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中的边疆考古，应该聚焦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形成发展、边疆古代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边疆古代区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等核心命题，并且在建立边疆历史文化遗产的正确认知等应用研究领域和实际工作中显示现实意义。边疆考古自觉融入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也有益于中国边疆考古的深化研究。
边疆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中国边疆学存在密切联系的研究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中国边疆考古的学术内容和实践价值，决定了边疆考古可以在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发挥作用。边疆考古有必要自觉地在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研究层面凝练议题，并在应用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显示现实意义。
一、中国边疆考古:概念、范畴及实践
边疆考古以我国陆疆和海疆地区的考古遗存为研究对象，在地域上占据了中国考古学的半壁江山。“何以中国,因有边疆”，随着考古学发展，及其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等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边疆考古以其“边疆”特质越发受到重视，并且出现了从自在研究到自觉研究的理路变化。
“边疆考古”这一概念虽然经常使用，但向来并未将其视为中国考古学的次级或分支学科。中国考古学通常依地域、时代或专题划分学科体系，边疆考古似乎属于区域考古的范畴，但其体量殊为庞大，显然不是某一地域所能够涵括；就其“边疆”属性而论，似也可以纳入专门考古，但其涉及遗存类型殊为庞杂，而且目前并没有就其边疆属性进行的专门讨论。边疆考古主要是与中原内地考古工作相区分的概念，基本是依据东北、北部、西北及新疆、西南及西藏、华南、东南等区域和海洋考古各自开展工作，并没有特殊的方法论，也没有在宏观层面阐释边疆问题的价值取向，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评判独立学科的标准，至少在目前尚不具备成为中国考古学次级学科或分支学科的条件。尤其是，由于边疆考古主要是从历时性角度考察中国历史时期边疆地区文化的演变，主要是在政治核心区、文化中心区的边缘意义上理解边疆，因此在中国考古学语境中，边疆考古只是笼统地指代边远地区的考古工作，涉及地域范围较之中国边疆学设定的边疆地区要大出许多。
早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人已经在我国新疆、西藏等地开展非法考古活动。20世纪前半叶，外国人在中国边疆地区的盗掘活动更加活跃，如斯坦因（M.A.Stein）在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察，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对新疆吐鲁番佛像壁画的劫掠，桑志华（E.Licent）、德日进（T.de Chardin）在内蒙古等地调查发掘旧石器遗址，芬戴礼（D.J.Finn）、麦兆良（Fr.R.Maglioni）在香港和粤东地区调查发掘史前遗址等。这一阶段中国学者主要有梁思永发掘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昂昂溪新石器遗址、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等地调查发掘、李文信调查吉林市郊汉代遗存等零散工作。
这一时期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科考活动包括考古内容。1927—1935年“中国-瑞典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内蒙古、新疆、甘肃，由黄文弼、贝格曼（A.Beckman）负责考古工作。1942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机构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劳榦、石璋如负责调查敦煌等地古迹。1944—1945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机构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夏鼐、阎文儒等负责在河西走廊等地调查史前遗址、考察汉代长城、发掘魏晋和唐代墓葬。在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在日本侵略背景下，日本人在赤峰红山后、集安洞沟、渤海上京龙泉府、辽庆陵、元上都等遗址以及内蒙古长城地带等地进行非法发掘，以“东亚考古学会”等名义出版一批考古报告。
1921年河南仰韶遗址的发掘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自鸦片战争引发民族危机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边疆史地，考古学者更希望以“科学”的材料来解释中国边疆的历史文化。于外国人而言，这些非法考古活动显然有着列强在华扩张势力的背景，也存在材料误读和文化偏见。安特生（J.G.Andersson）以其在甘肃、青海等地发掘材料为支撑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就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错解，而恰是夏鼐1945年在甘肃的发掘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边疆考古甫一发生，即与现实问题发生关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边疆考古成就斐然，研究时代下限已延至清代，海洋考古近年来更是具有热度。仅2020年以来，即有福建平潭岛壳丘头新石器遗址群、西藏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早期金属时代至吐蕃初期）、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南海西北陆坡明代沉船等边疆地区重要遗址入选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边疆考古又是联系世界考古的桥梁，中国学者对于中亚、蒙古国、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许多是中国边疆考古的延伸。从《中国考古学》已出版各卷本涉及边疆考古的表述，可以窥见目前考古学界对于中国边疆历史的基本认识。
