概念。天山对于内陆亚洲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就七河地区而言，西天山对于当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意义可以分别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两个层面去解释。
内陆亚洲大多数地区属于干旱地区，极度依赖高山流水，七河地区也不例外。由于七河流域处于迎风位置，所以相较于新疆而言，其水资源条件无疑更加优越。因此，卡拉套山（Karatau Mountains）北部有着成规模的七河草原。七河之中除了最南部的楚河和塔拉斯河消失于沙漠之外，其余五条河流全都注入了下游的巴尔喀什湖。其中，楚河河谷源出昆格山（Kungey-Alatau Range）与吉尔吉斯山（Kyrgyz Range）之间，塔拉斯河谷则是位于吉尔吉斯山与塔拉斯山之间。这些河谷容易形成利于定居的绿洲，当地居民在绿洲上建立城镇、聚落。七河流域比较著名的绿洲城市是碎叶（Suyab）与塔拉斯。碎叶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从碎叶向东，沿天山北麓的草原之路，经弓月可以到达北庭；向南翻过天山，则可以到达塔里木盆地的绿洲王国，向西可以经过怛罗斯到达粟特本土；西北方向沿里海（Caspian Sea）、黑海（Black Sea）可进入东欧草原。塔拉斯是七河流域最大的绿洲城市。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塔拉斯城是一个国际化的商业城市。
布罗代尔对于地中海区域的研究表明，“很多山区是避免兵灾的地方”。国家力量由于受到地形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很难深入这些山区。因此，七河流域的西天山无疑是战争、政治避难者的最佳驻地。这也体现在粟特人的北迁上。亚历山大的征服，曾迫使一部分粟特人北迁七河地区。纳尔沙喜（Narshakhī）的《布哈拉史》（The History of Bukhara）也记载了类似的事件：阿布鲁依（Abrui）在布哈拉的专制统治迫使当地的德赫干（dihqāns）和富商逃往塔拉斯，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城市。这些粟特居民点是沿着500—1000米的山麓东西排开。粟特聚落向北方的延伸促进了七河地区的城市化以及该地区的农业发展。
巴托尔德（V. V. Bartold）指出，7世纪费尔干纳盆地（拔汗那）地区发生叛乱，使得商路北移。商人从撒马儿罕（Samarqand）取路向东北方，经由塔什干和鄂里亚·阿塔（Aulie-ata，即“奥里·阿塔”）进入七河地区，直抵楚河河岸，之后沿伊塞克湖南沿，越过柏达隘口，到达阿克苏。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宁远国（拔汗那）在贞观年间遭到西突厥的攻击，国王被杀。巴托尔德所说的动乱应是指该事件。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也考证了中原王朝与突厥汗国交战以及平时交往、交流常用的道路：天山南道经由勃达岭抵达楚河以南的托克马克（Tokmak），然后到达塔拉斯河上的奥里·阿塔；天山北道则经由迪化（Ouroumtsi）、绥来（Manas）、库尔喀喇乌苏（Kour Karaoussou）、额林哈毕尔噶山（Iren-Chabirgan）等地前往伊犁河（Ili），并最终抵达托克马克。这两条道路与巴托尔德所述通道大体类似。考虑到七河地区是各异质性社会的交汇地带，自然会产生农耕、游牧、绿洲互动的贸易需求，因而这一商道的开辟也在情理之中。
七河地区与河西走廊的地理结构非常相似，二者都是依托于高山流水而形成绿洲、草场与商道。努尔兰·肯加哈买提将七河地区的楚河流域称为另一个“河西走廊”。该地区在历史上经常作为草原民族统治的核心地带（如：塞种、大月氏、乌孙、悦般、突厥、突骑施、葛罗禄），形成强大的游牧政权，但河西走廊的情况则刚好相反。究其原因，七河地区的牧区、绿洲、商道的空间分布格局理应得到充分关注。
弥南德（Menander）《希腊史》记载，蔡马库斯（Zemarchus）访问西突厥时，发现室点密可汗（弥南德记作Sizabulus）的牙帐位于一座名为艾克塔（Ektag）的山上，希腊语意为“金山”。《新唐书·地理七下》记载碎叶“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羯丹山指的就是艾克塔山（金山），西突厥可汗的冬季驻地位于此山中。七河地区的夏季尤为炎热。因此，西突厥可汗拥有自己的夏日避暑营地，这一地区即是位于碎叶与塔拉斯城之间的千泉。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突厥可汗每来避暑。中有群鹿……可汗爱赏”。千泉即屏聿，一说源于Ming-bulaq，一说为Bïng-yul。10世纪末的《世界境域志》提到俱兰城（Kulan）附近有个村镇，名叫“美尔克”（Mirki）。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千泉在哈萨克斯坦梅尔克附近。不过，玄奘说千泉“地方二百余里”，那么梅尔克可能只是千泉南境。千泉北境也许在西突厥可汗王庭所在地“羯丹山”。
突厥人的牙帐设置在碎叶城与塔拉斯城附近，乃是因为此处地处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唐代昭武九姓（粟特人）入贡的路线，大体上是发轫中亚两河流域，经碎叶川、热海道、大碛路，入河西走廊，终抵长安。碎叶城与塔拉斯城是这条道路上的重要城镇。突厥人控制这两个绿洲城邦，也就等于控制了整个丝路贸易。通过征收贡赋，突厥人可以从过境贸易中获利。《周书》载突厥“虽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突厥可汗有私人“地分”，即牙庭附近的直辖领地。碎叶城、塔拉斯城作为丝路贸易重镇，其所缴纳的关税财物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成为西突厥可汗及其手下军事贵族们的私人财产。
七河流域绿洲、草场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使该地区易于产生商业交换的动力。商道的串联使各绿洲、草场能够形成一种混合经济共同体。商道、绿洲与牧区高度重合的区域特征正是七河地区能够成为草原核心区的关键。
三、中时段叙事：多元共生的唐代“七河史”
布罗代尔认为，在不变的历史（长时段、结构）之上的层面，有一个节奏平缓的历史，即中时段的历史趋势。这是一种有关群体和集团的历史，具体到唐代“七河史”，就是有关这一地区多元共生现象及其发展趋势的历史。
季羡林指出，世界四大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汇聚的中心只有一处，即新疆与敦煌。七河流域的多元文明共生性毫不逊色于敦煌。其核心地带的碎叶川更是被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称为“中亚的耶路撒冷”。笔者在这一部分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层面出发，论述区域内部各层面的共生状态，并对七河流域的历史发展趋势做一个简要的叙述。
（一）经济共生
魏义天认为，游牧民通过战争、贸易的方式从中原王朝那里获得丝绸，这使得丝绸作为外交领域的礼物被送到游牧贵族的手中。而绿洲商人通过购买的方式将丝绸纳入商业交换的范畴中，丝绸由此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商品。松田寿男则指出，游牧经济的单一性与脆弱性无法支撑整个游牧政权的运转，因此游牧帝国必然需要与绿洲民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商业与农业的经济补充。两位学者分别从绿洲、游牧两个视角出发，对于两种异质性区域产生经济共生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作为“过渡地带”的七河地区，其经济具有一定的混合性。不同的地理单元，其所产出的物资不同，根据“各取所需”的原则，自然会产生交换的动力。七河地区的粟特居民点很可能是贵族开辟的，城堡周围的城镇是按照粟特模式建造的，前文纳尔沙喜《布哈拉史》的相关记载业已证明这一点。七河地区的粟特聚落首先是农业聚落。由于水源充足，粟特聚落可以从栽培小麦、葡萄树以及其他果树中获得利益。大的粟特居民点集中于从今天的比什凯克（Bishkek）到伊塞克湖之间的狭小地域，它们首先是经营农业生产的，其次是商业。粟特商业区的面积随着粟特人与游牧人的接触而扩张。
随着西突厥汗国的兴起，突厥人成功地适应了粟特人的领地。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了绿洲的市民和农村人口的行列，另外一些人保留了与养牛有关的生活方式，占据了绿洲和便于养牛的土地的郊区。突厥统治者使用粟特人的劳力来做护工、珠宝商和织布工。在游牧民族中，粟特工匠在可汗大本营制作的或粟特商人带来的家居用品迅速传播开来。拉铁摩尔曾将天山地区绿洲民与山居民的经济活动称为“垂直社会模式”，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七河地区粟特人、突厥人的经济互动。粟特人在突厥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在游牧地区，因迎合统治者需要而出现的匠人风格很快演变成为整个国家的风格，从腰带和碗被突厥战士广为使用便可见一斑。这样就形成了“城市—乡村—牧区”的三元本土交换体系，农耕和游牧得以共存共兴，这与粟特本土的经济状况如出一辙。
粟特人也会通过充当突厥汗国外交使臣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商业网络，有弥南德《希腊史》残卷所叙述的粟特人摩尼亚赫（Maniakh）事迹为证。摩尼亚赫代表室点密可汗出使萨珊波斯与拜占庭，都带有向西方拓展粟特商业网络的目的。拜占庭境内“索格代亚”（Sogdaia）贸易据点很有可能是粟特人在西方的聚落。即使到了突骑施统治时期，这种经济共生模式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阿斯塔纳188号墓出土的《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是译语人何德力代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签收马价的凭证。姜伯勤先生认为，它反映了唐（西州）与东突厥交兵的时代背景。突骑施是“西突厥别部”，由于经常受到东突厥的征讨，所以愿意为唐朝提供反击东突厥的马匹。这位作为译语人的何德力就是粟特人。