多卷本《中国考古学》涉及的边疆考古，以史前、夏商周、秦汉至南北朝、宋辽金元明为几个大阶段，体例和材料取舍均有不同。《新石器时代卷》认为中国境内约在公元前5 000多年陆续形成了八大区域文化，“大约到第三千纪中叶的龙山时期，中原地区已初步成为全国史前文化核心区域”。这就是说，新石器时代的文明火花不啻“满天星斗”，中原地区在“重瓣花朵”的格局中逐渐起到引领作用。《夏商卷》和《两周卷》均设置与王朝核心区域相对应的“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章节，涉及地域远不止今天边疆省区。《秦汉卷》的“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等章节开始强调边远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合性，《三国两晋南北朝卷》则明确称为“边疆地区考古遗迹”，但仅讨论了高句丽和新疆地区的材料；这两卷还出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内容。而《三国两晋南北朝卷》和《宋辽金元明卷》对于从边疆发迹并据有大片边疆区域的北魏、辽、金等王朝并未在边疆考古的意义上专门强调。多卷本《中国考古学》的相关表述，反映了中国边疆在演变过程中对国家、疆域、边界、民族等意义逐渐显现的事实，也反映了编著者对于传统中原王朝史观的突破。从周边地区、边远地区以至边疆地区，多卷本《中国考古学》隐现的对中国边疆内涵、特征及其与域外关系等方面的认识，与边疆史学者在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一些理论思考不谋而合。
二、边疆考古融入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前提、空间及路径
中国边疆学具有整体性、综合性、交叉性等特点，又有着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等内生逻辑，与包括考古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存在交叉关联。在建设中国边疆学和建构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思考中，一些代表性学者充分注意到考古学的作用。周伟洲认为边疆考古学应当为中国边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马大正在其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设想中提出在二级学科中国边疆历史学之下设置中国边疆考古学，李国强指出近数十年中国边疆研究将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加以结合，为建构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边疆地区文献史料的匮乏稀少，“充分利用考古材料是边疆历史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途径”。边疆考古为边疆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实物资料，填补了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以及历史时期某些文献记载缺乏的研究领域的空白，并且有可能在边疆史某些核心论题的阐释中发挥作用。提倡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多学科结合，是在强调中国边疆特点的前提下“从不同学科视角、运用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边疆’的整体研究”。边疆考古融入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一是保持考古学的本体方法论，二是对接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取向，三是把握住学科交叉结合中“需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寻找到能够将考古学与文献史学、边疆学有效贯通的“中程理论方法”。
边疆考古在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发挥作用，根源于考古学的历史学科属性。虽然目前有着对于从“中国边疆史地”到“中国边疆学”建构路径的质疑，但历史学仍然在中国边疆学的构建中起到基础性作用，边疆史地研究仍然是中国边疆学存在的基础和核心。考古学在西方学科体系中多被归属于人类学，但中国考古学在上百年的发展中已经成为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考古延伸了边疆地区的历史轴线、增强了边疆地区的历史信度、丰富了边疆地区的历史内涵、活化了边疆地区的历史场景，有助于推动边疆史研究走向深入。
边疆考古在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发挥作用，还在于考古学强烈的交叉学科属性，其研究范围涉及实物资料所反映的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其技术手段融通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并兼具基础研究和现实功用。“多学科融合、‘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的认识继承了中国边疆研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优良传统，又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持续发展的经验，促进了中国边疆学的发展。”边疆考古的多学科研究基础和跨学科研究路径，有可能为中国边疆学研究打开新空间。
中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边疆考古在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发挥作用，更在于“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华5 000多年文明史相伴而行”。古代“中国”的本初意义“是对地中、中土以及地中之都和中土之国的观念认同”，其后逐渐具有了民族、国家中心、地理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等多重内涵。自“最早的中国”在晋南陶寺遗址或豫西二里头遗址开始出现，与“中心”相对应的一些地区即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层面呈现出国家内部的边缘区域乃至边疆区域的特征。研究古代中国国家演变全过程，即有可能揭示中国历史边疆形成发展的规律。
建构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是为边疆治理提供理论支撑，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边疆考古也能够在应用研究和现实工作中体现重大社会政治意义。