王方翼于679年“筑碎叶城”以后，应有一批唐军及其家眷屯于碎叶。这些唐军兵卒必然也参与了碎叶的农业生产活动，使得唐代七河地区的经济共生体系中又增加了一些新元素。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唐军只是屯于碎叶，对于整个七河地区的政治影响有限，因而这些屯田的汉人兵卒并没有对该地区的经济共生体系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粟特商业网络的发展始终与游牧部族以及中原王朝的政治史相勾连。中原王朝的强盛及其向西域地区的经营，确保粟特人能够通过提供各类援助的方式获得足够多的商业财富。而游牧部族的兴盛则确保了粟特商业网络的有序运行。魏义天认为，粟特人的“商业和政治基本上没什么区别”。9世纪以后，随着游牧力量衰退以及中原王朝退出西域，粟特商业便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二）社会共生
根据纳尔沙喜的叙述，前往塔拉斯的粟特移民由德赫干贵族们率领。商人往往是与德赫干贵族共同行动的，因为在粟特社会中，商业与贵族文化很多时候是融为一体的。
当然，我们也需要考虑到粟特人进入突厥人牧区的可能性。在远离城镇的牧区，游牧民也拥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形式。为了更好地借助突厥人的力量，融入突厥社会，部分粟特人群体会转变自己的组织形式，以突厥人的游牧化方式形成胡部。汉文史料的相关记载已证明这一点。《安菩墓志》也证明突厥确有粟特胡部的存在。虽然相关史料所叙述的都是东突厥汗国的情况，但笔者认为西突厥汗国同样也存在这种现象。根据弥南德《希腊史》中对于蔡马库斯访西突厥的记载，室点密可汗在摩尼亚赫去世后让其子继承了他的官职，并派遣其子随蔡马库斯返回拜占庭。既然摩尼亚赫父子拥有突厥官职，且多次完成突厥可汗的外交任务，自然可以推测他们拥有自己的胡部。这些胡部很可能长期生活在西突厥可汗的牙帐附近。
玄奘有关七河地区中原人的记载也不应被忽视。据《大唐西域记》所述，“（呾逻私城）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在塔拉斯以南的不远处，有中原人的聚居处。这些人应该是早些年被突厥掳掠到七河地区的。《资治通鉴》记载，“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赎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可见这些中原人有可能是隋朝末年被突厥掳掠的，由于长期与突厥人混居，他们的风俗习惯已经部分突厥化。唐朝控制碎叶之后，一批汉人也屯于碎叶，不过由于人数有限，因而对当地的社会结构无法产生大的影响。
葛罗禄时期（756—940），七河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革。该地区的游牧民加快了向定居生活过渡的进程，这使得七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城镇。粟特人由于母国文化已被伊斯兰文化体系同化，从而加快了突厥化的速度。根据喀喇汗王朝（Qara Khanid）时期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Mehmud Qeshqiri）的记载，粟特人（喀什噶里记作Soqdak）是定居在巴拉沙衮（Balasa γ un）的民族，“他们来自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干之间的粟特地区，但服饰习俗都与突厥人无异”。这说明当时七河地区的粟特人已经逐渐融入操突厥语的人群之中。
（三）文化共生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含的元素众多。笔者显然无法在这一部分予以穷尽，因此只阐述七河地区的宗教文化共生。位于该地区的阿克·贝西姆遗址（Aq-Bešim，即碎叶城）体现了多元宗教融合的情况，正可用来作为例证。这座城市建造于5世纪，统治者是粟特人，但其居民除粟特人外还包括突厥人、叙利亚人（Syrian）以及一些来自中原地区的居民。佛教（Buddhism）、基督教（Christianity）、祆教、摩尼教（Manichaeism）等不同宗教团体都居住在该城市。
最先传入七河地区的伊朗宗教是祆教与摩尼教。就碎叶城的布局来看，两个宗教的活动区域是清晰、明确的。摩尼教徒墓地和祆教的“寂静之塔”（dakhma）遗迹、祆教徒墓地都位于子城（Šahristan）、罗城（Rabad）附近的关厢（即郊区）。突厥人进入七河地区后，为这一地区的宗教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突厥人入主中亚之前，中亚流行两种形制的纳骨器（ossuary）：长方形纳骨器和椭圆形纳骨器。长方形直角纳骨器年代比椭圆形纳骨器早，后者为粟特人迁居七河流域之后的变形。而在突厥人入主中亚后，袄教纳骨器发生变化，开始出现帐篷式纳骨器。这体现了粟特祆教文化对于游牧文化的借鉴。突厥人中也有皈依祆教的情况。笔者推测可能与突厥人“事火”的习俗有关。玄奘曾发现，“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突厥“事火”风俗与祆教崇拜圣火的文化相一致，这也许间接促成了部分突厥人皈依祆教。段成式《酉阳杂俎》介绍过一种突厥式的祆神崇拜：“突厥事袄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这可以看出当时的突厥人与中亚粟特人接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祆教的信仰体系。不过，“突厥事祆神”仍不失其“控弦之士”的特色，这在其“无祠庙”等风俗仪式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碎叶城的“寂静之塔”废墟中还发现属于突厥人的遗物：2个弧形铁板残片、2个带四棱的锐利器物、带绿色花纹的白色玻璃珠（蜻蜓眼玻璃珠）、带铆钉的铜帽、带凸缘和小环的青铜耳环。后两件遗物是阿尔泰地区6—7世纪突厥墓葬中常见的典型的遗物。体现了粟特人与突厥人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共生。这种文化共生也在碎叶城的名字中得到体现。科兹拉索夫（Lenoid R. Kyzlasov）认为，碎叶即Suyab。su在突厥语中有“水”的意思，而yab则是伊朗—粟特语中的一个词，意思是“管道”。碎叶城可能得名于为这座城市供水的小溪。这似乎可以说明，一种“突厥—粟特”的混合文化逐渐形成。
裴行俭平阿史那都支叛乱后，唐朝势力进驻碎叶城，从而为七河地区带来了佛教文化，同时也带来了汉人士兵与工匠。碎叶的第一佛寺（大云寺）、伯恩施塔姆（Bernštam）佛寺（王方翼衙署）都修建于此时。唐代建筑遗址的风格和布局，大多是与粟特、西域元素并存，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唐代建筑是由粟特工匠和汉族工匠共同创造的。共同劳动为粟特人与汉人的技术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得以相互借鉴对方的文化元素。碎叶第一佛寺发现过一块镀金铜牌，上有一对手持骆驼的男女神像。这是粟特人聚居区的一种独特文化，它不属于佛教范畴，而与袄教信仰有关。在粟特人信奉的袄教中，对骆驼的崇拜就是对胜利之神、战神韦纳斯拉纳（Verethraghna）的崇拜。可见，当粟特人成为佛教徒之后，他们将自己的神祇整合进佛教的信仰体系中。唐代七河地区的“突厥—粟特”混合文化开始逐渐拥有一些佛教文化的色彩。
景教传入七河地区的时间也在7—8世纪。7世纪末的《历代志》（Chronicon Anonymum）认为，木鹿城（Merv）大主教伊利亚斯（Elias）“使一些突厥人和其他人改变了信仰”。781年前后，景教总主教提摩太（Timothy）在给马龙派教徒（Maronites）的信中提及，另一位突厥可汗及其臣民都皈依了基督。
七河地区生产葡萄，因而其葡萄酒的生产也很著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经过七河流域的突厥可汗牙帐时，突厥可汗曾用葡萄酒来款待玄奘。景教传入后，出于圣体礼的需要，由当地的酿酒作坊提供葡萄酒。此外，教堂也从事葡萄酒的生产。七河地区曾出土过一些陶罐（Khum），这些陶罐极有可能被用于盛装葡萄酒。1941年，伯恩施塔姆在克拉斯纳亚—列契卡古城（Krasnaya Rečka）发现的陶罐上刻有铭文：“这个大陶罐是为亚卢克特勤（Yaruq-Tegin）导师而做的。工匠帕斯屯（Pastun）。但愿它（大陶罐）永远装满，阿门，阿门!”Yaruq在突厥语中意为“光明”，而Tegin毫无疑问是突厥人的官号“特勤”。这体现了景教与突厥语人群之间的某种文化联系，从侧面佐证了突厥语人群皈依景教的情况。
7至8世纪以降，碎叶城出现了佛教和景教遗迹，碎叶最终形成明显的宗教区域：南部为佛寺、祆教徒墓地以及“寂静之塔”，东部为景教教堂与修道院；西部是摩尼教徒墓地，北部是火祆教徒墓地。这体现了七河地区多元宗教文化共生的状态。如果我们跳出七河流域进行观察，更可看到该地区与周边区域的联系与交流。克里木凯特（H. J. Klimkeit）注意到七河流域景教徒墓碑的内容。他指出，“有个妇女被称为‘中国人塔里木’（Tarim the Chinese），一个教士被叫做‘回鹘人巴奴斯’（Banus the Uighurian），一位平信徒叫做‘印度人萨基克’（Sazik the Indian）”。碎叶景教团与亚洲其他地方存在文化交流，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景教徒聚集于七河地区。
随着阿拔斯王朝向北扩张，伊斯兰教势力范围于8世纪上半叶逼近塔拉斯河、楚河流域。当地的居民以及摩尼教、佛教、袄教、景教的相关信徒为避免迫害而纷纷东逃。这就导致了粟特人的大量东迁以及这些宗教文化向东方的传播。即使在伊斯兰时代的中亚地区，位于萨曼王朝（Samanid）北部的七河地区依旧是突厥游牧民的大本营，同时也是景教信仰活跃的区域。893年，萨曼王朝的亦思马因·本·艾哈迈德（Isma’il b Ahmad）远征塔拉斯，发现当时的七河地区依然存在景教徒。一直到喀喇汗王朝萨图克汗（Satuk Boghra Khan）皈依伊斯兰教后，该地区才逐渐开始伊斯兰化。但作为前伊斯兰时代信仰的景教可能一直延续到帖木儿帝国时期。
（四）政治共生
粟特人很早就开始与游牧政权进行政治合作。《汉书》在提到康居王遣子入侍时认为，“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康居当时控制着粟特本土，此处的康居使节很有可能是粟特人。嚈哒人（Hephthalite）曾遣使入贡南梁，南梁王子萧绎于541年所画《职贡图》里的嚈哒使臣名叫何了了，这位使臣毫无疑问是一位粟特人。