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中的边疆考古，其学术目标与考古学的一般研究有联系，又有差异。中国边疆学旨在“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诠释国家历史疆域与国家领土形成演变的时代轨迹，凝练边疆治理与边疆发展历史嬗变的内在精髓”，边疆考古融入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有必要在基础研究和现实关怀两个层面与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对接。
三、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中边疆考古的基础研究
中国疆域的形成历程、“大一统”等疆域理论、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近代边患与界务等问题是边疆史研究中理论建构和史学考证的主要内容，这些论题的核心在于揭示边疆之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意义。边疆是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的交汇平台，这两大历史遗产是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华文明的演进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相辅相成，具有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或可以视为“又一大历史遗产”。
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中边疆考古的基础研究，应该立足于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及边疆族群、边疆政权的考古学研究，凭借丰富资料和大量个案研究，在目前与文献史学结合较紧密的“中原王朝边疆治理史、边疆族群族系源流史、边疆本土人群社会发展史”等研究方向的基础上，聚焦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形成发展、边疆古代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边疆古代区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等核心命题。
（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形成发展
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对于历史上中国疆域的理论问题包括范围界定，学术界一直有热烈讨论。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与边疆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中国，应该代表了当前边疆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疆域的基本看法。
尽管不能陷入“中原中心论”“中央王朝中心论”的单线思维模式，但边疆的性质和形态决定了其相对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在考古学上讨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发展，基本出发点仍然在于分析考察中原和内地文化因素在边疆地区的扩散发展过程。这些扩展引发了政权和部族疆界、行政设置、族群关系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在考古学上有很多线索。例如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与晋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二里头文化和中商、晚商文化均存在文化交流，而该文化“在本地区的消失和向其他地区广泛传播，应是族群活动或某一特定历史事件在文化上的反映”。又如吉林梨树县二龙湖城址，这座燕汉长城线以北的战国燕城的发现将燕国疆域北推了上百里，城内外出土的两类不同文化性质的陶器还表明燕人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活动空间的交汇。在对于边疆地方政权、地方势力的研究中，根据考古遗存的分布可以推断出其影响范围（如嘎仙洞北魏李敞祝文），认识其文化面貌（如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推断其行政治所（如东夏国南京城故址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甚至可以关注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如内蒙古武川县坝顶北魏祭祀遗址、吉林安图县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海疆、海洋研究是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海、陆边疆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边疆考古不但为讨论台湾岛、海南岛、南海诸岛等海疆地区与祖国大陆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沿海的行政治所、军事卫所、港航设施、外销瓷生产基地、海神信仰建筑和出土、出水文物也为研究历代王朝的海疆政策和海防政策，以及研究海外交通贸易和沿海居民的海洋生计方式、海洋文化特征等问题提供了材料。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行宫、山东青岛市黄岛区“秦修汉葺”的琅琊台、福建泉州宋元市舶司等遗址和“南海一号”南宋沉船等即反映了中国古代王朝“肇域彼四海”的海洋意识，见证了国家和民众对海洋国土的经略和开发利用。
中国边疆学界一般将有国界线的黑龙江等省区视为陆地边疆。不过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有一个逐渐形成和稳定的过程，历史疆域与现实版图也有出入，任何单一历史截面都不可能反映中国历史边疆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考古学上，可以将中国历史边疆划分为既是历史过程（时间结构）又是空间结构的四个轮廓。秦汉王朝疆域拓展至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西南段、南方珠江地带和沿海半月形地带，大致介于历代中央王朝直属体制与羁縻体制的过渡地带，可称为“基础轮廓内圈”。清代疆界大致介于羁縻体制与藩属体制的交界地带，可称为“基础轮廓外圈”。在基础轮廓内圈以内，自夏商王朝以来文化和政治上的“中国”不断扩展，在三代中原诸侯的外围地带构成了秦汉之前中国历史边疆的“萌芽轮廓”。在基础轮廓外圈以外，现今境外一些地区历史上曾与中央政权存在藩属、羁縻甚至直属关系，或者曾经归属于某些边疆政权，不能断然割裂，可称为“外延轮廓”。在上述轮廓的时空框架中分析考古材料，有可能在考古学上形成对于中国历史疆域发展演变的整体认识。