《周书》记载：“大统十一年（545），太祖遣酒泉胡安诺槃陀使焉。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当时受到柔然威胁的西魏想要联合突厥，所以派遣熟悉突厥事务的粟特人前去联络突厥。突厥人可能很早就与粟特人有所接触。突厥居住在阿尔泰山一带，为“蠕蠕铁工”，当时阿尔泰山的铁器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物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粟特人一早就认识了居住在阿尔泰山麓打铁的突厥人。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素叶以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可见，西突厥将七河流域以及河中地区的诸多城邦一起掌控在自己手中。这些城邦拥有各自的城长和一定的自主权。这在玄奘随后对于粟特地区一些城邦国家的介绍中也得到了体现，如赭时国（石国）“城邑数十，各别君长，既无总主，役属突厥”，窣堵利瑟那国（东曹）“自有王，附突厥”。这些城长接受突厥所授予的“颉利发”“吐屯”等称号。
显庆二年（657）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在西突厥本土设立羁縻府州，碎叶归唐。显庆三年创设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分别册立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为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从662年起，唐朝与吐蕃势力开始在西域交锋，西突厥阿史那氏王族成了双方争相扶植的对象，因此七河地区数易其主。718年，突骑施可汗苏禄（Syukluk）南下攻陷碎叶。719年，唐朝册拜苏禄为突骑施十四姓忠顺（毗伽）可汗，兼金方道经略使，并让出碎叶作为突骑施苏禄的牙帐。
地理环境所造就的社会、文化结构性差异，使得中原王朝很难照搬内地的政权组织形式，因而采用羁縻统治的方式来达到与地方势力政治共生的状态。在唐王朝经营七河地区时，该地区出现了融合“农耕（唐）—游牧（突厥）—绿洲（粟特）”三种元素的政治共生形式。乾陵的六十一蕃人石像中，有“碎叶州刺史安车鼻施”的题名。安指安国，车鼻施是突厥部落名Capiš，此人应即出身安国的突厥人或突厥化粟特人。这足以证明粟特人也被纳入了这种模式。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调西域守军进入内地平叛，吐蕃趁机进入西域，唐王朝的西域统治布局崩溃。七河地区的政治共生模式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根据《世界境域志》的记载，在10世纪前后的七河地区，葛罗禄、炽俟（Chigil）、样磨（Yaghma，即三姓咽面）、突骑施余部等游牧族群混居。这体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共生格局。
四、短时段叙事：管窥唐代七河地区的事件史
前文已经展示了短时段的事件史在长时段叙事、中时段叙事中所展现的意义，但笔者认为仍有必要选取两个事件史案例来进行个案的分析。有些事件史，诚如布罗代尔所述，如同大海表层的浪花，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转瞬即逝，只能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是历史学家应当警惕的“表面上的骚动”。但一些事件史却能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笔者在这一部分需要辨清不同事件史对于历史趋势的影响。
黄达远教授在《多维视野下的西域——以1759—1864年的天山史为例》一文中指出，事件史本身要和具体“区域”的时空背景相联系，其社会内涵才能得以表达。我们强调某一事件时，需要看到其背后的时空结构，否则，就可能掩盖其他层面事件的性质。基于此，笔者先阐述区域结构的特征，再用事件史加以佐证。笔者在本部分借鉴黄达远教授“天山史”的叙述方式，但对其进行倒置，即先对事件史进行描述，再讨论它与历史趋势的关联。这种叙述方式旨在对布罗代尔“整体史”研究模式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回应笔者在本章开头所阐述的目标。
（一）裴行俭平阿史那都支之叛
事件史描述：
西突厥可汗阿史那都支与吐蕃结盟并侵扰安西大都护府。唐高宗派遣侍郎裴行俭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回国。裴行俭经过西突厥时，借机将阿史那都支活捉，并派兵袭击李遮普并迫使他归降，从而重新控制碎叶城。
裴行俭攻取碎叶城之后，王方翼受命修筑碎叶城，这使得碎叶取代焉耆成为“安西四镇”之一，意味着唐王朝在西域的实控范围向西迈进了七河地区。之前的“安西四镇”是为了防备七河地区的西突厥对于葱岭以东地区的侵袭。而今西突厥核心区已被唐王朝占据，则碎叶取代焉耆成为安西四镇之一，必有深意。唐朝与吐蕃曾在西域进行持续性交锋，裴行俭所平定的叛军首领阿史那都支、李遮普都曾倒向吐蕃。因此，唐王朝以碎叶城为“安西四镇”之一，并派军屯垦于此，这使得碎叶城成为唐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要地。碎叶、疏勒、于阗一道构成了拱卫安西大都护府的屏障，达到将吐蕃势力隔绝于葱岭以西的目的。这是裴行俭平阿史那都支之叛在政治史上的深远意义。而从七河地区的文化史、社会史等层面来看，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力也有极为明显的体现。唐朝控制碎叶城，为当地带来了汉地佛教文化。汉地佛教文化的传入深刻改变了七河流域的历史面貌。有关这一问题，前文论述已然得当，兹不赘叙。
由此观之，“裴行俭平阿史那都支之叛”这一历史事件确实能够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其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二）怛罗斯之战
事件史描述：
唐朝天宝初年，唐、吐蕃、阿拉伯三方势力角逐中亚。唐将高仙芝率安西军长途远征，击败吐蕃、小勃律联军，随后再破亲附吐蕃的朅师国。750年，高仙芝破石国，石国王子向阿拉伯帝国求援。两国军队最终于751年相遇并爆发了怛罗斯之战。此战以阿拉伯帝国的胜利而告终。
有关怛罗斯之战的记载，较为详细的是汉文史料。就阿拉伯文史料而言，只有10世纪末的穆塔海尔·麦克迪西以及12世纪的伊本·阿西尔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而立志让自己所著史书成为“阿拉伯人全部历史知识总汇”的塔巴里则没有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笔者由此推断，怛罗斯之战对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而言并不算是重大历史事件，因而后世的穆斯林学者多不重视此役。
而把目光转向唐朝，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怛罗斯之战对于唐王朝的意义也被过分高估了。
唐王朝在葱岭以东地区的经营较为积极，而对于葱岭以西的事务则不多过问。康国、石国、俱密国（Kumidh）于唐玄宗开元七年遣使请求唐朝出兵征伐阿拉伯帝国（大食），玄宗并未同意。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唐朝官方的态度。唐军在葱岭以西的战事失利，并没有在朝廷内部激起太大的反应，高仙芝的战败之责并未被深究。
怛罗斯之战备受中外学者的重视，经常被渲染为唐王朝西域经营崩溃的标志。但阿拉伯帝国并未因此东进，唐王朝也一直维持着对于安西四镇的控制，并接受西域诸国的朝贡。怛罗斯之战并没有对历史发展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不宜赋予这一事件不切实际的历史意义。对唐王朝的西域经营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应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这极大削弱了唐王朝在西域的势力，也为吐蕃攻占西域埋下了伏笔。
五、恢复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地缘关联：从唐代“七河史”出发理解“历史中国”（兼结语）
如果仅仅只是就唐代“七河史”来讨论这一地区的特征，其深度是不足的。笔者意图通过“由边缘反观自身”的策略，来更好地回应现实需求。诚如王明珂先生所说，决定圆的关键部位是圆圈，而不是圆心，只有圆圈才能决定这个图形到底是圆的还是别的什么。通过对作为“圆圈”的唐代“七河史”进行研究，或可理解作为“圆心”的中原王朝乃至作为“整个圆形”的“历史中国”之形成过程。
（一）恢复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地缘关联：对于唐代“七河史”的两点认识
唐代“七河史”三种时段的复线型叙事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嵌套。通过对三种历史叙事之间逻辑关联的考察，笔者力图恢复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地缘关联性，并由此产生对唐代“七河史”的两点整体性认识。
（1）唐代七河地区的区域特征与粟特本土具有相似性，但也不应忽视二者之差异。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认为七河地区应是粟特地区的一部分，“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窣利”即粟特，玄奘认为从碎叶（素叶水城）到沙赫里夏勃兹（史国，即羯霜那）都属于“粟特”的范畴，可见这些地区风俗习惯大体类似。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是准确的，它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唐代七河地区的区域特征与粟特本土具有相似性。