自远古到清季，“夏”“夷”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不同。中原文化与边疆社会文化发生整合，其考古学表现可能是边疆政权、部族原有的文化体系遭到颠覆，也可能是在旧有文化传统的保持中吸纳、模仿、改造中原文化，形式不一而足，但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之间总归会形成某种“嵌入式互动关系”，中国历史疆域的“基础轮廓”在多重因子的相互牵动中得以形成并逐渐稳固下来。此基础轮廓内、外圈之间的范围，大致可以理解为历史上中国边疆“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外圈”的某些区段往往成为中国古代的传统习惯性边界。
（二）古代边疆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
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人在存亡续绝的历史危机中觉醒的产物，是从“自在的共同体”到“自觉的共同体”的升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提供了匈奴、西域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整体论述。费孝通很早就呼吁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历史有关地区的考古工作，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下，更需要强调内地与边疆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研究。
在费孝通提出的由“六大板块”“三大走廊”及“沿海诸岛”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聚居格局中，少数民族聚居区与边疆考古的地域范围有很大重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阶段演进特征与边疆考古的断代研究也有较大匹配性。费孝通认为自己只是提出了中华民族形成的整体观点，而非“形成的经过”。边疆考古的学术内容，尤其是诸如北方游牧文化带的形成、新疆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发展、青藏高原早期文明起源、南岛语族早期文化的扩散等重大学术问题的突破，无疑可以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的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核心是汉族。汉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战国时期“华夏”“诸夏”的凝聚核心已然形成，北方一些戎狄、淮河流域的夷人、南方楚人、江浙地区的吴越等族群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也开始与中原地区趋同。秦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节点，虽然汉代的“汉人”并非指称民族共同体，而且汉民族体质特征的形成晚于“汉族”这一称谓的出现，但是以中原郡县居民为代表的主体人群已经在发挥凝聚核心的作用。秦汉时期的主体人群吸纳了分属在不同政治结构、经济文化类型中的边疆族群，辽宁凌海昌盛石椁墓（辽东属国，乌桓和鲜卑）、甘肃民乐八卦营墓地（张掖属国，小月氏或羌人）、云南昭通崖墓（犍为属国，朱提夷）等属国遗存清楚地反映了这些边疆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秦汉以后，无论是在“大一统”还是在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大量边疆族群纷纷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过程中，考古材料不胜枚举。
少数民族历史包括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要内容。边疆地区大多出现在正史“四夷传”中，边疆考古极大丰富了边疆民族史研究，对于南越国、高句丽、渤海、南诏、吐蕃等边疆政权和北魏、夏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的考古研究也往往与民族史研究联系在一起。在边疆民族考古研究中，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判断考古遗存的族属即“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如《昆明羊甫头墓地》推测滇文化墓主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中的某一支系”，俞伟超推断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等为商周时期西戎和羌人遗存。讨论边疆民族源流世系、迁徙融合、族群身份等问题的研究也有很多，如林沄对于匈奴族源的讨论，以及对东胡、山戎遗存的区分。
边疆族群的族系源流研究是开展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历来受到重视。有必要继续拓展研究专题，如“经济关系一体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经济基础，边疆地区的工商业遗存能够反映这方面内容，但相关研究却几近空白。还有必要按照大的时段、大的地域单元开展统合性研究，总结概括边疆古代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中的阶段性、区域性贡献。宿白关于鲜卑起源、迁徙、融合的长时段研究即是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结合的经典之作。
（三）边疆古代区域文化与中华文明形成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在哲学意义上，“边疆是一个蕴含着诸多对立统一关系的集合体”，“是各种对立和差异互鉴的界面”。中华文明在多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升华，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
边疆与中心是一组互动关系。距今六千年至四五千年间，自关中西部经渭河、黄河、汾河北上，延伸至分别以内蒙古河曲地区、辽西老哈河及大凌河流域为东、西两翼的“Y”字形地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在这条“直根系”中即包括了今天的边疆地区。“每个大的边疆地区都有相对自成体系的发展史，这既是本地区的社会发展，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不但在于以都城、帝王陵墓等为代表的“国家文化”的不断裂，还在于边疆地区对中华文明认同的“不断裂”，也在于边疆各区域文化发展和区域特征的“不断裂”。
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一个表现，是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考古遗存经常呈现出来的共性特征。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史前玉器与遥远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存在诸多相似；秦王朝国祚短暂，但“在东到辽东半岛、西到甘肃境内、北到长城沿线、南到岭南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发现了反映统一措施的实物资料”；辽中京、金中都、北宋东京都是外城、内城和宫城环套的“回”字形布局，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大一统”特征非常显著。广袤的边疆地区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饶物产和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又为中外文化交流敞开了“门户”，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在边疆地区之所以有着鲜明表现，根源于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巨大贡献。
中国边疆地区长期存在农耕、游牧、山地和海洋等经济文化形态，其中以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以西南地区为代表的山地文化、以华南和东南沿海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的典型形态都位于边疆地区。边疆地区游牧文化、山地文化、海洋文化与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和深度融合，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夯实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提升了中华文明的韧性。而边疆地区在地理环境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经济文化形态，则塑造了边疆各大区域的文化特征，进而造就了中国统一性与区域性兼具的文化结构。
统一性与区域性兼具的文化结构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得以形成的基础，其雏形可以追溯至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边疆地区为“大一统”的文化格局贡献了多样性的地域文化因子和区域性的文化特征，如苏秉琦强调的在史前直至满族起源过程中起到特殊作用的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的“个性”，又如岭南地区作为“真正的南方”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独树一帜”的考古学文化。边疆本土族群的社会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考古中开展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研究，需要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讨论边疆各大区域自史前以来的历史进程及其文化特征，并将诸多边疆板块串连起来形成具有边疆学意义的整体认识。边疆考古对于中国北方游牧业起源的认识已经破除了司马迁以先秦戎狄为后世匈奴的“重大历史误会”，边疆考古对于中国文化结构和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研究将会显现出更多独到价值。
四、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中边疆考古的现实意义
人文社会科学总是在回答时代问题时突显学科价值。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和边疆安全，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边疆学发展的重要目标和现实出发点。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中的边疆考古，应该在建立边疆历史文化遗产的正确认知、为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奉献历史智慧、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文化资源等应用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发挥社会功能，显示现实意义。
（一）建立对边疆历史文化遗产的正确认知
中国历史疆域与现今版图有出入，边疆地区的古今民族关系比较复杂，边疆地区边界、民族、宗教等问题的历史悬案和现实纠纷，大多与领土、历史边界、文化主权、国家和民族认同等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认知有关。对于边疆历史文化遗产的正确认知，可以廓清迷雾，掌握维护国家利益的话语生动权。
边疆历史文化遗产认知的焦点在于，一些边疆地区存在领土纠纷或分裂势力，需要有效阐释领土主权；对于现今边界以外一些地区在中国古代王朝管辖期间考古遗存的性质，不同立场的学者认识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对于分布范围超出了现今边界的边疆政权考古遗存的文化主权归属，不同国家的学者有争论；对于一些边疆考古遗存的民族属性及其与古今民族的关系，存在某些认识偏差。对于上述问题的误读或扭曲，有些是出自政治目的，有些是在学术认识中掺杂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多数边疆现实问题就是边疆历史问题的延续，建立正确认知，需要立足于学术研究还原客观事实，尽可能形成国际学术共识。南岛语族在五六千年前从福建迁徙，台湾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有着密切渊源；乐浪郡设置在朝鲜半岛北部，乐浪汉墓的墓主“多为移居西北朝鲜地区的内地汉民”等认识，在考古学上有着坚实证据；对于强行统合“泛突厥共同体”考古证据的谬说，首先是要戳穿其学术外衣。这些领域的争论经常涉及民族问题，因此更需要在考古遗存的族属研究中辨析文献记载中“族”的历史真实，辨析中西话语体系中“民族”概念的差异。例如，考古研究充分证明靺鞨是渤海国的主体族群，所谓“旧高丽国”等记述无非是以“地域体”来指代“政治体”“民族体”，并不是真实的族群和政权关系，对文献记载中渤海国的“高丽”标识不必作过度解读。建立正确认知还需要将历史与现实相区分、将学术与政治相区分，“文化遗产”确实存留在“现实”中，但绝非“现实”本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将中国境内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和朝鲜境内的“高句丽的壁画古坟”分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即是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范例。