鲁西奇指出，“无论是当今还是历史时期政治区、经济区、文化区等人文地理现象的区域分异，无不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有着某种或强或弱的因果关系”，粟特本土与七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绿洲地理环境的破碎性造就了两地在政治上“小国寡民”的状态，这使得它们极易受到周边势力的影响。两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层面也受到不同地理景观的影响，形成了绿洲与游牧的多元互动体系。区域差异造就了其本土贸易体系与跨区域丝绸之路贸易体系，而经济贸易体系伴随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可见，多重区域体系的叠加与交融，建构出了粟特本土“多元共生”的区域特征，七河地区的情况与其类似。
但笔者认为，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首先，七河地区比粟特本土体现出更多的“亲草原”的特质。虽然两个区域都具有绿洲景观，但七河地区的绿洲是天山北麓草原绿洲的延伸，而粟特本土的绿洲则是天山南麓沙漠绿洲的延伸。从绿洲的性质上看，无疑是七河地区的草原绿洲更容易受到游牧政权的控制。如前文所述，七河地区商道、绿洲与牧区高度重合的特点使得游牧政权往往喜欢建牙于此，这使得该地区具有了“草原核心区”的区域特征。
其次，粟特本土在文化上较多受到伊朗高原的影响，因而这些昭武九姓城邦“总事火祆，不识佛法”。该区域与伊朗高原有着极强的社会、文化关联，即使在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以后，这一联系仍未中断。850年，撒马儿罕的祆教徒就曾向波斯的宗教领袖法罗赫扎丹询问丧葬仪式。七河地区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因而当地存在中原佛教信仰。由于前现代社会较多受制于地理环境，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内陆亚洲大山结既是拱卫安西大都护府的屏障，也是唐王朝西向发展的阻碍。唐朝在七河地区所设最远的羁縻州很可能就在塔拉斯城。
最后，同样受制于地理环境，七河地区差不多也是当时的伊斯兰文明向东发展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景教徒能够在七河地区顽强地生存下去。《世界境域志》认为俱兰城与伊斯兰世界相接，可知当时该地或为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分界点。即使该地区的游牧民于公元10世纪以后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依然保留了较多的地方性文化因素。中亚的伊斯兰化已经不是阿拉伯式的伊斯兰化，而是“建立在粟特—波斯—希腊—突厥—中原多层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伊斯兰化’”。
（2）唐代的七河地区既是拱卫安西大都护府的屏障，也是唐王朝经营西域的前沿阵地，但不应过高估计该地区对于唐王朝的战略价值。
前文已述七河地区对于唐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性。以核心城镇碎叶为中心，唐王朝实际上建构出了拱卫安西大都护府的屏障。即使后来唐王朝将碎叶城让给了突骑施的苏禄，也是寄希望于他能够作为与阿拉伯帝国对抗的先锋，起到保卫安西大都护府的作用。七河地区通过石国可与当时中亚的核心区粟特本土相联系。这对于唐王朝对域外中亚的开拓有着一定的战略意义。不过，唐王朝对于葱岭以西事务的兴趣远不如葱岭以东地区事务，这从唐玄宗对于西域诸国“请求征讨大食”这一提议的敷衍态度就能看出端倪。七河地区对于唐王朝的战略意义可能更多在于防御而并非开拓。
必须要予以说明的是，唐王朝在西域的经营皆仰赖于中原内地的安定。只有当内地稳定时，唐王朝才有余力向西开拓，并维持西域统治之稳定。而河西走廊则是沟通中原内地与西域的重要通道，离开河西走廊去单独审视唐代七河地区的战略价值是毫无意义的。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的整体结构被破坏，河西走廊失去原先对于唐王朝而言至关重要的“走廊”价值，丧失了沟通作用，七河地区自然也就脱离了唐王朝的掌控。这是由各区域之间的组合逻辑所决定的。安史之乱后的中原内地“排胡风潮”的逐渐兴起，其政权性质已然发生变化，由原先“胡汉一体”的复合型政权变成了局限于中原农耕区的单一型政权。河西走廊及其所连接的西域（包括七河地区）自然就变得不再重要，这是唐王朝政权性质的改变所决定的。
（二）构建唐代“七河史”复线型叙事：从域外与周边理解“历史中国”
构建多元复合型的唐代“七河史”叙事，是为了形成对这一时期七河地区的整体性认识，从而达到“从域外与周边重新理解‘历史中国’”的目的。这种“站在边缘反观自身”的视角旨在打破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中心崇拜”（具体表现为“欧洲中心观”与“中原中心观”），恢复边缘人群的主体性。