（二）为边疆地区社会发展贡献历史智慧
中国边疆数千年形成发展的过程未发生断裂，中国有着内容极其丰富的治边理论与实践。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略管辖和开发治理、历代王朝的边疆管理机构、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及相关政策等边疆治理内容在考古遗存中有着大量物化表现，足资为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奉献历史智慧。
环境考古、聚落考古为研究边疆人口迁徙、经济开发、城市发展和人地关系变化提供了许多经验。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尘封的史前灾疫、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史前地震或洪水的灾难场景、西夏统万城引发的毛乌素沙漠环境变迁研究都是著名案例。开辟交通线路、设置治所、移民屯戍是古代王朝治理边疆的主要措施，中国古代的行政治所作为城市、城镇，其区位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基础设施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利用已经臻于完善。云南省昆明市河泊所发现的益州郡城址的双重“墙壕”、大型木结构挡水坝等水利管理系统，蕴含着在河网密布、台地错落的自然景观中因地制宜营建大型聚落的理念。而近些年从体质人类学中脱胎而出的生物考古对于古代人类遗传、病理、健康、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研究与现实的关联性尤其明显。
（三）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文化资源
中国边疆学影响着广大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事实上发挥着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的功能。早前杨堃即曾提出建立边疆教育学，吴文藻也指出边疆教育是国内民族文化的基本工作。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边疆考古，应该充分发挥经世致用的教育功能，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文化资源。
新时代“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方针，进一步突出了文物工作的社会价值。目前已有长城、莫高窟、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元上都、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左江花山岩画、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等边疆地区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已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集安高句丽遗址、渤海中京、渤海上京、北庭故城、西夏陵、辽上京、元中都等边疆地区遗址建设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前期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必不可少。随着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等文化设施的建设，以及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手段的日益丰富，考古学发掘与研究成果将更多地转化成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诠释话语，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丰厚资源。
五、余论：中国边疆学与中国边疆考古的双向奔赴
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高潮，当前正在以开放的胸襟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边疆考古与边疆史地研究、边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领域存在许多交集，但既往由于较少考虑边疆特性，加之考古学话语体系相对封闭，其在中国边疆学研究中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边疆考古自觉融入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不是树立旗号作空泛之论，更不是将边疆考古改弦易辙，而是应该客观评判研究基础，承认学科差异，明确考古学以“物质研究”和“古代研究”为根基的学科特性在边疆学研究领域的定位，进而在学科交叉融合中作出“力所能及”的实在贡献。
当前应该继续加强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及边疆族群、边疆政权的考古学研究，有意识地考察中央王朝在边疆治理过程中中原文化与边疆地区发生的互动关系及其引发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变化，着重分析这些变化与政权、行政、疆界、族群和区域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的关联，多形成些依区域、依时段乃至跨区域、跨时段的研究个案，进而产生对于中国历史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等问题较为宏观、较为整体的认识。开展上述研究也有助于边疆考古在“边疆意识”的导向下形成更清晰的学术定位和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更加彰显学科价值。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是中国边疆学的突出特点，具有浓厚学科交叉属性的边疆考古融入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可以相互借力与助力，共同开辟学术新空间。
郑君雷，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邮编510275。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