边缘研究首先是一种对于空间的研究。传统的东方学将所研究区域视为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空间，新型的区域研究则要突破这一限制，恢复空间的流动性。区域研究是连接中国史与世界史的重要一环。各区域并非孤岛，而是依托于各种各样的体系网络进行联系与交流。这些体系网络相互交叉、重叠，形成了立体的“点”（区域）与“线”（关系网络）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历史中国”。边缘研究正是要将这些被忽视的“点”，通过“线”的连接来重新纳入“中国研究”的视野与讨论中，以期揭示“历史中国”与域外空间作为“大陆命运共同体”的关联性。
具体到唐代七河地区，则需要理解该地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地理环境形塑了七河地区深层的结构性要素，它所呈现出的“过渡性”正是其作为中华文明西向发展重要地区的重要因素。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政权性质所导致的国家战略之变化，也会影响七河地区作为“西向廊道”的价值。唐王朝对于葱岭以西地区兴趣有限，则七河地区对于中华文明的“廊道”价值自然不显。而今在我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视角下，七河地区的重视性就会凸显出来。从唐王朝在七河地区所构建的防御体系亦可发现，七河地区的稳定关乎边疆之稳定。这足以体现我国作为“枢纽国家”的“陆海一体”基本格局。昔日左宗棠所谓“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所要说明的正是这一问题。
由于绿洲分散性与地理气候的影响，内陆亚洲不是一个适合“雨养精耕”的地区，它的经济功能并不完备。因此，天山走廊虽为唐王朝的战略核心区，但它作为经济区的功能却严重不足。唐王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仿效汉代在西域（如西州、安西四镇）进行屯田。七河地区也不例外，核心城镇碎叶亦有唐军屯垦戍边。但需要指出的是，天山以南沙漠绿洲相互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其无法被整合为经济核心区。唐王朝“以南制北”的战略显然无法维持其西域统治的长期稳定。相较而言，清朝采取的“以北制南”战略则与唐代颇有不同。笔者拟另撰文比较两种策略之差异。
最后，笔者欲从“三交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角度来进一步阐发“从唐代‘七河史’出发理解‘历史中国’”这一主题。所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质上是一种民族关系史研究。每一个民族都是生活在其他民族之中的，研究民族史必然要求研究民族关系史。要想孤立地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史，都是行不通的、脱离实际的。各民族文化的地方性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正是在的“区域”（地域）基础上形成的。唐代“七河史”已经证明，要想理解该地区的共生关系与历史发展趋势，就必须还原到该地区的空间关系上。笔者认为“三交史”的书写或可以唐代“七河史”为蓝本，以区域为单位来讨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这有助于加深学界对“历史中国”形成过程的认识。
（三）结语
虽然唐朝时期的七河地区属前现代社会，其运行逻辑与现代社会具有较大差异。但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结构性因素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其变动缓慢之特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唐代“七河史”所体现的结构性要素，正是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地缘关联，这也是笔者得以重新理解“历史中国”的根本所在。
当然，这种讨论模式并非全无问题。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就曾指出，布罗代尔处理三种时段的顺序（结构、局势和事件）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如果布罗代尔先考虑事件，再考虑结构，最后以局势做总结，那么该书的说服力就会大大增加”。这也是本文所面临的问题。笔者的相关论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故谨以此文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对该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本文写作承蒙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黄达远院长提供“七河流域与河西走廊比较研究”的讨论思路，匿名好友提供相关文献材料，一并鸣谢）
原文载《理论与史学》第十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